第14章

我在圣像作坊里的工作不算繁重。早上，大家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先给师傅们烧好茶炊。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同巴维尔收拾作坊，把调颜色用的蛋黄蛋青分好。做完了这些，我上铺子里去。晚间，研颜料，“学习”技术。开头我很有兴趣地“学习”，可是很快明白了，差不多每个工人，对于这个分工很细的技术都不喜爱，都感到沉闷无味。
　　我晚上无事可做，同他们谈船上的生活，讲书中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得到了说书人和朗诵者的特别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经历和见识，差不多他们每个人，都从小就关进作坊的小笼子里，一直待在里边。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一个到过莫斯科，提到莫斯科，他便深有感触地、阴郁地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一切都得小心谨慎。”
　　其余的人不过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的时候，大家问我：“那里俄国人多不多？有没有教堂？”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而且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刺鱼和鲟鱼，不是从那儿，从里海运来的吗？
　　可见乌拉尔是在海边上。”
　　有时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他们说英国在海洋的彼岸，拿破仑是咯鲁加贵族出身。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但是恐怖的奇闻、曲折的故事，大家都喜欢。甚至上了年岁的人，似乎也都爱虚构而不爱真实。我很明白，事情愈是荒谬，故事愈是富于想象，他们就愈加热心地听。总之，现实的东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大家不愿意见到现在的贫穷和丑恶，却空想地巴望着未来。
　　我已经痛切地感觉到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而这更加使我惊奇。在我面前的是活的人，是书本中所没有的。在书本中，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雅科夫，没有逃避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也没有日哈列夫和洗衣妇纳塔利娅……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集，布尔加林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的小册子。
　　我把那些都念给他们听，大家高兴得很，那时候，拉里昂诺维奇说：“念书很好，免得吵架胡闹。”
　　我开始上劲地搜寻书本，寻找到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读。
　　这是些欢乐的夜晚，作坊里静寂得同午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的玻璃球——又白又冷的星星，它们的光线映照着伏在桌上的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安静、沉思的脸，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对书本的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发出赞叹的声音。
　　他们好象都换了样，既专心又温和。在这样的时候，我顶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好。我觉得我是在我应该在的地方了。
　　“我们这里有了书，就象春天，好象窗上除去冬天的窗框，刚刚打开一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找到书很不容易，可没想到往图书馆去借。但我还是想出方法，象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终于要到了。有一次，从消防队队长那里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的书。就在那时候，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对于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刚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张望着书，又张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子上，长长的两手插进双膝之间，摇摆着身体微微地笑着，椅子在他身体底下吱轧作响。
　　“伙计们，静一点。”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放下了工作，走到我在那里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边来。这首长诗又痛苦又愉快地感动了我，我的声音常常中断，眼里流出泪水，看不清诗句，而更加感动我的，是作坊中低沉而谨慎的动作，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好象受了磁石的吸引，围在我的身边。等我读完第一章，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围在桌子的四周，彼此身子紧靠着，互相拥抱，皱着眉头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到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的里封，然后挟在胁下，说：“这还得念一次。你明天再念吧，书放在我这里。”
　　他走开了，把莱蒙托夫的书锁进自己桌子的抽屉里，又去做工了。作坊里很静，工人们轻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一直茫然地站着。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严肃地说：“这就是人生，就是上帝的仆人……唉。”
　　他抬起两肩，缩着脖子，继续说：
　　“我甚至能画恶魔：黑身子，多毛，火焰一般的红翅膀——用红铅画，以后是脸部和手脚，苍白色的，象月光底下的雪。”
　　一直到吃夜饭，他坐在方凳上，和平时不同，不安地转旋着身体，弄着指头，嘴里说着恶魔、女性、夏娃、乐园、圣徒如何犯罪等等莫名其妙的话。
　　“这都是真实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都和罪恶的女人做出不端的行为来，那么怪不得恶魔也喜欢和圣洁的人作孽……”大家默默听着他的话，也许大家同我一样，不想开口。一边望着钟，一边懒洋洋地做工，打了九点钟，大家就一齐放下了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去了，我也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仰头望着星星念道：凝视着在天空中飘泊的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这是人所想不出来的呀。”
　　“我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日哈列夫在料峭的寒气里哆嗦着说。“我什么都不记得，却能看见他。逼得人去同情恶魔，这真有趣。他可怜，是吗？”
　　“对啦。”西塔诺夫点点头。
　　“人，就是这样的。”日哈列夫使人难忘地叫了一声。
　　在门廊下，他关照我：
　　“喂，马克西莫维奇，你不许在铺子里谈起这本书，它准是一本禁书。”
　　我很高兴：我想，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神父问我的，一定就是这种书。
　　大家没精打采地吃了夜饭，没有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谈话声，好象一切人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必须用心去想的样子。晚饭后，大家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再念一次。念得慢一点，不要着急……”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单衣，走到桌子边，缩着两腿，在周围坐了下来。
　　当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把指头敲敲桌子又说：“这是人生。唉，恶魔，恶魔……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老弟？”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头，念了几句，笑着说：“我要抄在本子里……”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子上去，可是忽然站住，抱屈地发出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活着，象一只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狗，什么也不知道。
　　对于上帝，对于恶魔，都没有用处。怎么能称做上帝的仆人？
　　约伯是仆人，上帝自己同他谈过话，还有摩西也一样。摩西的名字是上帝给起的，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就是上帝的人。但我们是谁的呢？”
　　把书藏好，锁上，穿起衣服，他问西塔诺夫：“到酒馆去吗？”
　　“我要到我女人那里去，”西塔诺夫小声回答。
　　他们出去后，我在门口的地板上，同巴维尔·奥金佐夫一起睡了。他很久地辗转不能入睡，发出鼻息声，忽然低声哭泣起来：“你怎么了？”
　　“我很可怜他们，”他说。“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已经四个年头了，他们的情形我很熟悉……”我也觉得他们可怜。我们好久都睡不着，低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性格，而且他们每个人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加强着我们两个孩子对他们的同情。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两个人处得挺好，后来他学成了一个出色的工匠，但没有多久，当快近三十岁的时候，喝酒喝得很凶。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遇见他，已变成了一个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害伤寒病死了。想到在我的一生之中，有多少善良的人，都毫无意义地死去，真是可怕。
　　一切的人，逐渐使尽了精力——死去了，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无论在哪里，也没有象在我们俄国，这样可怕地迅速和毫无意义地使人早衰……他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伶俐、正直、天资很高：善于画鸟、猫和狗。他给师傅们画漫画像，常常把他们画成鸟儿，画得出奇地神似。西塔诺夫是一只独脚站立的垂头丧气的鹬鸟，日哈列夫是一只鸡冠破碎的，头上没有羽毛的公鸡，害病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凶相的水鹊子。但巴维尔最好的杰作，是涂金师戈戈列夫老头儿，蝙蝠的形状，大耳朵，可笑的鼻子，六爪的小脚；他圆圆的黑脸上，眼边一道白圈，瞳孔象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栩栩欲活的非常卑鄙的表情。
　　巴维尔把漫画给师傅们看时，大家都没生气，可是戈戈列夫的画像，却给人不快的印象，于是都劝告这个艺术家：“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见会要你的命。”
　　肮脏腐朽的，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信徒，处处都阴险，常把作坊里的事向掌柜搬嘴。铺子里老板娘打算把她侄女嫁给掌柜，因此他俨然把自己认做这个店铺和所有人的主人。作坊里的人都恨他，可是也怕他，因此对戈戈列夫也怀戒心。
　　巴维尔狂热地使尽种种方法捉弄涂金师，好象抱定宗旨不让戈戈列夫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也尽可能帮助他，师傅们瞧着我们的几乎总是极端粗野的恶作剧都挺快乐，但是警告我们：“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会给‘金龟子’赶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涂金师睡着了，我们把颜料画在他脸上。有一天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鼻子上涂了金，整整三天，海绵似的鼻沟里，一直沾着金屑洗刷不去。每次我们惹老头儿发急的时候，我就记起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兵，心里感到不安。戈戈列夫年纪虽老，却有很大的气力，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痛打一顿；打了我们，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带着酒气的，因此总是很和气，很快活，她拚命威吓我们，用肿胖的手拍拍桌子，嚷道：“小鬼，你们又胡闹啦？他年纪老了，要尊敬他呀。是哪个把煤油斟到他酒杯里的？”
　　“是我们……”
　　老板娘惊奇了：
　　“啊呀，他们居然自己承认呢。该死的，老年人要尊敬呀。”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告诉了掌柜，于是他生气地向我说：“是怎么回事，你会念书，还会看《圣经》，这么胡闹？你得好好儿留意，小伙子。”
　　老板娘是一个独身女人，非常可怜；常常喝了甜酒，坐在窗边歌唱着：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
　　也没人听我诉说伤心事。
　　她啜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壶煮沸的牛奶向楼梯走去，她的脚忽然一蹩，身子蹲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是手里的壶还没有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直两手，对着壶生气地嚷：“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往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好象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因为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过去家大业大，是一个很兴旺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领，但现在是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看着天空，睡过一夏天……”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样的姿势抽着香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管好歹地胡乱破坏，一切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候，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象一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两个膝头，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望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天空际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声，发出牛鸣一般的呓语，有人含混地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着，度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张望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散着沉闷的恶臭。
　　“老天呀。我真替大家伤心。”巴维尔低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愈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说过，我们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而生活都很不好，这都不是他们所应该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摇晃着，叫吼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戚地鸣响着，寂寞象波浪似地流进作坊里来，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在他们身上压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没有用处了，于是我同巴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使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编造的喜剧，很勇敢地和烦闷作战，使大家发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假装快乐地砍着设想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戏剧。观众都大声地笑。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行的可怜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的时候，坐着休息。
　　观众大声地笑。我奇怪为什么这样容易逗他们笑。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使我觉得难受。
　　“啊，小丑。”“瞿，冤家。”人们这样向我们叫喊。
　　但越往下演越令我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欢乐在我们中间永远不能存在，也不被重视，而是故意把它抬出来当作一种抑制俄国的梦一样的忧郁的手段。这种欢乐不是自己生存，不是为着要生存而生存，只是由于悲哀的招引而出现，这样的欢乐，它的内在的力量实在是可疑的。
　　而且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常常突然地变成残酷的悲剧。这里有一个人在跳舞，好象想挣脱束缚在他身上的枷锁，但是他忽然发泄出内心残酷的兽性，在野兽的苦恼之中，向着一切人扑去，撕裂，咬啮，捣毁一切……这种因外界的刺激引起来的勉强的欢乐，使我焦躁。当我兴奋得出了神，便说出和演出突然发生的幻想——我一心想在人们心中引起纯真、自由而且爽朗的欢喜。我演得相当成功，使大家称赞而且吃惊，但是似乎被我已拂除的忧郁，又慢慢浓厚起来，强大起来，把大家恼住了。
　　灰溜溜的拉里昂诺维奇和蔼地说：
　　“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叫人开心，”日哈列夫附和着他。“马克西莫维奇，你去进马戏班或戏院，一定会成个好丑角。”
　　作坊里看过戏的，只有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两个，是圣诞节和谢肉节去看的。年长的师傅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的时候，到约旦的寒冷的冰窟窿里去洗掉这次罪恶。西塔诺夫常常对我说：“把一切都抛开，学戏去吧。”
　　于是激动地谈了戏子雅科夫列夫一生的悲惨的故事。
　　“瞧，会有这种事。”
　　他骂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女王为“恶党”，却喜欢讲她的故事；可是特别使他钦羡的，是《西班牙贵族》这本书。
　　“唐·塞扎尔·德·巴赞，马克西莫维奇，是一个挺高尚的使人惊奇的人。”
　　而他自己也颇有一点“西班牙贵族”的样子：有一天，在望火楼面前的空场上，有三个消防夫，逗着玩打一个乡下人。
　　四十来个人围着看热闹，对消防夫喝彩助势。西塔诺夫纵身进去，把长胳臂勇猛地一挥，将消防夫打倒，把乡下人扶起，推到人群里，大叫一声：“把他带走。”
　　自己挺身站住，同三个消防夫交手。消防队就在十步内，消防夫可以叫人来帮忙，说不准西塔诺夫会吃亏的，幸而那几个消防夫吓得逃进院子里去了。
　　“狗东西。”他向他们背影叫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到彼得巴夫洛夫墓地后面的林场去斗拳。到那里去的人，都跟清道夫、附近村庄的乡下人比赛。
　　清道夫队里出了一个有名的拳师和城里人对敌——这是一个脑袋很小，害眼病，常淌眼泪的个子魁梧的莫尔德瓦人。他用短褂的脏袖子擦擦眼泪，两腿大叉开，站在自己的人前面，用温柔的口吻向人挑战：“有人来吗，不然，我就冻坏了。”
　　我们这边卡别久欣走出去同拳师对阵，他老是被那个莫尔德瓦人打败。但是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卡别久欣还是气咻咻地说：“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德瓦人打败。”
　　终于这个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不再喝酒，睡觉以前用雪磨擦身体，拚命吃肉。为了使肌肉发达，他每晚提着两普特重的秤锤子，在身上画好多次十字。但这一切，一点效果也没有。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为西塔诺夫吹牛说：“这次，莫尔德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重地警告他：
　　“别这样，不然比拳以前我要嚷出来。”
　　卡别久欣不相信他的话。可是比赛的时候，西塔诺夫突然对莫尔德瓦人说：“退开，瓦西里·伊凡内奇，让我先同卡别久欣交交手。”
　　哥萨克人面孔发红，大声地嚷：
　　“我不跟你比，走开。”
　　“你得跟我比呀，”西塔诺夫说，睥睨着眼睛盯住哥萨克人的脸，向他走过去。卡别久欣跺了几下脚，脱掉手套，望怀里一塞，从拳斗场快步走开了。
　　敌方和我方都不高兴地大为惊奇，有一个什么公正人走过来生气地对西塔诺夫说：“朋友，把你们自己的事拿到拳斗场上来是犯规的呀。”
　　观众从四面向西塔诺夫迫来，骂他，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对公正人说了：“我预防了一场人命案，难道是坏事吗？”
　　公正人马上明白了，甚至摘下帽子向他道歉：“那我们要感谢你。”
　　“可是，老叔，请不要嚷出去。”
　　“那是为什么呀？卡别久欣是一个少有的拳师。不过人一输，就会发狠，我们明白的。以后，比赛之前，先检查他的手套。”
　　“这是你们的事。”
　　公正人走开之后，我们这方面的人就骂西塔诺夫：“你这个混帐东西，多什么嘴呢。让哥萨克人揍揍他吧，如今我们又得吃败仗了……”大家纠缠地、痛快地骂了他好久。
　　西塔诺夫吁了一口大气说：
　　“唉，你们这班废物……”
　　而更使大家吃惊的，是他邀请莫尔德瓦人斗拳了。对方摆开架势，高兴地挥着拳头，玩笑地说：“好，斗斗看，暖暖身体……”几个人手携着手，用背脊抵住后面拥过来的人，开辟了一个大圈子。
　　两个拳师右手攒向前面，左手放在胸前，互相紧张地对望，双脚来回移动着。有经验的人马上看出西塔诺夫的胳臂比莫尔德瓦人的长。四周悄然无声，拳师们的脚下，雪吱吱地响。有人耐不住这种紧张，焦急地抱怨起来：“快开始呀……”西塔诺夫把右手一挥，莫尔德瓦人抬起左臂挡祝这时候西塔诺夫的左手，一拳打着他的心窝。他哼了一声，倒退几步，满意地说：“生手，可并不是蠢货。”
　　他们扑在一起，互相向对手挥着老拳，几分钟之后，双方的观众都奋昂地大叫：“快呀。画匠。画呀，涂金呀。”
　　莫尔德瓦人比西塔诺夫气力大得多，但是身体很笨重，打起来不灵活，打了人一拳就吃了两三拳。但莫尔德瓦人结实的身体，吃几下并不在乎，他哼了几声就现出笑脸来。正在这时候，忽然从下面打来结实的一拳，打在肋下，把西塔诺夫的右手打脱了臼。
　　“拉开拉开——不分胜败。”好几个人同时叫喊，大家过去把斗拳的拉开了。
　　莫尔德瓦人和气地说：
　　“这个画匠虽然气力不怎么大，却很敏捷。可以成个好拳师，这倒不妨老实说出来。”
　　半大孩子们的普通比赛开始了。我陪西塔诺夫到骨科医助那里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他在我的眼里，变得更加高贵，也更增加了对他的同情和敬意。
　　总之，他对什么事情都很笃实而正直，认为自己应当这样的。但豪放的卡别久欣却巧妙地嘲弄他：“唏，叶尼亚，你活着只是摆摆卖相的。你把心灵擦得跟过节时的茶炊一样亮晶晶的，于是到处吹牛说，看呀，多么亮。可是你的心是铜做的呀，同你一起太无味……”西塔诺夫安静地不出声，不是专心地做着工，便是把莱蒙托夫的诗抄在本子上。他把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在抄诗上面。我劝他：“你有钱，去买一本好了。”他回答道：“不，还是自己手抄的好。”
　　他用潇洒娟秀的字体抄完了一页，在等着墨水干的时候轻轻地念：没有感情，没有命运，你望着这个大地，既没有真正的幸福，也没有永久的美丽……接着，眯着眼说：“这是实在的话。唔，他对真理知道得多么清楚。”
　　我认为是奇怪的，是西塔诺夫和卡别久欣的关系。哥萨克人喝醉了酒，总是找他的朋友打架，西塔诺夫久久地劝他：“算了。不要动手……”可是后来便把醉汉痛打一顿，打得如此厉害，连平常把别人的打架当作热闹看的师傅们，也不得不参加进来把他们两个朋友拉开。
　　“不及时把叶夫根尼拉住，一定会被他打死的。这家伙是连自己也不怜惜的，”他们说。
　　清醒的时候，卡别久欣也常常捉弄西塔诺夫，嘲笑他对于诗的爱好，和他的不幸的罗曼史，而且秽亵地想引起他的妒嫉心，可是不成功。西塔诺夫默默地听着哥萨克人的嘲笑，也不发怒，有时候，连自己都跟卡别久欣一起笑了。
　　他们睡在一起，每天晚上长时间地轻声谈着什么。
　　话声使我不能睡着，我很想明白，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到底谈些什么谈得那样亲热，可是当我走近他们时，哥萨克人就喝问：“你来干什么？”
　　西塔诺夫好象没有看见我。
　　但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叫去，哥萨克人问：“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你发了财，你该怎样办？”
　　“那就买书。”
　　“还有呢？”
　　“不知道。”
　　“呸。”卡别久欣气恼地转过脸去，西塔诺夫却安静地说：“你瞧，没有人知道，不管老的小的。我对你说：财富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一切东西都须要加上某种因素才……”我问：“你们讲什么？”
　　“不想睡，随便讲讲，”哥萨克人回答。
　　后来，我注意听他们的谈话，便知道了：他们每晚上讲的也是白天人们爱讲的上帝、真理、幸福、女人的蠢笨和狡猾、有钱人的贪婪以及人生是混乱而不可理解等等。
　　我老是贪心地听他们的谈话，这些话使我激动，我很喜欢听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生活不好，应该过得好一点。但同时，我看出过得好一点的愿望并没有使人承担很多责任，在作坊的生活中，在师傅们彼此的关系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些话在我的眼前照亮了生活，暴露了它背后的阴郁的空虚。人们在这空虚之中，象微小的尘土在荡动的池水里一样，混乱而急躁地浮动着，而他们自己嘴里却说这种混乱是毫无意义的，令人气恼的。
　　人们议论得很多，很热烈，老是责难别人，忏悔，吹牛，而且每每为一点小事引起凶狠的吵闹，互相厉害地侮辱。他们常常猜测，他们死后将会怎样。作坊门口放污水钵的地板腐烂了，从这潮湿腐朽的破窟窿里，吹来一股冷风和酸臭的泥土气，害得大家腿都冻了；我和巴维尔用稻草和破布塞住了这个窟窿。他们常常说地板要换一块，可是破洞越来越大了，刮雪风的时候，象烟囱似的，雪花从洞里吹进来，弄得人人都作风咳嗽。气窗上洋铁皮叶片发出讨厌的声音，大家都用不堪入耳的话骂它，我给涂了点油，日哈列夫倾听后说：“气窗没有了声音，好象有些寂寞。”
　　他们从澡堂回来，躺进肮脏的满是尘土的床里，肮脏和臭气，井没有使得谁不安。此外，还有很多妨碍生活的小事，而且都可以马上除掉的，但没有一个人动手去做。
　　人们常常说：
　　“谁也不怜悯人，无论是上帝，还是自己……”可是当我同巴维尔给被污垢和虫儿咬得快要死了的达维多夫洗了一个澡时，他们就嘲笑我们，脱下自己的褂子来叫我们捉虱子，叫我们擦背，捉弄我们，好象我们干了什么可耻而且非常可笑的事似的。
　　达维多夫从圣诞节到大斋期一直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吐出腥臭的血痰，又吐不进脏水桶里，落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他大声地说着梦话，把人家吵醒。
　　他们几乎每天都说：
　　“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
　　但是开头因为达维多夫的身分证过期了，后来又因为他病好了一点，末了终于决定：“反正快要死了。”
　　他自己也有预感，说：
　　“我活不久了。”
　　他是一个沉静的幽默家，也爱说些滑稽话，来清除作坊里忧郁的气氛。他俯着黑瘦的脸，呼呼地喘着气说：“大家听听高板床上的人的声音呀……”接着就和谐地唱出沉痛的滑稽调子：我在床上过日子，早上醒得十分早。
　　醒着也好梦也好，
　　一天到晚被虫咬……
　　“他并不沮丧呢。”大家这样夸他。
　　有时我和巴维尔爬到他的床上去，他就苦中作乐地说俏皮话：“亲爱的客人，拿什么请请你们呢？新鲜的小蜘蛛你们喜欢不？”
　　他死得很慢，连他自己也有点心焦了，他真正恼丧地说：“我怎么还不死，真要命。”
　　他不怕死，这使巴维尔非常害怕。每天晚上，他叫醒我低低地说：“马克西莫维奇，他好象死了……真要在夜里死了，我们却睡在他底下，哎，天埃我怕死人呀……”要不，他就说：“唔，他生下来干吗呢？还不到二十岁，就要死了……”有一个月夜，他叫醒了我，惶恐地睁大着眼说：“听。”
　　高板床上，达维多夫喉头咻咻地喘气，慌张而清楚地说：“到这里来呀，来……”接着打着呃。
　　“真要死了，你瞧着吧。”巴维尔不安地说。
　　白天一整天我扫除院子里的雪，搬到野外去，累得很，只想睡。但是巴维尔请求我说：
　　“你别睡，看在上帝分上，别睡。”
　　他忽然跪起身子，发狂地嚷：
　　“大家起来呀，达维多夫死了。”
　　有人醒了，几个影子从床上爬起来，听见发怒的反问声。
　　卡别久欣爬到高板床上，吃惊地说：
　　“好象真死了……身体还有点儿热……”四周无声。日哈列夫画了一个十字，身子裹在被子里说：“唉，让他升天吧。”
　　有人说：
　　“抬到门廊下去……”
　　卡别久欣从高板床上爬下来，向窗外张望：“让他躺到天亮吧，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有打扰过任何人……”巴维尔头钻在枕头底下，痛哭起来。

　　但西塔诺夫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