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北伐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状大。
　　如果说历史上一个统一的中国曾在最混乱的变革中出现过的话，那么，北伐将是必要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地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领导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然而，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人，却不象他那么乐观。
　　从理论上讲，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
　　在蒋与他的军事目标之间，存在着五大军阀，其中三个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他们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
　　吴佩孚驻扎在很远的地方，曾被冯以翻云覆雨的手段打败。1926年初，他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并占领了河南。他控制的地区有湖南、四川和贵州，军队大约是25万。张作霖当时是北方军阀中最强大的一个。他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估计他的军队大约是30万至50万。
　　孙传芳以20万军队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的华东地区。
　　他横跨长江下游，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
　　另外两个是强大而又引人注目的冯玉祥和阎锡山。赶走了吴佩孚以后，冯将自己的部队增至27．5万人左右。但是，由于他过分扩张，使自己的侧翼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阎当时似乎想跟张联盟。那时，冯控制的省份有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因此，他有资格被看成是“西北军阀”（尽管人们无数次地称他为“东北军阀”）。
　　1926年1月1日，冯突然宣布他将退休，并动身去作长途旅行，最终目的地是莫斯科。在那里，他希望能为他那支号称是国民军或人民军的部队搞到给养。当他走了几个月之后，他的下属指挥官撤退了暴露在阎的势力之下的那部分部队，并将该部队拉到距北京50英里以内的长城南口。
　　阎和一般的军阀不同。一般的军阀是掠夺性的、破坏性的、自私自利的。而阎则以“现代的”或“社会的”军阀而闻名于世。他开办学校，促进卫生事业，禁止鸦片，修建公路和桥梁，并且采用各种方案开垦土地，灌溉土地，提高耕作水平。
　　巴巴拉·塔奇曼写道：“他的旁边坐着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中国秘书。他按照外国的风格宴请宾客，用的是玫瑰色的、银色的和石榴色的水晶酒杯，餐巾巧妙地折叠成玫瑰状，鸟状和宝塔状，饭后，由侍从拿着挂在高高的柱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护卫着客人穿过撒满月色的花园。”
　　冯和阎都害怕遭到蒋介石的打击，他们表示参加国民革命。
　　军阀部队的数目总共不少于75万，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1926年初，蒋的军队人数不超过8．5万人，编成6个师。
　　从理论上说，这是不够的。但是，要等到他的军队数量能敌得过他的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蒋给了自己6个月时间。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对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1日至19日在广东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基础。
　　宣布孙逸仙的在天之灵永远是该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有7位是共产党人。
　　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蒋介石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蒋报告了他的军事计划——一个只有8．5万军队的计划。这支军队中，只有6万人配有枪支。另外，还有6千军校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员起来。
　　1926年2月1日，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大概是从这时开始，蒋认为共产党正在暗中进行反对他的活动。会上，共产党对他的军事计划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鲍罗廷甚至支持这些计划。然而，会后鲍罗廷突然被召回。在他离任期间，由他人负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
　　大概在此时，广东出现了把蒋介石描绘成新军阀和攻击北伐的传单。蒋怀疑这是苏联人在幕后策划的。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待他们以诚，他们却报之以诈。不可与他们共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缩小目标，蒋介石决定辞去他最初选定而尚未就任的职务。他于2月8日宣布，他将不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第二天，他拜访了汪精卫，提出辞去在军事委员会中的职务和广东警备司令的职务。汪不露声色地听着，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蒋介石感到，不久他将与现任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袖的这个真正的对手发生冲突。
　　对于是否北伐，蒋在心里仍是很矛盾的。汪精卫依然保持着沉默。最后蒋摊了牌，2月27日他对汪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辞呈，那就请俄国人离开。”汪还是没有反应。
　　3月8日蒋回到汪的办公室说：
　　“领导国民革命的实权不应落入俄国人之手；即使与第三国际进行联络也应划清某种界限。我们决不能丧失自己的决定权。”
　　以上的谈话情形是在事件发生大约30年后，蒋介石记录下来的。
　　整个事情的发展令人烦恼不安，蒋常常为此而失眠。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他度过了稍微平静的一天，许多天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心境宁静的晚上。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有人两次企图杀害蒋，均未成功。
　　为了当时和将来使用，他开始搜集在广东的那些潜在的对手和阴谋者的个人档案，并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秘密机构，监视来自各方面的可疑人员。
　　对于蒋辞职的问题，汪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开始隐晦地告诉这个年轻人趁着局势还好的时候离开广东，继续呆下去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虽然蒋当时的处境尚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可能会遭暗杀。如果离开，他又要对擅离职守负责。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苏联人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之间的交易，据此，他认为汪正在与苏联人勾结。
　　接着便是“3·20事件”（“中山舰事件”）。
　　蒋声称中山舰开到黄埔，“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以广东警备司令的名义宣布了戒严令。
　　根据他的命令，25名共产党员被逮捕或受到严密监视，其中包括周恩来。1926年3月20日凌晨3点，在广东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1925年6月20日“沙面事件”后，为支持全面罢工而成立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这一次也被缴械。军队进驻总工会和中山舰，苏联顾问被软禁。
　　由于完全没有准备，蒋对共产党的突然袭击是毁灭性的。中共和俄国人都没有事先觉察。冯玉祥到达莫斯科两个月之后，有人告诉他，在蒋早些时候访苏时，给人的印象是比俄国人所见到的其它中国人还要左，还要革命，“3·20事件”使俄国人和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感到惊讶。冯写到：“他们无法想象出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突然的是，汪以中国特有的方式承认在这次间接的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他对紧张局势感到厌倦。
　　21日，蒋试图给他写信，但又不知从何说起。蒋在日记中写道：
　　“我既不想对朋友虚情假意，又不能够向他倾吐肺腑，所以，很难下笔。”22日，由汪主持召开政治委员会，会上他以使蒋感到奇怪的热情认可了蒋的行动。
　　第二天，汪失踪了，表面理由是治病。后来，汪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道出了事情的真相：“我受到怀疑和厌恨，所以，我再也不想承担政治责任了。”5月份，胡汉民从俄国回来不久，汪精卫便去了法国，他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蒋向他道歉并请他回国，但汪深感伤害、羞辱、不可谅解，依然沉默地呆在那里。
　　这样一来，蒋成了国民党中占压倒优势的人物。在他的对手中，一个死了，另一个由于受到怀疑而飘泊海外，还有一个也将受到驱逐。
　　蒋曾在日记中表示他不喜欢政治，他写道：
　　“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但是不久就表明，在政治权术方面，他是一个“进步”很快的新手。
　　在蒋对俄国人和中共的打击中，右派看到了希望。但是，蒋给他的学生的一封信打破了他们的这种希望，他写道：“孙先生认为，容纳共产党是我们的革命原则。我也认为，如果不容纳共产党，革命战线就不能统一。”他警告右派，他仍然认为“西山会议”是个错误。
　　事件的发生表明，蒋自从访苏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反共者。
　　但蒋自己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很谨慎，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就可以不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作出解释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蒋要担任国民革命的领袖，而他的北方对手又依赖其他势力的活，那么，他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因而蒋当时还不能完全和共产党与俄国人闹翻。
　　另外，右派领袖胡汉民即将从俄国回来，蒋从左派那里抓到了领导权，也不会把它交给右派。事实上，当胡汉民5月份从俄国回到广东时，就没有被安排任何职务，他在广东呆了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蒋在采取镇压行动以后，又表示要改善“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4月29日，鲍罗廷回到广东同蒋进行了多次会晤。5月15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他第一次主持了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通过了一项在党内限制共产党的新规则，鲍罗廷对此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蒋极为老练地扩大了自己的战果，他甚至通过解散“孙文学会”来表示他的“让步”。然而，共产党却丧失了许多席位。
　　毛失去了在宣传部门的职务（允许他继续保留农讲所负责人的职务，在那里，他继续培训农民鼓动者，后来打败了蒋介石），另外两名共产党员也被解除了重要职务。
　　4月初，蒋向国民党提出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详尽计划。6月5日，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军事部部长。
　　7月1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动员令。9日，革命军举行誓师大会并批准了一项关于北伐目的的宣言，其内容是：“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所有这些事情都已办好且北伐已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股反对浪潮。广东的总罢工失控了。工人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了警察官员的辞职。蒋采取行动，派军队增援警察巡逻，并派秘密人员监视专门进行鼓动的人。
　　于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商总会似乎不再愿意交纳用于资助北伐的税款，蒋使商人们相信，他们最大的利益将通过交款来实现。而这笔款总数是50万元。商人们最后交了款，罢工者们也认识到，他们对北伐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出4000苦力，而且他们这样做了。
　　虽然，蒋不在前线，革命军还是旗开得胜，于1926年7月12日，一举占领长沙。蒋最后于7月27日离开广东，前去指挥他的军队。当他的新编军队加入战斗的时候，其总数已从8．5万人增加到大约10万人，广西和湖南的军队也加入了蒋的行列。
　　根据苏联的建议，各级都派了政治委员，以便向每一个士兵宣传“三民主义”，无疑其中也夹杂着马列主义。
　　这些士兵认识到他们是为什么而战，这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军阀军队的优势。如果他的军队情绪波动，他可以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任何临阵脱逃的军官，不论其级别如何，都会被立即枪决；如果一个军团的司令坚守阵地而战死沙场，而他周围的人退却的话，那么，该军团所有师长都要被处决。这条纪律同样也适用于下级部队。无疑，这种严厉的措施，鼓舞了革命斗志。
　　然而，一开始就使蒋受到下级爱戴是不太可能的。另外，在非公开的场合，他也没有受到普遍的爱戴。他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按时发军饱，并且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好。其他部队对他的歧视很不满意，但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几乎不需要严厉苛刻的纪律。同时，部队的条件也从总体上得到了改善。
　　这是一支彻底的用政治武装起来的部队，每个军团都有国民党机构和党员，而且都受过军事训练，对其他军官具有绝对的权威。财务帐目也向每一个人公开，以杜绝敲榨勒索和贪污现象。
　　虽然军阀的部队与革命军在数量上占10比1的优势，并且装备精良，习惯当地水土，但是，他们不团结，举止粗野，并且容易叛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国民革命军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他们充满信心，并由于取得了巨大、迅速的胜利而士气高涨，随着不断地向北进军，队伍也随之不断地壮大。
　　同吴佩孚的军队之间进行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攻打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战役，由于武昌城墙坚固，而敌军又困兽犹斗，所以，直到10月7日才攻下来。11月8日攻下南昌。
　　不久，革命军的数量增加到26．4万人。由于纪律严明，他们深受爱戴，并且美名远扬。他们和军阀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每到一座城市便征用民房，强迫当地商人为军队负担2至3个月的费用，并擅自征用当地劳力，而北伐军则在庙字和公用建筑中宿营，交付生活费用，发给士兵军饷，并且不抓壮丁。
　　9月16日，信奉基督教的总司令冯玉祥从蒙古和俄国回来，加入了讨伐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战斗。至1926年底，革命军控制了湖南、湖北和江西。在北伐的第二次高潮中，北伐军于1927年2月17日占领了蒋家乡的省城浙江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24日攻占南京。至此，革命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并且控制了华南和华中的10个省份。
　　然而，那年春天，战斗停了下来，间歇了约一年，而其原因在于政治。大唐中文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