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诺贝尔的个性略考
作者：埃里克·伯根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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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04/07
第二十三章 诺贝尔的个性略考
要想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复杂个性，作出恰如其分而又简短扼要的描述，并且透过六十多年来出现在印刷品中的那些一成不变和通常错误的观点去发现真正的阿尔弗里告德·诺贝尔，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由于真正了解他的人，现在尚在人世的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更加困难了。加上他非常谦虚，不愿谈论自己，从来没有留下一本私人的日记。然而，在他的一生中，他的确写下了大量谈论各种事务的信件。能够留下这么充分多样的文件和如此丰富多采的材料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这浩翰的文件和材料，现在都保存在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室里，或者存放在亲友们的手里。
认真地研究这些材料，就会有一种如入金矿的感觉。通过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谈话与通信，可以对他了解得更清楚些；而摘录象享里克·舒克教授等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传记作家，以及诺贝尔最后的至亲好友、他的助手和执行人拉格纳·索尔曼的著作，又可以弥补某些不足。如果再加上这方面或那方面专家们的意见，那么，人们就至少可以指望对这位发明家和捐赠人得出一个客观和相当正确的印象：他看来是一位非常多才多艺的人。
如果有人仅仅通过罗列好与坏、光明与阴暗适当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话，那么，这倒没有什么难处，因为对一个聪明的诺贝尔研究者来说，并不需要费劲就可以找到那些适当的形容词。但是，在准备使用的那些形容词之间却有着许多疙瘩需要解开和重系，很多错误的判断需要抛弃，很多谜需要解；只有将这副项链仔细查看和重新穿连之后，才能说它上面的每一颗宝石都是真正有价值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心须允许不同的专家用不同的方法来鉴别它的真实性。
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讲过，所有的证明表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有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绝然矛盾的人。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身体虚弱、健康不佳，但他却能够在工作中建树惊人的功绩。从早年的贫困与忧虑，他通过但却喜爱偏远的地方和安静的生活。尽管作为一个炸药和武器方面的发明家和工业家，他却厌恶暴力与战争，并且是一名忠诚的和平之友。请注意，这并不是从他的晚期，例如从他在一八七六年会见了伯莎·冯苏特纳或者自一八九五年他决定建立和平奖金才开始的，而是从他青年时代的早期，就一直是这样，在他一生的言语文字中，始终流露着这种感情。
一方面由于也许是被他那糟糕的健康引起的显著不安静的癖性，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广泛分布的活动，他变成一位从早年起就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工作场所的彻底世界主义者。他虽然是他那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但却持有某种社会主义观点。他天性谦让温顺，可是在形势的逼使下，他也曾违心地卷进激烈的纠纷与对立之中。他表露出富于想象力的诗人和作家的很多品质，但同时又具有一个天生的商人那种清醒的现实与预见感及筹划能力。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向对陌生人采取缄默和回避的作法，但他在当时却起了巨大的影响，他的鼓舞和他在思想与工作中的结果，曾在全世界引起过共鸣。
作为一名机警的观察者，他甚至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对他所看到的一切时常表示不满与怀疑。这个世界包含着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事物：“现实曾无情地挫伤了我年轻时心中的理想。”这种世界观无疑是来源于他早期的童年时代，根据前面引用过的他那首自传诗里的话，他多病的身体曾使他成为“他那个小世界里的一个陌生人，他的同伴幸福玩耍时的一个忧郁和沉思的小观众”。后来，对他同伙的扫兴经历，又加深了这种态度。这个笼罩着忧郁的孩子，变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名害羞的思想家，对很多东西感到有兴趣，但对什么都不感到奇怪。在很多事情上，他一方面是一个不能为自己取得幸福与安宁的怀疑的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位体谅人间弱者人类之友，一位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的慷慨贡献者。但最主要的，他是一个探索者、理想主义者和创始者。
将他工作和文字中的证据，与那些熟识他或部分了解他的活动的人在他们的言论与文字中不带倾向性地谈到他的材料结合起来，这是可以办到的事。这样，就可以提供一幅有着最大根据的关于他的表现和个性的图画。
他没有继承他父亲那种洁白的肤色和强壮的体形，也没有继承他那种自信和相当粗暴的性格。他年轻时的形象，同他母亲瘦小的脸庞一模一样。他象他妈妈那样长得又黑又瘦。从现有的他二十五至三十岁期间拍下的照片上——那里他生活中的一些大事还没有发生，他也还没有留起那遮了部分面孔的胡子——可以看出他是一名相当英俊的青年，他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流露出一种专注、聪明却充满忧郁的神采。
但是，如果有人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看到他，当时他正处于名声和活动的鼎盛时期，并在巴黎住了很久，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一位踏着短小而坚定的脚步，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匆忙奔走的人；一位低于中等身材、略微驼背的活跃而又严肃的矮个子的人。他有着高大的脑门，蓄着整齐的黑中带有灰纹的短胡子，挂在他那苍白面孔上的胡子，更多地表现出他的性格，而不单是好看。在他的脸上充满着紧张和忧虑的表情，但又被他那双在浓眉下慈祥闪烁的蓝色眼睛变得柔和了些。当他的近视眼需要的时候，他就将系着一条黑带儿的夹鼻眼镜夹在高凸的鼻梁上。他的修饰非常好，他的服装式样不是最新的，但却象他周围的一切东西那样，总是保持着简单、适用和高质量的传统。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表现出他是一位大名鼎鼎或者非常有钱的人，乍一看来，很多生人还会把他当成一个迟钝、阴郁和无足轻重的人。
他几乎是倔强地回避大批吵嚷的人群，但当与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们在一起时，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表现轻松，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对所有人都彬彬有礼，并且不分朋友们社会地位的贵贱。人们喜爱他，是因为他不摆架子，但却不能不注意到他是一束紧张的神经，必须通过约束自己的办法来防止触犯他。
他那略微粗鲁的声音，有时带着忧郁，有时带着讽刺的语调，而且无论谈到什么题目，他都要作出有趣的评论。他精通五种语言，在谈话时往往非常自在地从一种语言变换成另一种语言。当他提出一种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他列举的论据中，可以看出他学识渊博、消息灵通，而且意见非常新颖。显然，他并不在乎会冲撞别人。有时他会带着闪亮的眼神，说出一些粗暴的话来，显然是想“敲打一下资产阶级”，并且为这些话的效果感到高兴。
那些通过访问或信件寻求开导的蒙昧的人将会受到欢迎；但对于那些来摆架子、吹牛皮的自负的人，或者来奉迎拍马的人，在客气地、但却坚决地请他滚蛋之前，总要当场训斥他一顿。
当他四十岁到五十八岁在巴黎生活期间，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一个能够为所欲为的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却几乎从不参与这座都会的轻浮生活。青年时代，他曾把这座城市描绘成“一个淫乐的海洋，在那里，放荡和情欲的风暴折断的难船残骸，比狂暴的咸水大海历来所摧毁的船只还要多；那里的一派情景只能使人带着厌恶的心情扭头走开。”随着年代的消逝，他改变了年轻时对巴黎的意见；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讨厌那种非常有害于社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则是在任何社会阶层都可能由于懒惰、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贪图色情乐趣而发生的。在人性中的那种卑鄙和自大，在政治中的黑暗交易，在商业生活中的欺诈，以及任何用哗众取宠的庸俗手腕，对他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
他在各方面都是一位谦虚的人，他不时地参加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们的友好聚会，但他却避免出头露面，并且从内心里厌恶社会活动。
在马拉可夫大街他那座漂亮的房子里，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在那里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相识。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然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从留下的文字指示和他的家庭开支帐簿上，可以明确地看到这一点。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那里，他总要给他们寄一份漂亮的礼物，加上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与他在巴黎和别地相处的某些同代人，曾这样描述过他：“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入迷的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多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现象。有时感到无家可归。他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带着少而精的行李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戴着一副墨镜，头上缠着一块压定布，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非常寂寞的人，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这部分是，也许主要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部分是由于他的生活斗争；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他失望心情的例证，但是，从一封给路德维格的妻子埃德拉·诺贝尔的信里，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他写道：“我们之间的对比是多么悬殊啊！在您周围，环绕着爱情、欢乐、喧腾和跳动的生活，关怀别人和被人关怀；爱抚别人和被人爱抚；因此，您是在心满意足中安定地生活着。而我则好象一只被命运撞坏的无用的破船，在没有罗盘和舵轮的情况下到处漂流，没有对过去的甜蜜回忆，没有对未来的虚幻但却美妙的憧憬，没有尽管粗俗但却有助于自我美化的狂想，没有作为我们未来生活源泉的家庭，没有自然陶冶心灵的朋友，也没有为之愤怒的敌人；与此相反的是，只有一种在暗淡的光线中揭示那些没有洗净的污点和失败的自我批评。以这种轮廓划成的一幅肖像，对于一个欢乐幸福的家庭来说，是很不适宜的，而只配把它扔进字纸篓里。”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磨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生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要求资助这样或那样事务的、以及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达到难以相信程度的厚颜无耻来写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他在计算之后说：他发现“邮局每天至少送来两打申请和乞求的信件，提出的要求总共至少有两万克朗，这就是说，一年至少达七百万克朗。因此，我必须声明说，与其落得个肯帮助人的好名声，还不如干脆让人去讲坏话好了”。
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象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感到兴趣时，他就会诚心乐意地慷慨解囊相助。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因为他曾写过：“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勿需表白信仰的。”
诺贝尔对于决定手段的目的，有他自己的观点。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我的天生癖性是，不要去过于尊敬崇拜死人，他们对我们的大理石献品，既感觉不到，也一定会有不同意见，还不如去帮助那些有所需要的活人。”
现在保存的用几乎所有的语言写来的恳求和感谢的信件，以及诺贝尔提出明智劝告的复信，在档案室里足足有几大卷。明显的是没有人认为他所接到的技术或者精神方面的一纸劝导太低贱，因为有时是相当宝贵的。他是怎么找到时间来作这些事的，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尽管他有警惕，仍有不少被巧妙的骗子诈取过的事例，虽然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大方，但却肯定是造成他经常以厌世观点看待人类的原因之一。然而，初步的调查又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他讨厌给施舍以这种不名誉的形式，喜欢把问题谈清楚，从而经常给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精神的鼓舞和支持。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拉作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生胎，阿门。”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的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与神的证书。”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受过洗礼和坚信礼，是一名路德派教徒。舒克教授指出，诺贝尔真正的博爱，是他宗教态度的重要部分。“只有当一种宗教对人类表示出热爱，对于他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宗教。但是，他的所谓无神论，则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受到雪莱的很大影响，他同雪莱对生活的态度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这种态度无疑是相当混乱的，那位诗人比这位思想家更加混乱些，但是，持续的思想则是它的高度理想主义。它反对主要宗教的神圣信仰，因为它们的上帝是世界上一位暴虐和不正义的统治者，他要为所有的宗教战争和对其它信仰的一切迫害而受到谴责。但在这种否定之后，可以看到一个不对另外一个上帝的过错负责的上帝，这就是那位和平的、对人类满怀爱情的上帝。实际上，雪莱和诺贝尔的无神论，与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很相近。”
诺贝尔对内森·索德布罗姆的教区工作，经常给予金钱支持。索德布罗姆后来成为瑞典的大主教，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是巴黎瑞典教堂的牧师。他曾给诺贝尔写了下面几行很有启发性的话：“我们在宗教观点上的分歧也许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为我们两人都同意，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邻居，做一些我们希望他为我们做的那种事情。坦白地说，我有一位继父，而我只厌恶自己，却一点也不厌恶我的邻居。但是；就我的理论宗教观点来说，我承认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常轨上分离出来的。由于这些问题远在我们之上，我拒绝承认它们是通过人们理解的办法解决的，在宗教方面，要想知道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就好象将圆形变成方形那样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去弄清人们不能相信什么，却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事情。我没有越过这些范围。任何曾经想过这一切的人，都一定会认识到，我们正被一个永恒的哑谜所缠绕着，而所有真正的宗教，都是建立在那上面的。人们透过上帝的面纱，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人们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来自个人的想象，因此应该被拘限于个人的直觉。”
诺贝尔在复信中，远非作为一个宗教的敌人出现，象他那样对生活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感的人，也许为数很少。他所不能接受的，只是围绕这些精神价值的教条和装饰。
诺贝尔总是尽可能地站在政治活动之外。不管他是在家里还是外出旅行，他读的东西都很多，并且通过各种政治色彩的报纸，他对世界政治状况显然是精通的。他在文字中所表达的观点，使我们可以对他在这方面的思路得出一个近似的看法。
他把强权政治看作是口是心非和阴谋诡计，始终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这种强权政治影响他的国际活动，并且总是同他所憎恶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他那些没有写完的短篇小说中，他以戏弄的方式无情地鞭笞了政府机构、官僚作风和陈腐法律等。由于这些私人写作在他恼怒和生病时起着一种安全阀的作用，所以这些批评有时走得很远。他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几乎全都看不惯。他的批评态度不仅是前后一贯的，而且是对所有人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个激进分子，但却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出现的。舒克教授认为，诺贝尔无疑是受了在他年轻的时候俄国流行的文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用自己的一切气质，来反对沙皇这类专制政治。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对群众的政治常识没有信心，对普遍的选举权和议会制度不表同情，反而认为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强烈怀疑给妇女选举权或让妇女参加政府的政策，他说：“东奔西走地受差遣，好象肯定是男人的事。”
诺贝尔在他的晚年认为，他是“一种社会民主派，不过却有点变形。”但是，索尔曼并不同意这一点。他的意见是：“诺贝尔在立场、言论和行动方面，表明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不同。他甚至很难作为一名民主派。他对在他工厂里的工人抱有好感，并且照顾他们的利益，但却从来没有时间去进行个人接触。对他自己的仆人来说，他是一位最随便的主人，但是，他却拘守礼仪，任何私人接近都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当他生病、痛苦或者感到缺乏它的时候，也从不这样。”
他热烈支持平等机会和大众教育的原则，他曾说过：“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他对别人的人格尊严、自由和个人信仰，表示极大的尊重。
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发明家、工业家和资本家，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要同各国的高级政府机构进行接触和争论。由于他对当时的政府和国家当局以及它们的司法和经济机构持有众所周知的批评态度，因此，看来他绝不可能会对社会民主党广义的基本原则例如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大量的私人财产不应该被继承或者留给亲属，其理由正象他说的那样：“它们将由于帮助懒惰，并且因此而助长损伤人类的元气，从而带来灾难。”他自己的遗嘱，就是他这种观点的证明。
有那么一两种对他作出的判断，因为它们简洁有力，而曾被轻率地引用和存留在文学传记里，因此必须予以澄清。例如，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这个富有色彩的提法的唯一错误是，这个称呼对他来说不够恰当。他的确很富有，而且不倦地到处旅行，对于行动的独立和自由，有着急迫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有点相似，但人们熟悉的流浪汉的另外一些特征，他却一点也没有，他并不放荡不羁，从不懒散，也从不无目的地行事。他不管是在贫穷的年轻时代，麻烦的成年时代，还是在晚年多病的黑暗时期，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一分钟成为任何别人的一个包袱。他总是目的明确地行事，并且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奋斗。他的确是一个不同的流浪汉。似乎可以给他另外一个称号——“当时最不摆架子的大富翁。”
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本曾为很多人引用的广泛传记中，诺贝尔曾被称为“使用炸药的歹徒、作恶分子和军火商”，说他一生的工作主要是“破坏力量的典型”。他可能发现并且从事过致命的东西，大半是在他死后，他的某些发现，逐渐发展成为用于生产军火的整个工业。但是，在诺贝尔自己的精神和性格里，在他的行动、文字和目的中，却绝对没有那种自利自利和残酷无情地从死尸身上掠取金钱的冷酷剥削者的迹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够证明这种无耻的谰言。不幸的是，正是这些陈词滥调，在那些不动脑筋的读者脑子里，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而那些更正确但却并不耸人听闻的其它论断，则早就被忘光了。
在试图解释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社会事务的态度时，人们又一次遇到了他性格中的很多矛盾。人们发现他的观点是来自固执的癖性，同样也是来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影响。他童年时代在瑞典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状况，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多种多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和不停息的活动，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的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的隐居地方弄清了他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看得出来：而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筑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交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注意给予社会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决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在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地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作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作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呆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
诺贝尔同他每个大大小小的同伙之间的团结，有着许多范例。他曾写道：如果那些没有干好工作的部门被认为应予关闭，而这一步意味着解雇工人的话，“那么，我们应该避免采取这种痛苦的措施。”
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庆祝一次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
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
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文学。他在没有上过任何大学的情况下，获得了技术和人文学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个藏书很多、他在里面刻苦攻读过的图书室里，有着用各种主要语言写的技术著作和文学书籍。他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
当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语言时，他不断将好的外国文学作品（通常是伏尔泰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随着兴趣的增长，他自己也变得有点象个作家。舒克教授说：诺贝尔“有着成为一名反映性诗歌作家的各种希望，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这可以从他年轻时受雪莱影响和用英文写诗歌的尝试中看出来。”
但是，在他后来的生活现实中，有着世界性的商业事务、科学试验，自然地把他从诗歌方面吸引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想再次拿起笔来试试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但已经为时过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说成是在摸索中前进，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说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写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写的《姊妹们》这两部抒发他对社会改革观点的作品，或者在相当后期的一八九五年写的喜剧草稿《杆菌发明专利权》，尽管它们的确包含着对于人物性格的敏锐观察，但却有点天真和造作。他对一般生活越来越多的批评态度，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挖苦和奇妙的内容。因此，对于从来没有发表它们，人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戏剧创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写作，于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剧《复仇的女神》。正好当这部剧作出版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员们认为：“象这么一部可怜的剧作，不能给一位伟人带来荣誉的纪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销毁。舒克教授说：“这件事做得对，因为公众从这部他写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剧作中，肯定将会对诺贝尔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确是位诗人，他有着诗人那种现实的概念，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以诗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但这种能力已经同岁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尽管他肩负巨大的工作负担，他却保持了自己对诗的喜爱。他注意跟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文学潮流，并且从中看到了它在他所梦想的人类向更好的生活发展中，能够成为一种使人振奋精神的源泉。他的遗嘱的条款，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他的信件里，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英国作家的话，并使之变得滑稽风趣；这些信件还流露出他曾仔细读过并且珍惜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哲学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诺贝尔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们所知，诺贝尔在诗歌方面的尝试，是模仿拜伦和雪莱的，他显然对古今著名和无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相当熟悉。对于他所研究过的作家，他曾表示过明确的爱憎，看来他喜欢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而不喜欢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国作家中，包括他亲身相识的维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拉马丁，但他认为左拉是“一个肮脏的作家。”在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伟大的俄国作家中，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他爱好并在给朋友的信件里经常讨论的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约恩森、乔纳斯·李、加博格、基兰、维克托·赖德伯格和赛尔马·拉格尔洛夫。在给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对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写过一段热情的评论。他认为维克托·赖德伯格的作品“表现了贵族的灵魂和佳人的形象”；认为在拉格尔洛夫的《古期塔·柏灵斯的传说》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逻辑，但风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评价过高。”诺贝尔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说过，甚至在老年时期，他仍然平静与灵敏地朗诵出蒂格涅的《弗里特约夫的传说》，和拜伦的《哈罗德公子》中的大段诗文。他在书信里，经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尔泰、席勒和汉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词句。
在一些传记文学里，常常说诺贝尔把他大部分年青时代的诗寄给情人。然而，在档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讨论很多的诗《一则谜语》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嗜好写诗的宝贵例证。此外，本书作者最近几年还在实验室的记录簿等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他所写的一些笔记和未完成的诗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学说明什么》的提纲，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写的一些诗篇。
在一八九○年写的题为《拟论述的哲学反映》这份目录中，他用十二个标题涉猎天下万物非常深远的思想。例如：
互相作用的原子
大脑思维和记忆的功能
以太和可衡量的物质
各种宗教的渗透
经济和税收研究
化学新的简化体系
以新思想为基础的政府组织
爆炸学科的工作
细胞与宇宙的哲学
另外一份目录的题目是《已经写完的文学与诗歌》：
1． 三姊妹
2． 背负死亡
3． 疾病与医疗
4． 她
5． 一则谜语
6． 我是否曾经爱过……
7． 给与的梦想……
8． 森西
9． 精神抚育
10． 训诫
11． 相信与不相信
12． 双上鞍
13． 惊奇
14． 我看到两朵玫瑰蓓蕾
在这些诗作中，现在保存下来的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首 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具有相当多诗的灵敏，虽然在晚年由于他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这种灵感变得迟钝，但它却伴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为人们所知的第六首诗的从瑞典文翻译出来的一段摘录：
我是否爱过？
啊，你的质问，
多我记忆的旋涡
唤醒了一幅甜蜜的轮廓，
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将它赐给我；
那满腔热忱的爱情呵，
不待成长就已经凋落。
你不会懂得，
一个年轻心灵的理想世界，
是怎样遭到现实的折磨，
挫折、幻灭与忧思，
是怎样捉弄那欢乐的生活，
使一切都丧失灿烂的光泽。
你那年轻的灵魂，
在如意宝鉴中
只看到世界纯洁无浊，
呵，但愿你永远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赤裸。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在他的一本没有颜色的实验室日记簿封面上用铅笔写道：“既有感觉的哲学，也有思维的哲学……”他毫无保留地沉醉在这一点上。
“如果有人企图在活动于我们这个运转的地球抛射体上的十四亿两条腿的、无尾巴的杂色猿猴集团中出人头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诺贝尔通过在一封信里写的这段话，提供了一个关于对任何自吹自擂都从内心里一向表示厌恶的范例。他的这种厌恶与日俱增，以致厌恶在大庭广众出头露面，厌恶对他表示敬意，不喜欢被报刊或参考书提名，不喜欢画他的肖像或为他拍照，这一切意味着，他在一生中实际上坚持不为世界公众知晓。只是由于比较彻底地查阅他的书信，才将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许把这种查阅情况全部介绍出来，但是，如果根本不考虑这些信件，那么这盒积木玩具将会缺少一块重要的木板。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或其他祖先那种用铅笔画图的灵巧本领，事实上，他绘的画很难看。但由于他对写作有着天然的爱好，加上他在语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成为他父亲从来未胜任过的出色的笔杆子。很幸运的是，诺贝尔基金会在它的档案室里，几乎全部收藏着他数千封书信和草稿的副本。它们跨越的时间达四十年之久，从他二十五岁开始从事技术和商业活动起，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后来还取得了几百件书信和作品的原稿。它们都是用小字、以刚健和清楚的笔迹写的，而且达到工整美观的程度。它们总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语言，分别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欧洲语言写成的。在这些信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外语，用来表达有着细微差别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现在某些信件里。
作为一位富有的经营多种事务的职业人员，诺贝尔需要设法来满足或者婉拒无数的来信者、技术计划的建议者和来乞求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名私人秘书，所有信件的书写、誉抄和登记都是自己干的，并且对他收到的所有信件显然都回复过。长期以来，他每天都要发出二、三十封手书；当考虑到他还要处理那么多别的事情时，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他把收到和答复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类包装存放着，显然想在每年年底时将它们捆扎起来。他在上面写道：“男人的来信”、““女人的来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后一类信件是最多的。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诺贝尔所选择的文字和使用的语调，总要根据他所估计的收信人不同类型的精神状态加以改变。也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恋爱信，他显然曾经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这些信件适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这种信件中，他看来有点象个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学校长，或者象个手持教棍的维多利亚式学校中善良的社会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来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错误，就好象是批改作文一样。不过后来他自己也曾说过：“爱情压制了对任何别的事情的热情。”他认为自己长期外出时，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维也纳小朋友的习惯。在给她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好地关心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好是一个人睡。”
他经常使用简洁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种露骨的、有时也是讽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说得恰到好处。这些信件还表明，他曾涉猎群书，并且有意无意地创造了许多精辟新颖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我们在砂土上进行建筑，当我们到花甲之年时，这种基础也就更加适合。”
“扯谎是万恶之首。”
“诚实的人常被撒谎者击败。”
“正义只能在想象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灵中的爱情，不能象肚皮里的食物那样，可以通过劝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忧虑是腹中的剧毒。”
“一个没有书本和墨水的闲居者，等于是一具有生命的僵尸。”
“受害者最好的辩解是：正义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别人的自尊心，就好象一颗经不住阳光的宝石。”
“除了农业之外，诈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行业。”
“希望是掩盖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纱。”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却从不显得枯燥乏味和骄傲自大。虽然他是一个掌管无数人员的全权老板，但却向来不对他手下的人发号施令，而只是客气地向他们提出希望和建议。在某些纯技术性的信件中，也能发现一些优美的隐语。例如，他在给一名工程师的信中写道：“你对氯酸钾的害怕是被夸张了。当它出现硫磺气味时。它就会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样敏感；当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时候，它将比一千个魔鬼还要坏。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训服于上帝的抚育和训诫之中。”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无法解决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钱方面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的一些难题和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性，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簿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
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它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授与他以勋章的理由，作过一种调皮但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估计。他写道：“我的勋章没有爆炸基础。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少最后那枚著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经历过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严酷重大事件：赫勒内堡灾难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兰的插曲，石油的萧条，巴布的丑闻，以及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就是其中的几起。在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大量对这些事件感情激动的评论。然而有几种传记文学却胡说什么诺贝尔对这些事故的消息，特别是对他早期发明所引起的严重损害生命财产的那些事故，似乎无动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实性的发言，被人们抓住不放。他在这次发言中曾说过：“不能指望一种爆炸物品能够在不牺牲性命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的普遍使用。从一份简单的统计材料中将会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伤亡事故，比之开发我们的矿业资源所用的这种有着伟大价值的东西，简直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
由于他的沉默和他无法在广大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些伤亡事故观察家们很自然地就会以为诺贝尔似乎缺少感情。不断的辛酸经历，已经把他锻炼成能够不带感情冲动地来接受命运的打击。但他在给他的助手和技术人员的信件和电报中，则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在那里，他那常常是急切和忧虑的思想总在环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而转动着，这位专家的目的是，立即找出一种解决这些不正常情况的药方。他认真地宣布说，由于他的发明，从瓶子里咒唤出来的那个已为人们掌握的妖魔，不可能通过向公众诉说衷情而把它再收进瓶子里去。基于这个理由，他只在他认为是唯一恰当的讲坛上讲话，这就是同他的科学家和制造商伙友们进行讨论。作为一名技术人员和专家，他自然不会象大灾难的猎奇者那样使用恐怖的语调，也不会象新闻工作者那样，以追求轰动社会的标题等方式来说话，而是冷静地有知识地探讨着从速解决问题的措施。事实上，他曾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搞出了一些以确保安全为主要目的小项发明，这些发明不仅仅限于炸药行业，还包括诸如避免火车事故的装置、火警装置、海上救险火箭以及几种厂矿工人的安全装置之类的发明。
一位有着许多事情需要经营和卫护的人，把自己放在遭受多方面攻击的位置，并且医治着自己的创伤。但在遭到被认为是不公正、背信弃义或者攻击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的事情时，人们将会遭到完全不同的一个诺贝尔。作为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他不通过报刊或当局来发泄他的烦恼，而是用向朋友或技术专家写信的办法，来摆脱这些骚扰。看来就好象他对命运的大棒和可怕的爆炸新闻，比对那小的讥讽和针刺更经受得住。这些信件通常有着严酷的嘲笑和毫不宽恕的讽刺。在这种时候，是不能轻视他的。他咒骂自己的炸药“已经沦落为不光彩的杀人犯的工具”；议会被他称为“牛皮大家的厅院”；他把自己那些讨厌的痛苦说成是“魔王的良好祝愿”；把为他看病的那些医生，叫作“肮脏的课税院”；并且认为“与那些作为两条腿的瘟疫细菌的新闻记者相比、连虱子都完全应该得到祝福”。他甚至对上帝也发牢骚，并曾气愤地写道：“这个老人真的完全没有和平的朋友，在一切事情中他都起着系统的残暴作用，并且总要伸出他的魔爪。人们肯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诺贝尔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同多种国籍的律师们打交道。他曾用四种语言无数次地谈过与他们办事的经历，说“他们是一批吸血鬼，在对一些毫无意义的含糊不清的法律条文提供某些浅薄解释之后，就要拼命地吞剥财产”。
在被线状无烟炸药这场官司的鼓噪激怒之后，他曾写道：在圣经的十戒之外，应该加上“你不要去改进”这条第十一戒，因为“问题是，你也许可能成为一个注定要受劫难和被打入地狱的发明家”。
他在拒绝将一艘新轮船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号”命名的请求时，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坚决反对这样做，主要理由是船只的第三人称代词是‘她’，这艘船将被指责为企图不老实的隐瞒她的性别。此外，由于你指出这是一艘样子好看的巨轮，因此，用一条老破船的名字为她命名，那似乎是一个不祥之兆。”
关于发明专利权的书信既多又细，这里只摘引一封寄自一八九四年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我认为瑞典发明专利权办公室竟然拒绝给我的新型引线发给专利权，是一件奇怪的事。对迄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出的任何一种实用的解决办法，都是一项发明；而对这条基本真理的误解，使所有的初步调查部门受到蒙蔽，从而作出了最可笑的声明和拒绝。假如它们存在或盛行于瓦特的时代，那么，他将永远不能为他的发明取得一项专利权。他们将会对他说：水是已知的东西，蒸汽是已知的，它的凝结也是已知的事情，所以，它将会荒唐地把一台凝结器放在不同的地方，称之为一项发明。人们将会嘲笑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瓦特。”
诺贝尔在巴黎的厨师通知他，说她要辞职去结婚。他善意地询问她想要件什么东西作为结婚的礼物，这位机灵的法国姑娘大胆地提出，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诺贝尔一开始大吃一惊，接受这个要求感到既为难有趣，在对这个脑子里从来没有装过的问题进行了几天计算之后，他说：“答应过的事情就得照办。”于是他给了她四万法郎的赏钱。光靠这笔钱的利息，她就能够安乐地过上一辈子。E从诺贝尔多年来亲手用瑞典文记帐的私人开支帐簿上，可以看出他的谨慎细心。无论花销大小，他都一丝不苟地记上。象某些非常富有的人那样，他对别人很大方，而自己的日常开支却很节省，下面是他在巴黎时记载的私人帐簿上的一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开支项目的奇妙混合情况：
用途 金额（法郎）
为窟神（索菲的假名）买帽子 300．00
为自己买手套 3．75
一匹新马 8，000．00
为R夫人买花 40．00
上衣（赏给一个帮忙的人） 0．25
给路德维格汇款 2，300，000．00
给奥古斯特（诺贝尔的传仆） 52．00
为窟神买酒 600．00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百万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象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帐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果然，从帐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
最后，回到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撰写自己传记的完全冷漠这个题目上来，是很有意思的。一八八七年，他的哥哥路德维格向他要一份详细材料，以便收入当时正在编写的家史里去。他从阿尔弗里德那里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写自传对我来说是件相当难办的事，除非把它写得象警察局的人物卡那么短；依我看，那种写法是很动人的。例如写成：‘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个可怜的半生动，应该在他哭着出生的时候，就让慈悲的医生把他闷死。
“‘最大的优点：保持他的指甲干净，对任何人都从不构成负担。最大的缺点：没有家庭，缺乏欢乐精神和良好胃口。最大的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被活埋。最大的罪恶：不拜财神。生平重要事件：无。’
“这些不够呢，还是多了呢？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合‘重要事件’这个标题呢？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银河的小小星系中，就有着几百亿颗恒星存在，而这尚且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它们知道整个宇宙范围的话，它们将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羞耻。……除了演员和杀人犯，特别是那些在战场上或屋子里表演使人吓呆的绝技的杀人犯之外，谁也不会去读那些关于任何人物的散文。”
在很多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虚构著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作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它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好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他既不虚张门面，也不大摆架子，而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每天一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他的职业性质，他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试验，因此，他实际上从来也不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叫作“一个走单行道的人”。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的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从来不能成为一个永久的人物，或者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他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无法避免地成为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那么，难道就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出壳吗？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复是肯定的，但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是如此地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从他的早期起，所交结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格纳·索尔曼等后期他所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于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娱乐活动的参加者。朋友们曾经谈过他平静的赞许和慈祥的微笑，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格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并非由一套料理或体势构成的，而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诺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希图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他感到在这方面是得心应手和满意的；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得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讨厌的祸害；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因此，乍一看来，他好象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作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连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施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接触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他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的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帐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的火化。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流露出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它们经常包拈在某处著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他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和“尼夫尔海姆鬼魂的作崇”，以及信笺和地址簿，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在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正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而把那里当作歇脚的地方。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他在书信里讨论过这些病，因此，不难得知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难格，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他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关于这位女人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他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就我们所知，他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给他带来有利于身健康的自由。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他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看到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缭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作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虑事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七年任总统）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著的座席上。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一八八二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他自然对此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诺贝尔用下面这段话来发泄他的愤怒：“据谣传，由于加速完成这条铁路，黄色炸药和炸药胶的费用仅在利息方面就给它省了好几百万，但这一定是个误会，因为要不然的话，即使最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也不会忘记给我送一份出席典礼的邀请书。”
在诺贝尔的时代，乘火车长途旅行并不舒服，而是充满了颠簸、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箱称为“我的转动的监狱”。他乘坐头等车箱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受干扰，另方面则因为他晕车，并且因为他很瘦，需要有软席坐位。每当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里，而是找那些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住。然而，每当夏季，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或者花园，但必须是在背阴的一面。他很喜欢花儿，在他为自己修建的三座私人实验室的院里，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
他喜欢空气流通和宽敞的屋子，并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讨厌拥挤和狭窄的房间，以及不整洁的状况。从他的言语来判断，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怖症，由于心脏毛病带来的反应，他还惧怕自己出现假死的情况而被活理，他经常在信里谈到这一点，甚至在遗嘱里还提到它，并且还作了详细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诺贝尔是位眼光敏锐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对天下事善于鉴别的观察家。在他的书信中，包含着如何对他访问过的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和技术开发的建议，并且对一些温泉地区的风景和内部情况作过描述。他对上流社会的周围事物和类型所作的直率、尖锐及非常有趣的评价，以及对象特鲁维尔、卡尔斯巴德或者圣莫里茨等鲜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当精彩的。正象他笔下所写的别的东西一样，这些评价和描述，也受到当时情绪的强烈影响，有的最为滑稽可笑，有时则非常阴惨粗俗；他毫不犹豫地直言不讳，特别是对象阿拉里克·利德伯克这样值得信任的朋友们，更是这样；而那位利德伯克，在性格和幽默方面，同他自己非常相似。
诺贝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好学博读，对一般知识也渴求了解。每当旅行的时候，他似乎比平时更自由地去作他喜欢作的事情，而且总想把自己的观感告诉别人，不管这些细腻的观感是使人高兴的，还是使人扫兴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在旅途中，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却不喜欢同人们交谈。有一次在一个著名的温泉场，他在到达的当天便匆匆离去，并且写道：“这是一块悲哀的境地，在这座虫蚀的行尸走肉博物馆里，那些能够在一分钟内走上超过一步路的人，比较起来就算是最健康的了。但是毫无疑问，这里的生活费用一定低廉，因为只要看到自己的这些同类，人们马上就会失掉胃口。”
他对马的兴趣，使他常去赛马场；在邀请的客人、甚至是女士们的陪同下，他也到展览会、戏院和娱乐馆去，不过在参观娱乐馆的时候，他“并不提供任何赌注，只是在台子上放一点小钱而已。”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于他在国内外所经历的一切，都有着明确和非常独特的见解。因此很可惜的是，只有那些文字评论为后代保存了下来；但人们从这些文字评论中可以推断出，他口头表达的那些观点，也同样会是直爽、值得注意和富于启发性的，当然，除非他在生人面前由于腼腆和谦虚，而把自己的舌头管得紧紧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位一生几乎没有幸福的多方面的和矛盾的人，对于他所有的成就与经历，就只能通过文件透露的东西来进行了解了。证据表明，他仅有的真正幸福的时刻，除了在实验里创造乐趣之外，就是他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每当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就经常去拜访他母亲，不过，每年九月三十日他母亲生日的这天，他总是要去看望她的。他在五十岁那年曾经写道：“假如斯德哥尔摩不是座落在离北极星三步远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就会突然地跑到那里去过圣诞节，并且捧着我的盘子，要一块布丁吃。”
关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和他的和平奖金的文献及其争论表明，在他对和平感兴趣的基础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他的和平兴趣，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明显，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才发生了这种兴趣。另一些人认为，作为一个被用于战争的炸药的发明家，竟然变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进者，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还有一种说法是，也许他是为了减轻内心的惭愧，试图对他的炸药在被用于战争和其它暴力行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坏性的结果进行补偿而采取的一种办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驳斥这些观点。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作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责备，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一八八七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说，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歇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一八七六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如果人们对他从二十岁直到六十岁期间以言论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诺贝尔对涌向他的大量建议，都曾急切地予以考虑；这些建议很快便会唤起他自己的意见，而这种意见则常常是非凡的，并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况。他并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别人影响的。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兴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么早的时候呢？经过周密地研究之后，人们倒想回答说，那也许是生来就有的，并且被他早年取得的关于人性的概念所证实，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这种性格是“通过学习与研究自然本身这座大课堂的课题”而产生的。他相信他曾对这些课题正确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
他年轻时代能藉原文欣赏世界文学，这意味着十八岁时诺贝尔在书的领域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乌托邦和平主义思想的雪莱，对诺贝尔的文学尝试曾有影响；他从雪莱身上发现一种混杂着宗教、批评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对于道德的一般态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学性质和职业的因素，诺贝尔当然更现实些，并且追求那些比较可取的目标，但是，特别在和平事务这类问题上，他受到了雪莱的激励。然而，如果认为这位英国诗人就是使诺贝尔倾向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引导人，则恰恰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具有同类精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扰乱别人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并且在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在当时要使他蒙受损失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长远利益。他所经历的为时最长的化学诉论案，即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场官司是由诺贝尔炸药公司在违背他所表达的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造成几年不愉快的忧虑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诺贝尔感到在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和平的工作环境。诺贝尔曾以各种语言在很多场合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在一些辩论和书籍中，曾指出奥地利的和平战士伯莎·冯苏特纳（她出嫁前的母家姓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唤起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和平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他那些关于预防战争的观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在这里，简要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她所起的作用必须估计到，但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她的影响并不是来得很早，不足以成为一个基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强调伯莎·冯苏特纳的巨大影响这一派观点的主要来源，也许是她在一九○九年写的回忆录；这位于一九○五年获得和平奖金的作者，在她的回忆录里，在谈到她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关系时，可能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有几位作家，特别是那些妇女，很自然地曾对这种观点加以鼓励和赞助。然而，应该指明的是，这两个人终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处，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处了一段时期，另外两次则分别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们彼此相慕，并且开始通信。自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关于和平事业的。当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年轻的伯莎·金斯基来申请当诺贝尔的秘书，她自己在那个时候曾经说过，她对于和平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她的回忆录里，她讲过在那个时候，正是诺贝尔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这个问题。尤其说到：“我真想发明一种具有那么可怕的大规模破坏力的物质或机器，以至于战争将会因此而永远变为不可能的事情。”
十几年后，当他们于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诺贝尔的家里再次相会的时候，伯莎·冯苏特纳在俄国的高加索度过多年的艰苦生活后，刚刚回来不久，因此带来了对于俄土战争恐怖情况的生动印象。她现在完全被和平运动的思想所吸引住了。这种和平运动在政治动乱时期，由于威廉·洛温萨尔等几位著名创始人的推动，正处于发展时期。她已经打定主意，要为这种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当她于伯尔尼和苏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诺贝尔相处的时候，就和平事业交换思想与信件的事，才算真正开始。如果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会见是依诺贝尔的典型脾气安排在苏黎世湖他为之骄傲的那艘铝制游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时候的伯莎·冯苏特纳，已经成为有着几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书，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议论的和平呼吁：《放下武器》。她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和平之友协会”，并且成为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会的领导成员。她对于自己的信仰与宣传，几乎是一个狂热者；从那时候起，她煽动着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热情，并且在对于这一运动有意义的几年斗争中，一直不断向他通报她的活动以及她的追随者们的情况。她经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报、宣言、呼吁书和小册子，以便使这个有钱的单身汉象她给其写信的很多别的人一样，不能忘记在这项有价值的事业中需要花费大量的钱。因此，正是在这几年里，即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间，而可能不会是更早的时候，她在和平问题上，或者于他在遗嘱中写上了关于和平奖金的条款这一点上，可以被认为是曾对诺贝尔的态度起过影响作用的人。
从诺贝尔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与伯莎·冯苏特纳于巴黎相会之前的两年多，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强烈难忘起来。”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象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两年，因为诺贝尔关于解决和平问题手段的思想，在那时已经成熟到他觉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几位和平运动的代表来阐述它的程度。在这里只能将这些信件和声明的梗概简单地摘述一下。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是高尚与理想主义的，但却构成了一种摆脱幻想的观点，诺贝尔是以现实主义的思想出现在这方面的；此外，这些观点也许正是和平奖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冯苏特纳总是感情激动、罗罗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以尊敬而客气的态度给她写信，但却有着很多反对的意见。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与渴望实现这些目的的紧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对于她和各种和平组织打算采用的方法，他却深表怀疑。她与这些和平组织关于总裁军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能实现的而加以拒绝。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声明之后，接着要求他为在伯尔尼举行的和平大会捐献经费，她接到的钱数较少，并且还附来了下面一段话：
“我认为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个真正的纲领。只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确保和平。同样，宴会和冗长的讲话也无济于事。人们必须拿出一个能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计划来。裁军的要求，实际上只能使自己成为荒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处。关于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吁，将同上千种偏见发生冲突，并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必须以适度的开始为满足，并且按照英国的法制去做，在英国的司法中遇到难以决定的案件时，就制定一些只在两年或一年内有效的临时法。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政府拒绝考虑这样一种温和的建议，如果它能够得到杰出的政治家们支持的话。例如，要求欧洲各国的政府接受为期一年的约束，能将它们之间发生的各种纠纷，都提交到为了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们拒绝这样作的话，至少能在同意的时间内，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种要求并不太高。这看来是件小事，但只有通过满足于这种很小的进展，人们才能够取得重大的结果。一年的时间，在国家生活中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就连那些最好斗的部长也会说，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坏这项短期协议的时候，一年时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当限制期满时，各国将急忙把这项和平协议再延期一年。就这样在不造成任何担忧和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情况下，就可以取得长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可能来逐渐考虑那个为所有正直的人们以及几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彻底裁军问题。假设尽管有了这一切，两个政府之间仍然爆发了一场冲突，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况下，将于它们必须遵守的强制停火的期间内，有时间来平息这场冲突呢？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在人群里在没有被人认出的情况下，参观了在伯尔尼城举行的和平大会，并且由于这次参观的印象，他决定以某种方式进一步积极地参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请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务是“让诺贝尔经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欧洲和平工作的进展情况，并且试图在报刊上开展和平工作”。这项合作的结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却是很有意义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类似他向伯莎·冯苏特纳建议过的那些观点后，诺贝尔说：“我对于那些胜任的头脑严肃的代表人数的迅速增加，感到吃惊；但对于那些坏事有余的空谈家们荒唐无益的行为，也感到异常惊讶……所有的政府，对于避免象布兰杰之类的个人冒险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种战争，无一例外地都会感到兴趣。如果人们能够找出一种减少这类战争的次数的办法，也许多数政府将会感激地接受这种办法。我曾问过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个人之间的决斗那样，在国家之间也规定一套决斗法来。被指定的证人将研究一下这场决斗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这种初步的检验仍然不能制止这些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去冒险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险呢？至于证人，既可以从中立国政府，也可以从象贵族这类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当中来进行挑选。如果我能够推动和平大会工作前进的话，哪怕是只前进一步也好，我将会感到非常愉快，并且为了这一目标，要找花多少钱我都在所不惜。不应用这件事看成仅仅是一种乌托邦思想，因为亨利四世的政府为经严肃地这样作过，只是后来被拉维拉克不幸地将它中断了。附带地说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来，总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国际纠纷，就是通过仲革取得解决的。这足以证明，如果说国民还处在糊里糊涂的状态的话，那么，政府却并非如此。”
同年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我已得出一条结论：唯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唯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作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象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在法国勒克勒佐市开设施奈德公司）说，诺贝尔于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象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学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诺贝尔从来不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在此后的年代中，一直认为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实行有力的集体干预，是防止战争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从他给伯莎·冯苏特纳最后的两封信里摘录几行光辉的文字作为结束语，也就足够了。他的思想与后来作为国联与联合国基本原则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时，这些思想对于他在遗嘱中关于和平奖金的规定，也起了预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写道：“仲裁法庭将从所有的中立国得到一项关于进行制裁，甚至动用武力来进行制裁的保证。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什么都比战争好。一切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且发表一项宣言说：任何侵略者都将遭到整个欧洲的反对。但是，这并不适用于裁军，我甚至不晓得现在是否值得希望裁军。从最低层来的一种新的恐怖势力，正在使自己成为一种黑暗中的狂暴，人们好象能听到发自远方的空幻的隆隆声。但是，由联合部队的力量来保证的和平，将使一切和平的破坏者们懂得尊重，并将很快使紧张得到缓和。我们将会看到，各国的常备军将怎样逐年减少，因为各国将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杀人犯、另一半则是他们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来维持那么多的常备军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写道：“我很愿把我的部分财产留作一项基金，以便用来每隔五年颁发一次奖金（比方说发六次吧，因为如果在三十年内，人们还不能成功地将现今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堕落到野蛮中去），奖励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为实现欧洲和平作过贡献的男人或妇女。我讲的不是裁军（因为我们只能慢慢与谨慎地达到这一理想），也不是那种强制性的仲裁。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至少很快达到这样一步，即所有的国家都相互承担义务，来共同干预对付和平的破坏者。这将是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手段，并且是迫使最残暴无理的国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静的一种办法。如果三国同盟能够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个国家，那么，和平将会在今后几个世纪内得到保障。”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满了内在矛盾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作为一个异常尖刻、并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恒的悲观主义者，竟然在他心灵的深处是一位他从来不曾是过的最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多少是一个梦想家，相信一般开导的高贵力量，相信科学使人类幸福的能力，并且相信持久和平将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纪的遗物”。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出：“传播教导就是传播繁荣——我指的是一般繁荣，而不是个人致富。而有了繁荣，作为黑暗时代遗物的多数邪恶将会消失。征服科学研究和它不断扩大的领域，唤起了我们这样的希望：那些细菌从灵魂到肉体将会逐渐被消灭，未来人类进行的唯一战争，就是反对这些细菌的战争。”
他也相信妇女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写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价值的一步，都将结出果实来；而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真正伟大进步的使命，将会唤醒一切善良与真诚的妇女们的思想感情，而她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传播到后代身上。将来的年轻一代的头脑，将要受到它的鼓舞。”
这几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写的。它表明他对和平的热烈兴趣一直怀抱到那么久，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发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遗嘱里所表达的最后形式；这种和平热情，，一直陪伴着这位理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直到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终生是个单身汉。在一些关于他的书里，曾有这样一个说法：对于这位不平常的、拘谨的人来说，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女人，就是他的妈妈安德烈特·诺贝尔，她的母家姓为阿尔塞尔。我们知道他的亲密朋友很少，而他又总想远离人群。他对女人也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丑陋，没有吸引力，但他重视知识妇女的社会，每当有时间就到那里去。在他那些经常是妙语如珠的书信里，他曾对投合他的兴趣与经历的妇女，作过很多精辟的评论。
他从他那位不平凡的妈妈那里，继承了她的貌相和很多优良品质，他显然也是她最得意的一个孩子；在这位母亲的一生中，都受到他巨大的尊敬和孝顺。他们之间的相依为命使得他们的生活无论在幸福或逆境中，都过得很充实。
最近的研究，以及某些无法得到现在已经死去的人同意因而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不能发表的文件表明，那种认为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没有别的女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有另外三个女人曾经进入他的生活。
前面已经引用过他的那首自传诗《一则谜语》。这首诗是在一八五一年他第一次到国外进行学习旅行期间或此后不久写的，在这首诗里，他曾传记性地描写了巴黎的光明面与黑暗面。从这首诗里，我们还知道他在那里逗留期间，曾包括着他的第一次热恋。当他深切感到孤独的时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既好且美”的姑娘，这位姑娘回报了他的爱情，并且给了他直到那个时候“一直象枯燥的沙漠一样”的生活以爱情，使他第一次尝到着迷的幸福感。他们成为“彼此的至福”，但是，他们的幸福不幸为时不长。当他还在巴黎的时候，她突然死去，这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辛酸的失望。他对年轻时代这一强烈的悲痛作了描写，说这种悲痛使得他“这个在繁忙世界里的孤独行路人，决心把他的生命献给高贵的事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曾享受到人间的欢乐。……但是，我已经懂得去研究大自然的知识，去领悟它的篇章，并从它的深邃里，来为我的忧伤汲取一种安慰”。
这个不知名的姑娘，早就消失在时间薄幕的背后，但这件事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敏感的脑海里的长期影响，却是不言而喻的。
就我们所知，在他四十三岁那年，他的希望之火再次燃烧起来。不能否认的是，在一八七六年春天，当他录用漂亮、聪明和迷人的伯莎·金斯基女伯爵作为他的秘书时，他几乎马上就对她发生了兴趣，满希望她能在他那个美好的家庭里，成为一位虚席以待的适宜的女主人，并曾为她可能成为他的妻子这一想法捉弄过。我们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