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长征

1931——1935年
　　邓小平1930年春天到上海的时候，李立三实际上在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且手段相当专横。现在时隔一年，李立三应莫斯科之召，离开了上海，前去解释他的路线失败的原因。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相继对他作了审查，追使他作了两次丢脸的检查，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这之前，他却对几位参加审查的官员说，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没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而大大激怒了这些人（李立三还在前一年夏天在中国说过忠诚于共产国际是一码事，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另一码事，也曾得罪过这些人）。他受到的恶罚是被扣留在苏联，不让他过问任何事。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无所事事。
　　在李立三受审期间，当时很受斯大林器重的米夫来到了上海。他的任务是敦促中国共产党批判立三路线，重新组建新的领导机构，这两项任务他都完成了。1931年1月初，他主持召开了为期一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彻底地批判了立三路线，然后更换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政治局委员。会议听取了总书记向忠发及周恩来和翟秋白检讨工作中的软弱和失误。在新当选的十六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至少有三名年轻人曾在中山大学读过书，是米夫的亲信，其中包括王明，翟秋白被开除出了政治局。
　　这些做法导致了新的领导集体和一群老资格的劳工领导人之间的分裂。这些劳工领导人曾抵制过李了三和立三路线，同时也反对党中央自己改组党中央的做法（他们要求召开扩大范围的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拟定的候选人名单。这些人于1月中旬遭到租界巡埔房的逮捕，后被转交到国民党手中，2月初被枪杀，党内十分怀疑是新领导层中的某个人出卖了他们集会的时间和地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起灾变。4月，在周恩来手下负责党中央情报和反情报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他显然没有作任何抵抗便供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住址。幸亏共产党在南京的反谍报人员及时向中央通报了顾泄露的机密，否则共产党在上海的大多数高层要员，包括邓小平，都将在劫难逃。后来总书记向忠发5月份被埔，6月被处决。顾的叛变并未挽救他自己的性命，一旦国民党认为他已供出了所有情报，便把他杀掉了。据说，作为报复，在周恩来的命令下，共产党开枪打死了顾的好几名家人。这个说法共产党从未正式否认过。
　　向忠发遗留的总书记一职并未补选，但王明和博古先后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即所谓“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此处有误。——译注)
　　1931年夏未，邓小平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中央根据地。他的官方传记称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①去那儿的，这意味着是他先提出了请求，从他本人及共产党的处境来看，他的这一做法是不难理解的。
　　邓小平先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港，从那乘轮船或汽艇沿涵江进入闽西，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元帅的聂荣臻也曾于1931年底走过这条路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条路线是1928年开通的，“许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都走过这条路线，而且所有从香港和上海购买的医疗药品和无线电设备也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往根据地的。②聂荣臻说，那次他们一行人都身穿长衫，打扮成读书人的模祥，在路上尽可能少地与人说话，以免他们的口音引起怀疑。从汕头海边到福建省界大约需要五天时间。
　　到1931年年中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已颇具规模。其中心地区包括跨江西、福建两省一万平方英里的山区农村。红军在区内拥有绝对的军事统治，地方政府也通过各区、县苏维埃的形式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粮食自给有余，但基本上不存在工业，因此像棉布、药品等工业用品必须通过交易购买。盐也一样。那里的气候夏季干旱炎热，冬春季非常潮湿，经常大雾弥漫，这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反而很有帮助。
　　红军向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了多次进攻与反攻，但始终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共产党往往在农村地区占有优势，很多村里都建有党支部，而国民党在城镇占更大的优势。一旦交手，红军通常可以击败地主的民团。到了1931年红军的实力已经相当于几个独立旅、师或甚至军，但由于装备太差，因此无力去攻占一些防守坚固的城镇。在邓小平到达根据地数月之后，红军尽管动用了上万兵力发动数次进攻，但未能攻占江西南部重镇赣州、而守城的敌军只有几千人。红军在江西一直没有解决弹药及其他重型武器匮乏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在1934年向根据地进攻时采用了巩固新占阵地的堡垒主义策略，致使缺乏重武器的红军失利。
　　尽管有些时候在程度上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毛泽东1931年在根据地已经是主要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了。在军队中，他是第一方面军的政委和前委书记。当时的第一方面军有三万人，是在同李立三的军事路线进行反复斗争后建立起来的。在党内，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是党中央为协调所有苏区的前敌委员会和党支部而于1931年设立的（当时仍在上海的周恩来是该局书记）。毛泽东的声望来自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赣南和闽西的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他1929年带领着一支二千人的队伍来到了这个地区。那支队伍缺衣少枪，装备极差。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他已经使这支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并在这个地区创立了一个小政权，不再让国民党的县长和地主管事。他让农民参加地方政府，把土地分给很多劳工和佃农。对许多人来说，他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地方官僚甚至皇帝的农民领袖一样，是一名英雄。
　　邓小平到达根据地后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属中上级职务。以中央委员会的前任秘书长资历来说，他应该可以要求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从另一方面看，上级要他担任这一职务也许是为了应付当时瑞金的危机状况。当时该县有很多干部有问题，民众情绪普遍不满。
　　这一危机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1930年底至1931年初的冬天，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下，与当地的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在江西中部打了起来。这就是“富田事件”。富田是江西(原文如此。——译注)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当地的红军把这些领导人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些协助被关押的干部越狱的红军随即被开除党籍，后来也全部被逮捕。接着又对他们的支持者进行请洗，可能有几百人被处死，其罪名是加入了AB团，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李立三的支持者（毛对埃德加·斯诺这祥形容他们③）。毛泽东在得知李立三失宠后便开始(1930年12月上旬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赣西南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到富田指导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7日，李韶九到富田后立即抓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的八个主要领导人。9日，他又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反，同一个团政委刘敌谈话时透露要该军肃AB团。刘敌鼓动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李韶九以及该军军长等，释放以AB团嫌疑被捕的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12日，刘敌、谢汉昌率该军直属队四百余人，乘夜冲向富田，包围江西各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放出被怀疑为AB团而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这就是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有严重错误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等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井制造假信以反对毛泽东，犯了进行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译注)对其大加批判。
　　邓小平的官方传记说，邓立即着手“为前一时期蒙受过免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④，但并未说明这些人以前是如何被冤屈的。如果说他们的罪名是“AB团”的成员。那么在远离富田一巨英里、清洗运动已开始九个月之后依然受到这祥的指控就令人费解了。更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作为党内一个较为低级的干部（他当时仍未进中央委员会），而且刚刚到达根据地，竟然敢为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整肃的人平反。然而没有记录说明当时还发生过(此处与史实不符。——译注)任何其他的政治斗争。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他所帮助的这些人的确受到指控是“AB团成员”，而插手帮助他们是因为党中央在邓小平离开上海前指示他这祥做的。这种解释与当时江西的各种情况都吻合，现在也有材料表明当时在上海对清洗运动的过份严厉发生了争执。
　　在瑞金工作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会昌县委书记，之后又在会、寻、安三个县负责“指导工作”。1932年下半年，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他的职位在一步步上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朋友们都叫她阿金。看来她是一个活泼的年轻女子。一年后，她离开了他并和李维汉结了婚，她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使她健康严重损坏。一、两年后，她被送往莫斯科治病，在那里去世了。
　　1933年1月，博古（在王明1931年秋天回莫斯科之后接替他担任了党的实际领导）和洛甫（当时是政论局委员）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马上开始排挤和惩罚反对他们路线的所有地方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②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④《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⑤同上书，第10页。
　　⑥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10页。
　　⑧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⑨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⑩同上书，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