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农民的儿子

1904－1920年
　　邓小平本名邓希贤，参加革命后才取名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邓小平本人年轻时一直使用这个出生日期。根据20年代的记载，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也是7月12日。
　　邓小平的父亲叫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遍布着小山和小溪。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土地，在好的年份，足能收获10吨粮食，广安是一个相当大的地方，拥有几干户居民，但是这里不是四川最繁华的地区。四川的动脉长江，从西南穿越全省流向东北，途中汇合了不少支流。广安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二百多英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距最近的城市重庆也有一百英里。
　　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至南方，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还是神秘的。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了18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作为邓小平的罪状，村子被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尽管后来村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但牌坊却没有重建。
　　邓文明是个精力充沛、乐观向上，喜欢社交的人。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生活中，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指挥过几百人的民军。牌坊村那些还记得他的老人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乐于同人交往，在调解地方争端时处事公道。在家里，他严格而又谦和。他对孩子们的训戒是严厉的，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仍愿意倾听他们的陈述。他生前没有照片，人们记得，他中年时谢顶，蓄着大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似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并不引人注目。当邓文明确定第一个妻子张氏不能生育时娶了淡氏。淡氏的娘家家境可能很不错。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巧并上了红漆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穷的父母是提供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仍能看到它）。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孩子，邓小平排行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后来，大概在1920年邓小平离开家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20年代后期她便去世了，据说死于结核病。设人写过成讲过她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所以很难推断她对孩子们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孩子们对她怎么样地依恋。
　　邓文明以后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萧氏为她生了第四个儿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船工的女儿，只比邓小平大一岁＊，为邓文明生了两个女儿。夏以前 （＊夏伯根比邓小平大两岁。－－－译注）结过婚，她是带着一个女儿嫁到邓文明家来的。因此，邓小平总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弟弟、两个同父异母妹妹、还有一个异父异母妹妹①。因为他十六岁就离开了家，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四十多岁，才见到了这几位异父或异母的兄弟姐妹。但他却永远也见不到他那位同父异母小妹妹了。1949年，就在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攻克四川前夕，她去世了。
　　在中国，起名字没有约定的标准。父母从所有的语言词汇中选择一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份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被取名先烈，邓文明接下去给后来出生的他的所有孩子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一生都使用这祥指定的名字。而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则不是，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80年代时依然存在，只是被当地干部进行过相当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所房子虽然宽敞，但极普通。这栋大宅共有二十二个房间，房屋与房屋之间用很高的木梁隔开。后来拆了右厢房，房间就没有那么多了。庭院是铺设过的，但屋顶在邓的童年时代是用茅草覆盖的。窗户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是硬泥地。没有自来水。可以肯定，邓吃得很好，而且冬天有温暖的被窝可睡。但他的房间里并没有悬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低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他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二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是位很传统的人物。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秘密结社之一，它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怫。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士匪或仇敌暗杀＊应为1936年。－－－译注了。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此处有误，邓文明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已经去世。——译注且仍然生活在池的家里，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
　　在教育方面，邓文明却很跟得上时代。邓小平开始在一个老式私塾接受教育②。两年以后，池七岁时，转到一所新式小学就读。四五年以后，升入广安中学，成为一名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所以他从早期起就学习了现代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并且学的是白话文，而不是过去一直使用的文言文。
　　关于邓小平的学校生活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他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这些。不过多少也有一些趣闻轶事。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他的舅父淡以兴，对外国来访者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喜欢和同学们玩游戏，而且学东西非常快。其中有人说，他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记住并背诵出来（七十年后，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非常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③。这些老人们还说，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应该呆在中学，然后，如果他学得很好，并且他与他的父亲都有这样的愿望，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然而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初，他才只有十四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他儿子写信说，他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文明还给他的弟弟邓绍圣发了一封类似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他们两人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未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学校。
　　从表面看，邓文明的举动难以解释。邓小平还只是个孩子，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生活毫无经验，他的叔父的经验也不会更多。他们都未受过培训或教育，对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缺乏准备。除此之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衣袋里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到中国的话，他一定不会想成为一个农民，而且他不可能想在只有很少工业的四川工作。
　　可以推测，邓文明是受了一个热衷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他已经发现他儿子很任性，便想把他送走。然而这些可能性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重庆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是成都的一位教师。邓文明应该没有见过他。20年代时由于热心支持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知名的杨森也是广安人，他和邓文明是同时代的人，但在邓小平成长的过程中他并不在广安。当时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广安，但邓文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不可能和法国教土有所来往。至于邓小平他们父子间的关系，据牌坊村的老人们讲，两人犹如同辈朋友那般亲近。因此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似可以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做父亲的远大抱负、爱国心以及他对整个世界形势的了解。
　　毫无疑问，邓文明非常关注国家政治，他所参加的哥老会当时正参与四川的保路运动。他让他的儿子和弟弟到法国去的行为就是关心政治的一种体现。对他来说，了解四川和整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城镇都有了电报局，大量地方报纸和杂志的发行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村中父老相传，他到茶馆里喝茶的时间很多，而茶馆正是交流地方和国家新闻的中心。
　　即使邓文明在家不多谈政治，邓小平在1915年或19l6年进入广安中学的时候，＊自己一定也能了解到一邓小平是1918年进入广安中学读书的。——译注些。当时，中学都普遍订阅报纸，领导组织激进的爱国主义的示威游行也是当时一些学生的时尚。根据邓的官方传记记载，1919年，邓小平参加了学生抵制日货活动。因为当时在凡尔赛会议上，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享受的优惠权益转让给了日本，尽管当时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从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
　　在邓小平的童年时代，主要的政治事件是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陈旧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和自1644年以来一直占据皇位的清王朝。清王朝最初严禁外国军事、贸易和文化侵入中国，这是导致这一传统帝国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几代皇帝统治下，曾相继尝试过三种政策：闭关自守；“自强”：吸取外国的技术、军事和工业，但不接受外国思想；对趋于衰落的君主制度进行改良。但所有这些政策都失败了。因而最终导致了一场革命运动的到来。
　　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叫孙逸仙，他1865年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在夏威夷接受教育，又到香港学医。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成为一名革命家，致力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彻底的改革。从1905年开始，他成为所有立宪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很小部分）公认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有同孙逸仙一样的目的，并准备通过武力去实现它。他们一起工作，但关系并不总是那么融洽。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基地在日本，其国外成员多于国内成员。
　　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者本人。
　　③《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④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⑤同七书，第452页。
　　⑥同上书，第453页。
　　⑦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