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脖，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井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硕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⑤。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⑧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⑨，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⑩。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故的百战百胜的红军(28)。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320_1.bmp}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30)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激烈的一场战斗，从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万红军被指定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由于敌军有着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线被突破，一批批指战员倒下去，心情异常沉重。这种状况，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佯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四月二十七日，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陈诚部四个纵队从抚河东西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广昌城已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红军虽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五千五百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这个地区进行“决战”的打算，已由严酷的事实证明是无法行得通的。当晚，博古、李德、朱德急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称：“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
　　(31)（具体战斗情况是在二十九日才电告周恩来的）在周恩来复电同意后，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守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
　　鉴于这种形势，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这事还需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需进行繁重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伍修权回忆道：“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32)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劝六路分乓”、“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前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了。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九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
　　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
　　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
　　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劝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
　　“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往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
　　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注释】
　　①朱德：《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革命与战争》第1期，第5页，1933年11月出版。
　　②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 1933年5月8日。
　　③蒋介石，《对剿共军高级将领的训话》， 1933年4月7日。
　　④蒋介石对汉口政委会演辞，《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第37页。
　　⑤朱德、周恩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 1933年5月17日。
　　⑥周恩来，朱德致苏区中央局电，1933年6月18日。
　　⑦《苏区中央局转中央对今后作战计划之指示》，1933年6月13日。
　　⑧项英致朱德、周恩来电， 1933年10月2日。
　　⑨周恩来致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电， 1933年10月4日5时。
　　⑩项英致朱德、周恩来并转林彪、聂荣臻电， 1933年10月6日。
　　⑾《中革军委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1933年11月20日。
　　⑿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113页。
　　⒀⒂⒃⒅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6、60、63页。
　　⒆⒁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1页。
　　⒄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 1984年5月9日。
　　⒆(2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⒇朱德、周恩来：《对赣东北闽北开展对敌斗争的指示》，1933年11月24日。
　　(21)《中革军委关于方面军动作的训令》， 1933年11月25日。
　　(22)《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红旗》周报第63期社论，1934年1月1日。
　　(23)中共临时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斗争》第38期， 1933年12月12日。
　　(25)朱德、周恩来致项英电， 1933年12月13日2时。
　　(26)周恩来致博古、项英电， 1933年12月16日。
　　(27)朱德：《第二次全苏大会上的军事报告》，手稿， 1934年1月。
　　(28)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词，1934年2月7日。
　　(29)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4年2月。
　　(30)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31)博古、李德、朱德致周恩来电， 1934年4月27日19时。
　　(32)访问伍修权谈话记录， 1984年5月9日。
　　(3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8月31日4时。
　　(34)林彪、聂荣臻致朱德电， 1934年9月2日。
　　(35)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9月2日2时。
　　(36)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9月2日8时。
　　(3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3日2时。
　　(38)(39)(40)(41)朱德：《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 1934年10月1日。
　　(42)《中革军委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 1934年9月15日。
　　(43)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9月24日。
　　(44)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电， 1934年9月25日。
　　(45)朱德致彭德怀、杨尚昆电， 1934年9月27日。
　　(46)朱德致罗炳辉、蔡树藩电， 1934年9月27日18时。
　　(47)朱德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4年10月2日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