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是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的“永劫回归”观。从“永劫回归”的反面来说，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而不复回归了。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所以尼采说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那我们将选择沉重，还是轻松？
有一位叫托马斯的年轻医生，十年前就与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的妻子离婚，他很快使自己忘记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因为他明白自己天生就是单身汉的命。他害怕女人而又渴望女人，于是他发明出一种“性友谊”，使自己既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女人保持短时的交往。很多人不理解他，最理解他的人是画家萨宾娜，她欣赏托马斯的毫不媚俗。这不成文的性友谊原则，规定了托马斯一生应与爱无缘。但特丽莎的出现，使他开始向自己的原则挑战。
“KitSCh（媚俗）”起源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创世记》告诉我们，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生了一起复杂的病例，他们请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生病，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呆在旅馆餐厅里，当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
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喜欢偷偷照镜子，她希望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脸上有母亲的影子，因为她的整个生命就像是她母亲的延续，她在与母亲对抗。初识托马斯，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而她也爱读书；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贝多芬的音乐；他住在六号房，她以前住的房子也是六号，而且她六点钟下班；她发现他坐在自己以前读书常坐的公园黄色长凳上，时间刚好是六点。正是这些极其偶然的机缘带给特丽莎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把她推向了托马斯。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吗？特丽莎出其不意地来到布拉格，找到托马斯，他们当天便做爱。随后特丽莎被流感所击倒，在他的公寓里呆了一个星期才回去。托马斯觉得特丽莎像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他的床前，使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爱，他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
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因此，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
带着一只沉重的箱子，特丽莎第二次来到托马斯的身边。托马斯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即使是他最好的情人——萨宾娜也不例外。可这一次，他在特丽莎的身边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她还紧握着他的手，他开始觉出某种莫名的快意。于是他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托马斯由此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而且相对立的感情。特丽莎和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在萨宾娜的帮助下，特丽莎找到了一份杂志社的工作，她也因偷看了托马斯的信件而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知道托马斯一夫多妻的生活。强烈的妒意使她在夜里经常被噩梦惊醒，而托马斯也因同情（同样的感情，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像力和心灵感应力）而理解特丽莎的行为，不仅没有对她发火，而且更加爱她了。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托马斯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虽然那是只母狗，但他还是为它取了公狗的名字——卡列宁，他希望它能照顾特丽莎。
卡列宁并不能使特丽莎感到快乐，因为她已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虚弱不堪，她甚至开始想回到母亲身边。她主动为萨宾娜照相，试图培养自己与她的友谊，萨宾娜的作品使她对萨宾娜充满倾慕之情。在俄国攻占了布拉格之后，特丽莎开始穿行于布拉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在这些天里，面对种种危险，她才享受到少许的欢乐。
托马斯带着特丽莎和卡列宁移居到苏黎世，和特丽莎在一起的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她的嫉妒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她的噩梦给他带来了明白无误的谴责。直到有一天，特丽莎带着卡列宁不辞而别，让托马斯感到自己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的生活。而现在，他的脚步轻了许多，他飞起来了，正享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两天之后，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
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千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在布拉格，特丽莎只需要托马斯的爱；在异国他乡，她却需要托马斯的一切。如果托马斯抛弃了她，她该如何？她不敢想。她无法忍受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也不愿意继续成为他的负担，所以她和卡列宁又回到了布拉格。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又一次服从“感情”的驱使，在特丽莎离开五天后回到布拉格的家。托马斯站在门口，教堂的钟正敲六点。“数字六”这一机缘再次给特丽莎带来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忧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意志，使她感到了无比的快乐。
俄军攻入布拉格不久，萨宾娜就移居日内瓦。在那里，她结识了大学讲师弗兰茨，并迅速成为他的情人。萨宾娜戴着一顶旧圆顶黑礼帽出现在弗兰茨面前，但弗兰茨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许多年以前，这项祖父的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时兴致盎然。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时就带着这顶帽子，这顶帽子已经变成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使他们感动不已。弗兰茨不能理解这顶帽子的含义，所以也无法跨越他与萨宾娜之间的深渊。萨宾娜知道弗兰茨空有强壮的身体，在他的妻子和她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不适合她，虽然他是她一生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萨宾娜结束了日内瓦的生活，定居巴黎。萨宾娜离开一个男人只是因为她想要离开他，她的一生并不沉重，而是轻盈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弗兰茨相貌英俊，学术事业成功，但却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弗兰茨认为，几个小时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个女人的床，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对他也是一种耻辱。弗兰茨不断寻找外出旅游的机会，与情人做爱的床离与妻子睡觉的床越远，他的羞耻心也就越轻。弗兰茨把自己的妻子看成他母亲的影子，他尊敬他的母亲，他把对母亲的忠诚表现在对妻子的身上，但他并不知道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当他终于背叛了他的妻子的时候，萨宾娜同时也背叛了他。失去萨宾娜，虽然使弗兰茨感到悲伤，但他很快又沉浸于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之中。这种自由使他在女人面前更具魅力，他的一个学生爱上了他并很快代替了萨宾娜的位置。
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萨宾娜是他精神上爱情的象征，为了表示对她的忠诚，弗兰茨离开了现实中的情妇，和其他医生和知识分子向柬埔寨进军，去救死扶伤。在异乡，弗兰茨才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情妇在一起是何等幸福，而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既无意义又可笑。他终于发现，他惟一真实的生活，还是他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残酷的现实愚弄了他，他被劫匪打伤，虽然他到死之前都在想着自己的情妇，但死了的他却终于又属于他妻子了。 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由于发表过一篇有关《俄秋浦斯》的感想。现因涉嫌反政权而受到当局的调查。尽管托马斯一向很正直，但这件事却让他的同事们相信托马斯是不诚实的，而且纷纷传言，说他会服从当局的要求写自我批评的声明，这令托马斯感到震惊。托马斯不信任这些人，更不能忍受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他没有写一个字，也就被迫离开了医院。由于拍了一周的坦克人侵而同样被报社解雇的特丽莎，现在也只能在一间酒吧里工作。
当局并没有就这样放过托马斯，他们继续为此与他纠缠不休，因为他们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有关反政权方面的情况，并且表示只要他肯写一份声明，他这个医学专家仍然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托马斯虽无法肯定做出何种选择才合适，但“非如此不可”的精神在他心底已经很深蒂固，坚定的立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这次，他又从郊外诊所的小医师彻底沦为与医学无缘的擦窗工人。
成了擦窗工以后，托马斯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他只能在特丽莎半夜从酒吧里回来后才能见到她，每天他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性活动时间变得非常宽裕。在两年的时间里，托马斯自然与不少女主顾们进行了冒险的活动。
特丽莎无法忍受托马斯头发里的女人气息。托马斯认为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现在不再拒绝理解这一点，她渴望通过尝试能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能学会轻松。对于一个工程师的再三引诱，特丽莎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她想实践和证实一下托马斯的话。与工程师没有爱的交合，并没有让她觉得轻浮的**与爱情毫不相关，没有让她感到轻松，更没有使她平静下来，她内心深处的灵魂渴望着对方的呼唤。
直到有一天，特丽莎带回一只半死的乌鸦，并向托马斯诉说自己工作的苦闷时，托马斯才忽然发现近两年来他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之少，更别说握住她颤抖的手了。他感到难过，心开始让特丽莎占据着，完全没有了冒险的兴致。
一位私人雇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干活，开始他还担心是另外某个女人，但最终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和那个受到迫害的编辑设下的圈套，为了让他在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托马斯知道这是件看似高尚，但却毫无用处的事，在与儿子和编辑的争论中，他发现只有特丽莎才是他惟一关心的东西，签名会使密探更多地光顾她，他绝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其他什么都无所谓，即使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托马斯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的事——拒绝签名。
特丽莎又从噩梦中惊醒，听到那令人惨痛的梦境，托马斯觉得心都要碎了，他感到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托马斯忽然觉得自己对女色的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为了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终于和特丽莎搬到了乡村。
对于托马斯和特丽莎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惟一的逃脱之地。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托马斯头发上的女人味，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也似乎成了一场梦，她终于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卡列宁也对新环境表示满意，它和村里的一头猪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谊。但好景不长，卡列宁得了癌症，这使特丽莎的心情变得沉重。特丽莎觉得自己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要好一些，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她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也未要求它给予爱的回报。卡列宁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周围的生活基于一种重复，它期待他们也同样如此。最终，他们怀着凝重的心情，让卡列宁在微笑中安息。 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所以人不幸福。
特丽莎感到一种强烈的自责：托马斯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在这里，她也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弥留之际，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特丽莎看出了自己的不公正，他们所走的路，只是为了让她相信他爱她吗？
几年后，特丽莎与托马斯在乡村因车祸而丧生。
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安宁、和谐的幻觉，是一曲幸福家庭生活的歌，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萨宾娜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而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这就是托马斯的永劫回归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