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普林斯顿（一）

★　战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不仅到处宣讲他的相对论学说，还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物理研究工作。１９２７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辐射原理的推导工作，并为量子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他引进的“受激发射”观点，正是今天激光技术的理论依据。如同揭开原子能的秘密一样，爱因斯坦比技术上的实现赶前了４０年。还有他的“跃迁几率”的观念，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
　　２０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偶然性。他认为，量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０年，在索尔维会议上，围绕关于量子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展开激烈争论，极富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等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学上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有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
　　２０世纪中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首先采用统一公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也不满意。
　　渐渐地，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越来越少，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和哥本哈根学派对阵。爱因斯坦的科学理想，和当代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爱因斯坦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他坚信，物理学应该对于客观的实在状况作出和观察者无关的描述。他在两个方面孤独地探索着，一个是统一场论，一个是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他时常会遇到惋惜的目光，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落伍；也时常听到惋惜的叹声，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误入歧途。
　　爱因斯坦继续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过。他在寻求自己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显示出高超的理性，这个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远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
　　“……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与２０年代后的物理学研究的相对沉寂相比，爱因斯坦对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关注，影响也越来越大。
　　１９３２年５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他到会场时的情景被当时在场的记者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呆会儿他将和他们会晤。然后，爱因斯坦走进会议大厅。报告人正在讲述空战的细节，他略停片刻，接着继续讲话。这沉默的一秒钟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爱因斯坦受到热烈欢迎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一种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类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认为爱因斯坦是科学的化身，这种科学探寻着和寻找着宇宙的和谐，即在广大公众心目中联想起社会和谐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谐。
　　是的，２０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
　　１９３０年５月３０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１９１４年的《告欧洲人书》和１９５５年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
　　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方针”：
　　“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
　　“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５００００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会是不可抵挡的了。”１９３１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
　　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输战争意识了。１９３１年１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特·菲雷克说：
　　“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
　　“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
　　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
　　★　“我不回德国”
　　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１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８６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刮起了颤慄的北风……
　　希特勒的纳粹运动除了战争的叫嚣外，还有非理性恶魔对理性的残酷报复。作为犹太大和科学家的爱因斯坦，自然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攻击目标。希特勒一上台，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就拉开了序幕。
　　消灭科学中客观的和逻辑的标准是希特勒纲领的一个部分。科学不应当依据实验，也不应当依据符合实验的推理的逻辑联系；它只应当依据独裁者的意志和他训诫的标准。这种标准首先是每种科学观念的种族属性。人类理性思维于是就成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敌人。纳粹教育部长鲁斯特公开宣称：
　　“纳粹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敌人，它只是理论的敌人。”
　　勒纳德站出来了，他向爱因斯坦报仇雪恨的时机到了。
　　１９３３年，勒纳德在报刊上说：
　　“爱因斯坦及其种种理论和由陈词滥调与任意拼凑炮制出来的数学废话，是犹太人集团对自然界研究的危险影响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现在，他的理论被彻底粉碎了，——一切脱离自然界的编造的下场都是如此。但是，那些有过显赫一时作品的学者们是不能逃脱责难的，因为他们使相对论得以在德国找到一席之地。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想看见，在科学中以及同样程度上在科学外把爱因斯坦冒充为一位善良的德国人是何等的谎言。”
　　稍后，勒纳德在新的物理研究所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宣称：
　　“我希望研究所成为反对科学中的亚细亚精神的堡垒。我们的元首正把这种精神从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中——在那里它被叫做马克思主义——驱逐出去。但是，由于爱因斯坦狡狯的推销伎俩，这种精神在自然科学中还保持着自己的阵地。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德国人是不齿于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人的。在原来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完全是亚利安人的产物，因此德国人今天应当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未知领域的自己的道路。”３月１０日，《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到加州理工学院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兽行：
　　“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正像一个人受到压力时会得精神病一样，一个社会组织面临严重的难题时也同样会害病。不过，国家虽有困难，通常还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像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
　　第二天，爱因斯坦和艾尔莎离开加利福尼亚，前往纽约，他到德国总领事馆去。总领事认识爱因斯坦，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见面，双方都很尴尬。总领事请爱因斯坦坐下，也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寒暄话，说：
　　“教授先生，您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发表的谈话在柏林引起很大的震动。现在您怎么办呢？”
　　“还没什么打算。”爱因斯坦说。
　　“那您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但肯定不回德国去。”爱因斯坦的语调平静而坚定。
　　“还是回德国去的好。”总领事公事般的语调里没有任何感情，“现在新政权不会对您怎么样的。教授先生，也许您的看法有一点片面。”
　　这时候，办公室里的秘书有事出去了。总领事一改冰冷的语气，向爱因斯坦低声说：
　　“教授先生，您的决定完全正确。你是世界最著名、最伟大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
　　法西斯不会放过你。看，这都是德国报纸。”
　　总领事指着茶几上的一叠报纸，说：
　　“上面指名道姓，把你叫做犹太国际阴谋家，共产国际阴谋家。我以人的名义对您说，千万不要回德国。”
　　秘书进来了，他听见总领事还在对爱因斯坦规劝着：
　　“……报纸上写着，革命将给德国带来千年的幸福。教授先生，你应该相信元首的话，回德国去吧。”
　　爱因斯坦对祖国绝望了，对人又充满希望。几天后，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一艘开往比利时的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爱因斯坦参加义演音乐会，为遭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募捐。无线电里传来不祥的消息：故乡乌尔姆的爱因斯坦大街改名了；卡普特别墅被冲锋队抄家了，为的是“搜查共产党藏在那里的武器”。爱因斯坦在船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这些人手持兵器，闯入我家里抄家，不过是现今在德国发生的为所欲为的暴力行动中的一个例子。这是政府在一夜之间将警察的职权移交给一帮纳粹暴徒的结果……”
　　３月２８日，客轮开进安特卫普港。市长和比利时的许多知名学者在码头上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欢迎他们到比利时避难。
　　不久，爱因斯坦坐车到布鲁塞尔。他把德国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放在德国大使面前，正式声明放弃德国国籍。
　　１５岁那年，爱因斯坦勇敢、坚决地放弃了德国国籍。在中年时，作为闻名世界的科学家，为了帮助困难中的德国，他毅然决然宣誓做德国公民。现在，德国已是黑暗的苦难深渊，是世界人民的敌人，爱因斯坦顾不得自己的生命安危了，他要担起人间的道义。
　　永别了，德国。
　　爱因斯坦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海滨小镇勒科克。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早就是爱因斯坦思想与人格的崇拜者，国王和政府竭尽全力保护着爱因斯坦的安全。当局甚至禁止勒科克居民向任何人提供关于爱因斯坦住处的消息。因为爱因斯坦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是被通缉学者的首位。而在靠近德国边境的黑名单上的人，已屡屡遭到纳粹间谍的袭击。在一本德国出版的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照片的大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艾尔莎陷入极端惊恐之中，但爱因斯坦依然故我，并且尽自己可能的方法与法西斯进行斗争。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普鲁士科学院终身秘书恩斯特·海曼签署了一个“普鲁士科学院反爱因斯坦的声明”：
　　“普鲁士科学院从报纸上愤慨地获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法国和美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它立即要求得到解释。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又声称退出科学院，其理由是他不能在现政府下继续为普鲁士邦效劳。由于他是瑞士公民，似乎他也有意放弃普鲁士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是１９１３年他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时附带取得的。
　　“普鲁士科学院尤其为爱因斯坦在外国的煽动活动感到痛心，因为它和它的院士们始终觉得自己同普鲁士邦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严格避免一切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始终强调并且永远忠于国家的思想。有鉴于此，对于爱因斯坦的离职，它没有理由感到惋惜。”
　　４月５日，爱因斯坦发表公开信，抗议普鲁士科学院对他的诬蔑：
　　“我从十分可靠的来源得知，科学院在一个官方声明中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参与了美国和法国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
　　“为此我声明：我从未参加过这种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而且我必须补充：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任何这种诽谤活动。一般说，人们只满足于重复和评论德国政府负责人士的官方声明和命令，以及用经济方法来灭绝德国犹太人的计划。
　　“我向报界发表过的声明所关涉到的是我打算辞去我在科学院中的职位，并且放弃我的普鲁士公民权；我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
　　“此外，我把德国目前的情况描述为群众中的一种精神错乱状态，而且还讲到了它的一些原因。
　　“我曾写了一篇东西，允许‘国际反排犹主义同盟’用来呼吁大家对它的支持，但这完全不是想给报纸用的，在那篇文章里，我也呼吁一切仍然对那些遭到危险的文明理想忠诚不渝的明达之士，尽最大力量来防止这种群众精神变态的进一步蔓延，这种精神变态在今天的德国已经显示出多么可怕的症状。
　　“科学院在发表关于我的那份声明以前，要找到我的言论的正确文本，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德国报纸所转载的我的言论，故意歪曲原意；对于今天被嵌制的舆论来说，这种情况实在也在意料之中。
　　“我准备对我所发表过的每一个字负责。为了礼尚往来，我希望科学院把我的这份声明让它的每个院士都知道，也让德国的公众知道，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受到了污蔑，尤其是因为科学院本身也在公众面前对我的污蔑插上了一手。”１９３３年４月７日，由普鲁士科学院秘书冯·菲克尔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信：
　　“作为现任的普鲁士科学院首席秘书，我敬奉告，我们已收到了您３月２８日关于辞去您的科学院院士职务的通知。
　　“科学院已在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１日的全体会议上注意到您的辞职。
　　“科学院对事态的变化深表遗憾，而引起遗憾是这样的事实：一位最高的科学权威，在德国人中间工作了很多年，并且多年来担任我们科学院的院士，按理他应当对德国人的性格和德国人的思想习惯已很熟悉，但想不到他竟会选择这个时机去同国外这样一帮人结合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
　　“科学院愿意指出：它１９３３年４月１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２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
　　“我收到了你们本月７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
　　“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
　　“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８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３０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１９３３年４月６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
　　“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１９３３年５月２６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
　　在１９３３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１９４５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
　　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１９３３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９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
　　“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

★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还是逗留在比利时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国青年写来的。信中说，有两个比利时青年，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请爱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一下，释放被捕青年。
　　爱因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是当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那所谓“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战争。可眼前，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已响彻云霄。难道让人们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装到牙齿的冲锋队吗？
　　爱因斯坦还没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没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几句话：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
　　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和爱因斯坦有同乡之谊。多年来，王后陛下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她。这位王后喜欢音乐，爱拉小提琴，她觉得爱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谦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不是谈音乐，而是谈国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爱因斯坦同名，也叫阿尔伯特。２０年前，阿尔伯特国王曾坚决抵抗过德国的入侵。现在比利时再次面对强邻咄咄逼人的好战叫嚣，他正在考虑对策。国王向爱因斯坦说明了希特勒对比利时的威胁，以及比利时必要的备战状况。国王的意图很明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爱因斯坦是否对绝对的和平主义重新思考一下……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不需国王的教育和开导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战争叫嚣、残酷的集中营……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教材吗？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而又善良；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肠来解决的。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断你的喉咙，你能同它讲什么和平吗？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爱因斯坦正式给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于和平主义的重要改变，以及对于两个比利时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态度。
　　信件内容如下：
　　陛下：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远超过在我面前的这一特殊案件。
　　我已经表明，尽管我同反战运动有密切关系，我将不干预此事，其理由是：
　　１．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情况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现在，这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２．如果有谁要干预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们国家的款待。
　　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再讲几句。凡是因为宗教信仰和道义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该当作罪犯来处理。至于他们这种拒服兵役，究竟是出于深挚的信念，还是并无那么高尚的动机，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应当允许任何人随意裁决。
　　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严肃和比较有效的办法，可用来考验和利用这些人。应当给他们有机会选择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险的工作来代替服兵役。如果他们的信仰是足够深挚的，他们就会选择这种行动；而这种人也许永远不会很多。我想到下面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
　　矿山的某些劳动，船上给锅炉加煤工作，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里作护理，以及其他各种类似性质的服役。
　　凡是自愿接受这种不给报酬的义务服役的人，总是具备出乎寻常的品德，确实应当受到重视，不仅是承认他是一个良心拒服兵役者。无疑地，他不应被当作罪犯。
　　如果比利时制定了这样一种法律，或者只要确立这样一种社会风尚，它就会成为走向真正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
　　致以诚挚的敬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
　　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爱因斯坦给那位替比利时青年说情的德国青年写了回信，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和平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产物。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致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
　　试设想一下，如果比利时被今天的德国占领了，事情会比１９１４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够糟的了。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以前所坚持的原则。我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
　　“请您的朋友们注意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监狱里的那两位。”
　　这封公开信，在欧美两洲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这些人还在沉睡之中，做着美丽的和平梦。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和平主义的原则。“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法国秘书由此写给爱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８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几年以前，在给阿达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这样一些话来替拒绝服兵役作辩护：‘我承认对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说来，拒绝战争会引起最严重的危险；但对于欧洲的文明国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我作了这个声明之后，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欧洲的情况改变了——它已经发展得很像非洲的情况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训德国公民准备一场复仇战争，西欧各国不幸地就只好依赖军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它是审慎的，它们就不应当不武装起来而坐等别人攻击。……它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心底里厌恶暴力和军国主义，我说上面这些话是很不乐意的，但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可以使现在还是自由的各个国家能够保卫住他们自己，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险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军事准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幻梦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美国芝加哥《政治》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从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的战斗。
　　文章发表在１９３５年《政治》月刊１月号上：
　　“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礼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公开表述某些我觉得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见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责，扼要而坦率地说来，是像这样的：‘一两年以前你公开劝人家拒服兵役。而现在——尽管国际情况变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锐——你却默不作声，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声明。这是不是因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两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变的压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请毫不迟疑地向我们表明，你仍然是我们正直的兄弟。’
　　“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这样的原则：只有组织超国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决和平问题。这种组织与目前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同，这个组织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拥有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它是一个具有常备军事设施和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这种信念，在戴维斯勋爵写的《力量》一书里有卓越的陈述，凡是严肃认真地关心这个人类基本问题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这本书。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凡是我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我都赞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人拒绝从军，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办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当作行动的方针来推荐了，至少对欧洲各国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国存在着具有类似性质的民主政府，只要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将来计划建立在军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当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乐意赞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国际仲裁。而且，拒绝服兵役容易使舆论受到真正和平主义的教育，并且使强迫服兵役的非伦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质明显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拒服兵役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应当认识到，某些强国已使它们的公民不可能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些国家，通过到处插手的军事组织，利用被它们奴役的报纸和集中控制的无线电广播，以及系统的教育，来散布虚假的消息，宣扬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国家里，拒服兵役对于那些有足够勇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就意味着殉难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里，拒服兵役很可能会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对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是会支持拒服兵役这一方针的，至少在处于特别危险的欧洲不能这样做。在目前情况下，我不相信消极抵抗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来进行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尽管最后的目标仍然保持不变。
　　“这些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找出一种不同于过去比较太平时期的方法来加强他的信心。他必须为和平国家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而努力，以便尽量使那些靠暴行的掠夺实行冒险政策的国家不能得逞。我特别想到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深思熟虑的持久合作，如果有可能，还得加上法国和俄国。
　　“可以认为，目前对和平的威胁，会有利于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从而导致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在目前的黑暗局势中，这是唯一的希望，凡是确实从正确的方向来影响舆论的一切努力，对于保卫和平都能作出重大的贡献。”
　　爱因斯坦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改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希特勒一上台，他就敏锐地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就要爆发了，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呼吁欧洲各国及人民迅速作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这一点恐怕是许多政治家都比不上的。
　　１９３５年８月，爱因斯坦就新的战争问题与美国作家巴特勒特进行了谈话，谈话记录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观察画报》上：
　　　　爱因斯坦：……战争是要到来的。我怀疑战争在今年或者明年会爆发；舞台还没布置好，但是再有两三年的时间战争就会到来。德国正在迅速重新武装。恐惧的传染病正在横扫欧洲。英国如果在两年前采取坚定的立场反对德国重新武装是可以阻止这场灾难性的趋势的；
　　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在纳粹德国，仍然有些知识分子反对军国主义政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本来可以发表这种反对意见的，但都被放逐了或者被镇压了。当然，我现在已经离开德国两年，因此不能够准确地了解那里群众的思想感情。当然，许多受过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８年的苦难的人是不要另一次战争的，但是有很多不安分的年轻人，他们是苦难情况下的受害者，正被现政权所利用。德国仍然是好战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国家从１８７０年起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就已经日趋没落了。我在普鲁士科学院共事的许多人，在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风行的年代里就表现出品格不高。
　　巴特勒特：你仍然相信个人对战争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吗？你仍然相信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百分之二的人民反对打仗，战争就能够防止吗？
　　爱因斯坦：鉴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势，知识分子的这种抵制是不够的。在某种情况下，和平主义使自己失败了，今天的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任何抵制军事计划的人很快就会被整肃掉。
　　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并且鼓动起群众的思想情绪，要求宣布战争为非法。我认为，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有两个要点：首先是创造超国家政权的思想，必须教育人们要根据全世界的利益来思考；每个国家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如果我们要避免战争，我们就必须创建一个具有真正权力的国际法庭，使得侵略成为不可能。国际联盟和世界法庭都缺乏强制执行它们决定的权力。虽然这些组织机构现在也许不得人心，但其趋势是向着世界性组织的；这类组织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训练和军备竞赛决不能防止战争……
　　其次，我们必须了解战争的经济根源。基本的困难在于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这些人把利润置之于人类利益之上。有些人拒不采纳开明的思想，他们心地偏狭，只要他们的利息有保证，他们就心满意足。由于这些人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贪得无厌，我们遭受到经济上国家主义和战争的灾难。罗曼·罗兰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体制，这个看法可能不是太错的。由于我不知道他目前对共产主义的确切见解是怎样的，我不能说我是否同意他的见解。但是，他抨击个人对财富的贪婪和图家对财富的争夺是必然引起战争的因素，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至少我们必须争取在经济上有一个转变，那就是要对军火工业加以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把生活归结为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如某些人所做的那样。在所有必须应付的人的关系中，有一种持久不变的情绪因素。每个民族同任何别的民族往往有不同的感情，并且常常让自己的行为受偏见的控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偏见，并且学会去克服它们。……
　　巴特勒特：我们究竟能否消灭战争？
　　爱因斯坦：是的，我相信能够消灭战争；事实上，我确信这样。我们的希望在于教育青年对于生活有一个比较明智的看法。……把美和手足之情带进生活里来，这是人的主要志向和最高幸福。这是会达到的，但不是通过恐惧，而是由于对人类天性中的最美好的东西的永恒追求。
　　巴特勒特：你认为谁是今天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领袖？
　　爱因斯坦：我怀疑自从托尔斯泰以后是否有一个对全世界有影响的真正道德领袖。托尔斯泰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的先知。……今天没有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那样深远的洞察力和道德力量。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是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虽然不抵抗是对付逆境的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可实行，在印度实行不抵抗主义来反对英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是在今日的德国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反对纳粹。其次，甘地在现代文明中排除或者竭力减少机器生产，这是错误的。机器生产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扎下根，它必须被采用。
　　巴特勒特：你在同纳粹政府争论中已经作出了真正的牺牲，并且离开了德国。你会不会再次采取同样的步骤？
　　爱因斯坦：我没有做出什么牺牲。我仅仅做了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应该做的事。……一个人不应当回避在某些重大的争论问题上采取坚定的立场。
　　我认为我的行动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当时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
　　……对于我在这个友好国家的新居以及普林斯顿的自由空气，我感到十分愉快。……有好多天，我一连几小时坐在我的书房里，前面放着一张纸。那时候我也许只写下几个某种小符号。……”
　　整个３０年代至４０年代，为打垮纳粹，为保存文明的价值，爱因斯坦从未停止过有力的呼唤。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８日，纽约举行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众大会，参加的有３５００人，爱因斯坦因病没有出席，但他请人在集会上宣读了他的电报：
　　“我首先要大声疾呼，为拯救在西班牙的自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看这是一切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西班牙政府和西班牙人民没有表现出如此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责任也还是应当存在。要是在西班牙丧失了政治自由，那就会严重危及在人权诞生地德国的政治自由。祝愿你们能够唤醒民众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我衷心祝愿你们在这一正义的和意义深远的事业中取得成功。”
　　促使爱因斯坦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向一个反纳粹战士转变的原因归根到底就一个：基于崇高道德基础上的人类责任感、正义感。
　　“当世界上其他地方无辜人民受到残酷的迫害，被剥夺权利，甚至被屠杀时，他能袖手旁观，甚至漠不关心吗？”
　　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面对邪恶不仅要战斗，还要从道义上承担起每个人对世界应付的责任。
　　基于这一点，爱因斯坦，这个曾一再呼吁宽容和解的大科学家，对德国民族几乎作了整体的否定。１９４４年，他说：
　　“德国人作为整个世界的一个民族，是要对这些大规模屠杀负责的，并且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而受到惩罚，如果世界上还有正义，如果各国的集体责任感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死灭的话，站在纳粹党的背后的是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已经在他的书中和演讲中把他的可耻意图说得一清二楚而没有一点可能发生误解之后，他们把他选举出来。德国人是唯一没有做过任何认真的抵抗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的民族。当他们全面溃败，开始悲叹其命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让自己再受欺骗，而应当牢记住：他们曾经存心利用别人的人性，来为他们最近的并且是最严重的反人性的罪行作准备。”
　　从一味强调宽容到彻底的不宽恕，这其间，该凝聚了爱因斯坦多少痛苦的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流亡在美国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朗克和另外几个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准备发表一个呼吁，要美国人民注意当时盟军在德国所实行的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认为它会“在欧洲中心造成一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退化的国家，而这是会危害世界的和平重建的”。爱因斯坦看到这个草稿后，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给以如下的答复：
　　“我当然不能赞同盟军目前在德国所做的一切，但我坚决深信：为了使德国工业生产力在很多年内不能恢复，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它并不足以破坏德国目前的生产能力；必须使德国人今后对原料资源不能享有独立的支配权，这些资源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使他们变得那么危险。
　　“我不赞成报复，但却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它能够最有把握地不让德国人重新具有侵略的可能性；这种保证决不是通过道义上的劝说所能达到的。
　　“万一你们要把这个呼吁发出去，那我就不得不尽全力去反对它。”
　　于是，弗朗克又写信给爱因斯坦，恳求他为德国着想，改变态度。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以更坚决的态度写了如下回信：
　　“我对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表演的眼泪运动至今记忆犹新，也就不会再被它的重演所愚弄了。德国人按照一个精心编造出来的计划屠杀了几百万公民。要是他们也杀了您，几滴鳄鱼的泪无疑也会流出来的。在他们中间，少数正直的人改变不了整个局面。从我所收到的来自那边的几封信，以及从某些可靠人士所提供的消息，我估计德国人没有一点认罪或者懊悔的感觉。……亲爱的费朗克，不要把您自己陷进这个肮脏的泥坑吧！他们会先滥用您的善意，然后嘲笑您上当。如果我无法劝阻您，那么就我来说，当然是不愿参与这件事的。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公开反对这个呼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爱因斯坦的社会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从以前抽象的人道主义范畴里的良心、正义转变为切实具体的社会责任感。１９４７年５月，他为“美国纪念碑建造工会”拟的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的题词，虽未被采用，但清楚反映出这一变化：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为的是使你们能够自由，使和平和正义能够胜利。你们，活着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由于我们的牺牲而加给你们的责任。”
　　在剩下的岁月里，爱因斯坦从未忘记过这一份沉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