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米兰—苏黎世

★　逃离精神牢笼
　　１８９４年６月，爱因斯坦一家除爱因斯坦外，迁居意大利。赫尔曼先生在慕尼黑的工厂已难以维系。一个名叫加罗尼的意大利人建议把工厂搬到意大利去，爱因斯坦的叔叔雅各布对此完全赞成，并以他的热情带动了赫尔曼。留在慕尼黑的爱因斯坦借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父亲要儿子读完高中，取得毕业文凭。有了文凭，才能进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师的资格。这是父亲为儿子谋划的人生道路。
　　独自一人在慕尼黑，本来就生性孤癖的爱因斯坦更是意气消沉，心神不定。他十分思念家庭，又厌恶学校的教育。慕尼黑给了他清新宁静的自然风情，给了他美妙动听的音乐，也给了他深挚的宗教情感，可路易波尔德中学的６年生活，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有强烈独立个性的爱因斯坦对一切骄横权威的抵触情绪，同当时德国推行的教育制度，实在是水火不容。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５日，爱因斯坦在纽约州奥而巴尼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３００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教育》的长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针对路易波尔德中学经历而讲的，他说：“我以为，最坏的事是，主要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这些办法来进行工作。这种做法摧残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它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这样的学校在德国和俄国成为惯例，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路易波尔德中学完全像一座“兵营”，这座“兵营”教给爱因斯坦什么呢？教他为今天的好分数和明天的功名利禄，拼命地往脑子里塞呀，装呀，填呀。不管有用没用，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德国军国主义专横、强制、丑恶的特点在爱因斯坦中学时代，已从教育思想上体现出来。
　　爱因斯坦无法忍受了，他在学校与在校外完全成为两个人。
　　在校外，爱因斯坦虽不爱说话，可心灵是恬静自由的。他的同学在学校还在平面几何的浅水里扑腾，他却利用课余时间畅游在微积分大海里。他整日与音乐为伴，以宗教般的狂热做着理想和希望的梦。按照自己的思维，与学校教育格格不入的爱因斯坦，只能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
　　在校内，未来的物理学大师的成绩，除数学外，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好分数。老师们嫌他“生性孤癖、智力迟钝”，责备他“不守纪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同学们大都视他为陌路人，从不来往。有一次，赫尔曼·爱因斯坦先生问学校的训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主任直截了当地回答：
　　“做什么都没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的。”
　　是的，有着如此强烈个性的爱因斯坦，确实无法成为学校所期望能为帝国服务的一个优秀工具。当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潮像洪水一样，四处泛滥。帝国的军人在大街上昂首挺胸，耀武扬威，军人整齐划一、以帝国为生命的信条几乎成为民族的楷模。把学生当机器，当军人，他们只能单调地去重复教科书上的教条，只能以服从为天职。学习的兴趣，求知的快乐，统统被抛弃了。有一次，爱因斯坦与父母亲一起看阅兵，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两眼盯住一点，膝盖绷得笔直，双臂摆动成直角。鼓声咚咚，军号嘹亮，士兵们的皮靴与刀尖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围观的人群在欢呼，与爱因斯坦同龄的孩子们跟在队伍后面，学着士兵的模样，巴不得马上长大，穿上马靴，跨上骏马，像学校教的口号那样：“为德意志，为皇帝，前进！前进！”
　　爱因斯坦却惊呆了。这一个个庞大的方队竟如同一台机器，动作单调而整齐，所有的人都绷着脸，一个表情。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意志，人，这些活生生的人，竟可变成战争的工具。惊悸、恐惧，使爱因斯坦更加感到军国主义教育方式的可怕。
　　爱因斯坦成年后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爱因斯坦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所作出的预见完全正确。扼杀人的个性、强求精神意志绝对统一的第三帝国在为全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又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不幸的社会”。１８９５年春天，大地回春。爱因斯坦已１６岁了。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１７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回来服兵役。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学校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决定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
　　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别了，慕尼黑！别了，德意志！爱因斯坦心里突然发觉，他没有些许离别的伤感，有的倒是一种冲出牢笼的畅快，一种打开镣铐的自由。
　　别了，惆怅的过去！你好，应该美好的未来！
　　１８９５年春天，爱因斯坦怀着解放的心情投入到意大利的怀抱。青山绿水，白云飘飘，牧场上慢悠悠走着的乳牛，都让爱因斯坦感到自在、清新、美丽。
　　当心烦意乱的父母告诉爱因斯坦，他不能在米兰上学，因为米兰的德语学校只收１３岁以下的学生，爱因斯坦根本不想分担父母的忧虑，他只想尽情享受成功逃离路易波尔德中学的自由与畅快。
　　一个酷爱书籍的孩子现在成了游离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浪子”。他一会儿躺在草地上，静静阅读歌德和席勒的诗歌，一会儿又在米兰城里东转西游，一会儿又到博物馆去欣赏米开兰基罗的绘画和雕塑。米兰游玩腻了，爱因斯坦就独自徒步漫游，越过亚平宁山脉，来到濒临地中海的热那亚。一路上，他尽情地享受着南方的阳光和绚丽的色彩，精神自由的感觉让爱因斯坦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皮球，充满生命的弹性。
　　意大利确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古希腊、罗马的庙堂、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宫殿和风景如画的农舍……。人们愉快好客，举止无拘无束，他们干活和闲逛，他们高兴和吵架，都同样的感情奔放和手舞足蹈。到处都可以听到音乐、歌声和生气勃勃的悦耳的谈吐。这同在德国包围着他的严肃死板、同一切按命令、规章、次序和表格行事，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可是，闲散在家终究是不行的。父亲的事业每况愈下。在米兰和巴维亚开办电器工厂耗尽了全部储蓄，而未获收益。父亲预先告诉阿尔贝特，拿出钱给他将越来越困难，他应当尽快找到职业。爱因斯坦的志愿已定：数学和理论物理吸引了他。但是，如何使这种志愿同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呢？父亲和叔叔坚持要他从事技师的职业。
　　爱因斯坦又陷入苦恼之中，耳朵里整天只响着父亲的唠叨：
　　“把你哲学上的胡思乱想统统扔掉！想办法学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将来当个电机工程师吧！”
　　爱因斯坦不得不接受了家人的忠告，没有中学文凭很难进入大学。不过，有一个办法。越过阿尔卑斯山，在瑞士的苏黎世有一所联邦工业大学。这个大学在中欧享有很高的声誉。１８岁以上的同等学力的学生也能报考，而且这所学校也是用德语进行教学。但是，当时爱因斯坦只有１６岁，怎么办呢？父母亲对儿子抱有充分的信心。热爱数学的雅各布叔叔常常为一些数学题苦思冥想，几天也想不出解答的方式，可小爱因斯坦几分钟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这样的事太多了。这样聪明的孩子怎么会进不了大学之门呢？
　　１８９５年秋天，爱因斯坦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列车。通过母亲的关系，爱因斯坦获准参加联邦工业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科目有政治史、文学史、德文、法文、生物学、数学、图形几何学、化学、物理学、图画，还加一篇文章。结果他落选了。那些需要记忆的课程，他都考得不好，加之没有中学文凭。好在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考得十分出色，引起了学校教授和校长的关注。
　　著名的韦伯教授派人通知他，如果他留在苏黎世，可以破例特许他来旁听自己的物理课。校长也十分欣赏爱因斯坦非凡的数学能力和渊博的数学知识，他给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善意的忠告：应当在瑞士的一所中学毕业后，过一年再来投考。校长还亲自推荐了阿劳小镇上的州立中学，这所学校无论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教师的组成上都是最先进的。
　　爱因斯坦自己虽不想再进中学，因为慕尼黑中学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但怎么办呢？继续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肯定是不行的，爱因斯坦也不想再伤父母的心了。
　　爱因斯坦怀着懊丧的心情来到离苏黎世不远的阿劳镇上。这依山傍水的小镇，美丽如画的景色，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致。踏进州立阿劳中学大门的爱因斯坦，心上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他寄住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温特勒先生是州立阿劳中学的教师，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深知教育心理学。他带着爱因斯坦在学校里到处散步参观，并让自己的妻子和七个孩子都与爱因斯坦交上了朋友。很快，爱因斯坦就在温特勒先生家里找到了温暖，抑郁的心情过去了，一个新爱因斯坦诞生了。
　　阿劳中学的老师教育思想开通、民主。１９世纪初叶，瑞士伟大的教育学家佩斯塔洛齐曾在阿劳州附近活动过，他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在阿劳州立中学十分盛行。他们不赞成用权威的棍棒和名利的诱饵当做教育的手段。他们主张学生自我负责，老师的责任就是向学生展示知识和科学的魅力，点燃他们好奇心的火花，激起他们的求知欲望，让他们的智力自由地发展。温特勒先生教德文和历史。他纯朴热情，学识渊博，采集鸟类标本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常带着学生到山里去远足，采集动植物标本。让孩子们欢笑，来洗去岁月留在身上的尘翳，这是温特勒先生最大的快乐。爱因斯坦与温特勒先生朝夕相处，尊重他，热爱他，他们成了好朋友。
　　爱因斯坦有生以来第一次喜爱学校了。老师这样亲切，学生可以自由地提问、研究问题，第一次享受到这样的民主和自由，爱因斯坦变了：他对生活的热爱，他青春的朝气和活力迸发出来了。路易波尔德中学里那个怯生生、不多说话的少年，现在变成笑声爽朗、步伐坚定、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了。他浓密的黑色卷发下面，那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里，时常带着嘲笑的神色。早年的那种腼腆已经痕迹全无了。有一位同班同学后来还回想起爱因斯坦的那种有力而又自信的步伐，脸上的那种微带嘲讽意味的表情以及他的那种“不顾是否会冒犯别人而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大无畏方式”。爱因斯坦式的自信在阿劳中学时的一篇短文中表现出来。这篇用不大完美的法文写的短文第一次表达出爱因斯坦日后的果断意志，标题为《我的未来计划》。
　　这篇珍贵的短文弥足录下：
　　“幸福的人对现状太满足了，所以不大会去想到未来。另一方面，青年人则爱致力于构想一些大胆的计划。而严肃认真的青年人自然想要做到使自己寻求的目标概念尽可能明确。
　　我若有幸考取，我就会到苏黎世的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去读书了。我会在那里呆上４年，学习数学和物理。我想象自己成了自然科学中这些部门的教师，我选择了自然科学的理论部分。
　　下面就是使我作出此项计划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倾向于作抽象的和数学的思考，而缺乏想象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我的愿望也在我心中激发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很自然的事；人们总是喜欢去做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何况，科学职业还有某种独立性，那正是我极喜爱的。”
　　１８９６年秋天，爱因斯坦在阿劳中学顺利地以下列分数（规定最高分数为６分）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德语５分、意大利语５分、历史６分、地理４分、代数６分、几何６分、图形几何学６分、物理学６分、化学５分、自然历史５分、绘画（美术）４分、绘画（技术）４分。
　　在阿劳的生活，更坚定了爱因斯坦不做德国人的决心。在慕尼黑的时候，他就曾经向父亲要求放弃德国国籍。一个孩子，要放弃自己祖国的国籍，这多少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爱因斯坦再次恳求父亲答应他的要求。父亲性情随和，经不住儿子的一再恳求，就向当局写了申请。当局接受了申请，在付了３个马克之后，爱因斯坦便获得了一份１８９６年２月２８日由乌尔姆地方签发的文件，正式宣布爱因斯坦不再是德国公民。１０月２９日，爱因斯坦考上了瑞士联邦工业大学，而且是一个无国籍的大学生。
　　在阿劳度过的这段时间向爱因斯坦说明，在一所不受陈规陋习束缚的、由进步的人们领导的学校里，教学将成为有趣的、吸引人的职业，它同科学活动很容易相结合。这段经历给爱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自述片断》中，他写道：“１８９５年，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跟我父母在米兰度过１年之后，我这个１６岁的青年人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我的目的是要上联邦工业大学，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一个执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我的那一点零散的有关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热衷于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诵，加之记忆力又不强，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学习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我报名参加工程系的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尽管主持考试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我认为我的失败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可以自慰的是，物理学家H·F·韦伯让人告诉我，如果我留在苏黎世，可以去听他的课。但是校长阿耳宾·赫尔措格教授却推荐我到阿劳州立中学上学，我可以在那里学习１年来补齐功课。这个学校以他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依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我在一个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路易波尔德中学的６年学习相对比，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真正的民主决不是虚幻的空想。”
　　“人不是机器，要是周围环境不允许他襟怀坦白、畅所欲言的话，人就不会生气勃勃了！”
　　短暂的阿劳学习生涯，是爱因斯坦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开端。“在阿劳这一年中，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倘使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么他就处在一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波场之中。但看来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同狭义相对论有关的第一个朴素的理想实验。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此时１６岁的爱因斯坦写了第一篇物理学研究论文《关于磁场的以太状态的研究》，题目颇有点惊人，但内容却有点幼稚。这是相对论创立者独立迈出的探索第一步。
　　未来的物理学大师开始铸造自己的剑了。

★　咖啡馆里的大学
　　从１８９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００年８月，是爱因斯坦大学生活的４年。他就读的是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教育系。其实，这个教育系应本称为物理—数学系，专门培养物理、数学教师。像大多数充满好奇心的大学一年级新生一样，爱因斯坦的选修课程也是五花八门，从日晷①投影、瑞士政治制度到歌德作品选读，样样都有。但他很少去听物理学和数学的主要讲课。教授物理学课的韦伯是位杰出的电工学家，但在物理学方面，他的讲授内容爱因斯坦早已熟悉。爱因斯坦宁可自己直接攻读物理学大师麦克斯韦、基尔霍夫、波尔茨曼和赫兹的著作。大学期间，爱因斯坦对数学，他曾钟爱的数学改变了看法。数学分支太多、太细，每一个细小的分支都可以消耗一个人的终生。可在物理学中，特别是在理论物理学中，很容易找到本质的东西。你只要钻进去，再钻进去，自然的奥秘就呈现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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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晷：古代用来观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
　　由胡尔维茨、明可夫斯基这样一些杰出的研究者讲授的数学课，同样没引起爱因斯坦的兴趣。明可夫斯基，这位未来的相对论数学工具的创立者，在自己的课堂上并没有看出相对论的未来创造者。当相对论出现的时候，明可夫斯基才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竟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这个相对论的创立者，就是那位经常无故旷课的学生？
　　爱因斯坦又在想以太了。这个以太，来无影，去无踪，怎样才能证明它确实存在呢？以太没有重量，无所不在，渺茫太空就是以太的海洋，地球像一只小船，在以太的海洋里缓缓航行。要是有一个仪器，能量地球在以太海洋里的航行速度，不就证明了以太的存在吗？他成天泡在物理实验室里，真的设计出一个测量地球在以太中运行速度的仪器。
　　爱因斯坦兴奋地把图纸拿给韦伯教授看，他说：
　　“韦伯先生，……”
　　韦伯的眉头皱了起来。他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捻着胡子，心里想：
　　“这个爱因斯坦，真是个怪人！人人都叫我教授先生，他偏叫我韦伯先生。瞧他那身衣服，臃肿得像条面粉口袋。你对他说这样，他偏要那样。”
　　韦伯教授是一位注重实验的物理学家，对于理论物理的新思想，他是不关心的。韦伯的眼睛离开图纸，和爱因斯坦那一片真诚的期待的目光相遇了。爱因斯坦很想听听教授对他这个设计的评价。但是，怕嘲笑的人总觉得人家在嘲笑他。
　　韦伯教授在爱因斯坦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中看到的正是嘲笑。
　　他说：
　　“爱因斯坦先生，你很聪明，可以说聪明绝顶。可惜，你有一个缺点：你不让人教你！”
　　他把图纸还给爱因斯坦，有礼貌地点一下头，走了。
　　教授还没有走远，爱因斯坦就哈哈笑了起来。爱因斯坦是有“缺点”；他只会真诚待人，不懂客套。你讲得不对，他会当场打断你的讲话，不管你是鼎鼎有名的教授，也不管你是如何的难堪，反驳得意时，他甚至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但是一当看到对方的窘相，他又会戛然而止，露出比对方更窘的抱歉的神色。真诚与善良永远是爱因斯坦的天性。
　　经常旷课的爱因斯坦每当考试时就得提心吊胆了。幸好，他的同班同学格罗斯曼笔记记得非常出色，考试前，这些笔记就成了爱因斯坦的救命船。
　　格罗斯曼总是准时去听明可夫斯基和其他教授讲授的高等数学的各章节的课，爱因斯坦和他很要好，后来吸收他参加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的制订工作。格罗斯曼把自己的课堂笔记本借给爱因斯坦。在１９４９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回忆起此事，并顺便称道了几句他在苏黎世所享有过的这种上课自由，为了应付考试而强制去学一门课程曾使他感到苦恼。
　　“这种强制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我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不过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瑞士苦于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工作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的大学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谁要是像我这样有一个朋友认真地去听全部课程并仔细地整理讲课的内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试前几个月，这种情况都给我选择了干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我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爱因斯坦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在守旧的教授们那儿，被视为离经叛道、胡思乱想。在他们眼里，爱因斯坦是个糟糕的、叫人头疼的学生，能否毕业都成问题呢！
　　有一次上实验课，教授照例发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把操作步骤写得一清二楚。爱因斯坦也照例把纸条捏做一团，放进裤子口袋。过了一会儿，这张纸条就进了废纸篓里。原来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步骤。爱因斯坦正低头看着玻璃管里跳动的火花，头脑却进入了遥远的抽象思维的世界，突然，“轰”的一声，把他震回到现实世界中来。爱因斯坦觉得右手火辣辣的，鲜血直往外涌。同学、助教、教授都围了上来。教授问明情况，就愤愤地走了。他向系里报告，坚决要求处分这个胆大包天、完全“不守规矩”的学生。前不久，因为爱因斯坦不去上他的课，他已经要求系里警告爱因斯坦。未来的物理学大师果真受到了处分。一个不听老师话的学生能成材吗？
　　十几天以后，爱因斯坦看到教授迎面走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教授走到爱因斯坦面前，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他那只包着绷带的右手上，教授叹了口气，心里又同情又遗憾。教授再次叹了口气，说：“唉，你为什么非要学物理呢？你为什么不去学医学、法律或语言学呢？”
　　爱因斯坦并未意识到教授的话中话，教授认定，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是进不了物理学殿堂的。
　　诚实的爱因斯坦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热爱物理学，我也自以为具有研究物理学的才能。”
　　教授迷惑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还加上一份固执，他摇了摇头，再次叹了口气，说：
　　“唉！……”
　　“算了，听不听由你，我是为你好！”
　　历史得感谢爱因斯坦的“不守规矩”和固执。假如当初爱因斯坦真听了这位教授先生的“忠告”，物理学真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呢！幸好，固执的爱因斯坦是有自信的。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继续刻苦攻读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不为守旧教授们的态度而退缩。
　　在苏黎世也像在瑞士其他的大学城一样，聚集了许多不同种族的大学生、革命的侨民或是因民族压迫和阶级限制而离开自己祖国的男女青年。大学生中许多人并不是革命者，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主思想的拥护者。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和科学热情的环境。甚至把兴趣局限于纯科学的苏黎世青年的代表者们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
　　爱因斯坦和许多大学生侨民接近。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米列娃·玛利奇的塞尔维亚姑娘，她是来自奥匈帝国的侨民。米列娃的才貌并不出众，生性沉默寡言，她也是学物理学的，虽在学识上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对一些物理学著作很感兴趣。她可以面对爱因斯坦坐上很长时间，一言不发地听着爱因斯坦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物理学观点。
　　当时还未出名、也还没有成熟的爱因斯坦太需要一个消极的听众，内在情感一直是孤独的爱因斯坦很自然对米列娃产生了感情，以致双方不久就堕入爱河。
　　在大学期间，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有：格罗斯曼、路易·科尔罗斯、雅科布·埃拉特等人。他们像米列娃一样都是在１８９６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的。格罗斯曼跟自己的双亲住在苏黎世湖边的塔尔维尔村，爱因斯坦经常到他家去。埃拉特也住在家里，上课时爱因斯坦通常都是和他坐在一排，他妈妈非常喜欢爱因斯坦。许多年后她都回忆起，患了感冒的爱因斯坦围了一条古怪的围巾是怎样来到他们家里的，原来围巾是他从抽屉柜上取下的一块长条桌布，这是他从一位熨衣妇那里租来的房间里的一件朴素的装饰品。有趣的是，这位熨衣妇喜欢在音乐声中干活，爱因斯坦就用自己的提琴声使这位善良的妇女得到享受，为此，他不知耽误了多少上课以及与朋友聚会讨论问题的时间。
　　爱因斯坦跟古斯塔夫·迈耶尔一家也有往来。迈耶尔曾经住在乌尔姆，是他父亲的朋友。许久之后，在迈耶尔夫妇金婚纪念日，爱因斯坦曾写信给他们：
　　“早在鹳鸟刚想把我从它无穷无尽的宝库中送出来的那段时间里，在乌尔姆您们就是我双亲敬爱的朋友。当１８９５年秋天，我只身来到苏黎世并考试落榜的时候，是您们给了我衷心的支持。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里，甚至于当我穿着肮脏的鞋子从乌特里堡去拜访您们的时候，您们家好客的大门始终为我敞开着。”
　　有时，爱因斯坦就到自己一个远房亲戚阿尔贝特·卡尔科赫①商行驻苏黎世的代表那里去。在那儿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上，爱因斯坦总是过得很快活。卡尔的妻子有一副金嗓子，爱因斯坦就用小提琴为她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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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爱因斯坦的热那亚亲戚。
　　一个名叫“都会”的咖啡馆，是爱因斯坦与格罗斯曼等朋友常去的地方。他们边喝咖啡边交谈，从科学到哲学，从艺术到人生，年轻人所看到的、感兴趣的一切，无所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是物理学。就在“都会”咖啡馆里，爱因斯坦的意大利同学贝索，一位马赫的信徒，极力推荐爱因斯坦读马赫的著作。
　　贝索手里拿着马赫的《力学》，激动地说：
　　“牛顿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说，时间是绝对的，空间也是绝对的。绝对的意思就是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关系。既然空间、时间和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你又怎么知道空间和时间存在呢？”
　　爱因斯坦的意见比贝索更激烈，更彻底。他说：
　　“牛顿把这个归结为神的意志。康德把神意视为先验，而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又是先验的。一旦躲进了先验的神山，我们物理学家就无能为力了。要把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从先验的神山上拉下来，用我们的经验来检验它们！”
　　年方２０岁的爱因斯坦，握住马赫这把批判的剑，准备向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牛顿力学挑战了。
　　后来爱因斯坦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活动时，对物理学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这也正是他从少年到青年时碰到的情景：
　　“当时，在各个细节问题上，虽然成果累累，但在原则问题上僵化的教条仍居于统治地位。假如真有所谓‘开始’的话，那么一开始是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及其必不可少的质量和力，这就是一切；其余一切，都可以用演绎法根据适当的数学方法推演出来。”
　　当时，普遍认为大自然是一座庞大的钟表，制造出来后，“一上发条”，马上就会按其内在规律走动起来。同时，严格的自然规律预先就决定了每个物质粒子在每一时刻的命运。在那些年代，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乃至所有其他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这种观点从伽里略、笛卡尔和牛顿时代开始，长期被人们所接受，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而主宰一切。
　　１８７０年左右，这种自然观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后逐渐开始走下坡路。８０和９０年代的种种发现，使机械自然观陷于难以克服的困境和矛盾之中。首先是麦克斯韦场方程和赫兹的研究成果，严重动摇了把力学看作是物理学思想最终基础的信念。不过，这两位物理学家仍然没有从前人的观念中彻底走出来，坚持认为牛顿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
　　马赫是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物理学史学家。爱因斯坦说，他的功劳在于“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１８７１年，马赫在布拉格科学院的报告中讲到，不必以机械自然观认识自然现象，它甚至还妨碍了对自然的认识。１８８３年，马赫在《发展的力学，历史的批判》一书中对于这种在当时是大胆而新颖的想法作了详尽论述。
　　几乎同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片断中，谈到了机械自然观的局限性。恩格斯有力地批驳了自然科学家们把一切都归咎为机械运动的“狂癖”。然而这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也还只是停留在早期阶段，对于１９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实际发展还没有产生影响。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也有相似论点，不过也未引起自然科学家的重视。甚至连马赫在学术上对古典力学提出批判，最初也没有反响。直到７０年代末，大多数物理学家仍然确信自然科学应以机械论作为基础，这是正确的、不可改变的。直到９０年代中叶，从伦琴发现“X射线”开始，机械自然观在一系列惊人的重大发现的冲击下，才土崩瓦解了。被法国物理学家彭加勒称作“怀疑阶段”的时期开始了，随即发生了“物理学的危机”。
　　把机械物理学判成为死刑的自然科学成果中，除了伦琴射线的发现，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这些发现都是在１８９６年至１９００年期间，也正好是爱因斯坦大学期间。１９００年晚秋，普朗克发现热辐射具有原子和量子结构。
　　这个发现动摇了旧世界大厦的地基。
　　由马赫发起的对旧物理学的冲击波直接影响到爱因斯坦物理学新思想形成。１９４８年１月８日在给M·贝索的信中，爱因斯坦不仅以成熟的思想评价着马赫，而且毫不避讳马赫对自己大学期间的重要影响：
　　“就马赫而论，我想把他的一般影响和他对我的影响区别开来。……特别是在《力学》和《热学》中，他总是努力证明概念是怎样来自经验的。他令人信服地采取这样的立场：认为这些概念，甚至是最基本的概念，都只能从经验知识中得到它们的根据，它们在逻辑上决不是必然的。……我看他的弱点正在于他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也就是说，在概念的形成中，他没有辨认出自由构造的元素。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理论是产生于发现，而不是产生于发明。他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他不仅把‘感觉’作为必须加以研究的唯一材料，而且把感觉本身当作建造实在世界的砖块，因此，他相信他能够克服心理学同物理学之间的差别。只要他把这种想法贯彻到底，他就必然会不仅否定原子论，而且还会否定物理实在这个概念。
　　至于说到马赫对我的发展的影响，它的确是很大的。我记得十分清楚，在我学习的最初年代里，你曾使我注意到他的《力学》和《热学》，这两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它们对于我自己的工作的影响程度，说实在的，我并不清楚。就我所意识到的来说，休谟对我的直接影响还要大些。……但是，如我所说的，我没法去分析那些在不知不觉的思想中停泊的东西呀。”
　　苏黎世工业大学的４年生活在爱因斯坦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崇尚简洁的爱因斯坦在自己极短的自传中却为这４年留下充分的记录：
　　“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在苏黎世工业大学的师范系学习。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
　　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于是我逐渐学会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我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但我‘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这样做是好的，并且显著地减轻了我的负疚心情，从而使我心境的平衡终于没有受到剧烈的扰乱。这种广泛的自学不过是原有习惯的继续；有一位塞尔维亚的女同学参加了这件事，她就是米列娃·玛利奇，后来我同她结了婚。我热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韦伯教授的物理实验室里工作，盖塞教授关于微分几何的讲授也吸引了我，这是教学艺术的真正杰作，在我后来为建立广义相对论的努力中帮了我很大的忙。不过在这些学习的年代，高等数学并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有那么多分支的领域，一个人在它的任何一个部门中都很容易消耗掉他的全部精力。而且由于我的无知，我还以为对于一个物理学家来说，只要明晰地掌握了数学基本概念以备应用，也就很够了；而其余的东西，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过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枝节问题。这是一个我后来才很难过地发现到的错误。我的数学才能显然还不足以使我能够把中心的和基本的内容同那些没有原则重要性的表面部分区分开来。
　　“在这些学习年代里，我同一个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谊。每个星期我总同他去一次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店，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习，也谈论着睁着大眼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他不是像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掉内心自主性的人。此外，他正好具有许多我所欠缺的才能：敏捷的理解能力，处理任何事情都井井有条。他不仅学习同我们有关的课程，而且学习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看到他的笔记本都自叹不及。在准备考试时他把这些笔记本借给我，这对我来说，就像救命的锚；我怎么也不能设想，要是没有这些笔记本，我将会怎样。
　　“虽然有了这种不可估量的帮助，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课程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基本上学会这些东西。对于像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种智力的低落在我学习年代的幸福结束之后只持续了一年。”
　　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在青年时代，大多在勤奋学习中经历过一种艰苦卓绝的、英雄主义的生活。爱因斯坦也不例外。他租的那间斗室，书桌上、椅子上、床上到处摊满了书，房东太太看了直摇头。书，书，到处是书！读书，读书，直读到眼睛发花头发昏！直读到肚子叽哩咕噜叫，才到小巷里的那几家小饭馆、小咖啡馆去胡乱吃些东西。有时候，干脆三顿并作两顿，因为爱因斯坦觉得头脑比肚子更饥饿。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０年的整个学生时期，爱因斯坦依靠几个舅父，每月有１００瑞士法郎的生活费，此中还要每月节约２０法郎来交付入瑞士国籍的证件费。
　　在这一时期中，爱因斯坦的家庭处于经济拮据的局面。赫尔曼和雅各布开设在帕维亚的工厂失败了，不得不在１８９６年进行债务清理，家里投入这个企业的资金，大部分都蚀光了，雅各布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工作。这时，赫尔曼则决定在米兰独自重新再开设一个工厂。爱因斯坦为这个新的冒险计划警告了父亲，然而没有用处；他还去探望了一位在德国的叔叔，要求他不要再作经济支援。这位叔叔也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爱因斯坦家于是又迁回了米兰，开始了新事业。２年之后，赫尔曼又不得不关厂了。此时，爱因斯坦给妹妹玛雅写信说：
　　“可怜的父母亲多年来没有一刻幸福之时，他们的不幸使我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成年人而只能消极旁观，……对此连丝毫也无能为力，这也使我深为苦恼。对亲人说来，我只是一个负担……我不活着，肯定还好受些。年复一年，我不让自己有半点欢乐。靠了这种思想，也就是一种分心的办法，我才得以捱了过来，常常使我不致失望的也一直是这种思想。”直到他父亲找到了新工作，又在安装电站的工程中找到一些事做，这种伤感情绪才算过去了。
　　１９００年秋，爱因斯坦通过了毕业考试，拿到了文凭。他的朋友们也都在工大毕业了。米列娃除外，她在下一学年结业，但没得到文凭——当时文凭是不发给妇女的，代替文凭的是一份结业证明书。爱因斯坦的成绩如下（按６分制）：理论物理５分；物理实验５分；函数论５．５分；天文学５分；
　　毕业论文４．５分；总分：平均４．９１分。
　　虽然分数是好的，又有优秀研究者的名声，但爱因斯坦未被留在工大。他的朋友们则留下了：格罗斯曼留在斐德烈那里；埃拉特留在鲁迪奥那里；科尔罗斯留在胡尔维茨那里。爱因斯坦不能指望找到理论物理或实验物理方面的工作。韦伯与佩尔内对他屡屡缺课深为不满，他们的自尊心妨碍了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深入了解与客观评价。
　　爱因斯坦步入了漫长的求职道路。他替苏黎世联邦观象台做过计算工作。为了寻求固定工作，他不得不考虑加入瑞士国籍。１９０１年２月，爱因斯坦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储蓄，回答了有关祖辈们的健康和性格问题，并向当局保证不酗酒之后，才获得了瑞士国籍。这个新公民没被征入瑞士联邦军队，因为发现他是平足还有静脉曲张。
　　５月间，爱因斯坦得到了在温特图尔城的职业技术学校当几个月教师的职位。为此，爱因斯坦特给苏黎世的一位教授写信说：
　　“我接到了一个建议：从５月１５日到７月１５日，去温特图尔技术学校工作——负责教数学，因为常任教员要去服兵役。我今天得到了问题终于解决的通知书后，简直喜出望外。我不清楚哪位仁慈的人推荐我去那里：因为我原先的教授中没有一个人曾认为我是好样的，同时我并没有申请就得到了这个职位。我还有希望以后得到瑞士联邦专利局的固定工作……应当补充一句：我是一只快活的小鸟，决不会沉缅于郁郁不乐之中，如果我没有肠胃失调或其他类似的病痛的话……最近我将沿施普留根徒步而行，以便把接受令人高兴的职务和娱乐结合起来。”
　　这就是爱因斯坦！
　　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这只“快活的小鸟”吧！没有生活费用，没有可能获得一个固定的工作，因为有希望获得２个月的工作并徒步越过施普留根山到工作的地方去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有一种容易忍受不快的幸福的天性，而微不足道的成功就足以使他欢喜雀跃。这不妨碍深邃的内心的紧张；相反，在摆脱了日常的忧虑和痛苦的头脑里，才好自由地排演非个人的戏剧。
　　１９０１年秋，爱因斯坦又失业了。下一个短暂的安身之处是夏富豪森——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镇，这里以吸引了许多旅游者的瀑布而闻名。爱因斯坦在工大时结识的哈比希特的家就住在这里。由哈比希特推荐，爱因斯坦进了一所私立的中学生寄宿学校当补习教师。让他把学生们教好以便应付毕业考试。他接手数学，并努力使它变得生动活泼和饶有兴趣，破除了那些童年时给他本人带来过不少痛苦的陈规陋习。但是，爱因斯坦和他的老板雅科巴·纽易莎对教学的观点和目的不一致。补习教师表现出来的判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纽易莎不满，于是爱因斯坦被解雇了。
　　爱因斯坦再次失业，而且无法重新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爱因斯坦的父亲这时贫病交加，看到儿子和自己一样的不幸，心里实在难过。他瞒着儿子，给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写信求情：
　　“亲爱的教授：
　　请原谅一个父亲为了他儿子的事情来打搅您。
　　……我的儿子目前失业，这使他深感难过。他越来越觉得，他的事业已经失败，再也无可挽回。而最使他沮丧的是，他感到自己是我们的负担，因为我们的景况不好……”
　　奥斯特瓦尔德教授是否写过回信，现在已无从稽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们从未认为爱因斯坦是个做学问的料子。奥斯特瓦尔德教授更不会想到，９年之后，爱因斯坦将和他一起在日内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而且自己会第一个提议爱因斯坦为诺贝尔奖获奖人。
　　贫困和屈辱，不能使爱因斯坦降低人格。他不自怨自艾，也不乞求怜悯。他用幽默来排遣愁闷，在给一位同学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创造了驴子，给了它一张厚皮，这使驴子的处境比我有利……”
　　爱因斯坦把痛苦咽到肚里，化做微笑和玩笑，去安慰亲朋好友。
　　他常爱说：“我最后还有一条出路呢，我可以拿起小提琴挨家挨户去演奏，这总能挣几个钱吧！”
　　贫困、屈辱，并未使爱因斯坦放弃对物理学的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向对他紧闭的科学殿堂发起了冲击。
　　在温特图尔代课时，爱因斯坦写信给温特勒说：“上午教完５—６小时的课之后，我依然神清气爽，下午或是去图书馆更进一步自修，或是在家研究些有趣的问题……。我已经放弃去大学工作的野心，因为我认识到，在目前这种环境中，我还可以保存将来在科学上下功夫的精力和意愿。”
　　在温特图尔，爱因斯坦还写信告诉格罗斯曼，他正致力于气体动力学理论，思考着物质相对于以太的运动。
　　１９０１年９月，在夏富豪森代课的爱因斯坦给人写信说：“从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５日起，我成了夏富豪森的一家私立学校的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学活动的头两个月中，我撰写了一篇以气体动力理论方面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将这篇论文呈交给苏黎世大学了。”然而，母校依然没有理睬爱因斯坦。
　　然而，满意的事还是有的。１９００年１２月，爱因斯坦完成了第一篇科学论文，是关于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的研究，题为《由毛细血管现象所得到的推论》，发表在１９０１年的来比锡的《物理学杂志》上。尽管后来爱因斯坦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毫无价值”，但在当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几个字第一次端端正正地印在这家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毕竟给了爱因斯坦许多温暖与希望。
　　挫折的尽头，已升起一缕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