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京剧主调声腔的发源地

    京剧是中国戏曲的精华与典范，世人誉称东方艺术瑰宝。与之同类同源约四、五十个称为“皮黄”腔系的剧种，分布在川、粤、徽、鄂、湘等约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在中国戏曲史典籍和教科书中，对于京剧的产源及促成“皮黄”剧种声腔的形成，多数采用清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带去二黄调，道光年间湖北艺人又传入西皮调，二者在京同台合弦，标志京剧剧种诞生，并流传全国形成地方性“皮黄”腔系剧种。笔者通过追溯考证相关历史记载和比较研究现存的实体实物后提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所谓“西皮”、“二黄”两调分产两地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陕西古老剧种，历史上曾被称作“秦腔”、“二黄”、“土二黄”、“汉调二黄”。建国后才改称为汉剧的陕西二黄戏是产生京剧的真正母体，是所谓“皮黄”腔系剧种的根本源头。

    一、齐如山研究陕西二黄戏的观点

    首推中国京剧于欧美，扬梅兰芳声誉于世界的著名学者齐如山先生独具慧眼，在其戏曲论著《齐如山全集》(台湾版)中曾用五、六处的文字提到：盛行全国的京剧，并非京中故有产物，亦非常人所云出自安徽(徽班)、湖北(汉调)，其真正来路系起自陕西的土二黄。他说：土二黄进京形成京剧，一路由陕西经山西为山陕客商带入；另一路由陕南先传入四川，又入云贵，再东传湖广，与由陕南顺汉水流域东传湖北的一支会合，“所以各曰汉调者，乃汉南中之汉，非汉口之汉”，进入长江流域，遂传至赣、闽、江、浙、，传入安徽，又变名徽调”，徽班北上，传人京师。《齐如山回忆录》这样写道：

    戏界人传说，二黄始自黄陂黄冈，故名二黄，……后来欧阳予倩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到黄陂黄冈调查皮黄的产地，结果连一点影儿也没有。……皮黄果然产生自该两县，则该两县必然尚有相当的艺术存在，经过不到二百年，何至就一点儿也没有呢。后来又听几个大学的学生来问我，说怎么全国风行的皮黄，和我们家乡的土调一个味呢?他们都是陕西汉南人……于是我们每遇到一位汉南人，总要问问他，且是众口一词，都是这样说法，又问到陕西几位老角他们都说，陕西早就有二黄，后来天津北平的二簧班到西安，大家遂管平津之二黄叫做二簧，或曰京二簧。管本地之二簧叫作土二簧……并且把所以发达的情形，说的也很详细。后来有几位友人到汉南去，我托他们调查，果然是野老、农夫、妇人、孺子，一张嘴都是二簧，即皮黄产生汉南，是毫无疑义的了．此事余另有文字详记，此处所以写这一段话者，意思凡有事实可考察的事情，便应顾及事实，不可专靠书本。

    齐如山先生的这一论断，应当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由于他未亲赴实地考察，不能提供陕西二黄戏翔实、系统的证据材料；更因他没有了解到陕西二黄戏流传外省往往是以“秦腔”名称出现这一事实存在。因此，齐如山先生的观点迄今未能得到戏曲界普遍认同，成为了历史性遗憾。

    二、陕西有两个不同声腔的秦腔剧种

    建国初期，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两度赴西安考察戏剧，《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刊载他给周扬的一封信、《新戏曲》一卷五期发表他《从地方戏看京剧——给田汉同志的信》和《新戏曲》二卷六期与杜颖陶合写的《秦腔源流质疑》等，都提到他考察陕西戏曲，发现陕西历史上前后存在两个秦腔，前秦腔即清乾隆年间由魏长生等艺人传入北京，与京剧具有渊源关系的陕西二黄剧种；后秦腔即现在的秦腔。并称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新发现。在《秦腔源流质疑》中写道：

    1780来(清乾隆四十五年)前的秦腔，和1807年(清嘉庚十二年)后的秦腔，虽然都是叫秦腔，但是并非一种秦腔，也就是说，有两种戏剧，前后都曾盛行于西北，于是都被称作秦腔，可是两者之间，并不能因为名同便认为实也相同。现在的京剧，不是也有人称为京腔吗?同时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这种京腔还不曾见于北京之前，不是一般都称弋腔为京腔吗?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的京腔即是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京腔吗?秦腔的情况也是如此。

    此后程砚秋先生开始把陕西二黄戏的剧目、声腔与京剧作对照、比较。令人叹惜的是这种研究进行不久，程砚秋先生病逝，致使研究中断，且再无来者。

    笔者根据上述观点，又从1、两个秦腔不同的唱腔特征；2、乾隆年南北各地到陕西学唱秦腔的艺人籍贯追溯；3、两个秦腔主奏丝弦乐器和击节梆子的区别；4、对比广东西秦戏同前秦腔(陕西二黄戏)具有相同的特色与声腔基础；5、清代民间俗称和文字记载中，前秦腔一个剧种，有秦腔与二黄两种名称交替使用的事实存在；6、后秦腔(即现在的秦腔)与山西梆子的同源关系；7、前秦腔流播南北各地的状况等七个方面例证分析研究。充分证实清代陕西确有两个都称作秦腔，而性质却不相同的戏曲剧种：乾隆年及其以前的秦腔就是陕西二黄戏(后称汉周二黄，现称陕西汉剧)；嘉庆年之后的秦腔就是陕西梆子，现在称作秦腔。分清了这一点，我们为陕西二黄戏与京剧声腔接源疏通了管道。

    三、陕西二黄戏是产生京剧的母体

    一般认为，京剧的产生是脱胎于清乾隆五十五年 (1790)进京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三庆班，其次是春台班。而这两班所唱的腔调，据《扬州画舫录》记载：“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又记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尤者……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两腔矣。”再有《金台残泪记》记载徽班进京前后流传北京的秦腔“当时始蜀伶(魏长生)后徽伶尽习之”。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出，徽班进京所唱腔调主要是秦腔，还有京腔。所谓京腔，实为当时京师流传的高腔，而据《燕兰上谱》、《藤阴杂记》记载，自魏长生乾隆三十九年进京，以秦腔名动京师，京腔即被置之高阁，原有六大班散去，尽附秦班觅食。此时高朗亭所带三庆徽班之京腔，必不受京中人士欢迎，多以淘汰。如此，则徽班进京所唱腔调只能有一种，那就是“后徽伶尽习之”、“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的秦腔，并由此脱胎产生出京剧。以此可见，秦腔才是京剧真正的母体，京剧的声腔基础是从由包括安徽艺人在内进京演唱的秦腔声腔孕育产生出来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秦腔即前秦腔——陕西二黄戏。

    同样，魏长生乾隆四十年前后进京，若无如张漱石《梦中缘传奇·序》记载乾隆九年北京人已“所好惟秦声”，魏氏传唱秦腔红遍京师，振动全国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京剧的萌生期，不应以徽班进京为始，而应以乾隆三十九年魏长生进京传唱秦腔，或更早时如康熙年间(1662——1723)《广阳杂记》记载“秦优新声”进入北京时算起，京剧自萌生期至今，不只是200年，而是近300年。

    四、关于所谓西皮调、二黄调的合体

    陕西二黄戏的唱腔主调有两种，传统称作“上把”、“下把”或谓“上调”、“下调”，且至迟自清初以来一直保持着不可分离的固有状态。此外还有“反调”，艺人们习称“阴板”，系由“上调”派生而出；使用不多的如昆腔、梆儿腔(吹腔)、四平调、高腔、七句半等什腔杂调，多为吸纳而来。长期以来，有人认为二黄戏的上、下两调分别产于陕西以外的两个不同地方，即上把“二黄”调产自安徽，下把“西皮”产自湖北，后来在北京同台演出，皮黄合奏，才形成皮黄两调同弦的京剧，并影响这一系统所有剧种声腔的变化。

    这肯定是个误解。两种声腔同台，行内人叫做“两下锅”，如川剧有五大声腔同台，但其音乐唱腔至今仍各吹各号，各唱各调。将两种基调不同、产地不同的戏曲声腔同弦合体，形成一个声腔剧种，实际是一项浩繁而漫长的音乐改造系统工程，依靠当时一两个戏班在短期内绝无可能完成。现今全国绝无仅唱“二黄”或“西皮”单一声腔的剧种剧团存在，退后一万步，即或徽班、汉班两调在京同台合体成功，随即颁布一道命令，全国流行单一“西皮调”和单一“二黄调”声腔剧种的戏班在一夜之间全部同弦合体，并在全国形成所谓皮黄声腔系统，别说当时，就是在今天也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设想，按今天如此优越的条件，将东南的越剧和西北的秦腔同台合体，变为一个声腔剧种，可能性有多大，费时需多长，其结果又将若何。

    清代初期，秦腔作为一个声腔完善的戏曲剧种早于徽班就流传汉江平原一带，康熙年间已深人湖北内腹的土家族地区。据顾彩在鄂西观剧的《容美纪游》所载：“女优十七八好女部，声色俱佳；男优皆秦腔，反可听。”乾隆年间乐钧的《韩江棹歌一百诗》中有“马锣喧击杂胡琴，楚调秦腔间土音”的记载。同时期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记载西安秦腔旦行演员申祥麟自陕西汉中东渡武昌实习演出并求教当地女艺人胡妲，三年后返陕。

    以上记载说明秦腔流传湖北时间既早且广泛深入。乾隆年间湖北艺人已达到可以用“楚调、土音”来演唱秦腔的高超艺技。如果说这种秦腔只是一种所谓的“西皮调”，那么查遍湖北及其周边地区戏曲活动史，从来还没有发现只流行“西皮调”单一声腔剧种的班社团体存在的事实根据。早于徽班流行于湖北的秦腔，实际已经是上调(所谓二黄调)、下调(所谓西皮调)同进并存的陕西二黄戏。同样，由魏长生等艺人传往徽班的秦腔，也绝不可能只有上调(所谓二黄调)而没有下调(所谓西皮调)。因此，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演唱的声腔主调与道光年间大批湖北艺人以时称汉调的戏班进京，不是两种基调不同的声腔的结合，而是一个剧种——时称秦腔的陕西二黄戏，分别流传于安徽和湖北后，又在北京的一次大汇合，最终形成了京二黄京剧。

    至于后来为何将二黄戏声腔调下把、上把称“西皮”与“二黄”，据笔者考察，在陕西民间直呼此种戏为二黄，外省人亦称“秦腔”亦称“西曲二黄”(西曲这里是指陕西的戏曲)。如云南檀萃乾隆四十九年在京观剧所写《杂吟》中有“丝弦竞奏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哤(音读忙)”。而“西曲二黄”传久则讹为“西皮二黄”，进而将二黄戏的下调与上调分别称为西皮调与二黄调。如果事实不是这样，按说京剧中的所谓“二黄调”在早，胡琴定弦把位在上，而西皮调一称出现较晚，定弦把位在下，应该是“二黄西皮”，简称“黄皮”，但却把“西皮”放在前面，“二黄”放在后面，简称“皮黄”，似与情理相悖。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根据周贻白《谈汉剧》等资料介绍，湖北人习将“唱”说作“皮”。“皮”即“唱”的意思。如此一来，“西皮二黄”在湖北可能就是“西部人唱的二黄”之意，由此才讹传为“西皮二黄”。否则，再无任何理由能将“西皮”置于“二黄”之前。仅从这些，我们便可看到，所谓“皮黄”两调合体一说，的确是以讹传讹的历史误解。

    有此讹误之后，人们不但把“西曲二黄”或“陕西唱的二黄”流传为“西皮二黄”，还拆开“西皮”、“二黄”为两个定义，并将其冠于上、下两调的名称，进而又望文生义地提出两调分别产于不同省份的几个地方。百余年来，苦心追溯，争论不息，至今仍难以定论。所谓西皮、二黄两调分产于两个地方，在历史上实际是不存在的事情。

    陕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源远流长的陕南汉水文化底蕴，为秦腔二黄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宋、元以来，受南戏、北曲、杂剧、昆腔的影响，在古老的西曲基础上，经过陕西历代艺人创造加工，达到较为完美的艺术高度。尤其两种不同声腔基调同弦合体和多样化唱念道白语音等艺术形式，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特别是清代初中期史称“花雅相争”，雅部昆腔败北，作为花部的各地方剧种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这一历史时期，对于京剧的形成发展和现称“皮黄”声腔系统各地方剧种的流传兴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今天我们重视保留和发展陕西二黄戏，不仅考虑到流行区域内人民群众的观赏习惯、乡音情感，而且对于研究考察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瑰宝、中华民族“国粹”的京剧，以及各相关地方剧种的产生形成和明清以来中国戏曲文化的发展走向等，都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