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 张衡
天文学家 张衡
勤学不倦
张衡这个响亮的名字,至今仍回荡于宇宙。他就是我国1800多年前出现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是天文学的奠基者,是地震学的鼻祖。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于 1956年重新修复了“平子读书台”和张衡墓。1970年国际天文台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山”,1977年又把太阳系中一个编号为1082的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以此来纪念张衡为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仅仅活了62岁,他这短暂的一生是为科学奋斗的一生。他给人类留下的不只是丰硕的科学成果,而更珍贵的则是他那种身在逆境之中,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冲破世俗观念,为科学奋斗的精神,至今仍是鼓舞人们奋进的航标。
张衡,字平子,东汉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于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今河南省南阳县)。祖父张堪曾任过蜀郡太守和渔阳郡太守,为政清廉,劝民耕种,发展农业,深受人民的爱戴,去职后家无余财。张衡虽然生在官宦之家,但是,家境却很贫寒,生活清苦维艰,时常靠亲友的救济渡日。贫寒的生活条件是磨炼坚强意志的最好武器,而成功往往产生于困苦的磨炼之中。所以,贫苦的生活对张衡的成长不无益处,使他亲身体会到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疾苦,从小养成坚韧不拔的品格,为后来在逆境中奋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衡是乡里有名的聪慧好学的少年。他学习非常刻苦,在小油灯底下,一学便是通宵,废寝忘食,不知疲倦,有人称赞他的学习精神“如川之逝,不舍昼夜”。此时他喜爱文学,精读了许多儒学典籍。正是他这种刻苦追求知识的精神,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张衡有着超出时人的苦心孤诣地追求真理的意志。他不满足书斋求知,不效仿摇头晃脑地背诵教条,也不拘泥于经卷所云。当他十六七岁时便走出
“书斋”,辞别家人,开始游历,进行实际考察,以增强知识,开拓视野,了解民情。他游历了京都“三辅”,踏遍名山大川,考察自然景物、风俗人情。登骊山,观秦王墓,感慨万千。他对人民的饥苦,时政的弊端,官吏的骄奢,看在眼中,用心思索,仿照班固的 《两都赋》精思十年,写出著名的
《二京赋》,以丹青妙笔揭露时弊,讽谏当朝。
张衡的求知欲驱使他去洛阳访各家名儒,参观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当时,若想上太学,必须由县令举荐才行。张衡则勇敢地跑到京都毛遂自荐。因张衡求学心切,学识超群,又很谦虚,感动了各位名儒,便破例收他就读于太学。张衡在太学府精心研读了“五经”、“六艺”。依照当时读书人的惯例,学习了“五经”、“六艺”作官是足够用了,可是,张衡有志,读书不为追逐高官厚禄,而是为寻求真理,追求知识。所以,他求知的欲望永无满足,他又潜心研读了杨雄的《太玄经》。《太玄经》是一部讲天、地、人的道理并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著作,这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知识,这引起张衡的极大兴趣。其中,杨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他的影响尤深,它改变了张衡的命运,从此,把他引上了科学之路。他很崇拜《太玄经》,把它与圣人留下的经典相提并论,撰写了《玄经注》,还绘制了《玄经图》,可见张衡对这本哲学著作研究之深湛。功夫不负有心人,知识总是把最高的恩典赐给专心致志为它献身的人,所以张衡成为知识全面而精深的人。他于黄老、儒墨、道家之外,自成一家,走上了为科学奋斗的道路。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法,时人称其为勤学不倦的“南阳通人”。
逆境中奋斗
张衡的行动,已无声地宣告他为科学献身的决心。他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光明的道路。他的一生是处在“图谶”邪说盛行,世俗小人妒忌,宦戚权贵们诬陷诽谤的逆境之中。由于张衡正直,聪慧的品格和渊博的学识给了他无限的勇气和智慧,使他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张衡作了《二京赋》之后,名声大振,安帝 (刘祜)听说张衡有才华,便下诏指名要张衡进京初任郎中。元初三年(公元115年)又升为太史令。太史令负责朝廷观测星象,编制历法,候望气象,调理钟率和编撰史书等工作。张衡在朝为官总是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情,凡事都有独到的见解,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他冒着犯上违背刘氏皇祖圣命的危险,向推崇“图谶”邪说的权势们挑战,凭借他的渊博知识,无情地揭露这股势力的虚伪性,以当时的事实批驳“图谶”邪说。
“图谶”邪说兴起于西汉衰败之际,当时统治者日趋奢侈,朝政腐败,对人民的剥削加重,加之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致使民不聊生,起义时有发生。统治者为了强化他们的统治,以挽救衰败局面,邪说四起,“图谶”邪说兴于此时。谶有图有字,所以又叫“图谶”。它是鬼神学说,用它来解释书经典籍,预卜吉凶,主要宣扬“王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思想,以此欺骗人民,很受统治者的青睐,被尊为“朝章国典”。
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也非常崇尚“图谶”邪说,奉为圣典,致使谶学之说久兴不衰,直到安帝时这股邪说仍然盛行,把“图谶”之学说成是先王的经典。当时读书人要升官发财,除博贯五经以外,还要“兼明图谶”之说,这是仕途的章法,可见“图谶”之学在宦海之中的价值。
张衡任太史令时,推行的是“四分历”,权贵们借“图谶”反对“四分历”。张衡把自己的升迁置之度外,逆流而上,凭借他的学识和科学的态度,勇敢地批驳了“图谶”邪说,揭露大肆宣扬“图谶”者虚妄,并向安帝提出
《请禁绝图谶疏》。他在上疏中以不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图谶学的虚伪之处:
“图谶”不是圣人之法,而成于哀、平之际。指斥“图谶”是那些虚伪之徒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编造出的谎言。严正指出,言谶学者,不研究实际学问,只讲邪说诬语,就像画工不肯画犬马,只愿画鬼怪一样,因为犬马是实实在在的实物,人人可见,画得不象,就要受到指责。鬼怪无形,随意涂抹,谁也无法挑剔,这是虚妄之徒的骗人术。张衡以形象的笔触深刻地揭露出谶学及其推崇者的虚伪实质,并大胆提出废除“图谶”,“一禁绝之”。张衡有根有据的批驳令皇帝折服,提升张衡为侍中。
张衡自永初五年(公元114年)入朝为官,至顺帝阳嘉元年 (公元126年)前后任郎中、太史令、公车司马令等中下官职。他不慕官位,也不投机钻营巴结权贵,所以,多年不能晋职。对此有人就张衡下知人事,上知天命,有能力辅佐皇帝治理百姓,作事忠实知理明德,应该想办法使职位不断腾达,奉禄日增,高官厚禄,光宗耀祖才是大事业。另一些人说,撰写科学著作,研究天文,对升官晋职,谋取利禄毫无用处。更有甚者嘲讽张衡:你能命令三轮自转,使木鸡独飞,可你自己却“垂翅故栖”,至今还是个史官,你何不调其机关也高飞呢?为什么不让你自己飞黄腾达呢?面对世俗小人们的论议与诽谤,张衡作《应闲赋》予以铿锵有力的回答:“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夥,而耻智之不博。”这有力地表现了张衡为科学奋斗的坚强决心。对于高官厚禄他无所求,他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即决不巴结权势,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高官厚禄。《应闲赋》是张衡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为科学献身的伟大誓言。这正是一个科学家的博大胸怀。没有这种博大的胸怀,就不会干出宏伟的事业。
张衡鄙视权贵。早年掌握朝政大权的皇戚邓骘听说他有才华,为了笼络士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多次派人请张衡做幕僚,都被张衡拒绝了。永初五年应诏入朝出任郎中、太史令时,他对官戚倾轧,争权夺利,时政腐败等现象,屡次上疏讽谏,提醒皇帝:宦戚分权,群臣作威作福,不顾人民的饥苦,加上连年自然灾害,朝庭不思政事,如果不整敕,再不改变这种状况,是很危险的。但是张衡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皇帝昏庸,明暗不分;佞党对张衡的记恨与诬蔑越来越猖狂,使张衡的处境更加困难,欲干不能,欲罢不忍,非常苦闷。在愤懑之中,他又作《思玄赋》思索做人的道理,怀念先圣之德,慕古人的节操,恨当时之人的虚伪相互争斗,相互攻击,表明自己竭力守义,贫穷不移的浩然正气。
东汉安、顺二帝无能,喜听谗言,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后汉书·五行志三》中记载:“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张衡被谗,于永和年间(公元136年)调离京都洛阳,任河间相。当时的河间王骄奢荒淫,勾结豪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百姓深受其苦。张衡到任后严惩不贷,捉拿惩办了一批豪强奸党,为受迫害的人民昭雪申冤,释放无辜,深受人民的称颂。但是,不久张衡便发现,被惩办者皆是从犯,而那些主犯、要犯都逃之夭夭,“多避帝郡”。这使张衡认识到时政污浊,“天下渐弊”,豪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一时一地怎能解决朝政腐败呢?上疏讽谏政事不被采纳,开始感到对纠正时弊无能为力,忧愤不止,作《四愁诗》以宣寄苦闷和忧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表明张衡志向高迈,思虑深远,可是道路艰难,无法达到,只暗自悲伤。于是写了《归田赋》,决心辞职还乡,撤出这块不洁之地。然而,皇帝未准辞职,又将张衡调入京城任尚书。
天文学和地震学上的成就
张衡一生处有逆境之中,但他抱定为科学献身的远大志向。持之以恒,致使他才思超群,成绩卓著,给后人留下了丰硕成果。在天文学上研究颇深,他创制了“浑天仪”,撰写了《浑天仪图注》和著名的天文理论著作《灵宪》等。
《浑天仪》是张衡任太史令期间,认真研究前人留下来的天文学知识,经长期观察、记录,反复推算制作出来的,是科学的结晶。《浑天仪》就是水运浑象,恰似现代的天球仪。主体是球体模型,代表天体。球体表面列出28宿及其他恒星的位置。球绕轴转动一周便是一昼夜。《浑在仪》能形象地演示出天体运动情形,人们在屋子里看着这个仪器便可知道某星在某时间所处的方位。 《浑天仪》的制造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表明张衡已精通天文,掌握了深湛的推算方法和科学的机械传动原理,《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力发动的天文仪器。为了说明水运浑天仪的整个系统和作用,张衡特意写了《浑天仪图注》。通过《浑天仪》计算时间,测出“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这与近代天文学家测定的365天5小时48分46秒的数据相近,可见张衡天文学研究的水平是很高的。
《灵宪》一部阐述天地日月星辰生成和它们运动的天文学理论性著作。在《灵宪》中,第一次提出月亮不发光,月光是太阳光反照的结果,揭示了月食的奥秘;提出了宇宙无限的伟大思想;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其径当周天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与现在测出的太阳的角直径平均是31′59″26,月亮的直角径平均是31′5″2的误差不大;记录了当时在中原洛阳观察到的恒星2500颗与近代天文学家观测的结果也是相近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张衡在 《灵宪》中对天地日月星辰的起源问题的阐述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灵宪》是张衡多年来对天文学呕心研究的结晶,是一部划时代的天文学名著,代表了当时世界上天文学的最高水平,因此,张衡不愧为天文学的奠基者。
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根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公元92年至125年的33年中,就发生26次较大的地震。《张衡传》记载:“时地震连年,山崩地坼,江河泛滥,房屋倒塌,”它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失,张衡对此有亲身感触。他以科学家的头脑研究地震灾害。他认为人是可以掌握地震动向的,为测报地震动态,他决心研究地震学。于是,在顺帝元年公元126年辞职回家,潜心研究长达5年之久。顺帝阳嘉六年 (公元131年)张衡复职后的第一年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测报地震的仪器——“地动仪”。就地动仪的结构而言,张衡已经掌握了水平摆的原理,利用物体运动的贯性来拾取地震的动波,进行测报远距离的地震,这具原理至今仍然被采用。从当时测报地震的情形看,这架地动仪能测报千里之外,包括人毫无感觉的地震 (最低能测报地震烈度为3度左右的无感地震)。如在顺帝永和三年 (公元138年)二月初三地动仪报震,当时洛阳城内人们毫无感觉,于是一些人议论纷纷,说地动仪不灵验。没过几天,陇西有人飞马来报,证实了二月初三那里发生了地震,使朝人信服。陇西距洛阳千里之外,地动仪测报准确,表明这架地动仪测报灵敏和准确度都是比较高的。可见张衡在当时科学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能制造出如此精密的仪器,真是奇迹,这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直到一千多年后古波斯才制造出与“地动仪”相类似的仪器,1880年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来记录地震的仪器,人们称张衡是地震学的鼻祖是理所当然的。
公元138年张衡与世长辞了。张衡的一生追求科学的意志坚韧不拔;贫困不阿、蔑视贵权的精神难能可贵。人民怀念、称颂他,“数术穷天地,创作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芳。磊落焕炳,与神合契”。这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