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大瘟疫

正当人们为本世纪以来，生物学、医学的巨大发展而欢欣鼓舞时，一个幽灵正在向人们袭来，为此，生物学、医学界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将迎接新的挑战。

　　1980年6月，加拿大人盖尔坦·杜加斯在美国旧金山找到一家医院，要求做美容手术，以割除脸上新长出来的一个紫色肉疣。

　　这种手术在平常是非常简单的，在技术高明、设备齐全的美国医院里，这不过是小菜一碟。盖尔坦手术后割下的疣子被送到化验室作例行的活体组织检查。10分钟后化验报告出来了，主刀医生被化验报告上的字样吓了一跳——这不是一般的肉疣，而是一种很罕见的皮肤癌卡波济肉瘤。三个月过去了。盖尔坦先生的癌症已全身广泛转移，极度的衰弱，成天在痛苦中与死神搏斗。与此同时，他的两名同性恋伙伴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紫色疣子，经医生诊断后也住进了医院。

　　为了抢救这三位奇怪的病人，医生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效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他们在痛苦中挣扎，最后悲惨地死去。

　　奇怪的病例惊动了整个医学界，但医生们当时还并不知道这就是可怕的爱滋病。在后来，盖尔坦被美国和世界医学界称为爱滋病的“零号病员”。

　　惊人的发现接踵而至了。

　　同年11月，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免疫学专家戈特利布在洛杉矶的医院也接受了一位病人，这病人是男性，31岁，喉头被大量念珠菌感染，几乎不能呼吸了。稍后，还发现病人肺部被卡氏肺囊虫感染，血液里缺乏一种免疫细胞T—助细胞。根据病人自述，他并非先天性免疫缺乏症者，也未进行过任何足以破坏免疫系统的治疗或工作。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病呢？戈特利布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病历上的一行字上“同性恋者”。

　　不久，加利福尼亚的同性恋病专家韦曼将一位病人转给了戈特利布，这是一位同性恋倾向的男青年，同样也患有肺孢子虫病、后天免疫功能缺乏症。戈特利布与韦斯曼共同研究发现，在韦斯曼医生最近收治的病人中有20位男性同性恋病人的免疫系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于是他们敏感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这病与同性恋行为有关？

　　1981年7月，性病专家玛丽在美国一些大城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卡波济肉瘤和肺孢子虫病已经在同性恋者中蔓延开了。在华盛顿地区未患病的同性恋者中，有一半的人免疫系统都不正常，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将患上同样的毛病。

　　几位科学家合伙给这一现象取了个名字：同性恋致免疫缺乏症。

　　科学家们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又发现，这种“同性恋致免疫缺乏症”还可以通过吸毒者互换注射器、孕妇传染给胎儿、输血等途径传染。而最令人不安的是，它被证明能通过异性性行为而传播，这足以使每一个美国人都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鉴于这些发现，1982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专家给它重新命名为“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简称“爱滋病”（即“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英文缩写AIDS的译音）。

　　自从科学家给爱滋病定了名，并发现了爱滋病毒，美国和世界各地爱滋病患者的数量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剧增。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有800～1000万的成年人和100万的儿童感染爱滋病毒 （HIV）。1992年估计成人HIV感染者：北美有100万，拉丁美洲超过100万，西欧有50万，北非和中东有5万，南亚和东南亚超过100万，澳大利亚有3万，东欧有2万，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有2万等。预计到2000年，感染爱滋病毒的总人数可达3000～4000万，而成人病例总数达1200～1800万，儿童达50万。

　　爱滋病毒传染途径主要有三种：

　　1、性行为：爱滋病毒（HIV）通过各种性行为进入血液。

　　2、血液：通过注射、输血、抽血，将爱滋病毒（HIV）传给健康人。

　　3、母亲——子女：受感染的妇女在怀孕或分娩过程中以及哺乳期均可将病毒传给子女。

　　爱滋病毒是如何破坏人的免疫系统？

　　人体的免疫系统主要是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特别是淋巴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主力军。当一般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进入人体后，均被免疫系统所破坏、消灭和消除掉。但当爱滋病毒（HIV）侵入人体碰到淋巴细胞时，淋巴细胞不仅不能消灭爱滋病毒（HIV），反而成了HIV的生长繁殖场所，然后将其淋巴细胞破坏掉。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将大量淋巴细胞破坏掉，甚至消灭了淋巴细胞。人体因此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境地，即所谓的免疫缺陷状态。由于人体缺乏免疫功能，各种各样的肿瘤和感染的机会随之发生。从感染HIV到出现状态，潜伏期相当长。大约6～10年，这样，为爱滋病的传播大开了绿灯。

　　患爱滋病后临床上有哪些表现？

　　患爱滋病后的临床表现几乎是全身性的。如心、肺、脑、肾、胃肠道、皮肤、神经系统、生殖器官、眼、耳、鼻、喉、口腔、血液等。现以口腔症状来说明：爱滋病毒对口腔的损害常常是诊断该病的唯一临床证明，其表现：

　　1、口腔念珠菌病：不明原因、顽固性口腔念珠菌病是本病患者出现最多的症状之一。约占90％，表现为口腔粘膜出血，上覆以白色丝绒状斑片，难以剥离，如强行撕脱，可留渗血之创面。

　　2、“毛状”口腔粘膜白斑：常见于舌缘及底粘膜出现白斑，表面有绒毛状突起，不能擦去。

　　3、口腔卡波济肉瘤：在口腔内外均可发生，为无痛，紫色大小不一，扁平或高起呈斑状或斑片状损害。

　　4、口腔疣：口腔粘膜上出现疣。

　　病发初期表现：发烧、倦怠、盗汗、无力、消瘦、广泛地淋巴结肿大、发育停滞、腹泻、感冒、鹅口疮、口唇疱疹及带状疱疹，呼吸困难、体重减轻、贫血、白细胞减少。若颅内有病可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癫痫发作，智力改变，大小脑功能失调等。

　　爱滋病专家预言：爱滋病的重灾区80年代在美洲，90年代在非洲，2000年起在亚洲。因为近几年来，西方国家爱滋病感染率正在下降，如美国，1988年以后每年下降率为17％。非洲各国也普遍重视起来，国际社会又给予大力支持和关注，在这些国家的宣传、教育工作普遍开展起来。而亚洲各国爱滋病发病率比较低，共有3523例：日本有405例，泰国179例，以色列169例，印度102例，其余各国不足100例，我国到1992年底统计：受HIV感染者有969例，其中爱滋病的病例有11例，9例已死。因为发病率较低，国家宣传教育不够，所以，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亚洲有可能成为爱滋病的重灾区。

　　1988年，泰国未发现HIV感染者，但在短短的四年中 （到1992年），已发现有几十万人感染上了爱滋病病毒（HIV），尤其是在妓女中受感染的占40％～60％。

　　缅甸地处南亚，是世界闻名的毒品中心，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报告爱滋病病例的存在，但这也不能说明在缅甸爱滋病的不存在。我国在西南地区检测出HIV感染者中有不少是缅甸农民。

　　如何预防爱滋病的蔓延？

　　控制爱滋病的流行，关键是如何保护易感人群免受感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人体可以自动或被动产生有效的抗爱滋病毒的抗体，也没有发现任何个体可以免受爱滋病毒感染，这就是说，人人都是易感者，因此，保护易感人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全民进行预防爱滋病的宣传教育。另外，切断爱滋病的传播途径也是预防爱滋病的有效措施之一。即发现爱滋病例后追踪调查、了解与他 （她）有性关系的人到医院进行检查，将爱滋病传染链切断。

　　面对这个世纪末瘟疫，美国一位社会学家史密斯·怀特心情沉重地说：

　　“性解放开始自食其果了。可怜的同性恋者——他们向自然宣战，嘲弄自然，现在却遭到了残酷的报复了。”

　　巴斯德的发现

　　1865年，欧洲蔓延着一种可怕的蚕病。好端端的蚕宝宝，在一夜之间就死掉了一大批。法国阿莱省的蚕种也受到这种神秘疾病的侵袭，许多靠养蚕为生的法国农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心爱的蚕宝宝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去，濒于破产的危险，心急如焚地联名写信给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巴斯德教授，恳求当时已是法国科学院一员的、有较高声望的巴斯德能去救救他们的蚕宝宝。

　　在收到农民请求帮助的恳求信的同时，巴斯德也接到了农业部的邀请信。1865年6月16日，巴斯德接受农业部的要求，动身去法国南部亚来斯蚕区，实地调查在蚕区迅速蔓延的蚕病，想办法对这种可怕的蚕病加以控制。

　　巴斯德一到蚕区，便满腔热情，忘我地探究这种怪病的奥秘。他顾不上吃饭，也顾不得休息，一连数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对病蚕和被病蚕吃过的桑叶进行了仔细观察。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显微镜下，巴斯德发现病蚕和桑叶上都显现出了椭圆形的微粒。“这就是病原！”教授兴奋地惊呼起来。他发现这些微粒是活的，能很快地繁殖后代。就是因为有了它，蚕才会得病死去。就是这种微生物在大量吞食着蚕宝宝。巴斯德为人类首次发现了致病的微生物，称其为“病菌”。

　　“病菌”被发现了，但是如何消灭这种“病菌”，又如何控制这种病菌的蔓延呢？要迅速控制蚕病的蔓延谈何容易？！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巴斯德一心扑在防止蚕病的工作中。由于工作的进展较慢，社会上刮起了一阵攻击他的风暴。一些桑树种植者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养的蚕每天成千上万地死去，抱怨说：“防止虫病的事，化学家懂啥？”一些原本就持怀疑态度的人添油加醋地说：“化学家算了吧，他有什么本事！不过是靠国家养肥的一条寄生虫，只会看着法国的养蚕生意垮台！”面对这些抱怨和咒骂，巴斯德既不动气，也不泄劲，只有一个答复：“耐心些。”巴斯德自少年时代起，就认为字典中最重要的三个词就是：意志、工作、成功。他立志要在这三块基石上建立成功的金字塔。

　　正当他忙于调查蚕病的流行，日夜寻找控制这种流行病方法的时候，巴斯德在感情上经受了两次沉重的冲击，一次是他的慈父过世，另一次是他心爱的第二个女儿因病医治无效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坚持工作，那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一个朋友用无限敬佩的口吻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巴斯德说：“但我知道我的责任。”

　　巴斯德忍着感情上极大的悲痛，不忘自己的责任，一天工作近18个小时，从早晨5点到晚上11点，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中风，以致半身不遂，直到6年后才基本痊愈。在此期间，医生也认为他难以痊愈。巴斯德虽然肢体已经瘫痪，但是他头脑清醒，在治病休养期间，仍不忘蚕病的研究。

　　怎样防止蚕病传染呢？巴斯德把病蚕带回了巴黎实验室进行研究，两年以后，他获得了成功。在经受了千辛万苦后，他终于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答案：蚕病是通过有病的蚕卵，一代又一代遗传下去的。消灭有病的蚕卵，就可以培养出健康的蚕群。巴斯德把产完卵的雌蛾钉死，加水把它磨成浆糊，放在显微镜下观察。蚕有病菌，就把它产的卵烧掉；蚕没有病菌，就把它产的卵留下，用没有病菌的蚕卵繁殖，蚕病就不会传染。

　　呕心沥血的劳动，答案及方法都如此简单。但科学的道路上却布满了荆棘，那些卖蚕种的商人们，感到巴斯德的答案危及了他们“以坏种充好种博取高价”的生意，便开始造谣中伤，说什么：巴斯德消灭蚕病的工作全部失败了，他已经被人们赶出了亚来斯蚕区等等，流言蜚语不胫而走。

　　当时，巴斯德正在家养病，中风尚未痊愈。听见这些恶语诽谤，仅仅耸了耸肩，不屑一顾地说：“忍耐吧。”

　　巴斯德的忍耐得到了回报。养蚕的农民纷纷采取了他的消灭蚕病的方法，把病蚕和被病蚕吃过的桑叶统统烧掉后，无不取得丰收。巴斯德提出的制止病蚕蔓延的理论，先后被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科学家所证实。这样，一场震惊欧洲的蚕病，终于被控制住了。

　　1869年，巴斯德首创的检种方法被法国养蚕业所采纳，他的伟大发现和制止病菌的理论，挽救了蚕丝业的危亡，拯救了法国的工业，给法国带来了繁荣。亚来斯省的人们为他树了一座雕像，感激他救了他们。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伦敦皇家学会公开演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1871年法国赔偿德国的战债是50万法朗，但是巴斯德一个人的发明，已经能够抵偿这一大笔损失了。”可见，巴斯德的贡献是何等伟大。然而，巴斯德却始终把“造福于人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因“通过我个人的牺牲，防止了一场危及全国的灾难”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1822年12月27日，巴斯德生于法国多尔镇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约瑟夫·巴斯德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士兵，早年曾追随拿破仑打过仗，复员后在制革厂里当制革匠。父亲痛感自己小时候因家境贫困，无钱读书的苦处，决心让儿子接受教育，把他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9岁时，巴斯德进入阿波瓦公学的附属小学读书。他的小学老师曾写过这样一段评语：“他是我的班级中个子最小、最羞怯、最不见得有出息的一名学生。”少年时代的巴斯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学习成绩属于中等水平。但是，在以后的学习中，日益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对学习有耐心、有毅力，充满了一股韧劲。

　　16岁时，阿波瓦公学校长建议巴斯德以后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将来可以当一名出色的教师。父母不惜借债，支持儿子到巴黎去上学。当他在巴黎师范学校读书时，有一次生了病，很想家，就写了一封信给父亲说：“假若我能再闻一闻鞣皮的气味，我肯定，我的病是会好的。”

　　从制革厂的鞣皮气味，到“实验室的气味”，似乎只有一步之遥。巴斯德从小就想当个化学家，以后一直在为争取化学博士学位而努力攻读。1843年，巴斯德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在巴黎学习期间，巴斯德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法国著名化学家杜马教授学术报告的鼓舞。杜马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化学的发生和发展，巴斯德眼界大大开阔了，深深地被那些新颖的化学知识吸引了。他写信给父亲说：“你不能想像，这些讲演受到多么大的欢迎。杜马先生不但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诗人，他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也点燃了我的想像力。”的确，杜马的生动讲演，激起了巴斯德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促使他决心进行化学研究。从此以后，巴斯德内心燃起了火一般的求知欲望，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游戈在知识的海洋中。

　　为了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巴斯德节衣缩食，每天抽出2个小时外出任教，给几个学生补课，所得报酬聊补学费及日常生活开销。巴斯德还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只要一上实验，他就忘记了时间。经过不懈地努力，1847年8月，巴斯德的2篇博士论文在科学院举行的论文审查会上顺利通过，25岁的巴斯德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当这个消息传到家乡时，巴斯德全家乐不可支，举杯祝贺他的成功。巴斯德的父亲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提笔给儿子写信：“我们不能评价你的论文，但是我们确实能评价你的品格。你让我们完全满意。”

　　然而，巴斯德并不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中，始终再接再励地去寻求新的知识领域，立志要“造福于人类”。他曾经给妹妹写过一封信，这样说道：“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行动和工作总是紧跟着意志的，而工作差不多总是由成功作伴的。这三者，工作、意志、成功使人们不虚度一生。意志打开了通向灿烂而幸福的成功之门；工作通过这些门户，而在这旅途的终点，成功嘉奖了一个人的努力。”

　　1848年，巴斯德在研究化学结晶体形态和结构的一系列试验中，发现有些物质如硫磺等具有两种不同形状的结晶，引起了法国科学界的重视，人们认为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单凭那股牛劲，就会作出一番事业，名列前茅。”巴斯德不仅在科学领域狠下牛劲，为了赢得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的女儿——劳伦特的芳心，也使用了这股“牛劲”。

　　1849年，巴斯德被聘为斯特拉斯堡大学化学教授。在这里，他认识了校长的令爱——玛丽·劳伦特小姐，一见倾心，便以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意。他写信给校长，表露自己愿意作校长的东床快婿，毫无掩饰地剖白道：

　　“我的父亲是一个制革工人，我的三个妹妹帮助他做作坊的工作和家务，以代替去年5月不幸去世的母亲，我的家境谈不上富裕……至于我，我老早就决定将日后会归我所有的全部家业让给妹妹们，因此我是没有财产的。我所有的只是身体健康、工作勇敢以及我在大学的职位……。我计划把一生献给化学研究，并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成功。我以这些微薄的聘礼，请求您允许我和您的女儿缔婚。”

　　这位校长父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虽然很喜爱这个有远大抱负和志向的青年人，但认为婚姻是女儿的大事，应该由女儿自己去决定，便把信交给了女儿，决定对巴斯德是不利的。巴斯德是个优秀的科学家，就像对待科学试验一样，他决不会因为第一次失败就放弃了，而是展开全面的攻势，不仅写信给女郎的母亲，还给玛丽小姐本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我只祈求您一点，不要过于匆忙地下判断。您知道，您可能错了。时间会告诉您，在我的这个矜持、腼腆的外表下，还有一颗充满热情的向着您的心。”

　　巴斯德以“科学”的执着精神博得了玛丽小姐的爱。婚礼定于1849年5月29日举行。到了举行婚礼的大喜时刻，宾客们都到齐了，牧师也已准备好主持仪式，新娘穿着漂亮的礼服站在父母的中间，突然出了岔子，新郎却不见了。

　　“天哪，他到哪里去了？”新娘焦急地环顾着四周，对巴斯德最要好的朋友夏普依说。夏普依是最了解巴斯德的，他想：难道这个“糊涂虫”还在实验室里？夏普依急匆匆地赶到实验室，巴斯德果真还在那里，正俯着身子，专心地摆弄着试管。

　　“难道你忘记了婚礼吗？”夏普依焦急地问。

　　“没有。”巴斯德头也没抬地答道。

　　“那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夏普依以不解的口吻指责道。

　　“还不是要把工作搞完，你这糊涂蛋！你当然不会希望我让一个试验半途而废吧！”

　　巴斯德就是这样“过份埋身于工作”，婚后，玛丽曾抱怨说。然而，玛丽从未因为嫁给巴斯德而后悔过，玛丽成了巴斯德科学生涯中得力的帮手、秘书和生活的保护者。她分享丈夫的荣誉，也分担他的忧愁，两人相得益彰，在科学史上被传为美谈。

　　1856年夏天，里尔一家酒厂厂主因酒变酸而遭到巨额损失，请求巴斯德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巴斯德详细考察了发酵过程并发现了酵母。1857年，他把研究的结果写了一篇有独创见解的报告，给法国科学院，报告中强调：“糖分解成酒精和二氧化碳气是一种生物现象，是微生物的作用。”巴斯德用实验证明：发酵的真正原因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的作用。

　　1860年1月30日，巴斯德获得了法国科学院颁发的“实验生理学奖”，嘉奖巴斯德在酒精发酵、乳酸发酵研究和酒石酸的同质异构体的发现所做的贡献。

　　获奖以后，巴斯德开始对生命起源这个尖端问题发起进攻。他写信告诉夏普依：“我还在用一切办法研究这个高深莫测的生与死的秘密。我希望能很快地……通过解决闻名已久的那个老问题——生命的自发产生问题——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巴斯德的一些好朋友都劝他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棘手了。当时传统的观点是：生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中自发产生的，如亚里士多德就宣称：“通过把湿的东西弄干或把干的东西弄湿的办法，就会产生生命。”这种传统的观点，长期以来不但稳如泰山，而且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巴斯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这个任何人都不敢去碰的难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一些顽固的守旧派对巴斯德这种反传统的做法进行了攻击，称巴斯德是

　　“马戏团演员、骗子和小丑”，对各种谩骂和讥讽，巴斯德写信给非常爱护和关心自己的父亲说：“他们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真理却在我一边。他们不懂怎样做科学实验，掌握这套手艺并不容易。除了某些天赋的条件而外，它还要求有长期的实践。”他还对妻子解释说：“一个科学家应该想到的，不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辱骂或表扬，而是未来若干世纪中人们将如何讲到他。”

　　巴斯德通过一系列实验，科学地证明：“只有生命才能产生生命”彻底驳斥了无生原说。1862年，巴斯德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从此，巴斯德开始研究人类致病的原因，结果发现了多种病菌。为了防止病菌传染，他开始向医生们宣传和推广他发现的高温杀菌法。在对葡萄酒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巴斯德发现，酒变酸是由于发酵液体中细菌所起的作用。他想：如何消灭细菌而同时又不影响酒的质量呢？他试着把酒加温到不同的温度，当他把酒加温到55℃后，发现细菌被消除了，而酒的质量却保持不变，试验成功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这就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巴斯德消毒法”。现在，医院里使用的医疗器械，都要用高温的水蒸汽蒸煮，无菌医疗，完全可靠。这是巴斯德为人类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1880年，法国发生严重的鸡霍乱，这种鸡霍乱传染得非常快，往往几天时间，一个村庄的鸡成批死亡，所剩无几。巴斯德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成功地研制出鸡霍乱免疫菌苗。在短短的几年内，法国的鸡普遍注射了这种菌苗，从而制止了鸡霍乱的流行。免疫菌苗的研制成功，开辟了免疫学的新途径。在研究所里，巴斯德和助手们进行了广泛的试验，成功地制成了伤寒、霍乱、白喉、鼠疫等多种疫苗，控制了多种传染病。如今，少儿注射防疫针的免疫方法，就是巴斯德教授发明的。

　　1880年之后的年代里，巴斯德开始了他在医学生涯中的最后的伟业：战胜“狂犬病”。巴斯德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狂犬的脑髓液，没有发现病菌。可是，当把狂犬髓液注射进正常犬的体中，正常犬便会得病死去。“啊！这是一种比细菌还要微小的病原！”巴斯德惊奇地叫起来，他发现了比细菌还要小的生物病原“病毒”。

　　如何医治狂犬病呢？巴斯德着手去寻找战胜这种“病毒”的途径。若干年来，巴斯德一直用健康的兔子进行实验，或是把疯狗的唾涎注射到兔子身上，或者直接让疯狗把兔子咬伤。有一次，一头大叭喇狗由于阵痛引起狂怒。口流唾涎，却不肯去咬那只和它关在一个铁笼里的兔子。为了获取疯狗的唾液，巴斯德作出了勇敢的决定，亲自用嘴通过滴管从疯狗的下颚吸取唾涎。

　　巴斯德的助手们把疯狗牢牢地绑在一张桌子上，巴斯德站在桌子旁边，嘴里含着一根玻璃滴管，俯下身子，对着狂怒疯狗的嘴巴。一个在场的人后来写道：“这是巴斯德生命中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沉稳地把有毒的唾涎一滴一滴地吸入口中的滴管，表情极其安祥，好像忘却了这是在同死亡较量。在摄取了足够的唾液后，他平静如常地对助手们说：“好了，各位先生，试验可以继续进行了。”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研制成功了医治狂犬病的疫苗。

　　1885年7月6日，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名叫迈斯特尔的小孩子被疯狗咬伤了，他的母亲抱着9岁的儿子找到巴斯德。

　　“教授，救救我的孩子吧！前天，疯狗把他咬了十几口，他马上就要死了……”孩子的母亲流着眼泪说。

　　巴斯德同情地看着这对母子说：“我仅仅做过狗的试验，还没有治过人呢！”巴斯德迟疑不决，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孩子幼小的生命，他的疫苗能挽救病者的生命吗？如果失败了，将会引起多大的麻烦啊，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您就拿我的儿子作试验吧！求求您，教授！”母亲诚心诚意地说。伟大的母爱激励巴斯德去冒险了，他说：“好吧，我尽力而为。”巴斯德给孩子注射了狂犬疫苗，后来逐渐增加剂量，最后一次注射后的夜里，巴斯德通宵未眠，这真是可怕的等待，他想：“这是毒性很大的液体啊，孩子能受得了吗？如果孩子死了，我怎么对得起他的妈妈？”

　　天刚蒙蒙亮，巴斯德就跑到孩子的病床前。啊哈，孩子正高兴地与妈妈拥抱在一起。巴斯德见状，愉快地大笑起来经过4周的治疗，孩子完全康复了。巴斯德终于征服了狂犬病，挽救了成千上万名“狂犬病”患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为了表彰巴斯德在造福人类方面的丰功伟绩，法国及世界各国纷纷捐赠基金，建立巴斯德研究所。那位第一个被巴斯德治愈的孩子——迈斯特尔，长大以后，自愿到巴斯德研究所做看门人，一直做到老年，整整守卫这个研究所达半个多世纪。

　　巴斯德像神医一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无限崇敬。他的七旬寿辰成了法国人民的节日。1892年，巴黎大学为巴斯德举行盛大的庆祝70寿辰的集会。来自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向这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人致以衷心的祝愿，并向巴斯德颁赠了一枚奖章。这时，巴斯德由于年老体衰，未能亲致谢词，由他的儿子代读了他的答谢词：“各位先生，……你们给了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我深感荣幸。因为我坚信，科学与和平，终将战胜愚昧和战争，……永远不要让笼罩在许多国家头上的阴暗时刻的忧愁使你沮丧，……要坚信，从长远看来，各国总有一天将学会不为破坏而为合作而进行联系；还要坚信，未来不属于征服者，而属于人类的拯救者……。”

　　在书面讲话中，巴斯德还谆谆勉励青年学生们：“切勿听任你们自己染上一种反对和无用的怀疑恶习，切勿听任你们自己为民族某一时期所遭受的伤痛而心灰意懒。……首先要问自己： ‘我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待到那一天到来时，你们也许有无穷的快乐，会想到你们在某一点上对人类的进步和利益作出了贡献……。”

　　1895年9月28日下午，这位一直把“造福于人类”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伟大科学家与世长辞了。巴斯德一生不仅给人类文明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科学财富，他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生前的豪言壮语将永远激励着人们：

　　“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家的。应当把自己的一切工作，贡献给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