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釉里红瓷仓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在景德镇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楼阁式瓷仓。这是1979年9月，丰城县文化馆在省文物商店的协助下征集到的。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戊寅（即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安葬于南山。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明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瓷仓通高29.5厘米，横宽20.5厘米，进深10厘米。仓顶是庑殿重檐顶，红柱，瓦由釉里红点彩串珠组成。两旁作亭式稍低于仓顶。整个楼阁，形式上是一座宴乐厅。楼的四周有高2厘米的小栏杆。中有隔墙，分为前、后楼。前楼内置宝座，宝座两侧各有一人双手执翣，座前有二人舞蹈。后楼与前楼相通，有一支四人乐队，执腰鼓、琵琶、萧等，正在演奏，正楼两侧的旁楼也各置栏杆。左楼二人演奏琵琶、拍板，右楼二人在吹奏萧笛。楼上的侍俑高3.5厘米。

　　楼阁四柱饰红色，柱高15.3厘米，宽9.4厘米。四柱之内为仓。正面有门，门旁还有二人，手执棍棒，身着红彩白色衣衫，高4.7厘米。背面的壁上书写墓志。志文用青料写在白底上，呈蓝灰色，笔划重者呈褐色。仓的左侧壁上有黑底填红色正楷直书“五谷仓所”，柱前也有二人，高3.5厘米。其中一人执圆形簸箕，显然是料理粮食的。仓的右侧壁上有黑底填红正楷直书“凌氏墓用”。依壁分立二人，高3.7厘米。这也是护仓的侍俑。

　　全仓部分施影青釉，部分施红釉，并以青、红彩绘点缀装饰。青料呈蓝灰色，釉里红呈紫红或红褐色，色彩调配庄重，使整个楼阁亭台浑然一体，凝重秀丽。楼阁高低相错，主次有序，充分表现了元代时期江南木结构建筑的特色。

　　马其顿国王

　　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当上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雄才武略，骁勇善战。他施行币制和军事方阵战术的改革，不断向外扩张，先占领爱琴海北岩色雷斯一带，继而南征希腊。

　　公元前338年8月，腓力二世决定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他专门设计了一种新阵法，叫“马其顿方阵”。临出征时，他任命儿子亚历山大为马其顿军队副统帅。当马其顿军队到达希腊中部喀罗尼亚附近时，遇上了希腊各城邦的联军。就在这里，双方展开了一场大决战。马其顿军队在黎明前排好了方阵。士兵们列成长达 16排的纵队，每个士兵都被遮住全身的巨盾和长达50米的长矛武装起来。后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上。这样，前排的士兵就得到好几排向前伸出的长矛的保护，整个方阵行动起来就像一个整体。方阵分左右两翼，腓力二世亲自指挥右翼，左翼由亚历山大指挥。

　　决战中，双方相持很久都不分胜负。首先取得胜利的是亚历山大，他指挥左翼军队，给当时认为无敌于天下的底比斯人的“神圣部队”以致命打击。相反，腓力二世指挥的右翼军队却遭到了失败。联军突破了马其顿的队伍，对它进行紧压。但是联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指挥官大声喊着：“跟我来，把马其顿人赶出去吧！”一阵冲锋，却搞乱了自己的队伍。腓力二世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迅速改变方阵队形，向联军反扑去。结果联军溃败，腓力二世大获全胜。这一仗，决定了希腊人的命运。第二年，腓力二世在科林斯村召开全希腊会议，宣布自己是希腊军最高统帅，从而确定了马其顿在希腊各城邦中的领导地位。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在参加他女儿婚礼时被刺身亡，亚力山大继承王位。后来亚历山大远征波斯，铁蹄纵横万里，扩大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的版图。33岁时，亚历山大因病去世。亚历山大死后，他的亲信和部下便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不久，在亚历山大所征服的土地上，产生了若干新的国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王国从此分崩离析了。

　　虽然马其顿王国已消散了2300余年，可是，现代文明社会里的一些考古学家，却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腓力二世的陵墓。

　　1860年，有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在希腊萨隆尼加西南约65公里处一个叫维金纳的小村庄附近，发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马其顿王宫，并发掘了其中一部分。他的发现，证实了维金纳是史书上所称的爱基——古希腊马其顿王国的都城，而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爱德沙。

　　20世纪30年代，马诺利斯·安德罗尼科斯，一名研究马其顿王国历史的18岁的学生，参加了一支考古队，前去发掘那座宫殿的其余部分。安德罗尼科斯当时对维金纳周围的旷野非常感兴趣，那里有着许多公元前1000～前700年的铁器时代的墓塚。

　　安德罗尼科斯在维金纳村的中心发现了一座大坟堆，虽然蒿草遍野，瓦砾掺杂其间，但比其他墓堆都大。他想，这土堆下面或许埋着些比铁器时代的尸骸更有意义的东西。

　　1952年，人到中年的安德罗尼科斯已经是萨隆尼加大学的博士，他壮心不已，重新来到维金纳。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搜集到了许多大理石墓碑的碎片。经过研究，他确认这些墓碑碎片的年代很古老，它们是公元前4世纪和前3世纪的遗物。这个时期是马其顿王国最强盛的时期，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都是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安德罗尼科斯再次想到了那个大墓，想到了那个大墓的主人到底是何许人？

　　70年代初，当一位英国学者再次以无可辩驳的大量历史资料，有力地证明维金纳就是古代马其顿王国的都城爱基时，安德罗尼科斯立即决定，正式挖掘维金纳的那个大墓。

　　1972年11月8日，在经过了35天的挖掘，铲掉了近1.8万立方的泥土后，一座坟墓的高大正面，呈现在发掘者的面前了。墓门没有被打开过的痕迹，墓门上的图案是狩猎狮子的场面，这是深为马其顿王室酷爱的消闲活动。

　　安德罗尼科斯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进入到墓内，眼前的景象使他十分惊讶：一个正方形的墓室，一扇关闭着的大理石门，一座完整的石椁，以及无数在尘埃中闪烁着光芒的珠宝、金器。他兴奋得狂呼：啊！这肯定是一座王陵！

　　此后的几天中，他们一直在进行大量的清理工作。从墓中发现的丰富的陪葬品来看，这是一座未受劫掠的王陵，而陪葬品中的许多青铜器和甲青，又表明墓主人是一个好勇善斗的尚武之君。

　　他们打开大理石的石椁，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石椁里是一只精美绝伦的金棺，棺盖上镌刻着旭日的图案。安德罗尼科斯惊叫了起来：这是马其顿的王徽！金棺里面存放着经过火化的骨骸，还有一个用黄金制成的橡叶和橡子环绕而成的花环 （橡树叶是古希腊主神宙斯的象征）。

　　安德罗尼科斯根据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物品以及它们的制作工艺，判定这座坟墓是在公元前340年～前310年间封闭的。这一段时间里，在马其顿下葬的君主只有腓力二世一人。但使他们伤透脑筋的是，这仅仅是推理，因为墓里没有发现任何碑文，可以用来证实这是腓力二世的墓。后来，安德罗尼科斯经过仔细勘察，终于在厚厚的尘土中，又找到了5个只有2.5厘米高的象牙小头像，3个是男性的，2个是女性的。他又令人信服地鉴定出其中2个男性的头像就是腓力二世和亚力山大大帝。安德罗尼科斯大喜过望，在萨隆尼加大学宣布：“根据已经找到的考古证据，我相信我有权说，这就是腓力二世的墓。”

　　“你有什么证据？”其他考古学家议论纷纷。“一个成功的考古学家不是凭自己的判断，而是要拿出确凿的证据的。”有的认为它不是王陵，有的认为它是公元前336年以后的墓地，还有的认它是另一个国王的陵墓，也许是腓力三世的，他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继位的。

　　虽然安德罗尼科斯把这些疑问一一驳倒，并于1982年在维金纳又发掘出腓力二世遇刺身亡的剧场的遗址，可他依然无法证据金棺的主人是谁。幸运的是，安德罗尼科斯终于在一个远离维金纳的、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证据。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有一位叫理查德·尼夫的英国人，他是医学方面的专家。尼夫曾经对3个木乃伊进行过修复工作，为了说明这些木乃伊生前的容貌，他利用石膏模型和粘土，证明了一个人的面貌取决于他的颅骨的结构。只要在颅上附上一点粘土代替肌肉，就可以根据颅骨重现其本来面相。

　　后来，警方也请尼夫帮忙，为一些无法辨认的尸体重塑他们原来的面貌。破案后发现，尼夫塑出的面貌和死者的本来面目非常相像。

　　尼夫有一次偶然和他的朋友，一位同在曼彻斯特大学的考古学家约翰·普雷格谈起，他想用一些希腊人的上颅骨来试试。在这以后，普雷格在雅典参加一次考古专家会议时，对安德罗尼科斯谈起了尼夫。安德罗尼科斯建议，用在金棺中被发现的头颅骨来试一试。

　　1981年，尼夫飞往萨隆尼加，在博物馆找到了那些颅骨，他耐心地把那些碎骨片一一复制成石膏模型。回到曼彻斯特之后，又设法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在拼合的过程中，他发现面骨的有些部位严重变形，特别在右眼窝附近。

　　无奈之下，尼夫只得向布里斯托大学解剖系的默斯格雷夫博士求救。博士是一位对希腊丧葬火化方面很有研究的专家，他告诉尼夫，虽然火化会使骨骸缩小10％，但这不可能是这些颅骨变形的原因。尼夫又找来两位整形医生，请他们来看看这些颅骨的拼合是否正确。两位整形医生告诉他，拼合得十分正确。他们还解释了右眼处面骨变形的原因：颅骨的主人，生前右眼附近受过严重的损伤，其伤口只能是由上方射下的物体打击造成。

　　尼夫把这些解释转告了普雷格。普雷格立即去查找有关记载腓力二世生平的古代文献，他在一部写于公元1世纪的史书中，找到了一段详尽可靠的记载：公元前354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攻打梅素恩城的战斗中，右面颊中箭受伤，被迫挖掉右眼。

　　尼夫现在已不再疑惑了，他的方法是正确的。他开始根据拼合成的头颅骨，重新塑造颅骨主人的容貌。不久，一个独眼君王凶狠可怖的面貌又重新再现了。塑像起先是一尊石膏像，随后，尼夫又给塑像染上皮肤的颜色，加上胡须，把它制成一尊腊像。

　　这张重现的面孔和已知腓力三世的相貌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却和据信是腓力二世的画像、雕像上的相貌惊人地相似。

　　1983年，普雷格和尼夫带着这尊腊像和有关照片、幻灯片，前往雅典参加一次国际考古学家的会议。会上，一位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引经据典，再次声称在维金纳发现的不是腓力二世的坟墓。这时，安德罗尼科斯走上讲台，大声说：我刚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发现确实是腓力二世的坟墓。接着，他请普雷格和尼夫两人上台。他们在台上宣读了他们的论文，又放映了一套幻灯片，详尽地介绍了重塑腓力二世容貌的经过。

　　当腊像最后被置于讲台上时，在坐的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是的，他们也同样认出了这个头像，他只能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

　　如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中，珍藏这尊面目狰狞的腓力二世的头像。最使参观者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在他已失去了眼球的右眼窝处，留着一个异常瘆人的伤疤。这尊腊塑成的头像，同样也是鉴定一项伟大的考古发现的确切证据。所以说，是安德罗尼科斯发现了马其顿国王的陵墓。

　　殷墟发现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1990年在安阳殷墟发掘一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经有关专家鉴定，该基址修于殷墟早期，是40年来殷墟宫殿宗庙建筑的最重要发现。

　　新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濒临洹水，呈凹字形，缺口东向，北南有两排并列的房基，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余米，南北宽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7.3米；两排房基间距离约27米；西排房基南北长约50米，宽7.5米。3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统一整体。3座房基中，北排应为主要建筑。基上有东西向排列整齐的3排柱洞，南北两排柱洞靠近夯土基边缘，中间一排位于房基中部偏北。这种大型3排房基连成一体的建筑结构方式尚属首次发现，规模和布局也极为罕见。这一发现对于殷墟建筑群的再认识和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房基门道中同时还出土有两个大陶罐，其中一个陶罐内发现一件有“武父乙”铭文的封口铜盉。在另一门道的两侧还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祀坑，两坑间距0.6米，均殉葬砍头人骨架3具，头骨仍置坑内，头向东西，并随葬有盆、罍、尊等陶器以及骨镞等10余件器物。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打破夯土基址的祭祀坑应属大司空村一期或更早，封口铜盉也是殷墟早期的常见器物，此宫殿基址的修建年代为距今约3200年。主持这次发掘工作的郑振香研究员认为，新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扩大了殷墟宫殿宗庙区的范围，为研究殷墟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也为发现新的宫殿建筑基址提供了线索。

　　虢国墓地出土的珍贵文物

　　1990年春，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和三门峡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对虢国贵族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共发现4座墓葬及两个车马坑。发掘清理出各类文物5500多件，其中青铜器2400余件，仅带铭文的就有40余件，铭文最长的50余字，最短的4字。这对研究虢国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对最典型的1号墓的清理发掘结果表明，该墓为九鼎大墓。此墓长5.3米，宽3.55米，深约12米，墓壁以青灰色涂料处理，平整光洁；葬具为重棺单椁，葬式为仰身直肢葬；仅从墓葬中发现的44副马御可以推测，该墓至少有22辆车，44匹马，这样大型的车马坑在国内也是罕见的。1号墓中出土文物多达3200余种，分为铜、铁、玉、石、金、陶、竹木、皮革、麻布等9大类。最为珍贵的是玉柄铁剑和人形组饰。玉柄铁剑为人工冶铁制品，剑以固体还原法制成，剑柄与剑身分别为铜、铁两种不同的金属，铜柄外镶以美玉及绿松石。剑身分别为铜、铁两种不同的金属，铜柄外镶以美玉及绿松石。剑身与柄的结合处亦镶有绿松石片。剑身外先以一层丝织品包裹，然后装入用牛皮精心缝制的鞘内。早在2900多年前的西周，就能制作出将两种不同的金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冶铁制品，可称为一大奇迹。这是目前中国得到确认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它的出土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又推前了一个多世纪。同时出土的人形玉组饰，是由数百块不同形状、不同质地的玉片、玉玥、玉璜、玉壁等组成的耳、目、口、鼻、发、四肢、躯干俱全的人形图案，不仅造型奇特，而且玉片和玉饰等制作极为精美。位于墓主人尸身之上的玉饰组佩，排列整齐，做工颇佳，出土时用于连缀的丝线尚清晰可见。组饰主体由自小到大依次递增的玉璜间以左右对称的双排两行玛瑙与琉璃串珠连缀而成，其上与一组挂于颈部的以玉管间以玛瑙珠组成的半环形玉饰相接，如此结构完备的玉饰在西周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对于认识盛行于汉代的高组贵族殓服

　　“玉衣”的早期形态及演变规律和研究古代的葬玉制度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虢国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数量多，价值高，是西周时代的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为进一步揭示虢国的历史以及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及军事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城子崖遗址新发现

　　为加强对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的保护和研究，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勘探和发掘，又有新的发现。

　　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它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次对城子崖遗址的勘探发掘结果表明：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3城重叠的。龙山文化城址，平面近方形，东、南、西3面的城垣比较规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北外凸，城垣拐角呈弧形。城墙夯土结构有石块夯筑和单棍夯筑两种。岳石文化城址的平面与龙山文化城址基本一致，城内面积约17万平方米。城垣修筑在龙山文化之上，夯层规整，厚8～12厘米，夯士坚硬，采用成束棍夯筑，夯窝密集而清晰，使用夹板挡土的夯筑技术已与商周城技术无大区别。周代城垣修筑在岳石文化城垣内侧，所存不多。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这一时期最大的城址，联系城内较厚的文化堆积，丰富纷杂的遗迹叠压和石器等因素考虑，该城址的性质可能已超出主要起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面积超过盘龙城商代城址的城子崖岳石时代城址的新发现，解决了有关城子崖城址时代的争论，填补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及东部的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景帝阳陵发现大型从葬俑坑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90年5月在配合公路建设进行考古钻探勘察工作时，发现了规模宏大的汉景帝阳陵从葬俑坑、陵园建筑遗址和陪葬墓，首次出土大批汉帝陵随葬陶俑群。

　　陕西省咸阳市的汉景帝阳陵是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合葬的陵园。帝陵在西，后陵在东，相距400米。发现的大型俑坑位于景帝陵东南，北距王皇后陵300米处。俑坑均南北向，有的呈长条状，也有“中”字形、“凸”字形和近似菱形几种，在96万平方米范围内，分布有14排24个俑坑，最长291米，最短25米；坑宽4米，个别的达10米；坑深7米。坑两端有斜坡门道，分别长6米左右。坑底下横铺木板，侧垒枋土，上盖棚板，再覆席子，从而形成一个放置陶俑、车马和其他随葬品的大型地下木结构藏室。公路路基下压4个俑坑的坑端，面积为160平方米，除斜坡道外，坑体面积不到40平方米。经发掘，2号坑露出有篷盖的木车两乘，除随车有6个陶俑外，还有陶灶、兵器等，似为车马坑。在3号、4号坑中，出土陶俑300余件，铜铁兵器、农工工具、衣饰及货币等数百件。陶俑高62厘米，无臂，肩部两侧有贯通胸腔的圆孔；均男性裸体，除发、须、眉眼涂黑外，通体描绘红色；体形修长，比例匀称，形态各异，是一批写实手法的陶塑艺术佳作。

　　除已知的陵阙、寝殿等礼仪性建筑尚需细探外，在陵园的外周，如陵南、东南和王皇后陵东，都发现了大片的建筑群遗址。这些遗址形成对俑坑和陵园半月形拱卫之势，当是阳陵的陵园建筑。

　　阳陵从葬坑的发现，为研究汉陵的丧葬制度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对雕塑艺术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悬泉遗址发现汉简和汉麻纸

　　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1990年10～12月间对汉代敦煌郡悬泉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汉简8000余枚，写有文字的西汉纸2块，无字纸20余块，同时出土的还有各种陶器、木器、漆器、丝绸、毛皮等衣服等近千件。

　　悬泉遗址位于甘肃省西部沙漠腹地，处敦煌、安西两县交界处，现存遗址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总面积18000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度1～2．5米。从正在发掘的5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文物有简牍、封泥、纸张、丝绸、漆木、陶器和铁器、铜器、麻毛织品以及大量的马、羊、鸡骨等。其中以简牍和纸张最为重要。共出土简牍8000余枚，种类有简、牍、觚、封检、檄、削衣等，时代最早的是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以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简最多，其中纪年简是连续的。出土的简保存完好，字体清晰，完整简占60％左右。简文内容主要有：朝廷诏书、律令、公文、通告、各种邮书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史无记载的记有各种诏令、地方政府公文内容的简牍的发现。有些内容是以前简文中所不曾见者，如：与西域各国的往来关系，兴修水利，从民间征税，修长城等，这些珍贵史料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新的佐证。同时出土的20余块纸张，时代为汉元帝至成帝时，其中两块写有隶、草两体文字。这一发现，为目前学术界关于造纸术起源于西汉还是东汉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实物论据。

　　新干出土青铜器

　　江西新干县发掘出土480余件青铜器，引起了考古界的巨大轰动。《中国文物报》于1990年11月22、29日，12月22日、29日均发表文章进行讨论。讨论者一致认为。这是南方考古的一个重大收获。李学勤说：“这样的大墓出现在江南的赣中地区，更使人颇感意外。”。殷玮璋认为，这批青铜器出土，“使人们对江南地区青铜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水平有了全新认识”。

　　大家认为，这批青铜器有着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安金槐举出新干出土的大型方鼎、圆鼎、扁足鼎、羊首尊与郑州二里冈出土的同类型铜器相比较，指出它们的大小、纹饰、形制都相近或一致。同时，许多人也指出，新干青铜器有自己的特点，如器耳上多饰铜虎，器形组合也与中原不同。马承源指出，“新干发掘的青铜礼器中，绝大部分都是鼎、鬲等食器，酒器则为个别遗存”。他们认为，从器物的特点看，绝大部分为当地制作，并非来自中原。高至喜将新干铜器与中原铜器作了比较后说，新干铜器“冶炼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当时中原地区的逊色”。殷玮璋举出乐钟为例，认为“其发展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

　　邹衡说，新干文化与中原文化虽十分密切，“但不等于商文化”。他和黄石林都认为应属于吴城文化。

　　新干铜器均出于一座墓中，一墓出士这么多铜器是罕见的，那么墓主的身份也就可以推断了。黄石林认为他“应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李学勤认为，文献中虽找不到清江、新干一带的方国名，但可从出土陶文中求得，他认为“耑”就是方国的国名。邹衡也认为“这个墓主人是此方的第一号人物，即国王”。

　　独石教堂的发现

　　人类跨入20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那些深埋在地下千年的古城宝物重见天日。

　　1900年，英国学者A·伊文斯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素斯发现了传说中的米诺斯王的迷宫；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打开了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陵墓大门；1939年，在皮罗斯岛《荷马史诗》中足智多谋的老将涅斯托尔的家乡，人们发现了宫殿的遗址。到了70年代，依靠科学的力量，“嫦娥奔月”的千古神话变成了现实，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而考古学家，他们把眼光投向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部，高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高度为2500～3000米。地势高峻，山峦叠嶂，绵延起伏。因此，埃塞俄比亚有“非洲屋脊”之称。它是非洲文明古国之一，具有3000年的悠久历史。公元前1000年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到公元13世纪，建立了封建王国阿比尼西亚后改称埃塞俄比亚，意即“被太阳晒黑面孔的人”。埃塞俄比亚不仅以迷人的高原风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著称于世，而且以灿烂辉煌，古老久远的文化遗迹名闻遐迩。

　　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初期建立起来的著名的阿克苏姆王国因先后遭到来自东方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而逐渐衰弱，终于在10世纪末被扎格维王朝取代。1181年，扎格维王朝的王公拉利贝拉当上了国王，选定埃寒俄比亚北部山区的罗哈为都城，城名后来也改为拉利贝拉。拉利贝拉是个虔诚的教徒，十分崇信宗教，祈求上帝能够保佑王朝强盛繁荣，传之万代。

　　为了显示其对上帝的一片虔诚之心，拉利贝拉国王特地从全国各地招募了5000名能功巧匠，在建筑大师锡迪·梅斯奎尔的带领下，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不用任何灰浆或粘合剂，在埃寒俄比亚高原坚硬的岩层中凿刻出一座又一座独石教堂，共计有11座。被称为世界十二名胜之一。

　　1974年，考古队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得斯亚贝巴寻找这种称之为独石教堂建筑。由于拉利贝拉国王1221年去世，在以后漫长的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已远离商业大道，淹没在荒山野岭之中，据判断，古称罗哈的遗址在现在的首都之南约300多公里处。

　　考古队终日在千山万壑中、重山峻岭中挖掘、寻找。烈日当空、干渴难忍，他们全然不顾，经过几个月的清理，发掘，这颗被历史的尘土和苍桑岁月掩埋达5个世纪之久的世界古代的璀粲明珠，11座独石教堂再度放出瑰丽夺目的光芒。

　　这11座教堂均埋在地下。谁都知道印度的阿荫陀石窟，柬埔寨的吴哥窟及中国龙门的石窟，都在峻峭的石壁上凿刻出千姿百态、神态各异，形象生动的神像或在巨大的石窟中雕镂出精美绝伦，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的神龛和浮雕。现在深埋地下约20米的巨大岩石里雕出一个个颜色、大小、形状、造型各异的大教堂，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当人们步入独石教堂，望着这镂空透雕的门窗梁柱、走廊通道，欣赏着教堂内部色彩绚丽、各具特色的浮雕饰画时，无不赞叹这世界罕见的奇迹，对古代建筑大师巧夺天工的技艺发出由衷的赞叹！真了不起！

　　考古队经过鉴定，得出结论，这座鬼斧神工般的教堂是这样建成的：这些独石教堂的施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先是清土，即将覆盖在岩石上层厚积的泥土全部清除。其次凿“毛坯”，即从岩层上向四周垂直往下开凿，凿出一块块深达12～15米的巨大石块，这就是独石教堂的“毛坯”。最后是成形，即在那些巨石“毛坯”上外削内镂，精刻细雕，将整个教堂的内部结构和装饰，如柱顶走廊、浮雕塑像、装饰花纹等都在巨石里面凿刻出来，而门窗梁柱则是从里向外镂空雕就。由此，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技艺之精巧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组雄伟奇特，气势不凡的独石教堂中，规模最大的是梅法哈尼·阿莱姆教堂。梅法哈尼·阿莱姆意即救世主，故这座教堂又称为救世主教堂。它是由一块33米长，23.7米宽，11.5米高的红色岩石凿刻而成。整个教堂通体绛红，宛如一团燃烧着的火焰，又似一轮西下的落日，显得神圣而又庄严。救世主教堂内部共有28根石柱，屋顶呈碑形。阿克苏姆石碑是一种大型的石制纪念物，往往高达几十米，重400～500吨，与埃及的金字塔同样闻名于世。除了在埃塞俄比亚外，其他地方看不到这种石碑，这种石碑已成为埃塞俄比亚古建筑的重要标志。这组教堂中最为精美的是玛丽亚教堂，在其天花板和拱门上，色彩绚丽的红、黄、绿等颜料绘成一幅幅几何图形和动物形象，色彩艳异，惟妙逼真，观者无不赏心悦目，赞不绝口。凯尔教堂里发现了国王拉利贝拉的葬处和国王的一些遗物。而要论造型奇特，则当首推圣乔治教堂，整个教堂被凿刻成十字架形，从上往下俯视，就好像是一个平放在地上的巨大的十字架。埃曼纽尔教堂内部则有宛如木柱式的石雕横梁，它的红墙构成了线条分明的几何图形。由于这些独石教堂是在不同大小和不同颜色的岩石上开凿的，因此，其颜色和大小各不相同，建筑样式也各具特色，无一雷同，但都有古老的阿克苏姆式的石碑尖顶、门、窗和象征性的横梁。在教堂之间有壕沟、桥梁和岩洞互相接通，这些过道本身又构成了一个个内院。

　　独石教堂的发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埃塞俄比业一睹保存完好的古迹。考古队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独石教堂的事迹也成了 70年代的一段佳话。

　　现在，这些教堂还在使用，到教堂礼拜已成为当地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礼拜者之多令人吃惊，旅游者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教堂内却和外面的大天篷下举行礼拜，神父带着一支队伍伴着歌声和鼓声走进教堂的院子，人们五彩缤纷的长袍和仪仗伞在太阳的映照下形成的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

　　辽耶律羽之墓重大发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和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共同对辽契丹族显贵耶律羽之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获得重大收获。该墓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大型辽墓，墓室结构特殊，随葬品丰富。此次发掘将推动对契丹早期历史的研究。

　　耶律羽之墓位于阿鲁科沁旗罕苏木苏木东南的朝克图山，该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东西耳室、主室等组成，全长30余米，距地表深10.2米。墓门由磨制精细的石构件组成，门额、门柱施朱红彩，石门彩绘两幅门神立像。甬道及耳室亦用石条叠砌，原本遍施白灰并作壁画，现仅在顶部残存有流云飞鹤图。甬道与主室门还有一道石门相隔，精琢细磨的石制门额、门栏和两侧门框绘有缠枝花、牡丹、凤凰等花鸟图案。石门亦采用富贵题材，内外两面均以红色钱纹衬底，中心和边角绘有彩凤。主室呈方形，穹隆顶，四壁及顶全部采用绿色琉璃砖砌筑。铺地砖分两层，底层用普遍方砖，上层用带有花卉图案的琉璃方砖铺垫，原墓室内的两个棺床亦用琉璃砖砌成。耶律羽之墓近年曾两次被盗，已收缴和追回的各类葬品共约300余件，其中金银器数十件，采用金花银工艺制作的银器相当精美，该工艺成品较为少见，可视为辽早期颇具代表性的器物。瓷器和釉陶器亦有数十件，部分属于外来的青瓷，本地烧造的白瓷质地细腻，色泽莹润，属上辽瓷。此外，铜器、铁器、木器等类文物亦制作精美，工艺精湛。

　　耶律羽之墓规模宏大，结构精细考究，其内部以琉璃砖作为墓室装饰材料，坚固美观，这种四壁生辉的设计手法在辽墓中尚无二例。墓内装饰壁画形态逼真，画技高超，亦是极难得的辽早期绘画佳作。其随葬品中不乏珍稀之物，工艺和造型均具独到之处。有数千楷书文字的墓志记述了耶律羽之的生平事迹及其先祖等情况，有极大的史学价值。该墓的发现是继陈国公墓之后契丹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辽西鸟化石

　　近几年来，辽宁西部陆续发现了十分珍贵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1.5亿年至1.3亿年的4种20多件鸟类老祖宗化石，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

　　据介绍，早在1989年，朝阳县胜利乡一个姓严的农民，在本乡梅勒营子村发现了一具完整的鸟化石。后来，这以前从无记载的鸟被命名为“三塔中国鸟”。接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侯连海、周忠和等人，又在朝阳县波罗赤乡的大西沟先后发掘出20余件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鸟化石，其中包括被命名为“燕都华夏鸟”和“北山朝阳鸟”的化石。

　　朝阳发现的这三种鸟，都生活在距今1.3亿年前后。这是世界上发现早白垩纪时期鸟化石最多的一次。

　　1994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又在北票市上园镇炒米甸子村征集到两件鸟化石。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化石距今已有1.5亿年，是侏罗纪鸟类化石在我国的首次发现。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角质喙的鸟化石。欣喜之余，科学家给这种鸟起了一个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是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名字，叫作“圣贤孔子鸟”。

　　辽西发现鸟化石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它填补了鸟类早期进化的空白。鸟类起源于古代的爬行动物，上个世纪末在德国发现的距今1.5亿年“始祖鸟”化石是鸟类动物的祖先。后来，人们又多次发现了距今9500万年至65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时期鸟化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中间缺了一个连接的“链条”，即1.5亿年至9500万年前这一段的鸟化石。辽西的发现正好补上了这一关键环节。

　　二是辽西发现的鸟化石对研究鸟类的进化和分异提供了珍贵资料。专家通过对4种鸟化石的研究认为，至少在白垩纪早期，鸟类已向着多方位辐射，鸟类的进化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差异，而鸟类最早的祖先则可能在晚侏罗纪以前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