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者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天文观测仪器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使许多的天文常数的精度有很大的提高。

　　如，隋代张胄玄在观测的基础上用等差级数精确地推算出五星会合周期的准确值；郭献之等人推测出比较准确的交食周期。

　　另外，当时绘制的星图也比较全面且精密，在敦煌发现的绢质星图上已绘有1350多颗星。这一宝贵文物于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窃到英国。

　　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唐代的李淳风和一行。

　　李淳风于贞观七年 （733年）总结汉代以来制造观测天象的浑仪的得失后，制成了一架“浑天黄道铜仪”，使天文观测的精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而唐代另一个天文学家一行是个具有很强的实干精神的天文学家。他不畏权势，不慕富贵，在唐朝以至今天，都被传为佳话。

　　一行原名张遂，于公元683年生于魏州昌乐 （今河南昌乐），青年时期就文才横溢，后来由于飞扬跋扈的武三思当了大官，要与张遂结交，张遂不屑为伍。

　　但是，又怕被武三思迫害，便入佛门，出家当个和尚，取法名一行。一行在出家期间，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学。

　　公元712年，唐玄宗即位，采取一些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为了整理和编纂国家藏书和制订准确的历法，唐玄宗接连下“求贤”诏书，把一行请到京都长安。

　　一行到了长安后，首先和机械专家梁令瓒合作，制作了“黄道游仪”，并在浑仪上安装了自动撞钟，到点报时。

　　这个发明可以说是现代钟表的祖先，比公元1370年西方出现的威克钟早了6个世纪，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

　　仪器制成后，开元12年 （724），一行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天文测量活动。测量地点多达13处。并把这个工作交由太史监南宫说主持指导。

　　这次测量，规模之大在我国还是第一次，以现在的河南省为中心，北起铁勒 （今内蒙古），南达林邑（今越南）。

　　测量内容：包括二分 （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的正午时分八尺之竿的日影长、北极高度以及昼夜的长短等等。

　　根据南宫说的测量数据，一行计算出：北极高度差一度，南北两地相距351里80步，合现代的长度是129.22公里。这个数据实质上就是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

　　而现在的测量结果是111.2公里，虽然一行的测量不太精确，但却是世界上大规模测量子午线的开端。在国外，最早实测子午线的是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模等人在公元814年进行的，晚于我国90年。

　　在大规模实地观测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行于开元13年

　　（725）开始制订新历，到开元15年完成初稿，取名《大衍历》。可惜就在这一年，一行病死了。

　　《大衍历》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历议”，主要是讲历法理论；另一部分叫“历经”，主要是讲历法的计算方法。

　　《大衍历》把过去没有统一格式的我国历法归纳成7个部分：

　　1.计算节气和朔望的平均时间；

　　2.计算72候 （5日算一候）；

　　3.计算太阳的运行；

　　4.计算月亮的运行；

　　5.计算时刻；

　　6.日食和月食的计算；

　　7.计算五大行星的运行。

　　《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视运行速度的变化规律。这在天文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一行一生勤于学习，永不满足，知难而进，为发展我国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赞扬的。

　　隋唐五代地理学方面的成果也是丰硕的。这时期重要的地理著作有《诸郡物产土俗记》、 《区宇图制》、《海内华夷图》、《大唐西域记》等。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地理学家有：贾耽、李吉甫、玄奘等。

　　贾耽（730～805），河北沧州人，曾任宰相，后经30年查阅文献和实地考察，写成《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和《海内华夷图》等著作，在地理学上做出杰出的贡献。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河北赵县人，曾任唐朝宰相，他所著《元和郡县图志》，篇首的附图在南宋时遗佚，后称《元和郡县志》，这是唐代一部极为重要的地理著作。

　　玄奘（590～664），名陈炜，是唐代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旅行家。诸位看到这里，一定会想起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的故事吧。

　　吴承恩是用了玄奘作为人物，写他到印度取经的过程，事实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除了玄奘这个人物和取经这件事情以外，其余皆是虚构。所以诸位千万不要把本书中的玄奘与孙悟空之流结合起来。

　　玄奘年轻时就成为国内很有名望的佛学家。公元627年，他踏上了西行取经的征途，历经无数艰险，行程5万余里，游历了110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西域和印度全境，成为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旅行家。

　　玄奘在取经的过程中也完成一次长期大范围的地理考察。对所经国家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礼仪、地理位置、山川河流、物产气候等，都详尽地记录了下来，写成了 《大唐西域记》这部作品。

　　公元645年，玄奘决定回国。

　　印度僧人劝说：“印度是佛祖出世之地，佛祖遗迹都在这里，再说，你在这里已出了名，何必要回去呢？”

　　玄奘回答道：“中国是个文明开比、崇尚礼仪的国家，我哪能贪图富贵而忘本呢？”

　　《大唐西域记》至今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我国的地理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宋元明清的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观测仪器的发明和改进上面。

　　公元980年，北宋的张思训制成了水运浑仪，提高了观测精度；

　　明朝时建立了北京天文台，台中陈列了浑仪、浑象、圭表、简仪等，所观测的数据都比较准确；

　　南宋时的统天历把一年定为365.2425日，这与世界上通用的阳历数据相同；明代邢云路于1608年测得一年为365.242190日，这与现代技术测得的结果只差0.2592秒；

　　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有了指南针，1027年制成指南车，这对天文观测中方向的辨别有重要的意义；

　　1044年，曾公亮著《武经总略》，其中记述了利用盛磁的罗盘仪，说明当时对方向的辨别已完全定量化了。

　　在宋元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北宋的沈括。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他博学多才，成就卓著，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以及水利、军事、文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公元1072年，沈括被任命为司天监以后，研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此外，沈括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改进了测影方法。

　　1075年，沈括与卫朴共同修订的《奉元历》颁布实行。但由于守旧势力阻挠和破坏，比较先进的《奉元历》只实行了18年就被废止。

　　沈括在晚年又进一步提出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的历法。他主张废阴历，兴阳历，并把一年分为十二气，一年分为四季，每季为三个月。

　　大月31天，小月30天，这样一来，每年的天数都很整齐，并且用不着设闰月。沈括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又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现在世界各国采用的公历，也就是阳历，其实在分月上还不如沈括的“十二气历”合理。但是，由于顽固守旧派的极力阻挠，这个历法并未实行。

　　宋元明清时期，地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北宋沈括著有《梦溪笔谈》，其中讲到了许多地学知识。

　　例如，他认为太行山石壁上的螺蚌壳，是由于沧海桑田海陆变迁造成的，是“昔日之海变成了今日之山”。

　　他还对实地考察时所到的陕北地区类似竹子的化石进行研究，提出过去陕北像南方一样温暖湿润。这些见解实际上涉及到地球演变的根本内容。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是明朝的徐霞客。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江阴人，生于1586年，卒于1641年。他深入细致地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和边疆地区的河流山脉，开辟了系统地观察和探索自然的新方向，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以毕生精力写成的《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优秀的地理学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而详细的关于石灰岩地貌的实地考察记录，在中外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徐霞客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地理研究上，他22岁那年，毅然背起行囊，告别母亲，投身到辽阔的大自然中，从此开始了他一生艰苦的旅行生涯。

　　徐霞客早年的旅行，主要是登名山，游胜迹，偏重于搜奇览胜的性质。后来，他逐渐觉察到对于大自然的观察和了解不能仅停留在表面。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到探索自然奥秘、揭开自然规律上来，进入了有计划、有系统地深入考察和研究自然的新阶段。

　　公元1636年，年已50开外的徐霞客开始了最后一次“万里遐征”。这是一次历时4年之久的野外实地考察。出游的时间最久，路途最长，遇到的艰难困苦最多，取得的成就最大，最重要。

　　由于他“久涉瘴地”，常常冒雨跋涉，“受寒受跌且受饥”，于1640年抱病回家，第二年便与世长辞。

　　《徐霞客游记》是他30年来坚持不懈探索和研究自然奥秘的总结。全书共20卷，约40余万字。

　　书中大部分是关于西南和边疆地区的系统考察记录或专题论述，特别是他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记载，内容丰富多采，记述详实准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徐霞客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分布的范围。他的结论和现代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是相符的。

　　徐霞客对我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也有相当贡献，他考察过许多河流，特别是对长江和盘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并写了《江源考》和《盘江考》。这两篇专题论文是水利科学史上重要的著作。

　　徐霞客在多年的游历中，对其他自然地理现象以及气候、植物、动物、矿物、火山、温泉等也都注意观察，并且作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记述。如公元1639年，他到达云南西部腾冲地区，考察了山川的来龙去脉，记述了滇滩的铁矿，明光、灰窑的铜矿，大洞的铅锌矿，腾冲盆地的“海粪”（草炭）等。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内容丰富多采、记述生动、科学价值很高的优秀地理著作，不失为一份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