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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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和死亡，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现律。尽管毕加索是那个时代最长寿的画家，在百年风云中，他绝大部分时候都处在艺术的巅峰状态，这，没有超乎常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他毕竟也是一副血肉之躯，他的头发日渐稀疏，面孔上布满了皱纹，手脚开始迟钝；身体的零部件也陆续有一些异样，最麻烦的是胃。他一度曾怀疑自己得了胃癌，情绪非常低落，后来在医院经过确诊，没有那么严重，溃疡而已，他才放下心来。老态龙钟，已使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他总是抱怨时间太少，恨不得把一切都投入到艺术之中去，而精力又愈益不济。这种痛苦折磨着毕加索，他以惊人的毅力坚忍着，作一幅画要花很长的日子，一月，半年，一年……他从来没有停止。他说：

　　“永远也不会有这么一天，你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或‘明天是星期天’。你的工作一结束，便意味着必须马上开始新的工作，你永远也不能写‘结束’这两个字。”

　　艺无止境，而生有涯。毕加索的内心里时刻担忧着死神这个不速之客，他一边从中国文艺里拈来诸如“有即是无”、“哀莫大于死不了”等等悠闲淡泊的语句作为口头禅，一边又骂这套理论是“混账逻辑”。

　　他多疑，而又迷信。在家里，常常无是生非，小事化大，大事就不得了啦。他和弗朗索瓦住在瓦洛利的时候，感到老已至，死将临，脾气变得乖张急躁。他的忌讳特多，而且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让人哭笑不得。毕加索本人不爱收捡，弗朗索瓦落得清闲随意，也养成了乱扔乱摆的习惯。有一回，她在找一件衣服时，顺手将毕加索的帽子丢在床上，被毕加索看见了，他劈头盖脑对着弗朗索瓦一顿痛斥，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说，如果东西放错了地方，这家到不了年底就要死人。过了年，家里平安无事，弗朗索瓦秋后算账，毕加索用手遮着嘴小声说：“那是因为我的祷告做得及时。”

　　还有一次，两个人在屋里玩游戏。看谁做的怪模样能吓唬对方。弗朗索瓦没招了，就拿把伞一张一合，作魔女状。这下可吓坏毕加索了，按照他的逻辑，在屋子里打开伞就意味着每个看到的人都会有厄运。他连忙叫弗朗索瓦把两手的中指压在食指上，两臂扇动，口念咒语，在屋内转着圈疾走。弗朗索瓦累得满头大汗，还不能停下来。

　　每当出去旅行，毕加索都要命令全家人坐在最后离开的那间屋子里，静默两分钟。若是有哪个孩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就得从头再做一次，否则就不能上路。弗朗索瓦问他这套名堂是从哪儿学来的，他说这是俄国人的风俗，他觉得蛮有意思，就坚持做了下来。

　　但看得出，“有意思”远远不是全部理由，心理因素才是最为根本的。比如，他从不进理发店，头发长得不像样子了，就要弗朗索瓦帮忙剪几下，而且要求极高——地上不能留下丝毫痕迹。弗朗索瓦很难做到这一点，幸而毕加索不久就认识了一位理发师，名叫阿里亚斯。他很信任他，因为他能达到毕加索的高标准、严要求。阿里亚斯每次来，就到毕加索的画室里为他理发。毕加索禁止别人进去，连弗朗索瓦也不知道那些毛发是怎么处理的，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一点零星的发屑。据弗朗索瓦考证，毕加索珍视自己身上的毛发可能与《圣经》上的宣传不无关系，《参孙与达利拉》一节把毛发看成是男子精气的象征。

　　毕加索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60岁那年，他曾说过：“我要是和年轻人生活在一起，我就不会老。”70岁那年，他又说：“倘若能年轻20岁，我就什么都不要了。”80岁的时候，他感喟万端：“时间真的不多了，我得赶快抓紧。”

　　难怪，1952年12月底，毕加索盼望已久的、与他平生最敬仰的几个人物之一卓别林的会面，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乐趣，就是由于他发现了卓别林“真正的悲剧”是他“永不再年轻”。卓别林是一面镜子，他从中看到了更加年迈的自己“只是一个老人所有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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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初，意大利人吕西安努·埃麦雄心勃勃地想用电影来展示毕加索自蓝色时期到当时为止的艺术发展历程。他别具匠心地拍摄了许多毕加索创作实践的画面，有的详细到好像毕加索是在示范，或教学，这对迫切希望了解毕加索创作方法的观众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埃麦是科克多的朋友，他和科克多一起来到了毕加索的家中，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本书推论出毕加索母亲的祖籍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那毕加索就是半个意大利人了。意大利一直是欧洲艺术思潮的发祥地，毕加索去过几次，他感到那里的一切都洋溢着艺术的意味，令人陶醉。因此，埃麦这样攀“老乡”有点歪打正着，毕加索对书上的推论没有表示异议，他只是好奇地问：

　　“好像哥伦布的祖籍也在热那亚吧？”

　　埃麦说：“正是。”他知道，他的摄制工作将会非常顺利了。

　　然而，这些影片都是一些报道性的，或简短，或零碎，尚没有一部能完整、全面地反映毕加索生活和创作的电影。乔治·克劳佐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1952年，他就向毕加索谈了这方面的意向。但直到1955年夏天，毕加索才正式打电话通知克劳佐，同意他的想法。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据说是因为一件往事。1950年，毕加索和潘罗斯一道去看一部有关马蒂斯的电影，制片商让马蒂斯在影片中吞吞吐吐、喋喋不休地讲了一大通不知所云的话，这位自我感觉良好的商人找到毕加索，建议他也这样表演一番。毕加索不留余地地说：“你休想叫我当傻瓜！”毕加索经过几年的确证，克劳佐的才智和想像力与那位商人不可同日而语，他才答应与他合作。

　　克劳佐迅速赶到了坎城加利弗尼亚别墅，他决定投拍一部彩色长片，毕加索是惟一的主角。

　　这的确是一部真正的电影，它突破了以往关于毕加索影片的那种专业化模式，而适合了大众口味。它不仅描述了一系列情节，而且在人物形象和动作中渗透了微妙的心理活动，因而画面显得自然、亲切，让观众身临其境。也就是说，在克劳佐的点拨下，毕加索已能胜任“演员”这个角色。他前几回入戏，总觉得是别人在和他拍照，举手投足，言语笑容，都仿佛排练过的一样。他一贯不喜欢别人跟他照相，他说那是拍卖自己，而自己什么也得不到，除了麻烦。

　　克劳佐告诉他：“那些都不行，太教条了，与你的画风和为人格格不入。我要记录的是你的真实生活。”毕加索心有灵犀一点通，他马上就向观众奉献出了一个“真实的毕加索”。潘罗斯对毕加索的“演员生涯”有一段生动的记载：

　　这年夏天，毕加索一反常习，接连两个月，每天都不得不大清早起来，赶到尼斯的电影场去。在那儿，他耐足性子，坚持在那种“使户外的太阳显得像冰洲一般”的炎热中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要他遵循的那套繁琐程序，逐渐发生了兴趣，也配合得很到家。例如，每画好一笔，他都要停下来等待拍摄；得重新动笔了，总要预先说一声。

　　由于要赶在明年的坎城电影节上公映，自夏至冬，从酷热到严寒，年逾古稀的毕加索和那群强健的年轻人一道，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影片一扫尾，毕加索就因劳累过度而躺到了病床上。

　　《神秘的毕加索》内部放映的那天，毕加索不想去了。疲惫不是全部原因，雅克琳知道他在使小性子，只得像往常一样耐心劝他：“你付出了那么多，应该去看看的。你总不能让好朋友克劳佐和奥利克（为该片作曲）大失所望吧！”于是，就在克劳佐等得急不可耐的最后一刹那，毕加索出现了。他穿着一件人们从未见过的无尾长礼服，戴着一顶英国礼帽，风雅大度。他对银幕上的自己非常满意，常侧过身子附在雅克琳的耳边调皮地说：“里面那小子可真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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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毕加索不愿来访者干扰自己晚年的清静，但他还是和不少的青年艺术家过从甚密，毕格农是其中最有才气的一位。他1942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3岁时他在杂志上看到了《格尔尼卡》，便与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毕加索居住瓦洛利期间，他正在一家香水厂做工。有一天，毕格农去拜访毕加索，他问了一直深藏在心中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画出优秀的作品？”

　　毕加索扔掉手中烟蒂，断然地说：“不停地画！现在的年轻人，有玩的就玩，有喝的就喝，有烟抽就抽，有咖啡馆就去，以为到时候成就、名声会滚滚而来——毕加索就是这样。这是典型的荒谬之见，他们需要的是发愤地工作！”

　　毕格农又问：“人们都说你现在发迹了，你怎么看？”

　　毕加索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意：“我是你这般年龄的时候，看见某些发迹的画家，我就暗暗起誓，绝对不能仿效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模样，让别人成天在报纸上刊登你的相片。我不贪图显赫，而且乐于贫贱。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把某些人像画成鼻子倒竖，面目可憎。被人们认作‘漂亮’的事物，一经看穿，往往是最为可怕的形象！如果你只能把它画得漂亮，那就说明你的观察力还不够，你的画还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真正的‘现实’是本质的东西，它是非常不容易达到的。”

　　他们两人成了忘年交。在毕加索的影响下，毕格农的画品卓绝，人格超迈，成为法国写实主义的大师，1973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的名作《牺牲的巴黎公社社员像》、《工作中的噪音对生活的危害》等，得到了法国劳动人民的热爱。

　　年轻一代的成长，让毕加索无比欣慰。他太老了，而他的同辈们已相继离去。自从保罗·艾吕雅撒手人寰之后，死神的箭头就瞄准了毕加索身边一个又一个天才。第二个中箭倒下的是立体派同仁德兰。紧接着，莫里斯·雷纳尔去世了。毕加索听到这个噩耗时，宛如挨了当头一棒。因为，他很久以来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都要把他最亲密的朋友们的名字回想一遍。然而，恰恰那天早上，他遗漏了雷纳尔的名字。他倒在沙发上神情呆滞，一言不发，弗朗索瓦安慰地说：“并不是你把他害死的。”

　　“但是，今天早上我却把他忘掉了。”

　　最令人悲痛的消息是马蒂斯的死讯。马蒂斯是毕加索最推崇的画家，战后身体一直不好，毕加索至少每半个月要去看望他一次，两人互相观摩、评论对方的近作，交换礼物。

　　1954年的一天，毕加索和弗朗索瓦去马蒂斯家，正巧他刚买了一件中国皮袍，镶白领，紫红色缎面，里边吊了一张虎皮。马蒂斯把它挂在一幅淡紫色的阿拉伯壁挂前，特别引人注目。马蒂斯执意要弗朗索瓦穿上这件袍子试试，弗朗索瓦身材苗条而丰满，穿上去飘飘欲仙，有驭风凌云之态。马蒂斯高兴极了，就把袍子送给了她。毕加索问：“那有什么送我呢？”

　　“我知道你会问这句话。没有礼物我怎么打发得你走呢？所以，我准备了一样好东西，你一定会中意的。”

　　马蒂斯的话音未落，秘书丽迪娅就从里屋扛出来一个木雕人像，它的全身涂满了红、黄、蓝三种颜色的条纹，造型原始，笔触狂乱，与常人一般高大。整个木人破损得很严重，肢体脱节，两条腿是用蝇子绑缚在身上的。马蒂斯说，它来自新几内亚。

　　毕加索如获至宝，但汽车里放不下，没法带走。后来，他又去了巴黎，一直没有机会去取这件礼物。马蒂斯见状，就派专人送了这个木雕到瓦洛利来。毕加索十分感动，硬是抽出时间和弗朗索瓦一道去回谢马蒂斯。

　　马蒂斯还是躺在床上，他这次又衰老了许多，连讲话都有些吃力。但他见了毕加索，兴致很高，他要毕加索坐在他的床头，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两个人得尽可能地多谈谈。否则，要是死了一个，有些事情，剩下的那个就找不到能交谈的人了。”

　　毕加索心里憋得慌，好像有什么异物揿住了他的脉搏，让他不能自如地呼吸。他和弗朗索瓦很快就告辞回家了，他没有料到这会是诀别。下一次见面，那已是20年以后的事情，他们都在另一个世界了。

　　过了一年，与毕加索、勃拉克、格里斯并称为“立体派四伟人”之一的莱热逝世。莱热是“管子主义”的创始人。他去世前不久，毕加索还参观了他的画展，并在留言簿上写了自己的意见：“莱热从无一笔差错。”

　　毕加索是不相信上帝的，但他不能不相信死亡。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心气反而平静下来，他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这个准备不是设立遗言，也不是登记财产，而是不管是非，不听闲言，拼命工作。他真的要拼命了。

　　有一天，他拆开某法国画家寄给他的一封信，那个写信人开头便说：

　　“先生，你造成的危害已经无法估计了。”毕加索付之一笑：“他看问题怎么这样准呢。”说完，把信往旁边一扔，又画他的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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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正在创作的画，是应邀给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落成的大厦绘制的壁饰，面积达33平方米。人们都认为把这项计划交给毕加索是个很大的冒险，他毕竟是七十老几的人了，光修整一下墙壁，都要耗费不少体力呢。但毕加索天生就是个冒险家，他坚决地说：“办法是有的。不过我必须自己去找。”

　　在这幅壁画上，他以儿童画的技巧与形式讲述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代达罗斯是有名的能工巧匠，他在克瑞特岛为国王建造了供半人半牛怪物居住的迷宫。由于思乡心切，他用蜜蜡粘着鸟羽做成了翅膀，带着儿子飞越海洋。靠近太阳时，蜜蜡融化，致使儿子坠海而死，他自己则痛苦地飞到了西西里。

　　壁画寄托了毕加索深沉的寓意：战争和邪恶，将使人类失去自己的家园；或许，他又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警告战争贩子——飞得愈高，跌得愈惨。

　　毕加索很少外出了，他的创作题材也更多地来自回忆和书本。他想起了祖师爷委拉斯开兹的一幅名画《宫娥》。委拉斯开兹是17世纪中叶西班牙的宫廷画家，《宫娥》是他晚年创作的一幅多人物的情节性的肖像画。画中的宫女没有一个虚构的形象，都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画家运用光线和质感来凸起人的尊严在那种奢华生活中受到的嘲弄。毕加索是14岁那年跟父亲一起去马德里时，在他现任馆长的普拉多博物馆第一次见到了这幅画。它对光线的经营，对色彩的开拓，对现实的关照，深深打动了少年毕加索，它从此永远悬挂在毕加索的心扉上。

　　几十年过去，一切似乎都淡忘了。但毕加索，这位已经享有极高荣誉的艺术大师，蓦然间，又回到了当初，他受到震撼的那一瞬。

　　他把自己再次关进了画室，拒绝任何人来访。他独自工作了两个月，当毕格农和麦克尔·列里获准进入那间神秘的画室时，他们惊奇地发现桌上地上画架上摊摆着大大小小共20幅《宫娥》，但已完全不是委拉斯开兹的了，光线的和谐演变成空间的奔放，色彩的铺张演变成形体的恣肆，现实主义的经典演变成立体主义的垂范。环境和背景一见则可知，不是冥思沉静的中世纪了，而是激烈动荡的毕加索所在的时代。毕加索留给后人的，不是单纯的摹仿，而是伟大的创造；不是平白的反映，而是深刻的警示。

　　从1958年起，毕加索开始逐步安排自己的后事。有一天，他试探着询问沙巴泰：“你以后打算怎样处理毕加索送给你的那些画？”沙巴泰明白这个“以后”是什么意思。他郑重地说：“我要建一座毕加索博物馆，尽可能地收集你那些散在外面的作品。”毕加索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又问道：“那建在哪里合适呢？”

　　“马拉加，好不好？”

　　“为什么不建在巴塞罗那，我同马拉加倒没联系了。”

　　沙巴泰立即与西班牙政府协商。毕加索是共产党员，与佛朗哥不共戴天，因而在巴塞罗那建博物馆颇有难度。直到1960年，西班牙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对毕加索这位西班牙籍的世界名人网开一面，提供了巴塞罗那市两处14世纪的宫殿，请毕加索任选一处。毕加索看中了古老的蒙特卡达街的那一座，他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沙巴泰将毕加索赠给他个人的全部作品，赠给巴塞罗那市的全部作品，以及该市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藏毕加索的全部作品，一并陈列在那个古典优雅的宫殿中。为了彰扬沙巴泰对毕加索博物馆所作的努力，政府聘请他为该馆的名誉馆长。毕加索赠给沙巴泰的画，不下570余件，沙巴泰宁愿过着仅能糊口的清贫日子，也从未出售过一幅。这在毕加索赠过画的朋友中，是独一无二的。雕塑家亚当曾经杀价卖掉了毕加索给他的一幅油画，目的竟然是换取一辆摩托车；艾吕雅也多次卖掉毕加索的赠画，最让毕加索伤心的是，将他画的一幅艾吕雅自己的肖像都给了别人。相比之下，沙巴泰的憨厚忠诚，无人能及。

　　1961年3月2日，毕加索在瓦洛利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注：奥尔佳早已去世），新娘是35岁的雅克琳。市长保尔·德里贡出席了婚礼。结婚预告并没有出现在市政厅门口，更没有透露给新闻界。毕加索的意思是不想惊动瓦洛利的市民，12天以后，消息才见报。弗朗索瓦看到了当天的报纸，泪水涟涟，她心里充满了毁灭的痛苦和绝望。

　　这年冬天，毕加索和雅克琳迁入了法国南部穆甘的“圣母农舍”。在这里，他全身心地扑在艺术上，用工作来对抗死亡之神；雅克琳则全身心地扑在他的生活上，用爱情来印证自我价值。一天黄昏，在外出返家的路上，有人指给雅克琳看落日的美景，她骄傲而又急匆匆地说：“一个人能幸运地守在毕加索身边，她连太阳都会不屑一顾的！”

　　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都争着举办毕加索的画展，巴黎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法国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诗人让·雷马里哀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跨年度、大规模的毕加索画展，在巴黎的大小艺术宫，共展出了毕加索的284幅绘画、205幅素描、392件雕塑和508件陶瓷艺术品，观众总数达到85万人。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在美国、纽约、芝加哥、费城等都举办了盛大的毕加索画展。在莫斯科，虽然人们对毕加索的画风一直抱不同的看法，但仍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美术馆外面的严寒之中排成长蛇阵，甘心情愿等上好几个钟头。1962年。苏联政府再次给毕加索颁发了“列宁和平奖”，在这个奖项上梅开二度的，历史上只有毕加索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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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毕加索又有两位朋友离开了人世：8月，勃拉克猝然身去；10月，科克多悠悠魂归。勃拉克的死，是上帝夺走了他在立体派创立时期的最后一位战友，只剩下他这个孤家寡人了。他感到死神这一次是与他擦肩而过。

　　为了与死神争夺时间的阵地，毕加索被迫戒烟。朋友常来看他，他总是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掏烟，那空空如也的口袋，让他仿佛生起失去初恋的感觉。他的视力严重衰退，眼睛曾是毕加索艺术和爱情的源头，是他的一个象征，但如今黯淡昏黄的眸子只能靠厚厚的镜片包装一下了。耳朵也有些听不见。他常常蜷缩在自己的内心里，与世隔绝。他有一年多没有画油画，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

　　1964年某日，“圣母农舍”来了一位稀客，他号称是毕加索的老朋友，可毕加索却记不起来了，直到他自报家门，毕加索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保尔·萨特！毕加索拍着萨特的肩膀说：“你并没变样，可是我已经老眼昏花了。”萨特扶着老人：“您的气色不错，祝您健康长寿。”

　　“应该是我祝贺你，我从广播里得知你获诺贝尔文学奖了。”

　　萨特坦然相告：“我拒绝了这个奖项。”

　　“哦，那为什么？”

　　“您的艺术之所以登峰造极，就是因为不仅发扬了西方的传统，而且汲取了东方的精华。世界本是一体，东西交相辉映。而瑞典的这个奖却有意偏袒西方文化，助长东西对立。对此，我嗤之以鼻。”

　　毕加索赞赏道：“一个奖形同儿戏，萨特却有如永不断流的江河。”

　　萨特的来访使毕加索兴奋了好长时期，他要雅克琳找到萨特的最新的一些作品，他读得很认真，还在天头地尾写了不少批注。

　　1965年11月，毕加索在诺伊的一家美国医院做了胆囊和前列腺手术。手术之后，身体情况有了明显好转。他又能画一些作品，笔法还不错，没有丝毫颤抖，但人物的变形达到了极端，令人窒息。这是他的内心图景：枯滕老树，病木沉舸，攀住一点点生的气息。

　　1971年5月，毕加索的律师回巴黎，他坚持要去机场送他，而且不愿雅克琳搀扶着。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记者们早在那里恭候，一下把他们团团围住。有记者问他：“西班牙一家报纸报道，您将于6月10日到马略尔卡岛看斗牛，是否真的？”

　　毕加索回答：“每隔一段时期，人们便说我要到西班牙去，这都是假的。我是决不会回西班牙去看斗牛的，只要佛朗哥政权还统治着我的祖国。再者，我的工作堆积如山，我连一秒钟的空闲都抽不出，每天我都在画室里工作到很晚，根本不可能想其他任何事情。”

　　又有记者问：“您对您创立的立体派有何估价？”

　　毕加索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没有立体主义，这个机场恐怕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一年是毕加索的九十寿辰。法国政府决定从国立美术馆收藏的毕加索作品中精选8幅，在卢浮宫的大展览厅展出。为了给毕加索腾出地方，原来在这个展厅的法国18世纪好几位大师的名画，都不得不转移了10天。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亲自主持了画展的开幕式，他高度评价了毕加索对法国以及世界艺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说他的每一幅画都“迸发出青春的火焰”，“他是一座火山”。生日那天，巴黎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毕加索的故国西班牙，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借庆祝毕加索九十华诞的机会，举行群众集会和学术报告会，高呼着“毕加索！自由！”愤怒抗议佛朗哥政府的法西斯统治。许多大学生遭到了警察的殴打，不少人被逮捕和判刑。不过，毕加索博物馆所在地的巴塞罗那，市长主持了一次由《世界》周刑出面组织的午餐会，并给毕加索发去了一份贺电，称他是“1971年杰出的西班牙人”。毕加索收到电报，激动得一天都不能工作，他把电报拿在手里，逢人就说：

　　“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祖国给我的荣誉。”

　　不久，对斗牛有些厌倦的西班牙斗牛士米格尔·多明格因拜访毕加索，他是专程来请教一个问题的：“我不想再干那一行了，您能给我指点迷津吗？”毕加索说得语重心长：

　　米格尔，你可能死在牛角之下。但你所能期望的结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而我所能向往的，又有什么会比在执笔作画的当儿，跌倒在地一命归天更能心安理

　　得呢？当一个人懂得了怎样做某项工作时，而又停住不做，那他就会虚度一生。米

　　格尔，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在那里死得其所。

　　1972年冬至1973年春，毕加索患了流感，长期不愈。但他一直忙于作画，1月，他还和雅克琳参观了波普市亚威农广场为他举办的画展。

　　4月7日是星期六。毕加索、雅克琳和他们的公证人安特比共进晚餐，直至11点时，毕加索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工作。”说完就去了楼上的画室。凌晨3点，他才在雅克琳的催促下上床休息。一觉醒来，他的全身抖得厉害，难以控制。家庭医生立即给他注了一针镇静剂，雅克琳则马上打电话通知巴黎的心脏病专家皮埃尔·伯纳尔。等伯纳尔乘早班飞机赶到，穿着米黄色睡衣的毕加索正靠着枕头，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他的手指已肿胀发紫，心力计测试表明，两翼肺叶都在格格作响，左翼肺叶呈大面积堵塞——危在旦夕！

　　过了会，毕加索又睡着了，但嘴里不停地发出呓语，语音继续，有时像哭，有时像笑；时而呵护着伊娃，时而嚷着要阿波利奈尔朗诵诗，时而又在向耶科道歉……

　　雅克琳摇着伯纳尔的手：“您一定要救救他，他不能离开我，他不能离开我，他是毕加索呵！”

　　伯纳尔沉痛地说：“现代医术已无能为力了。”

　　11时40分，巨星陨落。此刻，最为光灿的太阳率先穿上了用白云缝制的缟素，惨然黯淡了下去。

　　下午3时，毕加索逝世的消息就通过电波传到了全世界。大批吊唁者拥到穆甘寓所紧闭的大门前，泣声如雨，惊天动地。

　　毕加索画室的画架上，一幅刚刚完成的作品，颜料还没有干透。画幅的空后处赫然写着——《带剑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