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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步云和马慕韩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座谈会上传达北京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工商界和上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分组进行座谈。果不出冯永祥所料,马慕韩是工商第一小组的召集人。小组座谈在外滩原先华懋饭店的七楼上举行,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工商第一小组地点靠近外滩那边,窗外正好是黄浊浊的黄浦江,江对面浦东工厂的烟囱和田野历历在目。
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子坐着。桌上铺了一块洁白的台布,和大家穿的深颜色的服装形成强烈的对照。马慕韩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呢子西装,坐在长方桌当中。他说了开场白之后,大家面面相觑,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话。他望了大家一眼,等了一会,还没有站起来,他又说道:“陈市长在座谈会上已经说了,希望大家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陈市长也把他心里话说出来了,政府首长这样推心置腹,我们还有啥顾虑呢?大家有啥讲啥,先讲点体会也可以。”
冯永祥坐在长方桌的北边的尾端。他站了起来,两只手扶着桌子边,像是准备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讲,先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轻轻咳了一声,然后把胸口的黑领结弄弄正,吸引了全体的注意,这才慢慢开口:
“没人讲吗?我来跑个龙套。说的不对,还请诸位多多指教。我一听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兴奋得一宿都没合眼,这桩事体太重要了,太伟大了。政府把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在我们面前打开,没有一个人看到祖国灿烂的远景不欢欣鼓舞的。至于讲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新中国成立四年多以来,私营企业的进展不论在生产上或是经营管理上,都赶不上国营企业。我深深体会到私营企业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会成为国家建设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说,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旧资本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必须先经过过渡时期——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如何过好‘第三关’①,昨天听了慕韩兄的报告后,有了方向,我们要争取进入社会主义。”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当然,工商界究竟是工商界,过关也和一般走路不同,否则为啥要叫‘关’呢?还要‘过’呢?中央的政策一向是稳的,上海党和政府方面掌握中央政策一向也是稳的。工商界同仁有啥意见可以尽量谈出来,政府一定会仔细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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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三关,系社会主义关。
宋其文听冯永祥开头一段话,料到他照例会有这番表白的,仿佛代表政府在训工商界,显出自己很进步。后来那一段,他既代表了政府又代表了工商界,暗骨子里鼓励大家提反对意见,说得不客气一点,其实是煽动工商界的抗拒情绪。宋其文听到后来,根根胡须都仿佛翘了起来:他想这要把大家引导到哪个方向去?更担心的是马慕韩稳稳坐在当中,竟然不说一句话。他忍不住站了起来,抚摩了一下胡须,竭力想把话说得平和一点,可是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不满情绪:
“我本来不想现在就发言,听了永祥老弟一番话,倒觉得有话要讲讲。我们这些年纪过了半百的人,经历了几个朝代,阅历比年轻的人多一点,旧社会酸甜苦辣的滋味也尝的多一点,觉得新中国来得不易,因此对新中国的感情热爱的更深,甚至可以说有些偏爱。我讲的话也许不入耳,但是腑肺之言。在座听了,有不同意的,欢迎大家不要顾情面,尽量提出来批评。我这个人老了,毛病很多,可是别人的意见,倒是愿意听的。老大的中国,受了洋人一百多年的气,新中国建立了,提起中国人来,在世界上可以扬眉吐气了,现在政府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没有一个中国人不高兴的。我们工商界,我想,也不会例外。现在方向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但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也是对个人的改造。政府对我们做到仁至义尽了,大事体都给我们先商量,打通我们的思想,指出我们的前途,安排我们的出路。陈市长又设身处地给我们考虑,我们不能放弃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这次谈话,给我们工商界无上的光荣。他老人家特别表扬了民建,说民建对推动工商界进步起了作用。上海民建分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我感到非常快慰。当然,上海工商界的进步和中共市委的领导以及经常教育是分不开的。我相信:工商界经过四年多的思想改造,我们不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工商界不会有第二句话说的,特别是我们民建会的成员。”
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他,特别是马慕韩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他讲完了,坐下去,马慕韩还在看他,并且流露出钦佩的神情。这番话讲得很动人,很有激情,也很有说服力。马慕韩认为应该由他讲的,不料被宋其文抢先说了,不但代表工商界,而且是代表民建会。宋其文这番话一定会引起政府很大的注意,并且还会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今后地位要发生深远的影响。他痛惜丧失了一个良好的机会,只怪冯永祥对上海工商界进步估计不足。他想接上去说,又觉得是画蛇添足,只好惋惜地坐着没动。
潘信诚昨天亲自出席了座谈会,听了传达,今天有病,要潘宏福给他向市委统战部请了假。潘宏福今天比往常活泼的多了。老头子没来,他是潘家企业的唯一代表人物。他一到,就和大家握手打招呼,坐在马慕韩的正对面,好像潘家有意要和马家别苗头,见个高低。冯永祥开了炮,他就想站起来还击,可是让宋其文抢先一步,他只好坐在那边听,表面上勉强保持镇静,心里却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宋其文讲到当中,停了停,他就准备站起来,可是宋其文又讲下去。他的脚不安地在地毯上轻轻拍着。他很不满意冯永祥拖工商界的后腿,要丢上海工商界的人。他无产无业,空手也可以进社会主义,不应该讲那些泄气的话。他本来对冯永祥十分佩服,暗地里以冯永祥做为自己的榜样。他在上海滩上,要是有冯永祥这样的地位,自己就心满意足了。冯永祥却不满足现在的地位。冯永祥无产无业,凭啥要骑在工商界的头上?啥事体都要听冯永祥指手划脚。心中早就感到有些不满,特别是最近,冯永祥很活跃,话也多,讲的却越来越不对头了。宋其文的话和冯永祥的态度,是一个显明的对照。他从来看不起宋其文,宋其文那点企业算啥,潘家任何人伸出一个手指都比宋其文的腰粗,单靠一点民主历史和那一把胡须,就在上海滩上神气活现,啥事体都站在工商界前头,由他代表工商界出面,实在气人不过。潘家这么多的企业,比不上马慕韩,还比不过宋其文吗?他想父亲太退让了,平常不大愿意抛头露面,北京会议不去,上海事体不大插手,今天的座谈会又要请假,真叫他莫名其妙。简直是错过大好机会。他要亲手把它抓住,高声说道:
“我们工商界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单是讲还不行,要有行动表现,这就是说,自己的企业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老实说,我们资本家不懂得技术,也不懂得怎么管好工厂,就凭钞票办企业。过去有的投靠洋人发财,有的依赖官僚资本赚钱。现在要想把企业办好,依靠工人,改进技术,减少浪费,只有公私合营,才能有所发展。中国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工商界也肯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能落后。我个人觉得,将来带进社会主义社会去的礼物愈多愈好。老实讲,这是对个人地位、待遇有决定作用的。在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来说,这是一种竞赛,要争取,不要客气。要争取时间发展企业,企业越多越大越好,这样礼物就多了。公私合营,要积极争取;通达的企业在座谈会以后,就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合营。”
马慕韩更感到自己落后了,他忍不住一再看了看冯永祥。他的眼光里流露出焦急和怨恨的神情。冯永祥比他更焦急,认为潘宏福这青年目中无人,像一头野马,到处乱闯。只有潘信诚来,给潘宏福戴上笼头,勒紧缰绳,他才会循规蹈矩。偏巧潘信诚请了病假。他辛辛苦苦开了头,衷心盼望有个“好”的开端,不料给宋其文打乱了他的安排,潘宏福又挺身而出,不但是给马慕韩的颜色看,而且是在“将”冯永祥的“军”,开口企业,闭口企业,生怕人家不知道潘家在上海滩上是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家。他现在感到自己出马过早,使得处境狼狈,进退不得。他不能不发言,不发言,会议的形势便倒向那边去了;他也不好再发言,那就要暴露了向来以工商界进步分子自命的丑恶面目。他想建议马慕韩休息一刻钟,可是他坐在长方桌北边的尾端,鞭长莫及,没法给马慕韩咬个耳朵,也不好写个纸条递过去,市委统战部有干部参加小组会哩。他急切不知如何是好,头上竟渗出一粒粒汗珠来了。他一边擦汗,一边对坐在他旁边的唐仲笙说:“今天的暖气烧的太热了。”唐仲笙“唔”了一声,没有开腔。这时候也不方便请教智多星,小组会上那么多人啊,马慕韩还盯着他看哩!正在他坐立不安的辰光,忽然有人递了一封信给马慕韩。马慕韩拆开来看了一下,接着说道:
“恒新公司总经理何文耀有个书面意见,我在这里代他宣读一下:恒新公司完全拥护社会主义,赞成自己的企业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在三五年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太快,值得研究。全国私营企业众多,行业复杂,情况又各不相同,国家准备干部训练干部也需要较长时间。全国各地许多中小企业,需要时间好好组织起来,先搞联营,再搞合营。否则操之过急,可能发生混乱。恒新公司在国内股东,经过学习,容易了解国家资本主义的道理,估计都会赞成。但恒新公司是华侨投资公司,华侨多在国外,政治水平较低,若合营,他们一时恐难弄通。倘匆促合营,是否会影响今后华侨向国内投资,请政府慎重考虑。”
冯永祥听完了何文耀书面意见,舒畅地吐了一口气,浑身感到轻松愉快。马慕韩的眼光已经离开了他,而他额角头上的汗也干了。唐仲笙看见冯永祥伏在桌子上,轻轻点头,知道他赞成何文耀的意见,便说道:
“华侨问题可不小呀,在海外有一千二三百万哩,很值得研究一下。”
“华侨在国内投资企业不多,”徐义德说,“要是合营了,堵塞了华侨今后的投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希望华侨投资啊!这笔账很可以算他一算,恐怕华侨投资的企业,不忙合营的好。”
“在三年之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是否太快,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柳惠光对华侨投资企业合营不合营,没有兴趣,利华药房没有一点华侨投资,临时也拉不到华侨资本。他认为三五年内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确实太快了,说:“可以讨论讨论。”
冯永祥看形势好转,推波助澜地说:
“这些确是大问题啊!”
宋其文见支持何文耀意见的都是民建会员,而冯永祥则是民建上海分会的核心分子,简直拿他的话当耳边风。他的胡须又有点翘了起来,说:
“我们不能把华侨估计太低,他们在海外,亲身受到压迫和痛苦,老实说,比我们工商界还要爱国。谁能说华侨不拥护社会主义,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就拿恒新公司来说吧,合营以后,可以分到红利,华侨拿到红利,就会明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好处,不会有顾虑的。”
“其老说的对,祖国强大了,国际地位提高了,华侨在海外有光彩,也有地位。他们一定拥护社会主义的。”潘宏福兴高采烈地说。
“社会主义一定拥护的,”冯永祥觉得潘宏福今天越来越不像话,有意敲他一下,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不是赞成就很难说了。我们不是华侨,不能代表他们说话。在座唯一有资格代表华侨的是何总经理,他已经写了书面发言,这样敢于提出意见的精神是好的。中共举行座谈会,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不要堵塞言路。”
“谁堵塞言路?”潘宏福愤愤不平地说,可是反驳的没力。
“既然要听取各方面意见,难道我们发言不是一个方面的意见吗?”宋其文还击的很有力量,说:“你这么说,不也是堵塞言路吗?”
“其老意见,尽管说,我怎么敢堵塞言路?”冯永祥见风头不对,暗中收了篷。
江菊霞想劝劝宋其文和冯永祥,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抬杠,可是一时找不到词儿,双方又都不好得罪。她用红腻腻的舌头舔了舔涂了红艳艳的唇膏的口唇,没有吭气。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壁垒分明,两派意见各不相让,谁发言都要表明自己站在哪一边。马慕韩一时又没法扭转话题。他求救于智多星。唐仲笙闪在一旁,认为以不开口为妙。马慕韩要大家继续发言,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他想自己发言,看到冯永祥在那边不断抽烟,一根烟抽了一半就弄灭了,接着又点燃一根。他想起冯永祥对自己的劝说,也不好开口。他东张西望,大家默默地坐着。他这个召集人感到很难继续开下去,刚想宣布休息一下,金懋廉说话了:
“华侨问题,我们不必多谈。一则上海华侨投资企业不多,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二则华侨问题,政府一向十分注意的,我们私营行庄公私合营的辰光,华侨资本占主要部分的银行,政府另案处理,有的干脆不合营。恒新公司提的问题,政府自然会考虑的。现在还是谈谈我们的问题吧。”
“这话对,还是谈主要问题吧。”江菊霞说。
徐义德正式出席中共上海市委会议,这是第一次。他收到统战部的通知,满脸笑容,马上告诉了林宛芝,又告诉了梅佐贤,并且要梅佐贤帮助他各处奔走,听听参加座谈会的人私下的意见。他自己也认真想了想。今天来以前,他仔细打了个腹稿,等候适当时机提出去。等了一忽,没人讲话,他就开了口:
“我们工商界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前途已有了初步认识,明确了目前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流血的斗争,而是和平转变的。古人说的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譬如看潮,大潮来的辰光,一个人孤立在海滩上,是不可能的。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诚如宋其老所说的,我们经过四年多思想改造,肯定要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停了停,喝了口茶,见大家都在望他。宋其文不断点头。冯永祥凝神谛听,若有所思。他便赶紧说下去,“但是,要讲我们工商界没有一点顾虑,那也不是真实思想情况。就拿我经常接触的工业资本家来说吧,他们对加工订货认为利润虽小,但是没有风险,比较稳健,仍然保留了小天地;一旦实行公私合营,自身职位就发生了问题。最近同业中流传这两句话:宁为小国之君,不为大国之臣。私营厂的经理是企业的领导者,过去是指挥自如,说出去的话就是命令。公私合营后做一个螺丝钉,个人英雄主义一定会受到打击。对个人来讲,应该放下名誉,地位的观念,本来当经理的,合营后,不一定再当经理了。合营后待遇也是个问题,有人怕待遇降低,和职工一起生活,感觉有些不习惯。合营后,资方是否转变为国家干部?还依然是资方?资方是否仍旧代表私营企业?资方要不要和职工一起活动,一起学习?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就是领导关系在政策上规定是国营经济领导,公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领导私股,没有问题,私股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怎么办?假定合营厂厂长和总经理是私股,公股代表任副职,怎么领导?如果领导无方,又怎么样?私营企业有这些顾虑,并不奇怪。上海工商界确实有很大进步,但也不能否认旧社会的残余思想还相当浓厚。打破这些顾虑,我想,是有好处的。”
唐仲笙认为徐义德说的有条有理,不慌不忙,的确说出了蕴藏在工商界内心深处的话,更妙的是以第三者身份和盘托出,问题很有分量,自己却不承担责任。他深深感到自愧不如,铁算盘究竟是高人一等。他刚才也曾经想谈几个重要问题,一时思想不集中,没有归纳起来,也没想妥措词,现在不能再等了。他接上去说:
“我们卷烟业也流传了两句话:与其许多人合吃一条牛,还不如一人独吃一条狗。可见得工商界想法是一致的。徐总经理讲的这些问题,很有代表性。总的来说,工商界一般概念容易接受,一具体化,问题就来了。对于公私合营不外是这些问题,一顾虑地位,二顾虑职权,三顾虑待遇,四顾虑学习,五顾虑领导,这些问题思想弄通,合营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工业前途是明确了,商业前途还不大明确,”柳惠光模仿徐义德的口吻说,“目前私营商业还存在很多顾虑,代购代销究竟怎么样?要是转业不成,剩下来的是否只有淘汰一途?”
“首先要摸摸商业的底,批发,零售和手工业经营的范围也要弄弄清楚。”江菊霞见大家都讲了一套,早忍耐不住了。本想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再讲,她见谈到商业问题,过去因为研究商业方面劳资问题,曾经接触了一下,便插上来说,“目前批发商业,在日用品方面,由于加工收购,存在必要性很小了。土产品的批发应该加强管理,采购远销,还有需要。今年土产市场波动很大,因为国营让出,私商抬价。应当先和私商谈清楚,如何配合国营来分工。代购后,给与合法利润。代购代销业务可以考虑几种形式,低级的,经营某一种货物,如季节性的东西,销完即止;中级的,和国营订立特约;长期订约购销的是高级形式。每一种商品都通过市场,工商行政部门可以加强管理。这样,商业的前途慢慢就明确了。”
唐仲笙对商业的兴趣也很浓,东华烟草公司和许多私商有不少联系,税收方面商业上也有不少问题,而商业反过来又会影响工业。他站了起来,提高嗓子说:
“目前有关国计民生的日用品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归国营加工收购,国营既然掌握了货源,中小企业也已经和中百公司与土产公司发生批购关系。我想,目前只要掌握零售利润,要他们按政府价格政策来保证供应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经济而稳妥的办法。”
柳惠光觉得江菊霞和唐仲笙唱的都是高调,对私营中小商业的情况并不了然,讲的净是些隔靴搔痒的话,不着边际,不能解决中小商业的苦恼和忧虑。可是他没有他们两个人能说会道,讲不出一大套来,心里不服,嘴上又说不出,想到自己的前途茫茫,不禁激动地说:
“商业前途纵然明确,商业资本家的前途也不明确。我出身贫穷,父母早亡,知识有限,水平不高,没有技术,缺乏能力,在商业方面慢慢爬到今天的地位,很不容易的。将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我呢,一无所长,不得其所……”说到这里,情绪过分紧张,两眼汪汪,精圆透明的泪珠忍不住簌簌地滚落下来了。他声音呜咽,话也说不下去了。
大家给他这么一说,暂时也想到个人的前途,陷入深沉的忧虑里。尤其是冯永祥,他认为自己连柳惠光也不如,柳惠光还有个利华药房带进社会主义,至少一个副经理的职位是会安排的,自己啥也没有,两手空空,更感到前途茫茫了。
他轻轻叹息了一声。
马慕韩觉得柳惠光未免太脆弱了,要不是召集人的地位,他真想当面开销他几句。这简直是丢上海工商界的脸,也是丢他这个小组召集人的脸。他看看窗外天色不早,浦东的田野上烟囱和房屋看不大清楚,暮霭已慢慢升起来了。屋子里亮堂堂的,不知道是谁已经开了电灯。他说:
“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很好。这样对于解决思想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有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现在不必过分担心。诸位回去准备一下,有啥意见,明天继续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