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６

天空灰蒙蒙的，一层一层浓厚的云雾翻滚着，白浪一般的压在人们的头上，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摘下一片两片云彩。太阳给遮盖得不见影踪。虽然只是下午四点多钟，徐公馆的花园里好像暮色已经升起，绿茵似毡的芳草在秋风中轻轻摇摆。

　　徐义德把梅佐贤让进书房屋里坐下，指着门向徐守仁撅撅嘴。徐守仁会意地把书房的门关好，坐在朱瑞芳身旁的摇椅上。他斜对面坐着徐义德和梅佐贤。梅佐贤一走进书房，立刻感到今天的空气和往常不一样，徐总经理圆圆胖胖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已经很不寻常了。更奇怪的是连徐守仁也十分严肃。他以为徐公馆里闹家务事，徐总经理要他来调解，但想到这三位太太的事，从来不要别人插嘴的；谈厂里减少断头率少出白花的事情吧，却又不必三位太太出马。那为啥要他丢下手里一切的事情马上赶来呢！真叫人纳闷。梅佐贤静静坐在沙发上，留心徐总经理的神色。

　　徐义德的眼光从书房的门，转到玻璃窗外边，花园在飒飒秋风中呈现着萧条的景象，有的树叶开始凋落了。窗外没有人影。他放心回过头来，巡视大家一下，然后才心情沉重地对梅佐贤说：

　　“大事不好了……”

　　梅佐贤马上想到朝鲜战场上，忍不住惊问道：

　　“不是双方都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难道美国佬又打起来了吗？”

　　“要是真的打起来倒也好了。美国军队卖相不错，打起仗来不大灵光……”

　　“有钱的人当兵都不肯拚命。”

　　“是呀，给志愿军打败了，……”徐义德不胜感慨地摇摇头。

　　“志愿军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当然不怕拚命。”

　　“共产党在朝鲜打了胜战，现在又想出了新的花样经，要实行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梅佐贤感到这个问题太大了，来得十分突然，心头一怔，差点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怀疑地问：

　　“有消息吗？”

　　“当然有消息，赵副主委给冯永祥来的信，说是北京上层代表人物当中已经传开啦，共产党要对工商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啥国家资本主义，特地把消息透漏给上海，要上海朋友们有个准备。你看看，共产党多厉害，朝鲜战争刚打完了没有几个月，就打我们财产的主意。要不是赵副主委来信，我们还坐在鼓里哩。”

　　“信上还说啥？”梅佐贤想弄清楚具体内容。

　　“就是这一点已经够受了！”徐义德并没有看到赵副主委的原信，听冯永祥说的。

　　“要不要问问冯永祥？他消息灵通。”

　　林宛芝听到“冯永祥”三个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她转过脸去，装着没有听见，望着玻璃窗外边的柳条轻轻飘扬。“冯永祥？”徐义德摇摇头，说，“就是他告诉我的，还用再问吗？他忙得很，到处在打听消息，想摸清共产党的底盘。”

　　“史步云和马慕韩呢？他们同党和政府的首长很接近，一定晓得的详细些。”

　　“史步云？”徐义德知道梅佐贤指的是江菊霞，他也摇摇头，说，“你不晓得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都到北京去了吗？他们参加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去了。”

　　“他们两位没有打长途电话来？”梅佐贤想起最初参加星二聚餐会的情景，史步云从北京打电话到星二聚餐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决定统一收购纱布的意见。

　　“哎哟，我的厂长，现在是啥辰光？这样大事，能打长途电话吗？史步云和马慕韩的嘴真紧，听说连信也没有写回来。

　　不过，会快结束了，他们快回来了。”

　　“等他们回来，问题就清楚了。”梅佐贤见徐兴德那股着急劲，心里实在不安。他恨自己没法给总经理分担一些忧愁。这事也不容他怀疑，消息灵通人士冯永祥说的，而冯永祥又是从赵治国副主任委员那里得来的，千真万确。这还能有假吗？但他宁可希望是传闻失误，也可以减少总经理的忧愁。

　　“他们不回来，问题也清楚了。”徐义德今天中午得到这个消息，真像晴天霹雳，一个响雷把他打得目瞪口呆。他一生是在计划发展自己企业并吞别人企业的日子中度过的，从来没有料到有一天他的全部企业一霎眼的工夫全完蛋哪。他啥地方也懒得去了，回到家里，就叫梅佐贤马上来。本来想只和梅佐贤商量商量，朱瑞芳见他神色有异，再三追问，他只好说出，要家里人都来谈，出了事，大家心里也好有个数。

　　梅佐贤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大清楚，他想不通：

　　“共同纲领不是明明规定：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五种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吗？总经理。”

　　“那是过去的话，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变了。”

　　“国旗上那颗星呢？”

　　“黯淡了！”

　　“共同纲领是各民主党派举手通过的，共产党代表也举了手的，怎么可以不遵守呢？”梅佐贤并不真正了解共同纲领，有些条文他不清楚，却装出很懂得的神情，愤愤不平地说，“办事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才行。这次政协全国常委会上，史步云和马慕韩他们一定会给工商界力争的。”

　　“共产党有的是辩证法，道理都在他们手里，他们说的算。我们是老几？现在谈这个派啥用场？”徐义德也不大了解共同纲领，好久没有学习共同纲领，把一些条文也忘记了。

　　“这个……”梅佐贤还是困惑不解，可是他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社会主义来了，工商界就不存在了，我们全完了！”徐义德瘫痪一般地躺在沙发上，四肢叉开，像个“大”字。他歪着头，对着壁炉凝神遐思：他这辈子还没有遇到他不能还手的事。不管天大困难的事，也不论对手怎么高强，他只要一转动脑筋，总可以想出法子对付对付，而最后胜利的，往往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四年多以来他和共产党也较量过不止一回，虽然说不上自己胜利，但也没有彻底失败过，现在却要全军覆没了。他怎么甘心？他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他这一声叹息，使得大家哑口无言，书房陷入可怕的沉寂里，窗外的秋风呼啸着，把树上还没有完全发黄的叶子吹得在花园上空飞舞，纷纷落下，绿茵似毡的草地给黄叶铺满。

　　一阵风来，又把地上黄叶吹起，在空中飘飘荡荡。

　　朱瑞芳一直在聚精会神地听徐义德和梅佐贤谈话，注意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她了解大事不好，可是比梅佐贤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大家不啧声，但总要快点想个办法才好，便打破了沉默，问：

　　“啥叫做社会主义改造呀？”

　　“哼，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革资本家的命！”

　　朱瑞芳听了徐义德这句话，眼睛顿时鼓得大大的：

　　“革命？就像上改革地主的命一样？财产全都没收？工人斗争资本家？余静他们搬到我们这里来住，我们搬到草棚棚里住？你和守仁要到厂里去劳动，就像筱堂他们在乡下一样？

　　这太可怕了！”

　　徐义德没有吭气。朱瑞芳追问道：

　　“革地主的命乡下死了不少人，革资本家的命也会死人吗？会不会像我哥哥那样？”

　　徐义德仍旧没有作声。大太太急了，对朱瑞芳说：

　　“义德不是心思，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不过这么问问。”朱瑞芳转过去，焦急地问徐义德，“义德，你说话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了，好叫我们放心。”

　　徐义德在想怎么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一时急切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朱瑞芳的话一再打断他的思路，他只好答道：

　　“刚才不是说了，具体情况还不大清楚。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来了，首先要搞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朱瑞芳平常听徐义德谈话，多少也了解一点外边的情形。

　　她听到有“资本主义”四个字，困惑不解了：

　　“你不是说社会主义吗？怎么又是资本主义呢？”

　　“唉，不是啥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也是资本主义吗？”

　　“你别打扰我，让我冷静一下好不好？”

　　朱瑞芳一走要问个明白：“你讲清楚了，我们就放心了。”“这些事体，现在连我也弄不清楚，你们怎能弄的明白呢？过去‘五反’只要钞票，现在社会主义也好，国家资本主义也好，反正是要挖我们的命根子。”

　　“那你一辈子办的这么多企业，一下子全完了吗？”

　　“这还用问！人家要社会主义么！”

　　林宛芝一直没有啧声。她在想：听人家说社会主义好，大家憧憬社会主义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究竟是啥样子的社会呢？她问徐义德。徐义德说：

　　“社会主义当然好啦，不过对工人好，对资本家有啥好处？要说生活吧，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很不错呀，到了社会主义，顶多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不要社会主义！”朱瑞芳忍不住叫嚣。

　　“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不要社会主义？小心脑袋搬家！”徐义德冷笑了一声。

　　大太太慢慢听清楚大家在谈的事了。《西游记》上唐僧过了一难又一难，逢凶化吉，最后才上了西天。徐义德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也要遇到一难又一难。只要菩萨保佑，也可以逢凶化吉的。她想起了为守仁的事，曾经许了愿：要刻一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让天下善男信女朝夕焚香持诵，到现在没有还愿，太不应该了。她明天要老王带她刻去。为了徐义德，她要念两遍观音菩萨宝咒，刻五万张观音菩萨宝咒布送，恳求观音菩萨暗中保佑，为徐义德消灾延寿。她担心朱瑞芳那个劲头要出事的。她说：

　　“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命中注定要来的，反对也没有用。这样的大事，只好听天由命。我看，还是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只要人平安就好了，身外之物有多少算多少，菩萨保佑，我们有碗饭吃就行了。”

　　朱瑞芳心里说：你无儿无女，只要有一口楠木棺材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可以说漂亮话。徐守仁听大太太最后两句话，不断摇头说：

　　“菩萨保佑，有啥用场？那是迷信。……”

　　大太太气生生地打断他的话，说：

　　“啥迷信？孩子，不要胡言乱语，冲撞了菩萨。不是我念了一万遍观音菩萨宝咒，你现在还关在监牢里。说这样的话是罪过，阿弥陀佛。”

　　她双手合十，恳求菩萨原谅这个无知的青年。徐守仁并不理会，还是往下说：

　　“现在要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犯了罪，政府指我一条出路，教育我，改造我。社会主义来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给资本家出路的……”

　　这回是朱瑞芳打断他的话。她拍了一下摇椅的扶手，说：

　　“你懂得个屁！乳臭未干的孩子，教训起大人来了，没有一个上下！要你到香港去好好念书，你贪玩，不用功，要跑回上海来。现在好了，共产党真的共产了，啥地方也去不了，只好蹲在上海听人家摆布。”

　　“是你们要我回来的。”

　　“要你在香港好好念书，你为啥不好好念书？不听大人的话，还强辩！”

　　徐守仁不服气地嘟着嘴。朱瑞芳说：

　　“你要是在香港读完中学，大学也快毕业了，娘老子也好有个依靠。”

　　梅佐贤笑嘻嘻地说：

　　“现在要去香港，可以到公安局申请，很容易。”

　　“这个，”朱瑞芳没有说下去，她望着徐义德，想听他的意见。

　　没等徐义德开口，徐守仁抢着说：

　　“我不去香港，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

　　朱瑞芳咬牙切齿地说：

　　“那你就死在上海！”

　　这时老王托着一个漆盘，小心翼翼地走到徐义德面前：

　　“老爷，有你的信。”

　　徐义德摇摇头：

　　“我什么信也不看，你去吧。”

　　老王点头称“是”，又怕误了徐义德的事，他识相地转过身去，边走边说：“这信是香港来的。”

　　“你说什么？老王。”徐义德听到“香港”二字，连忙把老王叫了回来，从漆盘里取过信来一看，果然是从香港寄来的，而且是二弟徐义信的笔迹，匆匆忙忙拆开一看：香港那六千锭子已经拆卸装箱，原物料也打好包，纺好的纱准备在香港市场上抛出，正在和人接头厂房的事，如果价钱合适就卖掉，要不，准备租出去，征求徐义德的意见。工人已经解雇了，只留下少数职员在保管。也和轮船公司联系好了，准备争取直接运到上海，万一不行，就运到离上海不远的港口，然后由火车陆运上海。因为办这些事花了不少时间，所以复信晚了一点，等货一发出，就打电报来。他在香港把未了的事办好，就和弟媳一同回上海来，共同办好沪江企业。他看完信，好像徐义信就站在他身边，立即生气地站了起来，不满地说：

　　“老二办事体真糊涂！”

　　“香港出了啥事体？”朱瑞芳担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老二把六千纱锭拆卸装箱，准备运回上海，”徐义德把信的主要内容向大家讲了，气呼呼地说，“这不是有意拆我的台吗？上海要共产，他却送货上门，简直是一点政治行情也不懂！”

　　大太太是从来不过问徐义德的事，她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徐义信不先写封信来和哥哥商量，怎么忽然心血来潮，要把香港的厂搬回来呢？真是糊涂。她同意徐义德的意见，也有点生气，说：

　　“这么大的事体，为啥不和你商量就办？二弟年纪也不小了，办事体太糊涂了！”

　　“二弟办事，糊涂极了！”朱瑞芳加重语气说。

　　梅左贤在旁边，心中有数，但在总经理的气头上，他不好点破是徐义德要徐义信迁厂的。早些日子，徐义德还要他写信催徐义信快办，嫌徐义信办事太慢哩。这一点徐义德不会忘记的，只是徐义信寄来的信不是时候罢了。给大太太一责备，徐义德想起来了：

　　“迁厂的事倒是我要他办的。”

　　大太太莫明其妙了：

　　“你要他办的，为啥怪他糊涂呢？”

　　“我没叫他办的这么快！”

　　林宛芝了解这件事，插了一句：

　　“早些日子，你不是还催他快办呢？”

　　“是我催他快办的，可是我没有叫他办的这么彻底啊，连厂房也要卖掉！”

　　“你要他回到上海，帮你办厂，厂房不卖，谁管呢？”“厂房不卖，他即使回来，也可以托人代管啊！这些事体，你不懂！”徐义德没时间和林宛芝扯下去，他想到机器装了箱，工人已经辞退，厂房就要卖出，事不宜迟，得赶快阻止，忙对梅佐贤说，“你给我马上写信，告诉老二，那六千锭子不要搬回来了。”

　　“是！”梅佐贤站了起来，惋惜地说，“这一笔迁厂费用损失不小啊，别说停产损失，单是那笔工人遣散费一定可观。”

　　“这些损失，都是小事体，只要六千锭子留在香港，损失多少也没有关系。”

　　“总经理高见，算大账，不算小账。我马上把信写好，送来请总经理过目！”

　　梅佐贤正要去写，徐义德把他叫住了：

　　“寄信太慢，万一把厂房脱手，那就麻烦了，你给我发个电报去，快！叫他在香港要做长久打算，能扩充一些锭子更好。叫他不必回上海来，等将来有机会，我亲自到香港去看看。”

　　梅佐贤一边点头，一边立刻到书桌那边起草。徐义德从徐义信身上得到启示：赵治国的消息是一个绝妙机会。他要争取时间，把厂里的财产转移出来。香港汇丰银行里有存款，提出来，可以开办另外一个沪江纱厂。他看了梅佐贤起草的电报，内容很简单，只是写了这样几个字：“工厂停迁，详情函告。”他问梅佐贤：

　　“我刚才说的那些意思，为啥不告诉他？”

　　“这是明码电报，谁都可以看见，总经理刚才说的那些意思，用信写去比较好，免得叫别人看到。”

　　“你想的比我周到，好。”

　　梅佐贤准备到电报局去，徐义德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他要老王去发电报，把梅佐贤留了下来，说：

　　“佐贤，社会主义肯定要来了，我们不能不想个退步。你看看，厂里的资金能不能抽点出来？”

　　“要是在‘五反’以前，这些事很容易办，一只电话就解决了。现在么，勇复基谨慎的要死，一点人情也不敢讲，啥事都是公事公办，怕不容易。”

　　“公事公办，那再好也没有了。”徐义德奸笑了一声，说，“我那七亿垫款，你明天给我抽回来，就说是我家里有急用。”

　　“这两天厂里现金不多，有点头寸准备缴税用。”

　　“缴税不急，先把我的垫款抽回来再说。”

　　“过期要罚滞纳金啊！总经理。”

　　“这个我了解。罚多少滞纳金也没关系，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厂里出。理在的厂也就是国家的，你怕罚吗？罚多少我也不心痛，罚的越多越好，嗨嗨。”

　　“对，现在罚不罚无所谓了。我还是旧脑筋，没有转过来。

　　要是还有现金，是不是也抽点出来？”

　　“你看着办吧，能抽多少就抽多少。”

　　“那我现在就去，事不宜迟。”

　　“越快越好！”

　　梅佐贤拔起腿来就走，开了书房的门，匆匆去了。外边东客厅的门没有关，秋风呼呼地往里面吹来，把书桌上梅佐贤刚才起草给徐义信的稿纸吹起，像一只小风答在空中飘扬。挂在窗口的绿色绸子窗帷也给风卷起，如同三面彩旗迎风招展，呼啦啦地发出响声。屋顶当中垂下来的玻璃电灯穗子也给吹得哗啷哗啷地响。

　　徐义德霍地站了起来，对着东客厅骂：

　　“老王简直该死，这么大的风，也不知道把门关关好！”

　　林宛芝代老王抱不平，说：

　　“不是你叫他不要到这边来吗？”

　　“我没叫他不要关门啊！”

　　朱瑞芳不声不响地出去把门关了，她回来又把书房的门关好，窗帷慢慢回到原来的位置，信稿轻轻地落在草绿色的厚厚的地毯上。徐义德要徐守仁把信稿拣起给他，马上撕得粉碎，搓成一团，握在手里，他对大家说：

　　“你们都清楚了，也不用我多说，你们自己去准备准备，值钱的东西先想法藏一藏，以后别再随便现眼，叫人看见了眼红。”

　　朱瑞芳一听了这话，站起来，拉着守仁出去了。接着走出去的是大太太，她想把吴兰珍叫回来，和姨侄女商量商量。徐义德等他们走了，过去把门关好，要林宛芝坐到他的身边，按着她的肩头说：

　　“看样子，在上海住不久了。”

　　“为啥？”

　　“社会主义来了，更是工人的天下了，资本家还有好日子过？共产党革命革到我们头上了，我虽说是沪江纱厂的业主，可是现在业不由主了。我奔波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现在走吗？”

　　“现在走。”徐义德瞟了林宛芝一眼，究竟还是她聪明，一句话就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他说，“上海的企业算是完了，我也料到共产党会有这一手，幸亏我早就有了准备，要老二在香港办厂，不然，到现在连个退步也没有。”

　　“香港不是有存款？”

　　“多少有一点。”徐义德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存款，除了他自己以外，三位太太当中没有一位知道具体数目的。他说：“今后就要靠这点存款派用场了。我也想找个机会到香港去，你和我一道去，好啵？”

　　“和你一道去？”冯永祥的影子立刻在林宛芝的脑海里笑嘻嘻地出现，她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不好吗？”

　　“那还有不好的？”

　　“你顾虑啥呢？”

　　“她们呢？”她指着大太太和朱瑞芳她们卧房的方向。

　　“让她们留在上海。”

　　她伸出两个手指来，说：

　　“这个人肯吗？”

　　“不肯也得肯，全家申请去香港，一定引起政府的注意，公安局不会批准的。把她们留在上海，我同你两个人去，申请个把月，大概没有问题。”

　　“一个月以后呢？”她有点留恋上海。

　　“到了香港再说。义信住在九龙太子道，我想，我在九龙太子道买他一幢房子住下，有事体就近好商量，把那边的企业恢复生产，再扩充扩充，扎下根子。上海情况好，回来看看。你说，怎么样？”

　　她猛地想起徐守仁刚才在书房里的那句话：“我是中国人，为啥要当白华呢？”守仁这孩子给关了几个月，倒确实懂得许多事体了。徐义德和儿子一比，就显得落后了。她想劝他不要去香港，听他口气已经下了决心，一时也不好开口，不答应跟他去吧，又怕引起他的误会。她委婉地指着楼上说：

　　“要不要和他们商量商量？”

　　“这桩事体要绝对秘密，一传出去，就不会批准我们去香港了。我只是给你一个人讲，让你有个准备，暗中把东西收拾收拾。明天我去申请，一批准就走，你就说是在路上照顾我，到期便一同回来。”

　　林宛芝蹙着眉头，没有啧声。徐义德说：

　　“晓得啵？”

　　她勉强地点了点头，心中在想用啥办法劝劝他。

　　窗外的龙柏和柳树的枝干在狂风中摇来摇去，仿佛要连根拔去。一阵一阵狂风呼啸着掠过上空，挟着摧毁一切的威力，把地面的灰尘树叶和纸片全卷到空中。花园的天空显得迷迷蒙蒙，昏昏沉沉的。徐义德和林宛芝坐在书房的沙发上，对着大风发愁。徐义德望着窗外，说：

　　“今天的风为啥这么大？”

　　“你不晓得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台风警报，说下午有七到九级的台风……”

　　“怪不得哩！刮吧，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