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２

饭后，汤富海的话像是惠山上的泉水，无休无止地潺潺地流着：

　　“学海，我们这会的日子可好过哪！从前我们是九年三熟，帽子籴米，罐头里烧粥，现在是九年十熟，锅子里烧饭，罐头里烧肉。吃的好，住的也好。”他指着大厅高高的横梁说，“你们看，这房子多结实，再也不愁风雨了。”

　　张学海随着丈人的指点，认真地从横梁看下来，看到一人抱不过来的暗红色大圆柱子，惊叹地说：

　　“这柱子真好，我在上海从来没看见过。这样的房子，住多少年也不会坏呀！”

　　“说的是啊，朱老虎想的可周到，花了不知道多少钞票，盖了这样的好房子，梦想世世代代住下去哩！”

　　汤阿英把嘴一努，说：

　　“他哪来的钞票？还不是农民流血流汗，被他剥削去的。”

　　汤富海惊奇地望了女儿一眼：觉得她虽然在上海做工，可是农村的事体还没有忘记，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对，我亲眼看朱半天刮地皮起家的。别的人家不说，就拿我家来讲吧，我只欠朱半天两石租子，七算八算，没有几年光景，就变成一百一十多石租了……”

　　汤富海一见了人就要诉说他被朱暮堂压榨的痛苦，而且一开了头，就没有一个完。阿贵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他可以一句不漏地讲述一遍。他怕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便提醒他：

　　“那些事体，姐夫晓得……”

　　“我说话，”汤富海瞪了阿贵一眼，说，“你少插嘴。带巧珠到俱乐部看小人书去！”

　　“天黑了……”

　　“那你就在旁边听，少开口！”

　　汤阿贵嘟着嘴把上衣扣子一个个扣起。

　　汤阿英怕爹说个不完，更担心他说豁了边，把一些不该说的事体也说出来，想打断爹的话，又怕爹发脾气，幸亏张学海插上来说：

　　“朱老虎的老婆和她儿子呢？”

　　“他们么，你说巧不巧，分配住在我们房子里，管制劳动。”

　　在汤富海原先住的房子里，朱筱堂已经躺到靠墙的木板床上，准备睡觉了。他母亲坐在煤油灯下，正在给他补裤子。一眨眼的工夫，他发出酣适的鼾声。她一边补着，一边叫道：

　　“筱堂，哪能又睡着哪？”

　　他蒙蒙眬眬地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大吃一惊，迅速地坐了起来，傻头傻脑地向阴暗的小屋子看来看去。她回过头去，看他这般神情，诧异地问：

　　“你找啥？”

　　“好像有人叫我，我以为出了啥事体。”他自从父亲被捕处死以后，总担心自己也会发生意外，有谁敲一下门，或者门外有人走快一点，他身上都惊慌地渗出冷汗来。

　　“傻孩子，是我叫你。”

　　“吓了我一跳。”他抹去额角的汗珠。

　　“你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劳动一天，浑身筋骨酸痛，就想睡觉。”

　　“你啥辰光受过这个罪？饭来张嘴，衣来伸手，还要说好说歹，挑肥拣瘦。”她叹息了一声，又说，“别讲你啦，就说你祖先，哪一辈子人也没有吃过这苦头，只怪你命不好，早出世不会受这个罪，晚出世也不会受这个罪……”

　　他揉一揉眼睛，仔细想一想母亲这一番责备里充满了爱护和关怀的话，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不能说我的命不好。——哪一家地主的儿子不劳动？农民都劳动哩！”

　　“这，也对。”她改口说，“农民劳动那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是贱胚，该吃苦的。不是这些泥腿子，你爹也不至于……”“死”字没有说出来，她热泪从眼眶里流出来了。一会，她拭去泪水，悄悄地站了起来，走到儿子的床边，咬牙切齿地责问他：

　　“你爹死了多少天了？”她再三叮咛儿子一辈也不要忘记这一天。她自己每天暗中计算朱暮堂死去的天数。每隔一些日子，她总要问儿子。

　　他这一阵子在地里干活，弄得筋疲力尽，啥也没有想，老是惦念怎样才可以偷点懒，不出工，保养身体。有次装病，叫人发觉了，他只好勉强上地里去。他默默计算了一下，没有把握地说：

　　“四百二十天？”

　　她见儿子回答不对，冷冷地说：

　　“你再想想看？”

　　他皱起眉头，凝神一想，更正说：

　　“四百二十五天？”

　　“这才对啊。你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听那些泥腿子指挥下地劳动，不给你爹报仇了吗？”

　　“啥人讲的？”他睁大了眼睛，辩解地说，“现在我们只好对共产党低头，忍痛一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表面上听那些泥腿子的话，心里却一天也没有忘记报仇啊！”

　　“你天天下地做活，就算是给你爹报仇了吗？”她的兄弟也是恶霸地主，作恶多端，谋害了好几条人命，比朱暮堂的罪恶还大，同样给镇压了。她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刻骨的仇恨。解放后，人们看不到她脸上一丝微笑，听不到她一点笑声，老是阴沉着脸，阴谋害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像汤富海那样揭露朱暮堂罪恶的积极分子，更是她眼中钉。她以为没有这些人，上头不会知道，丈夫不会丧命的。

　　“我没有这么说，”他急得脸发红。煤油灯光虽然不大亮，但娘隐隐约约看见他焦急的神情。他说，“下地干活，不是你劝我去的吗？”

　　他开头确实不愿去，怕身子吃不消。村里分了一份土地给他，要本人劳动，不准雇工。他也雇不起工了。娘考虑到不应付应付不行，就劝他去，同时也借这个机会了解了解村里的情形，找到适当的时机，好下手。她说：

　　“是我叫你去的。你不去，那些穷泥腿子不答应。晓得啵？

　　我没叫你拼命干活，你不会磨洋工吗？”

　　“别人劳动，比我还起劲哩！”他说，“干部不在的辰光，我就尽量偷懒。”

　　“你就这样劳动一辈子吗？”

　　“谁愿意吃这苦头。”

　　“不会想想办法吗？”她想起过去谣传蒋介石要回来过八月中秋，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村里也没人谈起了。他们母子俩搬到这个小屋子里来，如同关在瓮里，外边啥事体也不知道。她说，“最近听到啥消息吗？”

　　他皱起眉头，望着黑乌乌的屋顶，仔细在记忆里搜索，半晌，啥也没有想起，失望地说：

　　“啥消息也没听到。”

　　“见了人不会打听打听吗？”

　　“找谁打听？”他悲哀地叹息了一声，说，“天下变了，不比从前了，啥人见地主打招呼？”

　　“奚福何贵他们呢？”

　　“他们分了地，劳动好，工作积极，参加了农会，现在又是互助组的组员了，见了我，头抬的高高的，眼睛也不霎一下。”

　　“苏账房呢？”

　　“好久没有见到了，”他回想上次啥辰光见到的，过了一会，说，“哦，想起来了，有三个礼拜了，我和大家从地里回到村子里来，看见一个人，背影好像是他，一闪，就不见了。

　　他怕见到我。”

　　“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她咬着下嘴唇，仿佛要咬苏沛霖这些人一口，说，“我们养活他们一辈子，有吃有穿。这会我们背时了，就理也不理了，连夜里也不来报个信了，真没心肝！不说来看看我们，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打一个，说的过去吗？”

　　“地主变成臭狗屎了，谁也不愿意沾边。我进进出出，心里真不好受……”他说到后来，声音有点喑哑，感到无限的孤独和凄凉，话也说不下去了。

　　“你别伤心，孩子，我们不会倒霉一辈子，苦尽甜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要翻身的。”

　　“那当然。共产党在中国占不长的。共产党一下台，地主阶级就自由了，可以享福了。”他给母亲几句话说得兴奋起来，那个在心上常常浮现的梦想又出现了。他们声音压得很低，忧虑地说，“就是在乡下太闷人了，啥消息也听不到。报纸上尽登他们的话，那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是打起来，我们就可以出头了。”

　　“蒋介石不会失败到底的，他有美国做后台哩。我看，他们迟早要动手的。你还是到上海去一趟，你姑爹在上海人头熟，消息灵通，一定会晓得很多事体的。”

　　“别提了，上次要去，给他回绝了。人家是大资本家，在上海正走红运，怎么愿意理我这个地主的儿子！”他坐在床上把肩膀一耸，轻蔑地一笑。

　　“那时‘五反’，也不能怪你姑爹，当然要小心点。现在‘五反’不是过去了吗？退一步说，他不理你，你姑妈不理你吗？一笔写不下两个朱字。”

　　“我不去，”他要和姑爹争一口气，不愿再去求他，嘟着嘴说，“要末，你去。”

　　“我这个年纪，怎么走得动？那边的世道也摸不清，去了也白搭，还是你去吧。”

　　他对姑爹的气没有消，又不好拒绝娘的意见，愣在那里，不言语。屋子里悄悄的，煤油灯的油快干了，灯芯上烧出几朵小花，发出吱吱的音响。光线暗了，屋子里更加阴暗。他们母子两个盘腿坐在床上，面孔的表情虽看不大清楚，但两个人都感到大家内心的焦急和忧虑。她了解儿子那股蹩扭脾气，凡事要顺着他，一说僵了，就不大容易扭过来。她没再说下去，只听见从太湖那边吹过来的夜风，一阵阵在窗户外面呼啸着，好像暴风雨快来了。

　　他一边听着外边的湖风，一边暗自思忖：要想得到那边的消息，最好到上海去，徐义德一定知道很多消息。他不愿在姑爹面前低头，娘又要他去，这就使他为难了。他出了一个难题给娘：

　　“要末，姑爹来信叫我去，否则，我宁可死在乡下，再也不跨徐家的门。”

　　“看你这脾气，”娘见他松了口，有了转机，眼睛一动，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说。“我写信给你姑妈，叫她写信来，你向村干部请个假，这该请动你的大驾吧？”

　　他没有吭气。她认为儿子一到上海，见了姑爹，就有办法了。她高兴地说：

　　“你叔叔还欠我们五十两金子没有还，你到了上海，可以顺便讨回来。”

　　“他关在牢里，怎么会还债呢？”

　　“听说他这几年生意做的很发达，手里有的是钱。他在牢里，你婶婶可没在牢里。”

　　“她会还吗！”

　　“亲兄弟明算账，欠债还钱，她敢不还！我们现在落难了，手头拮据，请她帮个忙，还不行吗？”

　　“我一定去。”

　　“见到你姑妈，也希望她帮个忙，弄点钱回来，好对付这个穷日子。”

　　“那没有问题。”

　　“等老蒋回来，你爹的仇报了，田地房产回到我们手里，那辰光再还你姑妈。”

　　“那辰光，她们需要钱，我们可以帮助。”他咬牙切齿地说，“汤富海在大会上把爹骂得一钱不值，不是他穷积极，爹不会死的。老蒋一回来，我要亲手砍死汤富海这些泥腿子，把血淋淋的人头挂在村里示众，叫他们晓得我的厉害！”

　　“还有村干部……”

　　“这还用说！现在让他们住在我们房子里开开洋荤，他们住不长的。古人说的好：天地之间，各物有之，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鸠占鹊巢是暂时的，将来一定要物归原主，把鸠统统撵走。那辰光，哼，看我朱筱堂的……”

　　在朱暮堂大厅里，汤富海叙说完朱家母子情形以后，汤阿贵扬起拳头，得意地说：

　　“现在那家伙可老实了，一切得听我们的。我们叫他东，他就不敢西。我们叫他下地干活，他就不敢躺在家里享福。”

　　“真是那么听话？”汤阿英知道朱筱堂从小娇生惯养，天不怕地不怕，爹娘对他百依百顺。他要吃龙肉，朱老虎会下海给他找。他脾气大得谁都不敢惹，人们背地里叫他小老虎。她就经常挨他的骂。她对弟弟那样放心，有点怀疑，说，“我看不见得。小老虎的脾气才坏哩。”

　　“姐姐，现在世道变了，穷人坐了江山，小老虎有多大本事，就算他是孙悟空吧，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脾气再坏，有我们管着，他敢怎么样？”

　　“不过，也要防他一手。”她想杨部长在厂里讲的话，说，“他们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失败是不得已的。他们不会认输的。我们还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进攻。”

　　“你姐姐说的对，对这号子人，要防他一手。”汤富海觉得她说的话有道理，看了阿贵一眼。

　　阿贵板起面孔，不满地说：“刚回到乡下来，就训起人来了！我也没讲不要提高警惕。”

　　张学海在一旁凑趣地搭上来：

　　“在上海，你姐姐也教训我哩，老说我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有时，干脆叫我在家带孩子，她开会去了。”他怕她生气，慌忙又把话拉回来，说，“不过，她是青年团员，常常和党团支部的人来往，确实比我懂得多。”

　　他讨好地向她笑了一笑。她接着说：

　　“叫你在家带了几天孩子？男的带天把孩子就不可以？一定要妇女带？是谁订的规矩？现在男女平等了，谁都可以带。”

　　“看她嘴利的？”张学海找不出反对理由。

　　汤富海发现女儿懂得很多，能说会道，心里早按捺不住欢喜，给女婿一提，便再也忍不住了：

　　“是呀，这会，青年比我们老一辈的进步的多了。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他们脑筋灵活，一说就通，记性也好，见过的事，听过的话，就再也忘记不了。我们不行了。学海，我看，有辰光，也要听听他们的。”

　　汤阿贵在旁边见爹称赞姐姐，赶紧插上来说：

　　“那还用说，现在青年啥事体都带头，起先锋作用。在地里干活，春耕也好，秋收也好，哪次不是我们青年在头里？”

　　爹的眼睛朝阿贵一瞪：

　　“瞧你，翘起尾巴来了！啥事体都是青年，青年，我们老头子不干活，看你们毛头小伙子，能成啥气候？别的不说，就讲庄稼活吧，没有我指点你，单凭你那点牛力气，顶个屁用！

　　不是互助组领导，你们能起先锋作用？”

　　阿贵嘟着嘴，满脸不高兴。

　　巧珠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汤阿英去给她披上一件衣裳，叫醒她，说：

　　“上床好好睡去！”

　　张学海在一边沉默着，见阿英把巧珠搀到床边，他连忙说道：

　　“不早了，我们睡觉吧。”

　　大厅后面的鸡窝那里，发出清脆的啼鸡声，已经是深夜了，雄鸡在呼唤着黎明。

　　阿贵打了一个哈欠，眼皮有点搭拉下来。汤富海却精神抖擞，越说越有劲道，满是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疲乏的神情，兴致勃勃地对女婿女儿说：

　　“今年全村农民十个有六个参加了互助组，工人老大哥又给我们送来了抽水机，今年一定比去年打的粮食还要多。互助组的人全响应政府的号召，多种棉花多打粮食，支援工业建设，加强工农联盟。我们今后的生活更要好哪！你们累了，就先睡吧。赶明天早起，我带你们到村里去看看我们的互助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