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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钟光景,大太太和二太太她们在餐厅里吃完了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大太太有点累了,上楼回到卧房里去闭一会眼睛,养养神。守仁一放下箸子,脚底上像是有油似的,一滑就溜出去了,平安溜冰场有朋友在等他哩。二太太精神充沛,拿了一副美国造的玻璃扑克,走进东客厅里,把扑克往玻璃桌面的小圆桌子上一放,坐在一张朱红色的皮椅子上。透过玻璃桌面,她看到小圆桌子下面钢架上那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开得正旺,叹息了一声,说:
“花开得倒不错,只是他,不晓得前途怎么样……”
这一阵子,徐义德回来不大说话,不知道厂里“五反”真相究竟怎么样。她也不好多问,看徐义德的神色,大半不妙。她替他担心,也替自己担心。最近苏沛霖从乡下来,谈到乡下情形,更加重她的心思。现在是啥辰光?朱筱堂还想到上海来!她不能帮徐义德的忙,但也不能让娘家来人添徐义德的麻烦。目前徐义德已经够受了。要是哥哥还在的话,徐义德万一不幸有个三长两短,她还有个靠山,可以到无锡去。现在这个靠山倒了,徐义德又岌岌可危,她将来怕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想到这里,她立刻洗了洗牌,一张一张放下去,成一个宝塔形,第一排一张,第二排两张……第六排六张,全盖着,一排压着一排,只有第七排七张是翻开的,然后把手里多余的牌一张一张揭开,要是和桌子上翻开的牌数字邻近,就拿掉,再揭手里的牌。她拿到第四排,桌子上翻开的是两个A和两个Q,K、J和2已经出过不少,连揭了三张,数字都同A和Q不邻近。她心上浮起了乌云,心情有点沉重,如果“顺”拿不完,“开”不了“关”,那不是明明告诉她徐义德的前途不妙吗?她发现手里的牌不多了,大约还有十几张,再拿不了,就很危险。她的眼光盯着两个A和Q发愣。
老王从外边兴冲冲找到东客厅,见二太太在玩扑克,料想心情很好,便不假思索地走到她身边,报告道:
“太太,余静同志来看您!”
朱瑞芳满脸不高兴地望了老王一眼:
“啥鱼金鱼银,我不认识。”
他看到苗头不对,可还不知道二太太不是心思,连忙解释道:
“就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余静同志,听说她还是党支部书记哩。”
“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同我有啥关系?我不认识她,找我做啥?”
“她说,”他曲着背,冲着她慢慢地说,“想和您谈谈总经理的事……”
“和我谈啥?有事,要她找总经理去。就说我不在家。”
她把头一晃,转过脸去,又望着两个A和Q,揭开手里的牌,是张J,笑着说:
“这次可拿了一副。”
他见她脸上有了笑容,乘机小声说了一句:
“我已经告诉她,您在家里。”
她生气地把手里的牌往玻璃桌子上一放,歪过头来,问:
“什么?你为什么告诉她我在家里?”
“太太,我买东西报账,您不是总对我说,做事不要说谎,不要报假账吗?”
她瞪了他一眼:
“这和报账有啥关系?”
他弯了一弯腰,应声说:
“是,这和报账没有关系。……您事先没吩咐,小的这次说错了……”
她没等他说下去,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办别的事体门槛很精,就是这桩事体糊涂了。”
他顺着她说:
“是的,一时糊涂,以后一定留心。”
她没有再言语。他站在那里没走,想起余静还在等候,过了一会,说:
“太太,余静同志在门口等着哩。”
“唉,”她想了想,事情没法挽回了,只好说,“那你叫她来吧。”
他连忙退了出去,刚走出东客厅的门,又给她叫回去了。
她说:
“以后有人来看我,特别是厂里的人,要先问我一声,再告诉人家我在不在家。”
“晓得了。”
他走出去把余静领进了东客厅,接着送进来一杯绿茶,便迅速退出去,远远避开了。
她指着对面的那张朱红色的皮椅子,对余静说:
“对不起,请坐一歇,我这副牌马上就拿完了。”
她不高兴见余静,有意把余静放在一边,冷余静一下。她急于想知道徐义德的命运,不把牌拿完,没有心思谈话。她揭开手里的牌,是个2,拿出了一副A,又翻手里的牌。
余静坐在她的对面,看她只顾翻牌,不理人,便说道:
“你有事,那我改天再来。”
“这,”朱瑞芳想把余静气走,余静自己要走,那不是再好也没有吗?可是想到改天还要来,不如现在打发一下算了。她微微一笑,说,“真对不住,我马上就拿完了。你看,只有一张了。”
桌子上剩下了最后一张,是个7;她手里也剩下最后一张,不知道是啥,能不能开关,就看这一张了。她渴望这一张拿掉,迅速地翻开一看:是5,差一点,没能拿通。她把牌往旁边一推,自言自语地说:
“真讨厌!”
她的眼睛慢慢转到余静的脸上,自己嘴上浮起一个非常勉强的笑容: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歇。找我,有啥事体吗?”
余静本来准备和她先闲聊聊,慢慢再谈到徐义德身上,不料朱瑞芳开门见山,干巴巴地直接问她。她想了想,避开朱瑞芳的问题,岔开去说:
“早就想来看看你们,一直没有空……”
朱瑞芳立刻插上去说:
“你们忙,不敢惊动你们。”
余静没理会她话里的刺,很自然地说下去:
“你们在家里也很忙吗?”
“我们,蹲在家里没事,闷的发慌……”朱瑞芳信口讲到这里,觉得不对头:既然闷的发慌,那正好,余静一直和她扯下去,她怎么好走开呢?她丝毫不露痕迹地把话收了回来,说,“这一阵倒是比较忙一些。你们在厂里忙,我们在家里忙,大家忙个不停。不过么,我们在家里无事忙,整天手脚不停,忙不出一个名堂来,不像你们……”
“只要劳动都好!”
“劳动?”朱瑞芳不懂这是啥意思。她在家里忙的是打牌,看戏,吃馆子,买东西,和劳动有啥关系呢?她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是呀!”
“你们常常出去吗?”余静想了解她们参加不参加社会活动。
“有辰光出去……”
余静很高兴地接上去说:
“那很好。”
朱瑞芳接下去说:
“到南京路公司里买点物事……”
余静大失所望:
“哦。”
“有辰光也到淮海路旧货店跑跑,买点进口货……”朱瑞芳以为工会主席一来一定谈政治啥的,没想到余静和她谈家常。她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谈话也随便一些了。她说,“现在旧货店里也没有啥好物事,……”
余静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又不得不听,等她说完了,便问她:
“你们在家里看报吗?”
“报纸?看的,看的。”
余静的嘴角露出了笑意。她觉得坐在她对面的徐义德的二太太毕竟不错,家庭妇女能看报,知道国家大事,认识会逐渐提高,谈起话来就容易投机了。她又问了一句:
“每天看吗?”
“天天看。”
“养成看报习惯很好的,可以了解很多事体……”“是呀!”朱瑞芳叹息了一声,不满地说道,“这一阵没啥好看的,老是那几张片子:《思想问题》,《有一家人家》,《卡查赫斯坦》……越剧也老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没啥好看的。……”
余静凝神地望了朱瑞芳一眼:坐在她对面的朱瑞芳和她早一会儿想象中的朱瑞芳竟然是两个人。她不让朱瑞芳再乱扯下去,把话题直截了当提到“五反”上去,说:
“最近报上登的‘五反’消息很多,你没看吗?”
“‘五反’消息?”朱瑞芳心头一愣,她所预料的事终于在她面前出现了,冷静地反复思考,提高警惕地说,“没看,没看。”
余静见她不愿谈下去,便单刀直入地说:
“这是当前的国家大事,你应该看看。我想,对你,对徐义德都有帮助。”
朱瑞芳马上想起早些日子徐义德在林宛芝房间和她们谈的事。她生怕余静再说下去,慌慌张张关紧门:
“义德的事我们一点也不晓得。”
“我并不想打听徐义德的事……”
“哦,哦,”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失言了,余静还没有开口问,怎么倒先撇清,不是露出了马脚吗?她含含糊糊地说,“是啊,是啊。”
“看看‘五反’消息,晓得当前国内的形势,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劝劝徐义德,早点坦白交代五毒不法行为,可以从宽处理,对家里的人也有关系,你们应该劝他……”
“这个,这个,”朱瑞芳想打断余静的话又没法打断,勉勉强强地应付她,说,“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家庭妇女,也闹不清……”
“现在妇女和男子一样,可以管事,也有责任可以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处理家庭关系,劝说自己的亲属……”
“这个么,是那些能干的年青妇女的事。我们脑筋旧,不中用了。”
“不,听说你很精明哩!”余静有意点她一下。
“谁在瞎嚼蛆,没有的事。”
“徐义德回来不和你谈谈吗?”
提到这,朱瑞芳不由地气从心起,酸溜溜地说:
“他么,一回来,就钻到林宛芝的房间里。”她伸出右手的小手指来加强对林宛芝的不满和轻视,说,“啥也不和我谈。我在徐家啊,就像是个聋子,啥也听不到;又像是个瞎子,啥也看不见;如今变成个哑巴了,啥也说不出来。”
“林宛芝啥事体都晓得吗?”
“她呀,自然什么事都晓得,”朱瑞芳一提到林宛芝,仇恨的激流就从心头涌起,现在借机会把事体往她身上一推,让她去做难人:不说出来,看她怎么对付余静;说出来,瞧她哪能有脸见徐义德。这样反正对朱瑞芳都有利。她撇一撇嘴说,“他有啥事体,总对她说。我嚜,经常蒙在鼓里。有的事,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全晓得了,我还不清楚哩。”
“林宛芝不是出去了吗?”
“是呀,她常常出去,谁晓得她到啥地方去了。”
余静听她推三推四的口气,叫你无从谈下去。但余静不能白来一趟,空着两手回去,怎么好向杨部长汇报呢?她把话拉回来,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在沪江厂里做工很久了,徐义德和你们家里的事我多少也晓得一点。你今天讲话太客气了一些,总说啥不晓得。你说我会相信吗?”
朱瑞芳的年龄起码比余静大十岁,她听了余静这几句老练而又有骨头的话,余静倒好像比她大十岁光景。她一时回答不上余静的话,随手拿过散乱地放在玻璃桌子上的扑克,望着那上面裸体女人的画图,耸了耸肩,轻松地说: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她把扑克理好,洗了洗,说:
“我这个人,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人家总说我精明,其实我一点也不精明,啥事体也不晓得。我只会起起卦……”
她又把牌一排一排的摆好,要“开关”,再问问徐义德的吉凶祸福。
“起卦有啥用场?这是洋迷信。你年纪不小,懂得的事体不少,有时间应该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考虑徐义德的问题,劝他坦白交代,这样对徐义德才有帮助。徐义德的事体你一点不关心吗?”余静不让她把牌摆好,提高了嗓子说。
这个问题朱瑞芳没有办法再说不知道了,她点点头,接着手里的牌,蹙着眉头,忧虑地说:
“义德的事么,我当然关心的。”
“你希望不希望他快点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呢?”
“当然希望啰。”
“你要劝劝他。”
“他么,”朱瑞芳眉头一扬,怕余静又引到她身上,连忙推开,说,“从来不听我的话。我哩,啥也不晓得,哪能劝他呢?”
“就算你不大了解他的问题,也应该劝他坦白。这是政府给他的出路。他不坦白,根据他的五毒罪行,人民政府也可以定罪。那辰光,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朱瑞芳不愿意再听余静说下去,望着玻璃桌面下边的娇妍的水红色的月季花,没有答她,像是在想重大问题。东客厅里静静的。余静望着她光溜溜的乌黑头发上玛瑙色的鸡心夹子,心里有点忍耐不住,真的想跳起来质问她,一想起今天是头一回来,事情还没有个眉目,得耐心点。她又忍住了,耐心地等她说话。她听余静很有斤两的话,态度有点改变,不敢顶下去,也不好意思再沉默下去,慢悠悠地说:
“这些事,我看,你还是找义德自己去谈好。也希望义德能够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不过我们女人家不了解他那些事体。”
朱瑞芳把门关得更紧,点水不漏。余静咬咬下嘴唇,站了起来:
“需要的辰光,我会找徐义德的。我刚才说的话,希望你很好考虑考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余静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朱瑞芳送到客厅门口,露着牙齿,半笑不笑地说:
“不远送了。”
朱瑞芳说完话,径自上楼去了。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指着余静的背影,耸了耸鼻子,说:
“真讨厌!害得我‘关’也没有‘开’!”
她一笃一笃地走上楼,去敲大太太房间的门。
大太太今天多吃了一个芝麻汤团,胸口感到有个啥物事堵着,不舒服。她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自己不断用手抚摩着胸脯,帮助肠胃消化。朱瑞芳敲门,她正在闭目养神。她以为是娘姨送啥物事进来,躺在床上没动,只是迟缓地低低地应了一声:
“进来!”
门开了。大太太半睁开眼睛朝门觑了觑,一见是朱瑞芳,她坐了起来,说:
“原来是你……”
“真倒霉!”朱瑞芳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在床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说,“真倒霉!”
大太太不知道出了啥事体,关心地问:
“守仁出了事吗?”
“他,现在好了。”朱瑞芳在别人面前总给守仁说好话的。
她说,“不是他,是工会主席……”
朱瑞芳把刚才余静来的情形向大太太叙述了一番。大太太伸了伸舌头,小声地说:
“你的胆子可不小!工会主席好得罪的?”
“工会主席哪能?她的权力再大,也管不到我这个家庭妇女身上。”
“不能这么讲,工会主席总是工会主席呀!”
“我有意这样的。”
“你晓得,”大太太望望门外,没有人,声音稍为放大了一点说,“现在是啥辰光?”
“不是在‘五反’吗?”
“对啦,不比平常,现在是‘五反’。你哪能对工会主席这个态度。”
“她能把我怎样?就是因为‘五反’,我才对她这样。要是在平时,我对她会好些。我才不怕她哩!”
“她对你没有办法,对付义德可有办法啊!”
大太太这句话提醒了朱瑞芳。她心头的一股怨气马上消散,头脑清醒了一些,有点后悔,说:
“你的话倒是的。”
“我们不能帮义德忙,可也不能增加他的负担!”
朱瑞芳连忙声明:
“我也是为了他。义德不是说,要是厂里有人来,大家回说啥都不晓得吗?”
“这个,也是的;不过么,讲话也可以客气点。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犯不着去碰人家……”“我心里气不过,”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做的有点过火,想挽回这个局面,向大太太讨救兵,说,“你看,怎办呢?”
“能不能追回来?”
“人家早走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大太太低下头来,想了想,说,“下次来,对她态度好一些,也许可以挽回。”
“唔。”朱瑞芳说,“下次她来,一定好好敷衍敷衍她。”
用不着等到下次,当她们两人在楼上后悔没法挽回,余静又坐在东客厅的玻璃小圆桌子面前,在和林宛芝谈话了。
刚才余静走到徐公馆的黑铁大门那儿,老王给她开了门,她正要跨出去,林宛芝手里挟着一大包东西,从南京路回来了。老王走上去接过林宛芝手里的那一包东西,指着余静对她说:
“太太,这位余静同志来看你。我说,碰巧您上街去了。
她和二太太谈了一阵,正要走,您回来了,真巧。”
林宛芝从余静那身灰布列宁装上就猜出她是厂里的同志,一听到余静这两个字,完全清楚了。她是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徐义德在家里常和林宛芝提到她。林宛芝对她点点头,说:
“对不起,我上街去买了点零碎物事,差点碰不上你。里面坐,里面坐。”
林宛芝热情地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进大客厅,想起朱瑞芳她们在家,就把她带进东客厅,指着靠窗户那边的小圆玻璃桌子,说:
“这里坐吧,安静点。”她转过脸去,对老王说,“倒茶,拿些点心来。”
余静摇摇手,说:
“我不饿。”
“不要客气,我也要吃一点。”
“今天预备的点心是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好不好?还是弄点别的?”
老王知道林宛芝不喜欢吃汤团的。果然林宛芝说:
“汤团?腻得很。有啥清爽点的。”
“蟹壳黄①怎么样?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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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蟹壳黄即烧饼。
“也好。”她转过来对余静说,“来了很久吗?”
“没多久。”
“真对不起你,早晓得你要来,我今天不上街了。”林宛芝仔细地向余静浑身上下望个不停。她一辈子也没见过共产党员,更没有见过女共产党员。关于共产党员的事情她倒听说过不少,可是没有见过共产党员。在她的脑筋里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也是十分厉害的人,一定生得和众人不同,可是余静浑身上下却和普通的女人一样,看不出有啥区别来。但她的眼光仍然不断地端详余静。
余静给她看得有点奇怪,以为自己身上衣服有啥破的地方,低下头来看看,没有,她说:
“没关系。……”
“这一阵,厂里忙吗?”
不等余静开口,林宛芝主动谈到厂里的事。这是一个机会。余静觉得林宛芝热情而又直爽,一见面就谈得来,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她就直接和林宛芝谈到徐义德的事,说:
“是呀,忙着搞‘五反’,今天来看你,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徐义德的事……”
林宛芝心头一愣,一个不祥的兆头掠过她的脑海:在她上街以后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难道徐义德出了事吗?她关怀地反问道:
“义德不是在厂里吗?”
“唔,在厂里。”
林宛芝仿佛悬在半空中的那颗心放下了:
“他的事怎么样啦?”
“还是不肯坦白。”
“那多不好。”林宛芝听余静不满的口气,立刻感到徐义德的影子就站在自己身边。
“他不坦白,家里人要帮助帮助他才好。”
余静说完了话,注视林宛芝面部的表情。林宛芝微微低下了头,避开余静的视线,叹息了一声,说:
“我可没有能力帮助他呀!”
“为啥没能力?”
“女人家有啥能力?他的事从来不和我商量,一回到家里,向来不谈正经的。”
“女人和男人有啥不同吗?”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林宛芝一时答不上来,她望着玻璃小圆桌子下面的那盆水红色的月季花,望着地上的草绿色的厚厚的地毯……在这些物件上找不到答案,也得不到启发。她吞吞吐吐地说,“这个,是不同呀!”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那是的。”
“有啥不同?”
“他们当家。”
“我们女人就不能做主吗?”
她怀疑地问:
“你说女人和男人是——”
“一样的,平等的。应该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
“我和别的女人也不一样……”林宛芝没有说下去,注视着余静。她听余静说下去:
“为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人。”
林宛芝的眼睛里露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的光采。她在徐公馆,总觉得低人一等,感到头上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抬不起头来。她有天大的理由也说不过那两位太太,只要她们伸出一个小手指来,她就啥也说不出来了,好像自己这个卑贱的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徐义德虽说很宠爱她,但也只是拿她当一只金丝笼中的娇嫩的小鸟儿看待,抓在手里,绝不放松一步。像是徐义德很多财产一样,她不过是徐义德的一个能说话的财物。余静对她的谈话,使她明白自己地位原来并不低于别人,第一次感到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余静进一步说:
“今天来找你,就是因为你有能力,一定能帮助徐义德。”
林宛芝半信半疑,指着自己,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我?”
“就是你!”
林宛芝的脸上堆满笑容,高兴地问:
“我哪能帮助他呢?”
“你应该劝他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改正错误,接受党和工会的领导,合法经营企业,这是唯一的出路。”
林宛芝思索余静的话。
老王送进来一盘蟹壳黄和两杯浓香扑鼻的咖啡,放在玻璃的小圆桌子上。他问林宛芝:
“还要点啥?”
林宛芝摇摇头。老王拿着托盘,悄悄退了出去。林宛芝用箸子挟了一个蟹壳黄放在余静面前的淡青色的空碟子里,说:
“先吃点心吧。”
余静没吃。林宛芝给自己拿了一个,边吃边说:
“别客气,吃吧。”
“好的。”余静吃了一口,又放到淡青色瓷碟子里,问她,“你说,我讲的对吗?”
“对是对,”林宛芝咽下嘴里的蟹壳黄,说,“只是——”
余静代她说:
“没有能力?”
林宛芝笑了。
“只要下决心做,一定办的到。”
余静坚决的口吻给林宛芝带来了勇气。她问:
“像我这样的人也行吗?”
“当然行。”
“只怕办不好……”林宛芝还是没有把握。
“一次不行,两次,……十次,百次,最后一定办到的。”
林宛芝从余静充满信心的言语里吸取了力量,很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
“让我试试看。”
余静告辞,林宛芝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多少年来总感到自己是徐义德附属的物事,只有余静第一次拿她当一个独立的人看待,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在余静面前比在一般人面前要高的多。她紧紧握着余静的手,眼睛里忍不住润湿了。余静热望地对她说:
“好好努力,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
林宛芝微微点点头,很激动地望着余静,很久很久,才放她走去,说:
“有空请到我这里来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