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25
戚宝珍今天睡了午觉,起来感到精神很好,看到屋子里有些乱糟糟的,便兴致勃勃地动手整理了。她首先把杨健的衬衣短裤和珍珍的小衣小裤拿到卫生间里,在浴缸里放了水,给泡上;转过身来,又把桌子上的什物摆齐,铺好床,扫了地,就到卫生间去洗衣服。她弯着腰洗,因为很久没有做事,劳动给她带来了愉快,不洗完,手简直停不下来。等她把衣服晒上,走出卫生间的时候,她额头上飞舞着金星,整个房间在她面前旋转,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摇摆着,仿佛大地在动荡,哪能也站不稳。她扶着床,一步步好容易走到床边,仰身往床上一倒,紧闭着眼睛,房间里静静地,只听见胸口怦怦地激烈跳动,十分闷塞。她勉勉强强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枕头,稍为好一点,可是呼吸还是不顺畅。
过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她慢慢恢复了正常,睁开眼睛,看到整洁的房间和卫生间晒的衣服,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气恼。高兴的是今天总算打扫了房间又洗了衣服,这是她好久想做而没有能够做的事。也是这样的事叫她气恼:为啥做了这么一点点的事,就感到那样吃不消呢?要是在过去,别说这点事,就是再多一些活也不打紧。现在哪能竟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不相信自己的体力坏到这个程度,伸手到枕边拿过一面小小的圆镜子,对着自己的面孔照过来又照过去,好像在追寻失去了青春的体力。
如烟一般的往事,又一幕一幕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她和杨健都在上海一座私立大学里读书。杨健读的是中文系,戚宝珍是教育系,虽然他比她高一班,选修课却常碰在一班里。中国通史这一课,他们俩人不仅在一班,而且同一张桌子。杨健在学校里的功课很好,几乎他所读课程的成绩都名列五名以前。当时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在学校里很活跃,学生方面有啥组织,他不是委员,就是代表。他是消息最灵通的人,对于抗日战争的前途他比任何人看的清楚,分析的头头是道,和他接近的人得到鼓舞,同他谈过话的人找到前进的方向。同学们有疑难不决的问题都去找他,他总满足你的要求,设法给你解决。经过他用各种办法介绍,许多同学暗中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学校里,在公开的场合,他非常沉默;在校外宿舍里,在个人接触中,他是个富有风趣的人,谈起来就滔滔不绝,可是一点也不罗嗦。
认识他的人常常到他的宿舍里来,不认识他的人想法和他接近。戚宝珍发现他常到图书馆去,她也常到图书馆和他一道看书。他每次到图书馆都挟了许多书,放在他面前,低头在看书,在写笔记,没有注意她有意坐在他的附近。她故意和他谈论中国文学啥的。吃饭后,他们两个人常常肩并肩地在校园里散步。
一九四三年夏天,杨健读完了大学,组织上决定他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校去学习。两人相约:她毕了业,便到苏北来,参加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临别前夜,他们两个人手挽手地在河边草地上走来走去,几次走到校园门口,她又把他拉回来,舍不得离开校园,舍不得离开草地,舍不得离开小河,舍不得离开夏夜的宁静。
一九四四年八月,她来到了苏北,和杨健结了婚。婚后,她分配在县政府教育科当干事。这个工作正投合她的兴趣。
第二年十月,她生下珍珍。那时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国内并没有取得和平,解放战争的烽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了。杨健和戚宝珍随着部队转移到山东。他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工作。
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上海解放,组织上调动大批干部支援上海,杨健一到了上海,分配在长宁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不久,戚宝珍带着珍珍也到了上海,在长宁区人民政府文教科担任副科长职务。同时还在沪江纱厂夜校里兼一点课。开头一年多,她工作非常努力,从清早忙到深夜也不感到疲倦。在解放区积累的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她研究怎样在区里运用,有时还挤出时间给区里小学教员做报告。自从发现自己有心脏扩大症,精力就不如从前了,开始并不服输,一次又一次躺下,不得不叫她徒唤奈何了……
过去这些事在她脑海里涌起,非常新鲜,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自己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做了这么一点点家务事,身子竟支持不住。从那面小小的圆镜子里看,自己的容颜并未消瘦,眼角上也没有长起扇形的皱纹,从表面上看,还是年青有为不减当年,她生气地把镜子往床头一放,怨恨地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个鬼身子!”
叶月芳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劈口问她:
“你骂啥人?”
她没有注意有人来,突然听到人声,兀自吃了一惊。她侧过头去看,见是叶月芳,想起床招呼,立刻给叶月芳按住了。叶月芳坐在床边,对她说:
“你躺着好了……”
沪江厂的“五反”工作热烈展开,杨健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回家。他嘴上不提,叶月芳心里知道的。今天叶月芳到区里来有事,杨健对她说:办完事,有空,到他家去一趟看看。
她见了叶月芳,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一个人老是蹲在房间里,总希望见到一些朋友,等到朋友来了,又觉得不如一个人在房间里安静。她以为区文教科叫叶月芳来的,不等她讲下去,抢先说道:
“唉,今天睡了午觉,起来精神好些,收拾了一下房间,就又倒下了。”她的眼光望着叶月芳,那意思说:别看我躺在床上好好的,我的身子可是不行呀!
叶月芳没有留意她的眼光,不假思索地说:
“医生不是要你好好休养,一个人蹲在家里哪能工作,我劝你还是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时期才好……”
她每次见到人,总怕别人误会她蹲在家里好吃懒做,暗中说明自己的病,但听叶月芳的口气,完全了解她最近的健康情况。她就不详细说下去,改了口:
“厂里正在‘五反’,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哪能闲得住?”
“这个心情,我是了解的。”叶月芳的两个腮帮子上浮着两个小小的酒窝,同情地说,“我一闲下来,就觉得闷的慌,一天不做许多工作,就仿佛一天白过去一样,想起来心里就不舒服……”
“你说的是呀,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老实讲,见到你们生龙活虎般工作,我心里就静不下来。好几个月没上班了,在家里也不能给杨健一点帮助。”
“杨部长晓得你在家里闷的慌,特地叫我来看看你。这两天厂里忙……”
“厂里‘五反’进行的哪能?”
“‘五反’吗?”叶月芳怕讲起厂里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会妨碍她休息,迟疑地没有说下去。
“为啥不肯告诉我?”
“你还是好好休息,别操这份心了。”
“你告诉我,我不操心就是了。”
叶月芳简单地告诉她最近“五反”的情况,她顿时兴奋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焦急地问:
“徐义德这么顽强?”
“资本家不会痛痛快快地坦白的。”
“让他这样纠缠下去吗?”
“只要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徐义德就孤立了。”
“你这个意见很对!”她钦佩地望着叶月芳。
“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杨部长的。”
“哦。”她没有再赞扬,改口说,“夜校的人都参加‘五反’了吗?”
“当然都参加了。”
“只有我这个病号蹲在家里。”她的手按着胸口,内疚地说。
“杨部长常常想念你,觉得他不能多照顾你,心里老过意不去……”
“让他忙吧。我这个病号不能工作,还能妨碍他工作吗?叫他安心在厂里工作,别挂念家里。告诉他我很好,别说我又躺下。” 叶月芳感到有点为难:她怎么好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杨部长?但又不好违背病人的嘱咐。她未置可否地“唔”了一声。戚宝珍接着说:
“你以后也别来看我,影响你的工作。”
“来看你,也是我的工作。”
“不,你别听杨健的话。”
“不单是杨部长,夜校里的人都关心你,余静同志也常常想你。本来余静同志今天要同我一道来看你,给余大妈找回去了。明天是清明,她们准备到龙华上坟去。”
她望着挂在墙上的日历,果然上面有四个老宋字:“明日清明”。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提起,我到忘记了。国强过世快三年了。在解放区的时候,我和杨健常常谈起他,以为进上海一定能够见到他。谁晓得永远见不到呢!他牺牲得很英勇,照道理我也应该和余静一道去上坟,只是这个身体……”
“等明年清明再说吧。”
“唉,这个病啥事体也做不了。你告诉余静,别关心我。也在厂里够忙了,别来看我。你,忙你的工作,也别来看我。”
“再忙些,我也应该来看你。希望你好好休养,不要急。组织上决定你休养,这就是你的任务。等休养好了,要做的工作多着哩。”
“这个道理我懂。我也劝过别的同志,可是临到自己头上,老是想不开……”
“这道理你当然懂,那你就休息休息吧。闭着眼睛睡一会,好不好?”叶月芳像是对小孩子说话似的。
她讲了半天话,确实有点累了,上眼皮搭拉下来,慢慢地睡着了。叶月芳看到卫生间的衣服,她走过去,悄悄地拿到院子里去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