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1)
黄宏，改变我命运的人(1)
我和黄宏认识是在1989年的春节晚会。那年他第一次上“春晚”，好像和方青卓等人一起演了个关于喝酒的小品。而我是因为晚会节目时间不够长，节前十几天临时加了一个小品《懒汉相亲》。不知是谁推荐的让我来演，我还从来没演过。我不了解小品那么容易“火”，更不知道日后它能让我挣那么多名和钱。
一天晚上彩排完了回家，我的前公公问我这些天在忙什么，这样早出晚归。我告诉他我要上春节晚会，演一个小品。他问我演什么角色，我又告诉他演个老姑娘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神儿不大好，一会儿把暖瓶踢碎了，一会儿又坐在气球上。
“干吗？拿肉麻当有趣？”他直眉楞眼地瞧着我。
“对。”我说，“拿肉麻当有趣。”应了这句话后我幡然醒悟。天哪！太露怯了！不定多少人会这样评价我。我是一个搞“高雅艺术”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手里端着茶水、兜里揣着牙签走进排练厅的“艺术家”，怎么能去演这么矫情的角色呢？万一剧院里的老师们在电视里看见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回去吗？
我当即决定退出春晚。第二天我找到负责语言类节目的导演告诉她我不想上了。她诧异地盯着我像盯一个外星人。
“宋丹丹，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上春晚？你知不知道我们毙了多少小品？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春晚得凭多大造化？”
我不得不诚实地说我不知道。
总之，我是在犹犹豫豫、扭扭捏捏、半推半就的状态下走上了“春晚”舞台。我万没想到当我操着不知是山东哪个地方的口音、捏着小嗓儿说：“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的时候，全国已有上亿观众认识了我。我也不知道台底下坐着一个叫黄宏的男孩儿，他已打定了主意要跟我合作。
当时我们都还不满29岁，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超生游击队》是黄宏自己创作的，他邀我一起上1990年的新年晚会。那时候我正怀着近7个月的身孕。
“不行，”我在电话里说，“我演不了，我大着肚子。”
“要的就是这个。”他说，“你还省得往里垫枕头了。”
每天，一到排练厅，我先把大肚子搁桌上喘喘气儿，气儿喘匀了，还得靠床上歇歇脚。边歇脚边跟黄宏聊天，聊着聊着我肚子就饿了，得下楼去吃口饭。吃完饭上来又挺困，于是再睡会儿。也有的时候吃过午饭，我靠在床上打游戏机，他就歪在我旁边闭目养神——条件差，就一张单人床，只好将就些。问题是歪就歪吧，没过几分钟他就鼾声如雷了，这有点儿不像话。我使劲摇晃他，“起来起来起来！麻烦您注意点儿行吗？您也太不把我当女的了吧！”我们俩都笑起来。
总之等我完成一系列的身体调整，排练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了，逼得黄宏逢人便诉苦：“跟个孕妇合作，那真是太——困难了！”
打死我也没想到《超生游击队》能那么轰动。中央台的新年晚会从没出现过那么“火”的节目。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一夜成名”。
第二天我和我的前公公一起去菜市场，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和我搭话，我腆着大肚子简直疲于应付，我公公在我身后朝他们不断微笑颔首：“谢谢，谢谢。”
我一扭头：“嘿，有您什么事儿啊？”
“丹丹，他们都是你的观众。”估计老人家无法不震撼于影视传媒的能量，过去的“不屑于”如今需要重新审视。
有一天我接到黄宏的电话，他轻声地、慢悠悠地说：“丹丹，你什么时候还我那4万块钱哪？”
“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块钱？”我一听急了。
“你在家生孩子，起码耽误我挣4万块……”
挂上电话我把这话学给英达和他父亲听。
“4万？”老人家吃惊地说，“我要有4万块，这辈子我什么都不干啦！”
我看着他：“别说您，我也不用再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