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小传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年10月27日，张治中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西乡洪家疃村一户农民家庭。张家祖上曾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但到张治中爷爷和父亲手上，家道早已一落千丈，败落不堪。其父靠种几亩地和闲暇时给别人做点篾器活挣点钱，一家人才得以勉强?口。张治中是家里长子，因此，父母亲虽然度日维艰，还是送张治中进了私塾，让他跟先生寒窗苦读十年，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应试及第，重振家业，光宗耀祖。1903年，张治中参加了一次清王朝的科举考试。落榜后，张治中发愤攻读，准备来年再考。

　　但这时清王朝为维护其封建腐朽统治，借口顺应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进行了一系列“筹办新政”的假改革。其中一项即是废除科举制度，开办新学。面对关上的仕途大门，父亲决定改弦更张：他将张治中送到丰乐河镇吕德盛号百货店当了一名学徒。

　　对于富有远大理想的张治中来说，做一名小商人显然不是他的愿望。1907年，张治中和几位同乡远走省城安庆，看能否有机会考进一所免收学费、包吃管住的武学堂。在等待中，他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先后做过富家公子陪读、门房，当过“备补兵”等。后来，在一个当警察巡长朋友的帮助下，他当了一名正式警察。任务是给扬州盐运使署大门站岗。在此期间，张治中一边发愤学习新知识，一边继续等待着进入军校的机会。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但使张治中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也为他带来了发展机遇。此时，他觉得“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

　　1911年底，张治中前往上海参加了学生军。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但他仅任职1个月又13天，便让位于袁世凯。1月，上海学生军被调往南京，改编为临时政府陆军部入伍生团。1912年冬，在孙中山先生等人的周旋下，入伍生团的学生被收入武汉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张治中又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尽管置身在军阀气息浓厚、各种恶习深重的氛围中，张治中却始终能洁身自好，怀着振兴家国的壮志，刻苦学习，努力进取。1916年，张治中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前夕，面对军阀混战、外国列强入侵的动荡局面，苦苦思索着个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17年初，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徽军阀倪嗣冲的安武军中当了一名见习军官。安武军前身是袁世凯任清廷大臣时期给他担任警卫的武卫军右翼，是一支军旗上沾满辛亥革命起义将士鲜血的反革命军队。张治中置身在这支罪恶、腐败的队伍中，觉得郁闷之极，六个月的见习期还未满，他便悄然出走，经上海再到广州，找到了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请求参加护法运动。经孙中山介绍，张治中加入滇军第8旅并随军开赴福建讨伐闽督军李厚基。不久，张治中严谨的军人作风和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使他受到旅长伍毓瑞的高度赏识。张治中的职位从一个挂闲职的上尉参谋，先后担任警卫队长、连长、营长。张治中带兵，从不摆长官的谱。他同士兵们同吃同住，从生活上细心关照他们，从精神上耐心教育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化他们。张治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带兵方法，使他深受士兵的爱戴。不管他走到哪里，士兵们一看到这位面容文雅和气、身材高大挺拔的年轻人，都亲切地称呼他张长官。遇到敌情，张治中总是冲锋在最前线。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曾谈到自己一生有五次历险，其中就有三次是出现在征闽战事中。

　　随后，张治中又随部奉孙中山之命到广东讨伐桂系军阀，结果部队反被军阀吞并。张治中几经辗转，又加入川军。历经四川各军阀混战，他死里逃生，再次来到上海。1922年春，张治中进入有“红色大学”之称的上海大学。当时，上海大学被视为“宣传共产主义的著名温床”，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都曾在上海大学执教过。1923年，应伍毓瑞之邀，张治中二下广州，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不久，张治中加入国民党，并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黄埔军校任职。正是在黄埔军校，张治中结识了两个对他后来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位是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另一位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前者，他视为中国革命的希望和领袖；后者，他们互相欣赏，无所不谈。周、张二人不但从此结下深厚的友情，也使张治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他日后成为坚定的主和派代表影响至深。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逐步走到了国民党政治舞台的中心，夺取了党政军大权。表面上，蒋介石仍打着“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蒋介石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积极培植自己的党羽，伺机而动。北伐战争期间，1927年4月，蒋介石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张治中的精明强干，雄才大略，使他很快成为蒋介石的麾下虎将，蒋介石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但同时，蒋介石对思想激进，被学生戏称为“红色团长”的张治中又满腹狐疑，一再派人暗地里调查他是不是共产党或有通共的蛛丝马迹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张治中去了欧美国家。经过在国外的一番游历，面对别国的蓬勃发展，对比中国的落后、动荡和分裂，使他深受震撼。他感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和平与发展，才能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28年秋，张治中向国民政府辞去军政厅厅长职务，坚决请求继续到军校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他觉得办军校是自己的专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办教育不失为一条提高国家地位的途径。经蒋介石批准，张治中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次年，张治中升任教育长。对于张治中办军校的高水平，蒋介石是深信无疑的。从1928年到1937年，十年中，张治中共为国民政府培养了12000余名学生。其间，张治中曾奉命率兵参加过三次“讨逆”之战和两次抗击日寇之战。

　　两次淞沪抗战，即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932年新年伊始，日海军便在上海吴淞口不断挑衅我军民，28日晚，日军公然对我上海守军发起进攻，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被迫反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张治中面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和妥协的投降政策，坚决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去上海阻击日寇侵略者。2月14日，张治中率领由87、88两师合成的第5军，兼辖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第1团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与主动抗日的上海驻军19路军并肩作战。在前线，张治中作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领第5军防守在庙行镇、蕴藻浜南北两岸及吴淞口西等地。他抱着为国家民族殉职之心，留下遗书一封，表示：“……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2月22日，与日寇庙行战斗一役，日寇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张治中率领第5军全体将士奋勇抵抗，战斗打得空前惨烈。及至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有的伤员不能动，就对敌人用牙咬、手抓，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我方军队以死相拼的顽强作战精神，使日寇遭受严重挫败，只得仓皇撤退。张治中赴沪抗日，取得庙行首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和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二八”淞沪抗战从1月28日持续到3月3日，历时35天。参加抗日的将士和上海人民共伤亡近30000余人。然而，这血的代价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换来一纸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5月18日，张治中郁郁回到南京，继续在中央军校担任教育长。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全面展开其侵华的罪恶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浪潮。历经“西安事变”的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呼声，只得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自1936年开始，张治中秘密兼任京沪分区的负责长官。他长年往返在京沪路上，一面积极实施防御措施，一面密切注视着日寇在上海淞沪一带的行动，随时准备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正义战斗中。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本着“为至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最要者”的野心，再一次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面对日寇发起的疯狂攻击，驻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奋起还击，痛击侵略者。上海守军分为左右两翼，分别布防线于苏州河北、南及黄埔江西、东地区。张治中作为临战受命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役的左翼阵地。早在此前的8月1日，张治中便以京沪警备司令官名义于同日先后发布《告淞沪将士书》和《告京沪区民众书》，号召大家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勇往直前，携手共进，抗击侵略者，并表示了自己抗日之决心。战斗打响后，张治中始终穿梭在第一线，冒着敌人的炮火，从容指挥作战。有时候，由于遭遇敌人飞机轰炸，他就舍弃汽车，以自行车代步。作战中，张治中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数次下达总攻命令，将被日寇占领的阵地一个个收复。正当战斗朝着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发展时，南京最高统帅部却先后发来三次停战命令。在最关键时刻停止进攻，不但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宝贵的攻击时间，更给日寇以喘息之机，得以调遣大军增援。张治中愤懑难抑，加上日夜为战事操劳，身体极度虚弱，以致到了行路都需要人架着走的地步。9月4日，他向蒋介石递上辞呈，请求免去其第9集团军总司令一职。9月22日，张治中怀着难以言表的沉重心情，离开了战火中的上海，回到南京。这期间，在淞沪战场上，日寇兵力已增至10万，国民党军队战术已不得不由积极攻势改为被动守势，继续同敌人艰难抗衡。最后，在侧背受敌的情况下，南京最高统帅部于11月8日下达全线撤退命令，上海沦陷，历时三个月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告终。

　　张治中参加和指挥的两次淞沪抗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虽然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张治中在两次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使他无愧于抗日民族英雄的称谓。

　　此后，张治中结束其军校生涯。1937年11月下旬，张治中被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政府主席。针对官场普遍存在的萎靡、腐败风气，为了对症下药，一上任，张治中便微服私访，下到各县了解情况。访查中，张治中痛心地看到，官员们根本无心为民造福一方，而是绞尽脑汁欺压民众，为自己搜刮民脂民膏，极尽贪赃枉法之能事，而广大农民被各种苛捐杂税压得透不过气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路所见所闻，使张治中感到，国民政府要想繁荣兴盛，必须励精图治，非彻底整治这种在国统区蔓延的颓废腐败风气不可。张治中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制定了《湖南省施政纲要》和《湖南省组训民众改进政治加强抗日自卫力量方案》，并积极推行和实施，希望以此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湖南”。张治中在湖南最突出的政绩，一是组织训练民众参与政治管理和团结抗日；二是联共抗日。他始终认为，只有全中国人民携起手来，才能有力地抗击入侵者，并最终取得民族自卫斗争胜利。他在任职的一年时间里，湖南省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的共产党员大部分得到释放。他不但在自己权利范围内努力维护和建立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甚至不顾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猜疑，致电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并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然而，张治中理想中的政治局面根本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1938年11月13日，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反动政策下，一场有预谋的长沙大火，几乎将这座历史名城焚毁殆尽，并给长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大火发生后，张治中含悲忍辱，处理完善后工作，怀着对长沙人民的无比负疚心情，引咎辞职而去。

　　这时，南京政府已迁往重庆。蒋介石致电张治中要他立即奔赴重庆。在重庆，蒋介石深知自己对这次长沙大火难辞其咎，张治中只是自己的替罪羊，因此，他没有再为难张治中，而是将张治中当座上宾款待。蒋介石拿出两个职位要张治中挑选：一是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主任，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挑选了后者。尽管侍从室主任完全是蒋介石独裁的傀儡，张治中必须直接听令于蒋介石，然而，张治中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其先后任职侍从室主任和国民党政治部部长期间，他多次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持坚决反对意见，在许多事情上秉公执法，并建议蒋介石撤消了一些有损国民政府威信的机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张治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力主和平、联共抗日的正确主张。1941年春，由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皖南事变发生，震惊中外，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罪恶暴行的一致谴责和抗议。事变次日，张治中连夜奋笔疾书，给蒋介石写下万字谏言书，对国民政府在民族存亡系于一线的关头残杀自己同胞、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痛心疾首，并再次忠告：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民政府只有与中共精诚合作，比肩抗敌。此后，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所进行的三次正式谈判，张治中参加过两次，分别是1942年和1944年。尽管张治中的思想受他当时所处政治环境和地位的局限，但无论局势怎样复杂、动荡，张治中联共抗日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坚持主张抗日；他为开创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更是付出了艰辛而不懈的努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标志着中国人民八年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久，蒋介石置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建设国家的愿望于不顾，一边到处煽起内战的烽火，一边假惺惺地接连三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张治中这位从未与中共交战的国民党主和将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代表，要他飞赴延安接毛泽东到重庆。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代表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到达重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特意将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让毛泽东白天办公、会客。蒋介石抓住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的机会，纠集大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想在短时间内控制华北、华东和东北等地的交通要塞，逐步掌握内战的主动权，实现其“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设置障碍，使得重庆谈判进展缓慢，处于边打边谈的状态中，一度陷于僵局。直到10月10日，国共两党才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1日，张治中又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同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政府就未尽事宜继续谈判。

　　在整个重庆谈判过程中，国共双方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谈。张治中因为解决新疆事变事务，参加了其中九次。当他获悉蒋介石秘密下达“剿共”密令，身在边疆的张治中深感“内外交困”。他连夜修书给蒋介石，强烈反对其出尔反尔，再掀内战狂澜。不久，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反战思潮，再次急召张治中回重庆参加同中共和谈。1946年1月6日，张治中从新疆回到重庆。经过和平谈判，国共两党尽管于1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然而，蒋介石却从未停止过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张治中不顾个人安危，在多种场合慷慨陈词，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这种无异于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2月25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周恩来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民军之基本方案》。2月28日，张治中同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对全国各地的停战情况进行调查。在武汉，当周恩来对张治中讲到中原军区部队处境艰难，主要是各种必备物质匮乏时，张治中当即签字，命国民党后勤单位照数发给。在处理中共事务上，张治中总是本着“国共合作”的思想，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拉近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的距离。当三人军事小组最后来到延安时，张治中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会上开心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将“张治中三到延安”写进去呀！然而，当对国共和谈充满信心的张治中回到重庆时，却遭到国民党主战派人士的猛烈攻击。眼看残酷的内战又将爆发，张治中怀着难比沉痛的心情，离开重庆，第三次飞赴新疆。

　　当时的新疆地区，在盛世才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饱受压迫和剥削，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摧残、军阀的掠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各族人民被逼到了绝境。最终导致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奋起反抗。从1940年开始，阿山、塔城、伊犁等地人民先后发起武装暴动。1944年底，起义大军歼灭伊宁市国民党驻军，占领了伊宁市，并在此成立临时革命政府，组建起正规民族军和游击队，宣布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此后，在革命临时政府领导下，新疆军民同国民党反动军队顽强作战，在一年时间内，完全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的反抗进行疯狂镇压下，民族仇恨烈火越烧越旺，新疆局势一度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此时，中共中央密切关注着新疆事态的发展，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人民所进行的血腥镇压多次加以强烈谴责。毛泽东等人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苏联政府也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希望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新疆事变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张治中受命全权处理新疆问题。

　　从1945年9月开始，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中央代表，为新疆和谈问题，多次往返于重庆和新疆迪化之间。他站在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上，本着维护新疆各族人民利益的前提，经过两次艰难、漫长的谈判，终于与三区代表达成全部协议。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行营主任兼联合政府主席。此后，他全身心致力于新疆的和平建设，制定并实施多项强有力的措施，为促进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治中早在进行新疆和谈期间，在国共两党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受周恩来所托，历尽艰难，从盛世才设置的狱中解救出131名中共人员并将他们安全送达延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新疆的分裂局势再度恶化，张治中才于1947年8月因故返回兰州。

　　蒋介石掀起全面内战之后，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张治中始终坚持和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发展及联苏和共的正确主张，力劝蒋介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谋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但蒋介石一再出尔反尔，使张治中难免心灰意冷。解放战争进行两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加紧推行亲美政策，一边疯狂推动内战，叫嚣：三个月内击破共军主力。1947年底，张治中力排众议，坚持己见，经过深思熟虑，他写出一份《机密建议》，上交蒋介石。《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政府一贯采取亲美、排苏、反共政策的严重后果，建议国民政府真诚地走联苏和共的道路，才是谋求国内和平、挽救和巩固国民政府政权的正确途径。1948年3月，张治中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纪念会上痛陈：“我们的病源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自然，张治中的逆耳之言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群起而攻之，但张治中不为恐吓所吓倒，于5月又上书蒋介石并亲自找蒋介石谈话，劝蒋停止内战，真心实行联苏和共的政策。当时，新闻界称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分别为：“和平将军”和“和平老人”。

　　1949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伟大胜利，眼看全国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赢得苟延残喘之机，又玩起和谈的伎俩。此时，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假惺惺地宣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为了揭露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先后发表《评战犯求和》和《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表示，国民党必须在无条件同意8项条件的前提下进行和谈。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最后一次代表国民政府，以首席和谈代表身份，率领着一行29人飞抵时已解放的北平，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张治中在谈判期间，出于维护国民党利益的出发点，言词有时虽不乏过激或堂皇的意味，但整个的基调是坦诚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次和谈历时半月，国共两党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一致意见，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南京政府的断然拒绝。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深感蒋介石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原本打算无论南京政府等待他的是什么后果，也要回到蒋介石身边。后来，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恳切挽留下，张治中留在北平。不久，其家属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也安全抵达北平。随着同中共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所见所闻，使他对中国共产党逐步有了了解，更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希望，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6月27日，张治中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推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解放了的北平夏天，是这样凉爽宜人，大街小巷，到处充满人民群众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恢复战后建设的信心。张治中由衷感到：“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区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省宣告和平解放。固然，新疆能顺利回到人民手中，与我军在全国解放战场上取得的绝对性胜利因素分不开，更与党中央始终坚持执行正确政策和做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分不开。而张治中在主持西北和新疆政务期间，所作的大量有益于民族团结的工作，在新疆和平解放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临起义前夕，张治中受毛泽东委托，几次致电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再三嘱咐有关事宜，以确保起义万无一失。新疆和平解放后，张治中闻讯欣慰地说：“我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十几年来，他满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他把自己的见闻和亲身体会都附诸笔端，写成广播稿发给台湾的故旧，让他们感到祖国大陆的蓬勃生机和希望，并撰写《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一文，热切呼唤据守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领土的完整为重，不要再与美帝勾结，回到祖国的怀抱。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念念不忘台湾回归问题。建国后，张治中先后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祖国的安定团结与和平统一伟业不遗余力，贡献卓著。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合上了他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终年79岁。他逝世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4月9日隆重举行了向张治中副委员长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郭沫若等参加了告别仪式。他的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作者点评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山河破碎，危机四伏，战火连年。中国人民不但饱受着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蹂躏，更要承受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土匪、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残害。自大革命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分子勾结帝国主义，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内战，破坏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大业，但国民党中也有许多有识之士，满怀高度的爱国热情，为谋求国共两党和平共处的途径而奔走呼号，力主合作。其中有一位主和派代表，他曾三赴延安、两次担任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手握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直接对阵过；他，就是被毛泽东赞为“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的“和平将军”张治中。　　　?

　　几十年来，张治中与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在政治上坦诚相见，生活上互相关心，使张治中深切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晚年生活，是自己一生中最为心情舒畅的一段。对新疆的和平解放，毛泽东极为重视，也满意张治中的所作所为。后来，毛泽东委派张治中协助彭德怀管理西北数省。1955年国庆节，为了表彰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解放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毛泽东为此授予张治中一枚一级解放勋章。1985年10月28日，是张治中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日，在全国政协为他举行的纪念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文白先生一生主和，为国内和平而奔走，心诚志坚，不遗余力……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他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他对促进国共合作，对民族、民主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