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小传

张学良(1901—2001年)，字汉卿，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堡，是民国初年统治中国北方时间最长的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作霖虽系绿林出身，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非常严格，希望把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经史典籍。十五六岁时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从青年时代起，张学良听从父亲安排，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张学良任张作霖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并结识对他后来政治、军事生涯影响巨大的莫逆之交郭松龄。1920年4月，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6月，任奉军第3混成旅旅长。同年11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19岁。

　　1921年秋天，张学良到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日方故意问他有何观感，张学良回答：“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日本之行，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倡导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8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第3、8混成旅进行严格整训，使之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部队。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东、西、中三路入关，张学良任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第3、8混成旅训练有素，全师而还。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事到临头须放胆”的气概，英勇作战，立下战功。在河北唐家铺，直系军队骑兵袭击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随从要撤行李车，张学良说：“战争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坚定，人人奋战，终于击退了来犯者。在沈阳，炸弹库爆炸，张学良赶到现场，攀上闷罐车，指挥若定。当他们撤到山海关时，直系军队已追击上来，张学良临危不惧，带领第3混成旅，遏止了直军的进攻，双方终于议和，从而保全了东北。

　　奉军失败后，张学良根据张作霖“整军经武”的指示，在郭松龄等人的协助下，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日本士官学校教材和方法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养，增强部队战斗力；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军需独立，使旧军阀部队日渐正规化；完善后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军需、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禁止打骂士兵；严格训练士兵，注重实用。除整顿陆军外他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经过两年的整军扩充，奉军成为兵种齐全、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正规军，陆军号称30万人，计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并有以团为单位的强大炮兵，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任镇威军第3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学良在奉军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京榆驻军司令。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3军团军团长，统领7万多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在滦州誓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松龄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以立足于社会，故没有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有料到郭松龄动手速度如此之快。当时，张学良与郭松龄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学良为驻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郭松龄为副军长兼第6师师长。郭松龄握有步炮精兵6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松龄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松龄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第19团团长张迁枢迅速布防。张学良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到兴隆店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部。郭松龄军本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而出师的，部队出关后，当部下得知郭松龄是出关打老帅时，“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的说法在郭军中到处漫延，军心立即涣散，不战而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被马占山的骑兵俘获。郭松龄与夫人一同就义。郭松龄之死，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对此非常痛惜。后来，张学良每每遇到难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的字）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泄其对冯玉祥助郭反奉之恨。张学良率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晋升为上将，人称少帅。1927年5月，张学良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但他对国民党并没有表示出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当奉军撤离郑州时，他保存了军火库，没有炸黄河大桥，并给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留下一封信，以示并无敌意。

　　1927年秋冬，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军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率部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涿州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进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空前残酷的地步，总算将晋军赶回山西。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和傅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败局已定，便下令撤退。

　　6月4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张作霖回奉天乘坐的专列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暴亡，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磨难重重、悲壮无比的英雄之路。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返回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张学良顶住内外压力，毅然决定实行东北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不料张学良竟然能平静地继承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就改变手段，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的招降和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致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向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抵达沈阳，干涉东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威胁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地申明：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并警告林氏不要冒干涉中国内政，冒天下之大不韪。林权助却恶狠狠地说：日本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不久，日本政府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6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张学良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人，新派的杨宇霆等人都反对易帜，认为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劝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兵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就这样，张学良冲破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12月9日通电宣布东北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较保守的枢密院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侮辱”，使解决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难度。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大公报》也赞扬张学良“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中国和平统一。这是张蒋合作的开端。

　　虽然实现东北易帜了，但东北军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日益暴露。杨氏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被张作霖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杨氏的特殊地位，也就养成了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其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氏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虽然他除了兵工厂督办一职外，并无任何职务，但许多军政会议，他却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背地里还叫张学良为“阿斗”。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在张学良的客厅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派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对他们说，中国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管辖，成立督办公署会引起外交问题，要慎重考虑后再定。杨氏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想到杨氏平时的所作所为，认为如果不制止杨、常的势力，东北军集团内部的矛盾就难以解决，易帜的成果也不能巩固，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张学良以吃晚饭为由，要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去吃晚饭的时间，召集部队作周密部署，等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其二人处死。处死杨、常二人，不仅使张学良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一个警钟，树立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少帅的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张学良深知：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不能复兴，政治永远没有独立的一天。因此，他主政东北后，大力发展东北的经济，振兴东北实业。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禁止种植和贩卖鸦片。2.在发展工农商各业生产中，增加税收，鼓励官民兴办煤矿、纺织、烧窑业、冶铁工业及农产品加工等各项工业。在他的支持下，濒临破产的东北民族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3.寓兵于农，把整军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把屯垦与开发边陲、巩固国防结合起来。设置兴安屯公署，并移直、鲁、皖等省难民到东北垦殖荒地，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这不仅巩固了边防，也发展了经济。4.拒不承认张作霖与日本明文签订的铁路合同，不顾日本的威胁和反对，加紧筹建中国自己的铁路与港口。5.发展电信业，使东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6.克服金融危机，使货币日趋稳定，市场日渐繁荣，国库益加充实。总之，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经济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可喜现象。

　　张学良认为：“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于一途”，因此，他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在他执政期间，东北的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8年8月，张学良担任东北大学第三任校长，他捐出180万元，由德国公司承包，仿柏林大学规模，对东北大学进行扩建。仅一年之后，东北大学就成为拥有文、法、理、工、教育等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不仅各院的教学大楼、实验工厂、图书馆、体育场的规模和质量为当时全国之冠，而且师资力量也非常雄厚。在发展大学教育的同时，张学良还非常重视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他捐出大笔私款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各校经费及社会教育活动，资送优秀毕业生出国深造。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东路是沙俄在东三省修筑的横贯东西的铁路。1924年5月，苏联与当时的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同时又签订《暂行管理中东路协定》，仍要控制中东路。1924年9月20日，苏联与张作霖签订《奉天协定》，重新获得中东路的控制权。中东路虽然名义上为中俄双方共管，但实际控制权全部都在苏方手中。为了维护祖国主权，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采取了加速收回中东路主权的措施。7月11日，张学良强制接管中东路，解除苏方全部职员职务，将苏方人员全部驱逐出境。7月13日，苏联抗议，要求互派代表谈判。17日，双方陷于僵持状态，苏联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15日，张学良发布动员令，派兵6万，后增至10万陈兵于中苏边境。10月中旬，10万苏军向中国发动攻势，东北军损失惨重，被迫停战。中东路恢复战前冲突状态。

　　1930年5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爆发了历史上国民党内部规模最大的内战，双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前后共历时七个月，双方军队死伤约30万人，平民牺牲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又称阎、冯、蒋大战。

　　当时，张学良拥兵数十万，雄据东北，在这场战争中举足轻重，双方都在争取他。张学良坐镇关外，审时度势，认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也不稳定，担心参与战争而引起内部分裂，因此，在战争的初期，他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战争，并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经过会商解决分歧。但是，蒋和冯、阎各方都把张学良视为决定胜负的筹码，派代表来回到沈阳与张学良会晤。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蒋介石派人到沈阳给张祝寿，不久，蒋介石又任命张为陆海空三军副司令，并赠以巨款，劝张学良就职并挥兵入关，帮助中央抵定大局。冯、阎也派代表到沈阳，对张学良进行拉拢，组织反蒋阵线。

　　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如张作相等人反对出兵参战，主张保境安民，认为东北人斗不过“南蛮子”，“与蒋介石合作，不啻拱手让出东北”。新派的如莫德惠等主张出兵助蒋。为此，张学良多次召开东北军的文官武将进行商讨。最后，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蒋介石企图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是一个阴谋野心家。但为了整个大局计，必须实现国内统一，早停内战。而此时冯、阎已败退黄河北岸，蒋介石已攻下济南，如果等到蒋介石打败了冯、阎，东北军也就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蒋介石也就不必借重东北军了，同时东北军也失去了恢复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于是，张学良毅然倒向蒋介石一边，出兵关内。9月21日，东北军占领天津。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东北集团的势力一下子扩展到华北，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的委任。蒋介石为了使张学良更好地为自己卖命，于11月特邀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三届四中全会，并推之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1年5月，张学良第二次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由浦口过江时，江上军舰与狮子山炮台礼炮齐鸣，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群集下关迎接，满城张贴“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标语。张学良被推为国民会议九人主席团之一，两次主持会议，摄影时与蒋介石并排立于前排中央。蒋介石还邀请张学良阅兵、训话，张学良离京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蒋介石的盛情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学良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完成和平统一，虽牺牲生命，亦必完成此志。”

　　就在张学良帮蒋介石翦除异己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7月制造了长春“万宝山事件”，唆使盘踞在河北邢台地区的军阀石友三叛乱。张学良当即命部队迎头痛击，彻底击败叛军。8月，日军又制造“中村事件”，企图借机寻衅。对此，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但蒋介石却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信不疑，因此，他将蒋介石的命令转告东北各军政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还不时下达指示。

　　1931年9月18日子夜，日军胡说中国兵扒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出兵进攻沈阳。张学良听此紧急情况后，当即用电话向东北军下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所以，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沈阳，并在前后不到142天的时间内，使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易地夺去了我国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东北人民从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本人也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不仅丢了10多万人的部队，而且还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被人嘲笑为“不抵抗将军”。从此，张学良失去了东北地盘，政治上相对独立、雄据一方的局面也消失了，其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1931年12月15日，由于失职和全国舆论的谴责，张学良至电国民政府，表示“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请辞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职。国民政府照准，改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坐镇华北。

　　1932年8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日寇的侵略矛头又指向了热河、北平、天津，企图占领华北。张学良决心用热血贯彻抵抗，保卫祖国，洗刷自己和东北军不抵抗的恶名。1933年元旦，日寇进攻山海关，张学良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就此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锦州为基地，开始进攻热河。由于蒋介石继续执行妥协投降政策，前线的将士军心涣散，毫无斗志，张学良的作战部署无法贯彻下去。日军只用了13天的时间就占领了热河。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也谴责张学良。3月8日，张学良即致电南京引咎辞职。电文说：“自东北沦陷，效命引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张学良原以为蒋介石会挽留他的，在电文发出后，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的精锐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没想到，蒋介石3月9日从江西剿匪前线赶到保定对他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济，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就这样，张学良再次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回到卧室，张学良伏枕大哭。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对人说了他当时的心情：由于全国人民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他非常兴奋，以为蒋介石要决心抗日了。“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号啕大哭。”

　　3月9日，张学良回到北平，对一亲信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道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并要对方给他查出林肯说的三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看来，张学良总算对蒋介石有了一点了解，可惜，远远不够。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被罢官出国。出国前，他先到上海戒毒。张学良大约从1925年开始吸鸦片，后因庸医用吗啡戒鸦片，以致毒瘾更深。经过两次挫折，张学良深知不戒毒，不仅无法复仇雪耻，并将中毒而死。因此，为戒毒，他把手枪放在床边，并命令左右侍从：“无论我如何痛苦呼喊，你们也不准给我打针，谁要是胆敢走近我的床头，我就立即一枪把他打死。”大约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努力，张学良终于戒除了这多年的恶嗜。戒毒不仅使张学良身体健康，也使他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机。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一行从上海出发赴欧洲考察。他先到西欧，着重了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办法。他也打算去苏联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但因“中东路事件”的影响，苏联拒绝他入境。

　　1934年1月，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令其指挥东北军参加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行动。

　　本来，张学良这次回国只是一心想抗日，不想参加任何内战，正如他的《自述》所说：“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东北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东北军参加内战，不同意张学良充当打内战的司令。但是，张学良回国后结合从欧洲得来的一些体会，思想却发生了变化。张学良认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们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时刻。日寇为什么敢于大胆地侵略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不统一，要统一就必须大家都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我在德国作了考察，他们就是由于全国有严密的组织，有大家拥护的领袖，所以才富强起来的。我们中国也要走这条道路才能富强，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他还认为，尽管有人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但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因此，张学良决定继续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出于这一思想，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也就全盘接受。他对部下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1934年2月，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驻节武昌。他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可是，他们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围剿计划失败。1934年底，红25军向陕北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继续围剿红军，否则以“纵匪抗令论罪”。1935年2月，蒋介石撤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授张学良为一级陆军上将。从7月起，张学良经常来往于武昌与西安之间，进行围剿红军的准备工作。10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职务。

　　最初，张学良和东北军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的，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势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1935年9月，张学良指挥10万之众，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结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北军被人数和装备远远逊于他们的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了两个半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两个师参谋长、六个团长非死即俘。这样惨重的损失在东北军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张学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35年10月末，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本来，蒋介石曾宣布过，因打红军而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但这次张学良到南京，蒋介石对他剿共失利不仅没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反而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下令撤销张学良的两个师番号，停饷，连张学良请求对两个师长每人发10万元特恤金的要求也被驳回。这对张学良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愤懑异常。张学良痛定思痛，思想上开始有所转变。

　　国民党五全大会结束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和义勇军将领李杜。杜重远给他分析形势，着重谈了联合战线和抗日救国的问题，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当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张学良非常赞同杜重远的意见，感叹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愚弄，表示决心今后退出内战，高举抗日旗帜。

　　正在这时，“一二·九”运动爆发。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剿共作战的失利，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张学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剿共只有死路一条。只有联共抗日，他个人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一洗前罪，东北军才有出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于是，张学良开始积极要求与共产党建立联系。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即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将军会晤，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于是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20日，张学良同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问题进行了初步商谈，达成了局部停战的协定。这是张学良与共产党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双方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非常重大。此次会谈，标志着张学良从此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正式会谈，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握手。周恩来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沈阳读书。”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同师。”会谈就是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的。

　　当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他就法西斯主义、国家前途和逼蒋抗日等迷惑不解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双方最后一致决定，不分党派一致抗日，采取内外结合，红军在外，张学良在内的方法，逼蒋抗日。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作了彻夜长谈。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派人给周恩来送了一本大地图，这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来说是一件珍贵的礼品。另外，张学良还给红军赠送私款2万元光洋，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这笔巨款对处境困难的红军不啻雪中送炭。

　　延安会谈令双方都非常满意。周恩来对同行的人说：“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张学良也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他还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建国的道路和朋友。

　　延安会谈不仅对张学良个人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有极重要的收获。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奠定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基础。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便以逼蒋抗日工作为己任，更加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力量，他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抗日同志会、学兵队等组织，亲自担任军官训练团团长和抗日同志会的主席，还分别派代表到新疆、广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与各地实力派进行联络，以便配合。在张、杨的支持下，以共产党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在西安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至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与红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有一段时间，张学良甚至产生了要拉出一部分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东北军与红军一起干的想法，后经共产党的劝阻才没有实现。前面所列毛泽东评点张学良的第二段话就是中共中央得知张学良的想法后召开会议时，毛泽东所作的讲话。

　　张、杨同中共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西北抗日同盟的建立，使蒋介石大为吃惊与震怒。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令张、杨向红军进攻。蒋介石刚到西安，张学良就到华清池晋谒，陈述停止内战的意见。不等张学良把话说完，蒋介石就大声训斥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得死，不要问为什么！”

　　10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安向军官训练团和东北军、17路军部分军官训话，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在这之后又发生了蒋介石逮捕沈君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的“七君子事件”。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顽固坚持“剿共”和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恶劣行径，使张学良痛心疾首。

　　10月29日，是蒋介石50岁的生日。张学良借祝寿机会，到洛阳当面向蒋介石陈说剿共不得人心，应该停止内战和共产党一道抗日，并认为蒋介石逮捕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等爱国人士是很大的错误，结果当面受到训斥。张学良指责蒋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又借题发挥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散会后，一些人劝张学良不要再在蒋介石面前谈停止内战的问题，张学良说：“我还是要谈，不过以后我要做什么，连我老婆也不会知道。”后来，张学良又婉转地邀请蒋介石到西安去听听群众反对打内战的意见。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督剿”，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蒋严词拒绝。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却拍着桌子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军警镇压。学生们又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立即打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声言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上学生队伍进行劝阻。请愿学生悲愤陈词，使张学良深为感动，表示一星期之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再次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张学良别无他法，于是与杨虎城秘密商定发动兵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听到枪声，仓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被东北军战士捉下山来，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第17路军在城内同时行动，迅速解除蒋系军警武装，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等10余名国民政府高级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张、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为防御中央军进攻，令驻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等。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7日，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介绍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后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还拥护他作领袖。周恩来非常钦佩眼前这位青年将军，因为张学良为民族大义敢于挺身而出，没有个人野心，捉蒋和放蒋都是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周恩来赞扬了张、杨果敢的爱国行动，同意张学良对蒋的方针，并提出处理西安事变的看法：要说服蒋介石团结抗日，避免引发大规模内战，并预见蒋介石有被迫同意抗日的可能性。周恩来于当晚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议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次日又明确主张“放蒋”，与蒋谈判，促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并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派宋子文、宋美龄等于12月22日飞抵西安进行谈判。

　　12月23日至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西安的宋美龄经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内战基本结束，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2月25日，张学良见目的已经达到，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来到机场，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很受感动，更加坚定了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想法。蒋介石说：“我们兄弟二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等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机场早已是机去人杳。后来，周恩来对人说及此事时，还叹息不已，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起列队送天霸，还差一点要负荆请罪呢！”

　　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受蒋欺骗，张学良写了一份所谓的《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至死不辞。”12月31日，蒋介石授意国民党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烈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而后，蒋介石又虚伪地请求国民政府特赦，由军事委员会对张学良进行“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被囚禁，失去自由。

　　在西安时，很多人都曾规劝张学良不要送蒋，以免上当。可是，张学良却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蒋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威严”，“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也使他不致对我们再存戒心和怨恨。这有利于共同抗日。我们发动事变的目的，只是为了要求结束对内压迫对外屈膝的国策。至于蒋介石，如果把已经答应了的条件又推翻了，那还有什么信用、人格可言呢？”等到军事法庭开庭审判他时，张学良才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张学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历述了不抵抗主义的来由，并宣读了蒋介石“铣电”的原文，重申了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不牵连别人，张学良把事变的责任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李烈钧后来对人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1937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派人押到奉化溪口。2月，他从奉化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他还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得保持这个友谊，如愿足矣。”“七七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去抗日，蒋介石却回信叫他“好好读四书五经”。

　　张学良被囚禁后，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努力争取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并派其四弟张学思于1937年8月去奉化溪口探监。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兄弟两人躲在书房角落里，利用纸条表达心中的千言万语。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要其弟多看进步书，抗战到底。这年冬天，随着形势变化，张学良先被移往安徽黄山，接着再迁至江西萍乡。

　　1938年武汉失守后，张学良被送到湖南沅陵，住苏仙岭。他抱恨长叹，奋笔在高墙上写下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一行大字。同年11月，张学良又被迁到湖南沅陵的凤凰山。几天以后，张学良的好友、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将军特地去看望他。两人相见，感慨万分。张学良表示只要能出去，做什么都行，并托张治中给蒋介石送一封信。可惜，该信杳无回声。张学良想到外面抗日烽火已燃遍大江南北，而自己却被禁锢，身不由己，不能在沙场抗日，壮志难酬，悲愤之极，挥笔写下了《自我遗憾》一诗：“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1939年，张学良被移住贵阳修文县阳明洞。那时，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与阳明洞相隔不远。两位挚友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此后几年，张学良在贵阳附近数次转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十年“管束”期满，张学良本该恢复自由，结果，1946年11月2日，却被秘密遣送台湾，软禁在台北阳明山。

　　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人士，装模作样地宣称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实际上不过是变换了一种方式。蒋介石直到临死之前还叮嘱儿子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直到1990年6月1日，老友张群为张学良公开做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孙运璇、陈立夫、梁肃戎、郝柏村、李国鼎、倪文亚、张继正等人均齐聚于张学良住处，他才公开露面，结束了长达54年的幽禁岁月。

　　张学良小传(8)

　　1991年3月，张学良携伴其渡过50多年幽禁生活的夫人赵四小姐赴美探亲访友，定居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

　　2001年10月15日14时50分，张学良将军因病抢救无效，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作者点评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对中国现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爱国主义是张学良人生乐章的主旋律，他是一个彻底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大无畏的热血男儿。他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因为爱国，张学良本可以拥兵自重，纵不能问鼎中原，至少也可以保持自己安享富贵尊荣，做一个第二代“满洲王”。但他在外有日寇威胁、利诱，内有权臣反对的双重压力下，毅然易帜，使中国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划时代的统一，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国的野心。因为爱国，这位身率数十万东北大军的将军，在民族危急存亡和国难家仇的严酷现实面前，置个人权势荣辱乃至生死于不顾，以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联共抗日，从而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永放光彩的篇章。为此，周恩来称赞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爱国精神和爱国行动的最高褒奖。张学良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生不改，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将军，诗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其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张学良为人坦荡直爽，光明磊落，无所畏惧，讲感情，重义气，一诺千金。就像他的自我评价那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的这颗“赤子之心”既使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忍辱负重，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而无以自辩，惟有卧薪尝胆，以备日后雄起；又使他在西安事变之后，以无比磊落的廓大胸怀送蒋介石回南京，旋被欺世盗名的蒋介石主使军法审判，被迫以35岁风华正茂的年纪而退出中国政坛，处境与囚徒无异。此后，他以63岁的高龄，同与自己携手走过近四十年人生之路的赵一荻女士（即赵四小姐）在台湾补办婚礼，补做新郎。1991年3月结束了几十年幽禁生活的张学良携夫人移居美国夏威夷颐养天年。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因病逝世。张学良的一生，正如学贯中西的海外史学大家唐德刚教授所说：“张学良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他当年道德的长处，但可能也是他职业上的短处。……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军。”

　　张学良将军的爱国风范和卓越功勋，将永垂青史，为世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