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小传

余秋里(1914—1999年)，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激起了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1929年10月，为反抗土豪劣绅的欺压，他勇敢拿起刀枪，参加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儒林赤卫队。同年12日，余秋里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余秋里同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渐成长为指挥员，历任赤卫大队战士、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连指导员，红军第2团政治委员。他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9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一次激烈的伏击战中，余秋里手臂负伤，鲜血直流。闻讯而至的廖汉生和其他同志将其送到医院治疗，为了保住手臂继续革命，余秋里忍着强烈的疼痛，拒绝医生实行截肢手术。他咬咬牙，继续随部队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有时实在疼得受不了时，他不得不将伤臂浸在冷水里。行军中，当伤痛发作时，警卫员只得端上一壶凉水往他手臂上浇，冷却止痛。而更多时候，连浸泡和浇凉水的条件都没有，只好用冷毛巾敷在伤口上止痛。一天，曾担任红军第8团团长、后任师长的贺炳炎专程来看望他，劝道：“老余呀，干脆把手锯掉算了，像我一样，当个‘一把手’，多省事。我现在不照样干革命，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余秋里摇摇头说：“不能锯，我还要留它干革命呢！”不久，红二方面军抢渡金沙江，余秋里乘坐的船在江中倾覆，手臂浸水感染。当部队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一看，只见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用止血钳轻轻一击，居然抖落一层白蛆。但由于无医无药，只得重新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由几个人抬着继续前进。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医生见他伤势越来越重，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手术治疗就会危及生命。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决定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侯政用布篷搭了个简易手术室，由于没有手术锯，只得四处派人寻找。好不容易找来了一把小锯条，却无锯弓。后来，终于找到一把锯弓，又太短，把锯条截去一截，凿了一个眼，才勉强装上。手术时，侯政用缴来的镇痛剂先给余秋里注射，由于不知该药的使用剂量标准，一针下去，余秋里就昏迷过去了。侯政先刮掉余秋里臂上的腐肉，用锯子锯断其坏骨，然后又忙着抢救失去知觉的余秋里。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余秋里才缓缓苏醒过来。醒来后，他对侯政说：“多谢侯部长，这是我负伤10个多月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然后又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此，在中国革命阵营里又多了一位传奇的独臂将军。50多年后，著名的西方记者索尔兹伯里著述《长征，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时，当他听到余秋里断臂的经历后，耸耸双肩，欣赏地赞叹道：“密斯特余，你真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可敬可敬。”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秋里又走上了新的征程，先后任军委总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副主任、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第120师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8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围攻后，又以重兵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1939年1月，正当冀中形势严峻之时，余秋里奉命率领独立第3支队开赴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带村庄稠密，民风强悍，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但自从日军侵入华北以后，国民党军队闻风南撤，使得这里的局势处于无政府状态，混乱不堪。一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群众，纷纷自发举起抗日义旗，在大清河北岸建立游击武装。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方乡绅武装、会道门武装和土匪汉奸武装队伍。这些武装队伍都打着抗日的旗帜，虽然兵力不多，但牌子却不小，到处是“司令”、“主任”，正如老百姓戏称的：“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有的武装队伍甚至打着抗日的幌子鱼肉、欺压百姓，引起群众不满。一天，余秋里率部刚驻进新城县板家窝村，侦察员就来报告，发现300多日军分乘7辆汽车向蛮子营开来，已离板家窝不远了。余秋里一听非常高兴，决定好好打一仗，壮一壮老百姓的胆，让地方游击武装看一看。于是，他马上命令部队做好准备，抢挖工事，占领房顶等有利地形。双方交火后，日军不知道对方是八路军，妄图从村西、村西南打开缺口，用迫击炮、机枪、步枪一齐朝村里开火。我军顽强阻击，敌人进展缓慢。黄昏时，敌人疯狂发动第五次攻击，余秋里指挥战士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以后再打。日军见八路军阵地一点动静也没有，便大着胆子冲上来，只听余秋里一声令下，子弹便像暴雨一样射向敌人，敌人应声倒下了一片，但大群的敌人依旧朝村里冲来。余秋里见形势危急，果断命令战士们：“上刺刀，肉搏！”。战士们冲上去了，板家窝村的群众也纷纷冲出家门，有的挥动铁锹、棍棒，有的举着火把，抬着门板，呐喊着为我军助威。战士们越战越勇，直杀得敌人哭爹喊娘，四散奔逃。板家窝首战告捷，赶走了日本鬼子，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胜利。附近各路武装首领段克全、翟跃宗、尚玉峰等纷纷要求第3支队将其队伍收编。不久，江东生、左清臣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也自愿接受了第3支队的收编。队伍扩大后，余秋里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战斗力，在部队开展了整顿活动。他先是将收编部队编为第3支队第7、第8、第9团，然后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政治培训，发展党员，建立建全基层组织。另外，他还放手发动群众，在雄县、霸县、固安、新城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这样，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余秋里的部队就由刚组建的三个连300多人发展到三个团5000余人的规模，成为冀中有名的抗日支队，多次受到120师领导的表扬。贺龙高兴地说：“第3支队刚来冀中时没几百人，可是你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1940年5月，余秋里奉命率独立第3支队开赴晋西北，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11月，他主动要求将第3支队缩编为第358旅第8团，将多余人员补充到兄弟部队，自己任政治委员。1941年5月，余秋里率领第8团开赴宁武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开辟和创建了以宁武为中心的管涔山革命根据地。1943年5日，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延安。余秋里又率部回师陕北，守卫延安南大门。在驻防期间，第8团与其他部队一起开展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余秋里经常深入连队，了解情况，注意发现典型，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取得了很好成绩。在大练兵活动中，他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余秋里升任第358旅政治委员。1945年8月，余秋里和黄新廷同志率358旅挺进晋西北，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连续攻克柳林、离石等城镇，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就这样，余秋里抗战八年，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随后，他原所在的第8团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贺龙高兴地说：“八年抗战，余秋里打出了个天下第一团。”

　　解放战争时期，余秋里所部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部队连续攻城略地，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在随后对陕北重镇榆林的战斗中却两攻不克，遭遇失败。原因除了轻敌以外，最主要的还是部队经过三个多月的反攻作战，由原来的两个纵队扩编为五个纵队，俘虏成分增多，有的连队竟达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加上战斗频繁，教育时间短，部队思想不稳定，有的俘虏阶级界线不清，不知为谁而战。更为恶劣的是，有的“解放战士”破坏纪律，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打骂群众的事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是有个战士竟然让一位没过门的大姑娘怀了孕，造成极坏的影响。彭德怀司令员非常生气，亲笔签字批准，把那个战士枪毙了。随后，在野司党委会上，彭德怀决定从严整顿部队。会后，余秋里便下到了连队，希望从基层多了解一些情况。一天，文工团为战士们演《白毛女》，当战士们看见黄世仁逼迫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摁手印时，都禁不住流下眼泪，一时群情激愤。余秋里正在抹眼泪时，一位同志告诉他，他们团也有一个战士受过这样的苦。原来该团第6连有一名刚“解放”过来的四川籍战士，晚上一个人独自跑到荒郊野地痛哭，边哭边诉说其母如何惨死、本人又如何被抓壮丁，并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他的哭诉感动了一旁悄悄跟来的指导员，他们都有类似的苦难，于是两人抱头痛哭起来。余秋里听完，右手一挥：“好！太典型了。不但要请这个战士在全营讲，全团讲，还要在全旅里讲。”随后，余秋里又继续在战士们中间了解情况，逐渐有了底，找到了好办法。于是，余秋里带着工作组又去了第6连，引导大家开展诉苦运动。大多数战士都出生于穷苦人家，都有一本血泪账，一旦打开思想的闸门，就像决了堤的河水，滔滔不绝，忆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随后，余秋里又组织巡回诉苦团，到各团去诉苦，效果同样不错。余秋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认真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以阶级教育为龙头，以巩固部队士气为目的，在全旅展开一次思想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彭德怀看完报告后连连赞扬，又转送毛泽东过目，受到毛泽东的大力赞许。于是，一场以“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便在西北野战军第358旅全面展开了。经过“诉苦”“三查”，增强了我军的军内外团结，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西北野战军表扬了358旅的做法和余秋里同志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并向各部队介绍了他们的经验。1948年1月，毛泽东同志详细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1948年1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著名的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第29军，毙伤俘敌近3万人。不久，余秋里升任第1纵队副政委，率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多次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余秋里先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总财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解放后，新中国的石油供应十分匮乏，以至严重影响到我国国计民生。1958年初，不少汽车被迫抛锚，军队中有的部队取消演习，连首都街头也出现了背负沉重煤气包的公共汽车。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开会研究石油问题，国务院也开会研究石油问题，石油成了亟待解决的国家大事。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一员得力领导同志去寻找石油，以解燃眉之急。彭德怀同志等力荐余秋里担纲负责，于是，毛泽东亲自召见他，让他脱下军装，去当石油部长。会谈中，毛泽东叮嘱托余秋里：“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随后，毛泽东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余秋里认真听完毛泽东的教导，说：“主席，我服从中央决定。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于是，余秋里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担任了中国政府刚组建不久的石油部部长，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上任伊始，余秋里便敲开了著名地质学家、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的家门，向他虚心请教解决我国石油问题的计谋。李四光教授对中国有油的肯定答复更坚定了余秋里的信心。第二天，余秋里便驱车直奔中南海，向毛泽东提出：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使用在最关键的地方，突破一点带动全面。他坚信一定能够找到石油。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并鼓励道：“给你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后，余秋里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便开进了东北茫茫荒原，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石油大会战。当时，大庆还只是一个狩猎人的小村落，条件十分艰苦，工人们都住在帐篷里。但石油工人在余秋里的领导下，豪情冲天，斗志昂扬，喊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1960年4月9日，在石油会战总指挥部召开的一次技术座谈会上，有人汇报了职工思想和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流露出畏难情绪。余秋里听完，情绪有些激动，大声说道：“如果我们等条件成熟了再上，国家缺油的矛盾就会越来越糟。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在期待着我们，各行各业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我们能等闲视之吗？”说着说着，他右手一拍桌子，“噌”地站起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前不久有位老大娘跟我讲，你们那个王队长在工地上，饿了啃几口干粮，困极了裹着老羊皮往地上一躺，七天七夜不离开井场，一连五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他真是个铁人哪！老大娘没想到，她这话准确地概括了王进喜这个人。‘铁人’，正是对王进喜的意志、境界、干劲、性格的高度概括。我们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不正需要这种精神吗？”余秋里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共鸣。于是，会议正式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号召。4月15日，会战指挥部在广场上举行学铁人誓师大会。王进喜披红戴花骑在马上绕场一周，余秋里手拿话筒，亲自带领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运动。同年7月，在余秋里的建议下，石油部党组又作出了在全油田开展学习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的活动。随后这项活动又发展成为学习百面红旗的活动，使大庆形成了“英雄铁人打头阵，马段薛朱紧相跟，比学赶帮争上游，铁人头上出钢人”的争学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邓小平激动不已，他给毛泽东报告说：“余秋里这个人就是不信邪。”毛泽东评价说：“余秋里是帅才”。

　　此后，余秋里又把目光转向华北地区，准备开辟石油工业第二战场。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石油部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先后发现并建成了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为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

　　1964年12月，余秋里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由余秋里等同志组成的小计委，主持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被称为“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开始执行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初期，余秋里被造反派从四川揪斗回北京，让他交待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遭到了他的严厉驳斥。造反派恼羞成怒，将余秋里非法监禁在卫戍区，逼迫他写交待材料，给他戴高帽游斗。1968年5月的一天，在首都十多万人的游行批斗会上，余秋里仅剩的一只右手被反翦着，脖子上吊着一个硕大的铁牌，两名彪形大汉按住他的头，让他接受声势浩大的群众批判。避居西山的贺龙得知后，更是痛惜地说：“秋里同志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剩了一条胳膊，因为我遭这个罪哟。”所幸的是，“文革”中期，余秋里被解放出来，先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在他主持计委工作期间，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使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运转。1975年1月，余秋里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2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余秋里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离开军队二十四年之久后，余秋里又重新穿上了军装。邓小平亲自约见他，对他说：“秋里同志，经过‘文革’十年的折腾，军队的现状大不如从前，一些传统被破坏了，政治工作遭到了削弱。军队内部问题很多，派性、文革余毒……编制不合理、机构重叠。你去了总政，要放手干，下大力气，当然，这还得有个过程。”上任后，余秋里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新时期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在全面否定“文革”、部队专业化建设、百万大裁军等重大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协助邓小平同志再次进行了新时期军队的整顿工作。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军队实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余秋里与许多老同志一样，开风气之先，主动从总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病逝。

　　余秋里同志是中共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作者点评

　　当毛泽东主席面对余秋里等伤残的开国将军们时，曾感慨地说道：“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的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啊！”

　　余秋里同志以做政治思想工作见长，是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抓典型是余秋里一贯的工作方法，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多次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他善于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注意发现先进典型，树立样板，以此来推动工作迅猛发展。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然。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开展的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中，余秋里就是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方法，提倡能者为师，选拔战士中的射击能手、投弹能手、刺杀能手担任教员，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得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赞扬。毛泽东指出，这一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然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余秋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1947年的冬季整训中，余秋里深入连队、经过艰苦细致的摸底，提出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觉悟为重点，开展新旧社会、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发动战士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进一步提高战斗力。他的建议经旅党委批准后，又亲自深入基层蹲点，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不断把运动引向深入。经过诉苦、三查，纯洁了组织，干部战士的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进一步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余秋里这一创举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样，解放后，他担任石油部长时，更是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王铁人”的学习榜样，掀起了一股比、学、赶、帮、超的大生产高潮。正如康世恩同志后来回忆时说的：“余秋里抓的‘学两论’和树王铁人活动，对当时打开会战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余秋里还提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调动群众创业精神，不等不靠，顽强奋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作用。余秋里在任石油部长期间，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吃苦耐劳的石油开发劲旅，中国石油工业创业史凝聚着他的心血和功勋。

　　余秋里将军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是一部辉煌的战斗史和创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