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小传
王树声小传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萌，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家有兄弟姊妹10人，他排行第五。
王树声的祖父是个清末科举场上的失意者，在家乡靠教私塾兼行医度日。他的两个儿子，是治家过日子的能手，仗着一身好力气，加上勤劳节俭，所以，到中年时，家境殷实，生活富足，并有雇工，还放了一点债，算得上是地主人家。王树声6岁那年，王家一分为二，他的父亲分得一半家产。可是，在王树声10岁左右时，其父母先后被病魔夺去生命。年过花甲的祖母，挑起支撑全家、抚育一群幼小孙儿的重担，艰难度日。
在父母病故前，王树声和兄弟们同在乡塾读书。父母去世后，家境日衰，老祖母让王树声的兄弟退学，独留下他一人继续就读。聪颖的王树声埋首书卷，攻读不懈，终于在1923年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堂，并以优秀的成绩博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
麻城高小进步老师王幼安对少年王树声影响很大，王老师在国文教学中，常结合课文，联系现实，向学生们讲述清朝的腐败无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等内容，每次都讲得声泪俱下，引得满堂一片悲愤。他还秘密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在家里设置一个隐蔽的书房，藏有许多进步书刊。王树声和同窗好友在王老师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渐渐地，王树声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白了中国深受灾难的根源，要改变中国现状，只有起来斗争。
1924年底，王树声从麻城高小毕业。这年，祖母年老体弱无力再当家，不得不使几个孙儿各立门户。王树声被迫辍学，负起赡养祖母、照料家业的重担。后来他回本乡当过塾师，充任过乘马岗初小校长。但王树声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渴望奔向海阔天空的大社会，成就一番大事业。
就在王树声苦闷、彷徨的时候，他的好友桂步蟾、徐其虚等由省城带回北伐军的消息，并向他介绍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国共合作的情况。王树声大受鼓舞，欣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春，他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在王树声的影响下，一批乡邻包括他的兄弟和妹夫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10月，中共乘马岗区支部成立，王树声任第2乡中共党小组组长。他们还组织农民协会，王树声任乘马岗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在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中，王树声带头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向本家的佃户宣布，今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焚毁地契、借约。农友们感动得奔走相告，疑虑消除，真心实意地跟王树声一起干革命。王树声还亲自狠斗了自己的舅公——与农会过不去的外号“麻城北乡一只虎”的恶霸大地主丁枕鱼和他的儿子、外号“吃人狼”的丁岳平。
1927年春节，麻城北乡一些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右派，以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和工贼为代言人，要挟国民党麻城县党部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并扬言要砸烂县农会。就在他们要下毒手的时候，王树声带领数千农民大军，浩浩荡荡开进县城，严惩兴风作浪者。这一行动大大提高了麻城县农会的威望。事后，王树声升任县农会组织部长。不久，中共麻城县委正式成立，王树声任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逃窜河南的麻城土豪劣绅纠集当地反动红枪会上万人反扑回来，为首的就是丁岳平等人。他们一路烧杀掠抢，血洗乘马岗、顺河两区，最后包围县城。王树声带头迎敌，但寡不敌众，县城处在反动红枪会的重重包围之中。王树声主动请命，只身突围去省城求援搬救兵，解除了县城之围。并对罪大恶极的丁枕鱼等人进行公开审判，正法。
1927年9月，王树声等中共麻城县委领导人按“八七”会议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宣传暴动和组织工作，在麻城和黄安两县发动了“九月暴动”。由于缺乏起义经验，加上国民党派兵干扰，斗争暂时停顿了下来。随后，中共湖北省委派吴光浩等组成中共鄂东特委，加强对黄麻地区的领导，并于11月初在黄安七里坪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武装夺取黄安城，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决定。11月13日，王树声和吴光浩等带领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在成千上万挥动着大刀、长矛、鱼叉的农民协同下，一举占领黄安古城，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黄安城头。18日，大别山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黄安工农政府成立。与此同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军为第1路军，麻城农军为第2路军，王树声为第2路军分队队长。不久，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吴光浩决定工农革命军大部分转移到黄陂一带，由王树声率领少数人在黄、麻北部坚持斗争。
由于孤军奋战难以进行，王树声决定分散活动，四处寻找党组织和大部队。1928年2月的一天，化装成小商贩的王树声，穿过枪林弹雨，终于在罗田县三里畈找到外出转战的战友们，得知吴光浩率领鄂东军的70余名战士，冲破敌人的封锁，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的黄陂县木兰山，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王树声随即登上木兰山，被任命为第7军第2分队党代表，他和队长廖荣坤一起，率部在麻城南乡一带活动。他们和其他三支兄弟队伍，在木兰山区使用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逐渐改变了原先被动挨打的逆境，并恢复了黄、麻老区，开辟了柴山堡新区。5月，黄安和麻城联合县委会成立，王树声为县委委员。7月，第7军纳入全国红军统一建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下辖四个大队，对外称团，王树声为第1大队亦即第91团党代表。几个月后，中共鄂东特委重新组成，王树声为委员。随后，王树声率部与第2大队一起南下游击，先后打垮乘马岗、顺河等地四个反动民团和麻城一营敌军的“清剿”，收复了乘马岗、顺河老区的大部分地方。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原驻黄、麻的桂系第18军大部被调走。红军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由柴山堡分头出击。王树声率第1大队与第3大队一路共同攻打反动派势力最猖獗的黄安北部，先拿下禹王城，再攻熊家畈，三克涂家湾，拔除了起义老区内的几个“钉子”，使这一带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月、7月间，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又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年底，鄂豫边区第一次党代会和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1930年春，鄂豫皖边特委成立，统一领导这里的三块革命根据地和三支红军，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1930年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原第11军第31师改编为第1军第1师，下辖五个大队，王树声任第1大队大队长。不久，蒋、阎、冯军阀大战爆发，驻鄂豫皖边的蒋系军队调出参战，根据地周围敌人守备空虚。红1军领导人利用这一向外发展的好机会，兵分两路，向皖西和京汉铁路南段进击。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王树声所在的红1师，在师长徐向前指挥下，由大悟的二郎店直扑杨家寨车站，全歼守敌两个连，缴枪百余支。战后，全师由五个大队扩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总兵力由800人发展到1200多人。王树声为第1支队支队长。不久，敌军开始反扑，王树声率第1支队与第2、第3支队一起奋战，不到半天，全歼敌团长以下千余人，缴枪800多支。接着，红1师进行第二次扩编，将三个支队编为第1、第2两个团，兵力增至1500多人。王树声为第1团团长。
1930年冬，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连续“围剿”。王树声部作为鄂豫皖红军的一支主力，多次随徐向前等首长纵横驰骋，在反“围剿”中立下汗马功劳。11月上旬，红1军先发制人，从南线对敌发动反击。王树声指挥第1师第1团和三个兄弟团协同，击退黄陂北部地区守敌，进而挥师突袭谢店，在消灭夏斗寅部一个营后，又乘敌不备，冒雪夜袭新洲县城，全歼刚撤退至此之敌，缴获大批军需物资。12月中旬，王树声奉命率部再次出征，从敌人手中夺回了皖西根据地中心金家寨，继而克麻埠、独山、叶家集，直逼六安、霍山，并在东、西香火岭将反扑之敌打得溃不成军。至此，敌人对皖西根据地的“围剿”被粉碎。
1931年1月中旬，红1军在麻城长竹园与新由黄梅、广济转战来的红15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邝继勋、徐向前分别担任正、副军长，下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王树声被委任为第10师第30团团长。1月下旬，王树声率部参加围攻麻城磨角楼的战斗，击溃敌援兵四个团，之后又奉命率部攻打易守难攻的重镇新集。在经过艰苦战斗仍未果的情况下，王树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想出了一条妙计：明里，继续不断向敌人挑战，吸引其注意；暗地，在远处对着城墙挖坑道；同时，动员群众收集土炸药和秤砣碎铁，装入棺材，以坑道爆破攻城。终于在2月10日用此计攻克新集，全歼守敌。王树声和他的30团随之名声大震，新集后来成为鄂豫皖边区首府。3月，王树声指挥的30团和其他兄弟团经过多次激战，先后粉碎敌人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鄂豫皖根据地，更加巩固、繁荣。红军的战斗力显著提高，部队编制由原来的三个师增至四个师。战功卓著的王树声被提升为第11师副师长兼32团团长。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列宁市（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第4和第25两军，全部兵力达3万人。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王树声为第4军第11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成立不久，敌人就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剿”。王树声率所部11师，在黄安独立团配合下，迅速攻占敌人外围最大的据点和援敌的必经之路高桥河和桃花镇，全歼敌一个团，完全切断黄安之敌与外地的联系，随后两度击溃增援敌军，敲响黄安之敌的丧钟。12月22日，红军攻破黄安城，俘虏敌师长赵冠英及其下属5000多人。为纪念这一战役的重大胜利，黄安由此改名为红安。
1932年1月13日，红四方面军北上豫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王树声率领的红11师先作为正面攻击部队与敌交锋，后又作为全军的左翼配合兄弟部队迎击援敌，前后仅10余天，就解放了商潢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5000余人，使蒋介石的嫡系第2师受到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但王树声也在这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这时，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实行肃反扩大化，王树声因一贯作战英勇，这次又负了重伤，才幸免于难。四个多月后，王树声伤愈，被调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了消灭张钫第20路军的潢（川）光（山）战役。
1932年秋，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广大红军将士被迫撤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于1932年底进入陕南，然后集中力量向南，拟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根据地。王树声率领的73师作为全军开路先锋，经过两天急行军，翻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大巴山，进入川北，全军主力相继到来。随即，王树声采取四面包围的挖心战术击溃薛岳部主力一个团。1933年2月1日，王树声陪同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军健儿进入南江城。在这里，红军执行严明的纪律，不骚扰百姓，并打开反动衙门的黑监狱，解救被关押的阶级兄弟，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把政权交给人民，获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然后，王树声兵分四路，很快解放了南江县城周围地区。为了争取民心，扎实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王树声挑选数百名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富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多支宣传队和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帮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并要求部队在战斗空隙，随时随地做群众工作。广大穷苦农民在红军工作队的支持下，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没收地主的田财，建立了自己的各种组织。
与此同时，四川军阀田颂尧和刘湘受蒋介石之命，先后派兵对川陕边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王树声受命率73师主力，同其他兄弟部队经过十个月奋战，不仅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而且奇迹般地打出一个比原先更广阔的川陕苏区。
其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扩编，由原来的四个师，分别扩编为第4、第9、第30军和第31军，王树声任第31军军长。不久，又升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转战北上的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长征。6月14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王树声被总司令部任命为岷江支队司令。7月下旬，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红一、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据此，军委确定两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分途北上。王树声受命率部到达毛儿盖，被编入右路军。在这里，王树声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接着，他们在党中央的直接率领下，以高昂的斗志，跨过被称为“人间绝境”的大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正当右路军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的时候，张国焘采取分裂主义的立场，电令右路军之四方面军部队不再北上，重新南下。王树声和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不得不与会师不久、并肩战斗过的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的战友们分手。
在南下途中，红四方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损失惨重。1936年7月，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2、红6军团，渡过金沙江，跨过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这时虽别有打算，但因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持和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广大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们的强烈要求，还是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然而，王树声却因对张国焘的不满而受到张国焘的打击，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降职为第31军军长，然后又降职为红四方面军教导团团长。
1936年10月，在经历了南下失败的挫折和两过草地的痛苦之后，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会同二方面军的战友，沿着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了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合在一处。不久，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极为悲壮的征战，这就是西渡黄河，先北进，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拼杀，继而西征，为“打通国际路线”而血战。王树声受命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孤雁悲鸣。西路军西渡黄河以来，连日与马家军骑兵部队血战，几遭败绩，竟致全军几乎覆灭。在茫茫祁连山中，王树声欲喊不能，欲哭无泪，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到延安去，一定要找到党！他一路乞食，历经千辛万苦，风餐露宿，最后在一位好心而又理解红军的老大爷的帮助下，终于回到延安。听说王树声归来了，毛泽东马上给他打电话，亲切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并请他吃饭，为他洗尘。这是王树声没想到、也是最为感动的。
王树声是抱着负荆请罪，甘愿接受党纪、军纪处分的想法去见毛泽东的。当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五一十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失败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和应负的责任之后，毛泽东不仅丝毫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并鼓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继续前进。听说王树声渴望学习，毛泽东十分高兴，亲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临别，毛泽东慈祥地对他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这是党的领袖的结论，听着这宽容的结论，王树声心头一阵阵温暖。
谁都知道王树声是张国焘手下的一员得力战将，曾受到张国焘的“器重”，但党中央、毛泽东并不因此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株连他，王树声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感动。在抗大学习期间，王树声对张国焘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认真的比较，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他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弄清了不少是非问题，带头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的旗帜下。
1938年冬，王树声被党中央派遣到华北抗日前线，初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继而任代理司令员，随后，晋冀豫军区与129师合并，又任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1942年，王树声奉调回延安，参加毛泽东亲自倡导和主持的著名的延安整风，经受了一次难忘的思想洗礼。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频频向日军发动攻势，收复许多县城，扩大解放区，并于下半年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在此形势下，王树声受命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一支劲旅由延安出征，跨太岳、绕太行、渡黄河，向豫西敌后进军。当时豫西情况异常复杂，“土围子”星罗棋布，明碉暗堡林立。老百姓连年受害于水、旱、蝗、汤（恩伯）的“三灾一害”和日、伪的烧杀掠抢，苦不堪言，同时，受反动宣传影响，不明了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的真相。所以，为了保家活命，他们不与外界接近。针对这种情况，王树声教育干部和战士，要体贴人民，爱护人民，约法三章：不进围子，不走小路，不踏青苗，并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生活。人民子弟兵的模范行动，清除了群众心中的疑虑和戒备，他们把八路军看作“自家人”，争相打开寨门，欢迎八路军往来和进驻。
王树声率部挺进嵩山，与先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的部队会师。然后兵分数路，在嵩山山地跟敌人周旋，把敌主力吸引在山里，接着，出其不意，派奇兵直捣登封。同时，王树声还分兵在嵩山周围的临汝、伊川等地广泛开展攻势，拔除许多日、伪据点，占领一些枢纽要津，使豫西大片国土得以收复。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王树声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指挥部队逐鹿中原，从日、伪手中接收了不少城池要地和武器、物资，严惩胆敢反抗者。与此同时，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的迹象日益暴露。为作好迎战准备，王树声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领豫西的部队南下，与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桐柏山区会师，成立新的中原军区。不久，中原军区将主力整编为两个纵队，王树声任第1纵队司令员。在该山区活动一个时期后，王树声奉中央电令，率部开往豫皖苏边界，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困。王树声指挥部队击退敌人的多次进犯，并争得时间练兵、学习。
1946年初夏，我受困的中原部队遵循党中央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电示，全线出击，分途突围。王树声率领的第1纵队作为南路突围主力，先后闯过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打垮敌人的前堵后截，于8月初到达崇山峻岭的鄂西北。党中央命令王树声率部在鄂西北创建根据地，并任命他为根据地的全面负责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因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创建鄂西北根据地工作受挫。后由于健康原因，王树声离开鄂西北去山西晋城休养。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病未痊愈的王树声执意要求随刘邓大军南征。党中央批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鄂豫军区司令员。从1947年10月至次年3月，王树声指挥所部配合刘邓主力，先后粉碎敌30万之众的“重点清剿”，支持与筹建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保护土地改革，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8年春，由于全国战局的需要，刘邓野战军主力转移到淮河以北另觅战机。敌人再次派重兵侵入大别山区，发动疯狂“扫荡”。王树声只好避其锋芒，率部暂时分散于深山峻岭，与敌抗争。王树声以身作则，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部队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拥护，战斗取得节节胜利，逐步从极端困境中摆脱出来。
1948年底，震动中外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清剿”大别山的敌正规军大批撤走，只留下小股军队。王树声抓紧时机，分兵出击，积极配合淮海大战，先后解放商城、固始、新县、黄安等多座县城，使大别山根据地基本建成。此后，王树声率领鄂豫军区的部队，乘胜消灭残存境内的反动地方武装，为南下大军扫清渡江障碍；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筹粮备款，修桥开路，支援前方，为解放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4月，随着我大军南进之后，流窜四处的鄂豫皖边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勾结当地土匪企图反扑。面对这种形势，王树声义不容辞地率部杀向剿匪战场，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就歼灭和生擒土匪15000多人，出色地完成剿匪任务，大大巩固了鄂豫皖大别山区，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各路南下大军。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中央通知王树声赴京观礼。王树声以剿匪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毅然放弃参加开国大典这个难逢的机会，继续奋战在大别山区。
新中国建立初期，王树声先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他尽心竭力领导全区地方武装的建设，成绩卓著。
1955年，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等三枚一级勋章。同年，王树声由湖北奉调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1959年调离军械部改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委和党委第二书记。王树声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1974年1月7日，就在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看望了病重的王树声，并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的五天之后，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与世长辞了，享年69岁。
作者点评
王树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他戎马一生，军功卓著，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王树声善于自我批评。当他认清了张国焘的南下错误后，主动向毛泽东、党中央承认错误，并积极地、主动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深刻反省自己跟随张国焘所犯的过失，痛改前非，最终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站到了毛泽东的路线旗帜下。
不论地位如何变化，王树声都始终保持着革命传统。他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不高，可起草文件、报告，决不单纯依赖秘书，而常是以口授的方式先要秘书记下，他再字酌句斟，反复推敲。他不善交游，工作之余，就是读书、阅报、听广播、看电视；精神疲劳了，或练书法，或漫步走走，同相遇的街坊老大爷、老大娘、清扫马路的工人拉家常、聊天，他那普通一兵的打扮和亲切的言谈举止，深为大家所称颂。
王树声对自己的子女很疼爱，但管教却异常严格。他为孩子们订出“家规”：不许在同学中夸耀自己的父母；不许打扮怪异，与众不同；不许用小汽车接送；不许保姆和勤务员为其代劳。
王树声的生活作风艰苦朴素。调京之初，组织上决定给他修建一幢住房。按他的级别待遇规定，房子的建筑标准和用具配备，完全可以考究些。但王树声谢绝了，只要求盖成一般的平房，并且不要单门独院，也不要警卫森严；室内的陈设，力戒阔绰，只要一些日常办公、生活所必需的家具用品。60年代初，因全国“备战”，为王树声修建室内防空洞被列入有关部门的计划，正准备动工，也被王树声谢绝了，他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困难，我的防空洞就免了吧。能给人民省一个钱也是好的嘛。”从入京之日起，王树声就住在这所外墙简陋、内部狭窄的寓所里，直到他长辞人世。
王树声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模范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