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小传
罗荣桓小传
罗荣桓，原名罗镇慎，字雅怀，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一个乡绅家庭。罗荣桓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母亲贺氏善良宽厚，外柔内刚。父亲罗国理较为守旧，经营一间“永隆号”杂货铺。罗荣桓8岁入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鲁颂·泮水》中“桓桓于征，狄彼东南”中威武之意，为其改名为罗荣桓。
1919年，罗荣桓入长沙协均中学读书。1924年入青岛大学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曾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活动。在青岛大学读书期间，他亲眼看到东洋人在樱花节旁若无人的狂欢，日本军舰在胶州湾肆意游弋，想起了“五卅”运动中烈士流的鲜血，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撼，下定决心一定要为救国救民做出一番大事业。由于他学的是工科，了解我国的工业落后问题，因此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接着，他和同学们兴办了“三民实业社”，开始了他第一次救国救民的尝试。然而，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受到帝国主义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这几个学生仅仅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办起来的一个手工作坊，怎么能和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相竞争呢？不到一年，这个实业社就因维持不下去而夭折。
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夏天，罗荣桓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理学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7、8月间，他遵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到湖北南部的通城、崇阳一带发动农民暴动。8月20日，罗荣桓参与领导了通城起义，任通城和崇阳农民自卫军的党代表，随即率部队至江西修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旋即带领百余人到湖南参加秋收起义。起义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向罗宵山脉进军。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罗荣桓仍为特务连党代表。
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我党第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真正落到了实处。此后，罗荣桓便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上井冈山后，罗荣桓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积极发展士兵党员，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打骂士兵的军阀作风。在工作中，他坚持了一条行动原则：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他必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战斗时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中对战士们十分关心，因此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1929年11月，毛泽东集合了罗荣桓在内的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召开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积极反映部队的情况。他讲述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并举例说：第9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凶狠，士兵就送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事例很典型，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详细将此事记录下来，后来将反对军阀作风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
12月，部队开拔进驻古田，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28日，古田会议召开，通过了这个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和罗荣桓等11人被选为红4军军委委员。罗荣桓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会后的一天，在古田乡间小道上，积雪未化，素裹银妆。毛泽东和秘书冯文彬一起散步，罗荣桓从一旁经过。他望见毛泽东，连忙行军礼并致问候，而后又匆匆而去。毛泽东驻足伫立，望着这位沉稳踏实的红军干部的背影，点燃一支烟，深沉地对冯文彬说道：“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感叹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红4军第2纵队领导机构，罗荣桓被提升为第2纵队政委，担负起新的重任。
1930年初，罗荣桓担任红4军第2纵队政委后，与纵队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结合部队实际，认真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使这个纵队迅速进步成长，成为红4军的主力之一。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4军第2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4军军委书记和政委。这个新任命，正是毛泽东的提议。当时，红4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红4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4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定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罗荣桓到红4军军部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红4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12月下旬的一天，红4军在钓峰河滩上召开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大有利条件。他讲完话后又领着大家高呼“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广大指战员昂扬的斗志，使前不久在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动员大会后，红4军立即投入反围剿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林彪和罗荣桓率红4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率部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红4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不料在我红4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敌19路军紧追了上来，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及疏散，一些伤员被敌人抓走了。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消息，十分悲伤。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因此不能原谅自己。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进行休整。此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红4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罗荣桓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职务，而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1932年3月，罗荣桓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队伍。
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罗荣桓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罗荣桓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9月，任新编组的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王明、李德等领导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我军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红军不得不开始艰难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10月，罗荣桓率部参加长征。
长征途中，罗荣桓每到一处便给战士们打气，鼓励大家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抗日，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险恶的环境，漫长的征途再加上并不顺利的境遇，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罗荣桓的革命意志，他始终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率部顺利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6月，罗荣桓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委。1937年1月，罗荣桓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又调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罗荣桓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和林彪、聂荣臻一道，率部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取得著名的平型关大捷。9月，他率师政治部和少量部队，在山西、河北交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罗荣桓奉命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并对驻当地的新军决死第2纵队进行帮助，一同开辟晋西南根据地。不久，他赴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队后任第115师政委。
1939年3月初，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第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指挥樊坝、梁山、白彦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率领的第115师部队，与由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民主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
1941年8月，罗荣桓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1月初，侵华日军山东驻军司令土桥一次中将纠集了日军三个师团、四个旅团，再加上伪军共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中枢领导机关，摧毁我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
在留田东南牛家沟，罗荣桓主持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参谋长陈士榘等人。大家讨论着突围方案，一时众说纷纭。大家提的方案有三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汇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看来这个方向几乎不用考虑，南边即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日军司令土桥一次就在那里坐镇。罗荣桓在仔细听取大家的意见，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后，坚定地说：向南突围！一时语惊四座！
罗荣桓分析说：“先说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已在沂河、沐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再看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北面的沂鲁山区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在‘皖南事变’之后，同八路军关系恶化，最近刚刚同山东纵队打了仗。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两面夹击。至于西面，临沂至蒙阴的公路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们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我们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把兵力都集中到沂蒙山区，其后方必定空虚。”于是，罗荣桓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诸位领导同志见罗荣桓说得有理，一致同意部队和机关向南突围。
一声令下，部队迅速转移。临进敌人的封锁线，侦察员发现前面有两股敌人，两股敌人之间的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率队在前，立刻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敌人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迂回穿插，一共越过三条公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又悄悄避开了。到高里，已是敌人后方，果然敌人守备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埠山庄宿营。此地紧靠临（沂）蒙（阴）公路，距离临沂城只有25公里。这时，天已经亮了。在村边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敌人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一路飞尘，源源北上。罗荣桓笑笑说：“让敌人去海里捞针去吧，我们睡觉。"于是就在敌入眼皮底下，部队悄然宿营。这次突围，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5万大军的合围圈。
德国进步记者希伯在度过留田突围惊心动魄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夜后，异常兴奋，对负责接待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他的文章经译出后，登在115师油印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罗荣桓率部在沂蒙山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了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此外，在山东战局中，他曾抱病受命，礼遇于学忠，阻挡李仙洲，大大改善八路军在山东的战略地位。对于罗荣桓在山东战场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命令，罗荣桓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115师政委、代师长，8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领导山东军民实行精兵简政，同时保留骨干，培训干部，为部队的再发展准备好充分条件。为此，他强调实行主力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兵力少、政治上孤立的情况，在其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时，罗荣桓同志及时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并将山东五个战略区的抗日斗争联系起来，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使日军首尾难顾，一举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他还领导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1944年，罗荣桓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1945年他指挥部队在山东全境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和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等少数城市以外的山东绝大部分地区。1945年6月，他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荣桓奉命组织和率领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5年12月，面对国民党军对东北的进攻，他强调我军必须控制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
1946年3月，在东北停战有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他提出，在争取和平时要立足于战争；在战争时间上，要有长期打算；要进行主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者结合的运动战，反对拼命主义，克服大机关、大后方作风。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
1947年，罗荣桓为了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经过诉苦和新式整军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了战斗意志。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一时我军广大指战员和战士们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士气旺盛，斗志昂扬，纷纷请战，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部队的作风、纪律和团结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辽沈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7年，我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夏秋冬季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迫使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指示东北我军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却不愿南下，反而在4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5月间，林彪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对于林彪的做法，罗荣桓不满意，多次严肃劝他率部南下，中央军委也多次来电批评，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对罗荣桓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份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林彪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想尽一切办法，在冀热辽地区准备了1亿斤粮食，足够几十万部队食用，准备了足够的弹药、汽油、被服，作为后勤保障等。
可林彪仍然要等西线铁路修好才动，甚至向中央提出要华北杨成武兵团先包围大同，牵制傅作义的兵力，东北部队才能南下。
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从东北撤退、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同时作好根据时局变化从沈阳撤退的方针。
军情急迫，中央军委又来电指出：你们100万大军的行动怎么能取决于杨成武几万部队的行动呢？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不会认真出关增援，我军要迅速南下，否则就要贻误战机！
到这时，林彪仍然不听，他赖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强调要等西线铁路修好后才能行动。
9月7日，毛泽东亲自发来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令，要东北解放军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在9月、10月两个月内，歼灭锦州、榆关至唐山一线的敌人。并勉励东北部队，要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长春、沈阳之敌倾巢援锦时，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
毛主席发来了命令，林彪不敢再违抗了，下令叫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向锦州外围进军，仍留六个主力纵队和十四个独立师，在长春、沈阳附近和沈阳以南地区徘徊。这时，中央军委来电报指出平分兵力的部署是不对的，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太靠近沈阳，这样，沈阳之敌就不敢出来增援，会影响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
林彪接电后，心中不快，问罗荣桓的看法。罗荣桓说：“毛主席和中央高瞻远瞩，就是要我们迅速拿下锦州，回师歼灭沈阳出来增援之敌！应该把更多的兵力调到锦州前线，让沈阳的敌人能放心出来。”林彪担心地说：“想得不错，但锦州也不是纸糊的，里面有十几万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很强。万一一时打不下，葫芦岛的援兵打过来，沈阳之敌再西进，我们就要吃大亏！”罗荣桓说：葫芦岛和锦西的援兵，一定要堵住！我想叫2纵5师和3纵赶到义县，让4纵迅速南下，抢占塔山和西海口，阻击葫芦岛方面的敌人！最后林彪同意了，与罗荣桓等人率部南下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攻打锦州的战斗中，罗荣桓也几次提出攻打方案，使我军胜利占领锦州。我军拿下锦州后，长春守敌成为瓮中之鳖，被迫起义，我军乘胜进行辽西战役，将国民党廖耀湘兵团10多万人悉数歼灭，不久，挥师解放沈阳，取得了辽沈战役歼敌48万人的重大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这样，罗荣桓在辽沈战役中，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境内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为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8月，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兼东北野战军政委，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委，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1949年6月，罗荣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罗荣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4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全国解放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工作。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教育理论方针，为新时期的我军建设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0年代，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
早在最艰苦的年代，罗荣桓就积劳成疾，但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以后一直长期带病工作，终于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63年12月16日逝世。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是毛泽东对罗荣桓军事生涯高度的概括和评价，也寄托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哀思，罗荣桓元帅的英灵自可含笑九泉了。
作者点评
罗荣桓，我国十大元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我军的卓越领导人。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他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堪称典范。”罗荣桓元帅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备受全国人民爱戴,全军指战员尊敬，他高瞻远瞩、放眼全局的战略眼光，坚决果断、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爱护干部的长者风范，身患重病仍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民的心底。
罗荣桓善于把理论、信仰转化为艰苦奋斗的实际行动。他从革命军队中最基层的连队干部做起，与广大战士同甘共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罗荣桓能成为出色的政工干部，后来又成为军内的“政治元帅”，首先在于他自身的模范作用。罗荣桓从井冈山时期任连队党代表起，一直担任人民军队的政治领导工作。罗荣桓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重要性。他爱兵惜将，赢得了官兵的深深敬重和爱戴。在长征路上，他曾把自己的马让给“红小鬼”骑，而自己步行。他也曾背着生病的战士过草地。他乐意和大家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罗荣桓同志不仅有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宽广的胸怀，在革命的艰难时期还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罗荣桓同志不仅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一位优秀的思想政治干部，还是一位能机动灵活指挥军队的优秀军事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沂蒙战场上，他带领我军捕捉战机,全歼日军长田敏江大队。他机智地带领我军巧破重围，胜利粉碎日伪军5万人对沂蒙山区根据地的疯狂扫荡。
罗荣桓同志长期从事我军的政治工作,他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并且要求每个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对事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几次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罗荣桓同志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革命干部。如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刚得知王凤鸣在湖西支队大搞逼供讯，搞肃反扩大化，枪杀了不少八路军干部，并逮捕了该支队副支队长兼第4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便立即策马带着警卫部队赶到湖西，严厉制止了王凤鸣等人的严重错误行为，营救并解放了梁兴初等一大批党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同志坚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制订的南下北宁线攻打锦州的方针，与林彪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林彪率军南下，一举解放锦州，最终赢得了东北全境的胜利。罗荣桓同志逝世后，张爱萍将军曾在《痛悼罗元帅》一诗中写道：“马列毕生志，主席思想深。”高度赞扬了罗帅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时期的军队建设的过程中，罗荣桓始终坚持党对我军的绝对的领导权，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灵魂和生命线，为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个平凡的人；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家，又是个普通的战士。他一生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光辉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