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经文讲解二
三字经经文讲解二
这一讲主要讨论《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读书求学应该遵守的次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么？初学者应该选择哪些典籍作为必读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仅以乾隆时代纪晓岚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汇集了从上古到清代前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典籍，历时二十年，共收书 3461种，79000多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字数约有七亿汉字。人一生什么事不做也读不完。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难怪庄子慨叹：“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知识的追求是无穷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一下就摸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经》早就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
下面看原文：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训蒙是对小孩子的开蒙教育，必须要讲究、一定要重视，应该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给小孩子开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扎实，今后的造诣就会受限制。但是怎样讲究？讲究什么？这就需要为师者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进度等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间没有同样的两个人，这就是俗话说的“龙生九子，九子不一”。每个孩子都有个人的特点，从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注意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的区别和讲究。
现代教育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搞工业化生产线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产品”就一目了然了，小学生从服装、课本、作业到考试，一切都是统一的，将来小孩子毕业了，就是“罐头产品”、就是“可口可乐”，从包装到内容全都一样，一点特点也没有。所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细斟酌，否则生产出来的学生连“标签”都一样，都是教育产业的成品。有特点的独立性的人没有了，创造性的人才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传统教育中，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孔子讲授“仁”，一个学生一种方法，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之多。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仁”字的含义，否则他听不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问孝，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例如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给父母脸色看，是子女经常干的事，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就是孝。 “色难”有两重意思，一是脸色难看，二是不使脸色很难。这是针对子夏说的，可能子夏经常犯“色难”的毛病。其他学生，不“色难”，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因此，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佛家常说“法无定法”，要因人设教，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训者解也，诂者古也，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叫训诂学。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焚书”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特别是“五经”，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通经的人称为 “五经博士”，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被称为汉学。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汉学”是不确切的。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出训诂学、章句学、考据学、注释学等专门学科，后世统归为语言学。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但是研究归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为一个字、一句话考据一辈子，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甚至拿个博士学位。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就大变，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断死。宋儒将《论语》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不能翻成白话文；明句读可以，不能做句读。
但是对初学者，一定要将文义、字义讲明白，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句号）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古人常有“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会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常用《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话也没有任何“愚民”的迹象。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导谁去呢？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断句断错了，就变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说错了吗？不是！是你自己断错句了。
至于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动，减少意念活动，你的丹田之气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减损你的欲望，你的身体就能强壮起来。老子说的是养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风马牛不相及。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读书求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按中国的古礼，也就是周公之礼，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八岁开始学字，也就是学六书；十八岁束发，行冠礼以后入大学。因此《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小艺；“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是大艺。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后再传授知识，学习六艺；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
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子游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与职业、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特别是富家子弟，家里都有佣人，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现代人不会扫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一块脏布越擦越脏。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常有这样的孩子，你问他：贵姓？他就回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一件东西该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些都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到亲友家拜访，该站还是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到客人家里拉抽屉、开柜子，没有一点规矩，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句读以外，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学。在形声义三方面，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汉用《仓颉篇》，以后出来《急就章》，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学阶段还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礼是生活规范，乐是艺术，射是射箭，相当于今天的健身，御是驾车，相当于今天的军训；书是文字和书法，数是数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可见，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可能还更全面。可惜，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将其转变为“八道”，即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
小学期间，行有余力的可以读“四书”，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什么时候开讲呢？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本来《大学》与《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之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经朱熹注解的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