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随感之始作俑者——袁宏道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袁宏道《叙小修诗》
万历年间，明代诗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坛上出现了公安派，其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们的诗文理论和实践，从思想上突破了儒学传统，文学上突破了复古的传统。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册子《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将他们的文学倡导与胡适的白话运动作了类比，指出他们实一脉相承。虽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学史上的先导作用。没有三袁，也不会有后来的竟陵派和张岱等人的出现，而汤显祖等人也曾颇受三袁影响。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学主张也与三袁遥相呼应。显然公安三袁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远远大于他们的文学本身的价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举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乡后曾问学李贽，引以为师，自此颇受李贽思想影响。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进士。不仕，与兄宗道、弟中道遍游楚中。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选为吴县令，饶有政绩。不久解官去，游览江南名胜。后又授顺天教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两年后又辞官返里，卜居柳浪湖畔，潜学著文，并作庐山、桃源之游。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补仪曹主事，不久又辞去。两年后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转考功员外郎，奏立“岁终考察群吏法”，其后成为定制。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迁稽勋郎中，赴秦中典试。事毕请假归里，定居沙市。留后世《袁宏道文集》。与他的兄弟并称“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间读书人崇古已到惟古是从却不知变的阶段，稍稍敏感度强些主题意识多些的文人都会觉得被古人的遗产压得呼吸不畅。但因“只知有汉，不知魏晋”，便不知如何改变。等到与李贽相遇，恰如揭开了一块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诸篇，倚势筑屋，趁机传道，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复宣扬，造成一股不小的话语势力，这也是一个新流派形成的必须之举。
袁宏道的文章按着自己的主张，不拾他人残唾，只要自己真实货色。但要为某一方向摇旗呐喊，总不免丧失分寸。对于他与他的兄弟们来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以借鉴的榜样。任何值得参考的例子都有可能重新与复古派同流合污。“只要法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们读书不少，却不屑也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任何经验都成为虚空。于是，他们在自己所倡导的文学道路上，不可避免地处于幼稚而伟大的童年。
袁宏道等人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书中的文言显然是不合“童心”的古人遗物，只有自己日常的话语才真算是自己的语言。于是三袁的文字浅白，近似于当时的白话了。但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落入“过流”的陷阱，叫人如喝白开水一般，顺畅得很，又品而无味。而他们的作品大多是日常使用的书牍记序，他们开创的是被后人称为小品文的文体。朱光潜先生曾这样描述小品文的特点：“就大体说，随感录这一类文章是属于‘悟’的。它们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笔止，片言零语如群星罗布，各各自放光彩。”三袁都喜尚的禅宗的“顿悟”精神必然影响了他们的行文意念，由点带出，随意而至，无需刻意整饬造成结构之力。
随意之文，需有丰富多样的内容，厚积薄发的思想与激荡委曲的情感做后盾，方可造成叫人停顿的“涩”处，让读者也尝到“悟”的妙趣。如上所说，他们在文坛很早就形成的前驱地位与官场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与体验。再者他们虽欲流自性灵，抒发自我，但他们缺乏造成委曲激荡的绝立孤独境界。他们虽与复古派文见相左，然而他们内部一直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体。兄弟间的亲情加上文学上的同道将他们的情感牵系得愈发紧密无间。手与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虚虚实实，又哪有除了亲切体贴之外的更复杂多变的情感？将心整个地交出，尚嫌笔不能随心，文字不够真切。在他们动笔之时，除了那些有关论文学主张的文字，面对他们的假象读者是至亲与密友，而不是需要说服与感化的对手。而这层关系又影响着他们的为文处人，扩散进整个文风。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将孤独感转为对二位兄长的怀念与对参禅的深入。对禅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张扬，最多是寄情山水了。《袁中郎尺牍·徐汉明》里，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谐世、适世这四种人中也只愿做适世者。“虽于世无所忤逆，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就是一种不明不暗的中庸状态了。袁宏道的后期文章更趋于平淡，看来也理所应当，就是多活几年，大概也不过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