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二卷沉沦教
第一部第二卷沉沦教
一 步行终日近黄昏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距日落前约一点钟，有一个步行的人走进了那小小的迪涅城。稀稀落落的居民在他们家门口或窗前，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瞧着这个行人。要碰见一个比他更褴褛的过路人是很不容易的了。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体格粗壮，正在盛年，可能有四十六或四十八岁。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把他那被太阳晒黑、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从他那领上扣一个小银锚的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他的领带扭得象根绳子，蓝棉布裤也磨损不堪，一个膝头成了白色，一个膝头有了窟窿；一件破旧褴褛的老灰布衫，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他背上有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光头，长须。
汗、热、奔走和徒步旅行替那潦倒的人添上了一种说不出的狼狈神情。
他的头发原是剃光了的，但现在又茸茸满头了，因为又开始长出了一点，还好象多时没有修剪过似的。
谁也不认识他，他自然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南方来的。或是从海滨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路，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去巴黎时所经过的路。这个人一定已走了一整天，他那神气显得异常疲乏。许多住在下城旧区里的妇人看见他在加桑第大路的树底下歇了一回脚，又在那广场尽头的水管里喝了些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追着他的那些孩子还看见他在两百步外的那个小菜场的水管下停下来喝了水。
走到了巴许维街转角的地方，他向左转，朝市政厅走去。他进去，一刻钟过后又走了出来。有个警察坐在门旁的石凳上，那正是三月四日德鲁埃将军立上去向着惊骇万状的迪涅民众宣读茹安港①宣言的那条石凳。那汉子脱下他的便帽，向那警察恭恭敬敬行了一个礼。
警察没有答礼，只仔细打量了他一会，眼光送了他一程，就走到市政厅里去了。
当时，迪涅有一家华美的旅舍叫“柯耳巴十字架”。旅舍主人是雅甘·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认为他是另外一个拉巴尔的亲族，另外那个拉巴尔在格勒诺布尔开着三太子旅舍，并且做过向导②。据当时传说，正月间贝特朗将军曾经乔装为车夫，在那一带地方往来过多次，把许多十字勋章分给一些士兵，把大量的拿破仑③分给一些士绅。实在的情形是这样的：皇帝进入格勒诺布尔城以后，不愿住在省长公署里，他谢了那位市长，他说：“我要到一个我认识的好汉家里去住。”他去的地方便是那三太子旅舍。三太子旅舍的那个拉巴尔所得的荣耀一直照射到二十五法里以外的这个柯耳巴十字架旅舍的拉巴尔。城里的人都说他是格勒诺布尔那位的堂兄弟。
①茹安港（Juan）在戛纳附近，拿破仑在此登陆时曾发出宣言。
②替拿破仑当向导。
③拿破仑，金币名，值二十法郎。
那人正向着这旅舍走去，它是这地方最好的旅舍了。他走进了厨房，厨房的门临街，也和街道一般平。所有的灶都升了火，一炉大火在壁炉里熊熊地烧着。那旅舍主人，同时也就是厨师，从灶心管到锅盏，正忙着照顾，替许多车夫预备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可以听见车夫们在隔壁屋子里大声谈笑。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什么人比那些车夫吃得更考究的了。穿在长叉上的一只肥田鼠夹在一串白竹鸡和一串雄山雉中间，在火前转动。炉子上还烹着两条乐愁湖的青鱼和一尾阿绿茨湖的鲈鱼。
那主人听见门开了，又来了一个新客人，两只眼睛仍望着炉子，也不抬头，他说：
“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那人说。
“再容易也没有，”主人回答说。这时，他转过头，目光射在旅客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他布衫的袋里掏出一只大钱包，回答说：
“我有钱。”
“好，我就来伺候您。”主人说。
那人把钱包塞回衣袋里，取下行囊，放在门边的地上，手里仍拿着木棍，去坐在火旁边的一张矮凳上。迪涅在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
但是，旅舍主人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总在打量这位旅客。
“马上有东西吃吗？”那人问。
“得稍微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这时，新来的客人正转过背去烘火，那位象煞有介事的旅舍主人从衣袋里抽出一支铅笔，又从丢在窗台旁小桌子上的那张旧报纸上扯下一角。他在那白报纸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又把这张破纸折好，并不封，交给一个好象是他的厨役又同时是他的跑腿的小厮。旅舍主人还在那小伙计耳边说了一句话，小伙计便朝着市政厅的方向跑去了。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些经过。
他又问了一次：
“马上有东西吃吗？”
“还得等一会儿。”旅舍主人说。
那孩子回来了。他带回了那张纸。主人急忙把它打开，好象一个等候回音的人，他仿佛细心地读了一遍，随后又点头，想了想。他终于朝着那心神似乎不大安定的旅客走上一步。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您。”
那个人从他的坐位上半挺着身子。
“怎么！您恐怕我不付钱吗？您要不要我先会账？我有钱呢，我告诉您。”
“不是为那个。”
“那么是为什么？”
“您有钱……”
“有。”那人说。
“但是我，”主人说，“我没有房间。”
那人和颜悦色地说：“把我安顿在马房里就是了。”
“我不能。”
“为什么？”
“那些马把所有的地方都占了。”
“那么，”那人又说，“阁楼上面的一个角落也可以。一捆草就够了。我们吃了饭再看吧。”
“我不能开饭给您吃。”
那个外来人对这种有分寸而又坚硬的表示感到严重了，他站立起来。
“哈！笑话！我快饿死了，我。太阳出来，我就走起。走了十二法里①的路程。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①一法里等于现在的四公里。
“我一点东西也没有。”旅舍主人说。
那汉子放声大笑，转身朝着那炉灶。
“没有东西！那是什么？”
“那些东西全是客人定了的。”
“谁定的？”
“那些车夫先生定了的。”
“他们多少人？”
“十二个人。”
“那里有二十个人吃的东西。”
“那都是预先定好并且付了钱的。”
那个人又坐下去，用同样的口吻说：
“我已经到了这客栈里，我饿了，我不走。”
那主人弯下身子，凑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吻说：
“快走。”
这时，那旅客弯下腰去了，用他棍子的铁梢拨着火里的红炭，他蓦地转过身来，正要开口辩驳，可是那旅舍主人的眼睛盯着他，照先头一样低声说：
“我说，废话已经说够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您进来时，我一见心里就有些疑惑，我已派人到市政厅去过了，这是那里的回信。
您认识字吗？”
他一面那样说，一面把那张完全打开了的、从旅舍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转回旅舍的纸递给那客人看。客人在纸上瞟了一眼。旅舍主人停了一会不响，接着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我素来都是客客气气的，您还是走吧。”
那人低下了头，拾起他那只放在地上的布袋走了。
他沿着那条大街走去。好象一个受了侮辱、满腔委屈的人，他紧靠着墙壁，信步往前走。他的头一次也没有回转过。假使他回转头来，他就会看见那柯耳巴十字架的旅舍主人正立在他门口，旅舍里的旅客和路上的行人都围着他，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长论短；并且从那一堆人的惊疑的目光里，他还可以猜想到他的出现不久就要搞得满城风雨。
那些经过，他完全没有瞧见。心情沮丧的人，总是不朝后面看的。他们只觉得恶运正追着他们。
他那样走了一些时候，不停地往前走，信步穿过了许多街道，都是他不认识的，忘了自身的疲乏，人在颓丧时是常有这种情况的。忽然，他感到饿得难熬。天也要黑了。他向四周望去，想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既享以闭门羹，他便想找一家简陋的酒店，一所穷苦的破屋。
恰好在那条街的尽头，燃起了一盏灯，在半明半暗的暮色中，显出一根松枝，悬在一条曲铁上。他向那地方走去。
那确是一家酒店。就是沙佛街上的那家酒店。
那行人停了一会，从玻璃窗口望那酒家底层厅房的内部，看见桌上的灯正点着，壁炉里的火也正燃着。几个人在里面喝酒。老板也傍着火。一只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焰中烧得发响。
这家酒店，同时也是一种客栈，它有两扇门，一扇临街，另一扇通一个粪土混积的小天井。
那行人不敢由临街的门进去。他先溜进天井，待了一会，再轻轻地提起门闩，把门推开。
“来的是谁？”那老板问。
“一个想吃晚饭和过夜的人。”
“好的，这儿有饭吃，也有地方可以住。”
跟着，他进去了。那些正在喝酒的人全都转过头来。他这面有灯光照着，那面有火光照着。当他解下那口袋时，大家都打量了他好一会儿。那老板向他说：
“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去坐在炉边，把那两只累伤了的脚伸到火前，一阵香味从锅里冲出。他的脸仍被那顶压到眉心的便帽半遮着，当时所能辨别出来的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神情，同时又搀杂着另外一种由于长期苦痛而起的愁容。
那是一副坚强有力而又忧郁的侧形。这相貌是稀有的，一眼看去象是谦卑，看到后来，却又严肃。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光，正象荆棘丛中的一堆火。
当时，在那些围着桌子坐下的人中有个鱼贩子。他在走进沙佛街这家酒店以前，到过拉巴尔的旅舍，把他的马寄放在马房里，当天早晨他又偶然碰见过这个面恶的外来人在阿塞湾和……（我已忘了那地名，我想是爱斯古布龙）之间走着。那外来人在遇见他时曾请求让他坐在马臀上，他当时已显得非常困顿了，那鱼贩子却一面支吾，一面加鞭走了。半点钟以前，那鱼贩子也是围着雅甘·拉巴尔那堆人中的一个，并且他亲自把当天早晨那次不愉快的遭遇告诉了柯耳巴十字架旅舍里的那些人。这时他从他座上向那酒店老板使了个眼色。酒店老板就走到他身边。彼此低声交谈了几句。那个赶路的客人却正在想他的心事。
酒店老板回到壁炉旁边，突然把手放在那人的肩上，向他说：
“你得离开此地。”
那个生客转过身来，低声下气地说：
“唉！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舍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那人提起他的棍和布袋，走了。
他走出店门，又遇到几个孩子，扔着石子打他，那起孩子是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专在门口候他出来的。他狼狈地回转来，扬着棍子表示要打，孩子们也就象一群小鸟似的散了。
他走过监狱，监狱的大门上垂着一根拉钟的铁链。他便拉动那口钟。
墙上的一个小洞开了。
“看守先生，”他说，一面恭恭敬敬地脱下他的便帽，“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一宵？”
有个人的声音回答说：
“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那小墙洞又闭上了。
他走到一条有许多花园的小街。其中的几处只用篱笆围着，那样可以使街道显得更生动。在那些花园和篱笆之间，他看见一所小平房的窗子里有灯光。他从那玻璃窗朝里看，正好象他先头望那酒店一样。那是一大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里面有一张床，床上铺着印花棉布的床单，屋角里有只摇篮，几张木椅，墙上挂着一枝双管枪。屋子中间有桌子，桌上正摆着食物。一盏铜灯照着那块洁白宽大的台布，一把灿烂如银的盛满了酒的锡壶和一只热气腾腾的栗黄汤钵。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喜笑颜开的男子，他用膝头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纪正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的奶。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这个异乡人在那种温柔宁静的景物前出了一会神。他心里想着什么？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出来。也许他正想着那样一个快乐的家庭应当是肯待客的吧，他在眼前的那片福地上也许找得着一点恻隐之心吧。
他在玻璃窗上极轻地敲了一下。
没有人听见。
他敲第二下。
他听见那妇人说：
“当家的，好象有人敲门。”
“没有。”她丈夫回答。
他敲第三下。
那丈夫立起来，拿着灯，走去把门开了。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半农半工模样的人。身上围着一件宽大的皮围裙，一直围到他的左肩，围裙里有一个铁锤、一条红手巾、一只火药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由一根腰带兜住，在他的肚子上鼓起来。他的头朝后仰着，一件翻领衬衫大大敞开，露出了白皙光滑的牛脖子。他有浓厚的眉毛，腮帮上留着一大片黑胡须，眼睛不凹，下颏突出，在那样的面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怡然自得的神气。
“先生，”那过路人说，“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我一盆汤，让我在园里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宵？请您说，您可以吗，假使我出钱的话？”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那人回答说：
“我是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那农人说，“但是您为什么不去找客栈呢？”
“客栈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没有的事。今天又不是演杂技的日子，又不是赶集的日子。您到拉巴尔家去过没有？”
“去过了。”
“怎样呢？”
那过路人感到为难，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他不肯接待我。”
“您到沙佛街上那叫做什么的家里去过没有？”
那个外来人更感困难了，他吞吞吐吐地说：
“他也不肯接待我。”
那农民的脸上立刻起了戒惧的神情，他从头到脚打量那陌生人，并且忽然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说：
“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
他又对那外来人看了一眼，向后退三步，把灯放在桌上，从墙上取下了他的枪。
那妇人听见那农民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以后，也立了起来，抱着她的两个孩子，赶忙躲在她丈夫背后，惊慌失措地瞧着那个陌生人，敞着胸口，睁大了眼睛，她低声说：“佐马洛德。”①这些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快些。屋主把那“人”当作毒蛇观察了一番之后，又回到门前，说道：
“滚！”
“求您做做好事，”那人又说，“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一枪！”农民说。
①佐马洛德（tsoCmaraude），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方言，即野猫。——作者原注。
随后他把门使劲关上，那人还听见他推动两条大门闩的声音。过一会儿，板窗也关上了，一阵上铁门的声音直达外面。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已经起了冷风。那个无家可归的人从苍茫的暮色中看见街边的一个花园里有个茅棚，望去仿佛是草墩搭起来的。他下定决心，越过一道木栅栏，便到了那园里。他朝着那茅棚走去，它的门只是一个狭而很低的洞，正象那些筑路工人替自己在道旁盖起的那种风雨棚。他当然也认为那确实是一个筑路工人歇脚的地方，现在他感到又冷又饿，实在难熬。他虽然已不再希望得到食物，但至少那还是一个避寒的地方。那种棚子照例在晚上是没有人住的。他全身躺下，爬了进去。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在那上面躺了一会，他实在太疲倦了，一点也不能动。随后，因为他背上还压着一个口袋，使他很不舒服，再说，这正是一个现成的枕头，他便动手解开那捆口袋的皮带。正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阵粗暴的声音。他抬起眼睛。黑暗中瞧见在那茅棚的洞口显出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他自己本是胆大力壮，猛不可当的人，他拿起他的棍子，当作武器，拿着布袋当作藤牌，慢慢地从那狗窝里爬了出来，只是他那身褴褛的衣服已变得更加破烂了。
他又走出花园，逼得朝后退出去，运用棍术教师们所谓“盖蔷薇”的那种棍法去招架那条恶狗。
他费尽力气，越过木栅栏，回到了街心，孤零零，没有栖身之所，没有避风雨的地方，连那堆麦秸和那个不堪的狗窝也不容他涉足，他就让自己落（不是坐）在一块石头上，有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骂道：“我连狗也不如了！”
不久，他又立起来，往前走。他出了城，希望能在田野中找到一棵树或是一个干草堆，可以靠一下。
他那样走了一段时间，老低着头。直到他感到自己已和那些人家离得远了，他才抬起眼睛，四面张望。他已到了田野中，在他前面，有一片矮丘，丘上覆着齐地割了的麦茬，那矮丘在收获之后就象推光了的头一样。
天边已全黑了，那不仅是夜间的黑暗，仿佛还有极低的云层，压在那一片矮丘上面，继又渐渐浮起，满布天空。但是，由于月亮正待上来，穹苍中也还留着一点暮色的余辉，浮云朵朵，在天空构成了一种乳白的圆顶，一线微光从那顶上反照下来。
因此地面反比天空显得稍亮一些，那是一种特别阴森的景色，那片矮丘的轮廓，荒凉枯瘦，被黑暗的天边衬托得模糊难辨，色如死灰。所有这一切都是丑恶、卑陋、黯淡、无意义的。在那片田野中和矮丘上，空无所有，只见一棵不成形的树，在和这个流浪人相距几步的地方，蜷曲着它的枝干，摇曳不定。
显然，这个人在智慧方面和精神方面都谈不上有那些细腻的习气，因而对事物的神秘现象也就无动于衷；可是当时，在那样的天空中，那样的矮丘上，那样的原野里，那样的树杪头，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凄凉意味，因此他在凝神伫立一阵以后，也就猛然折回头走了。有些人的本能常使他们感到自然界是含有恶意的。
他顺着原路回去。迪涅的城门都已关上了。迪涅城在宗教战争①中受过围攻，直到一八一五年，它周围还有那种加建了方形碉楼的旧城墙，日后才被拆毁。他便经过那样一个缺口回到城里。
①指十六世纪中叶法国新旧两派宗教进行的战争。
当时应已是晚上八点钟了，因为他不认识街道，他只得信步走去。他这样走到了省长公署，过后又到了教士培养所。在经过天主堂广场时，他狠狠地对着天主堂扬起了拳头。
在那广场角上有个印刷局。从前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亲自口授，继又带回大陆的诏书及《羽林军告军人书》便是在这个印刷局里第一次排印的。
他已经困惫不堪，也不再希望什么，便走到那印刷局门前的石凳上躺下来。
恰巧有个老妇人从那天主堂里出来，她看见这个人躺在黑暗里，便说：
“您在这儿干什么，朋友？”
他气冲冲地、粗暴地回答说：
“您瞧见的，老太婆，我在睡觉。”
那老太婆，确也当得起这个称呼，她是R侯爵夫人。
“睡在这石凳上吗？”她又问。
“我已经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那人说，“今天要来睡睡石板褥子了。”
“您当过兵吗？”
“是呀，老太婆。当过兵。”
“您为什么不到客栈里去？”
“因为我没有钱。”
“唉！”R夫人说，“我荷包里也只有四个苏。”
“给我就是。”
那人拿了那四个苏。R夫人继续说：
“这一点钱，不够您住客栈。不过您去试过没有？您总不能就这样过夜呀。您一定又饿又冷。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宵。”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
“怎样呢？”
“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太婆”推着那人的胳膊，把广场对面主教院旁边的一所矮房子指给他看。
“所有的门，”她又说，“您都敲过了？”
“敲过了。”
“敲过那扇没有呢？”
“没有。”
“去敲那扇去。”
二 对智慧提出的谨慎
那天晚上，迪涅的主教先生从城里散步回来，便关上房门，在自己屋子里一径待到相当晚的时候。当时他正对“义务”问题进行一种巨大的著述工作，可惜没有完成。他起初要把从前那些神甫和博士们就这一严重问题发表过的言论细心清理出来。他的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的义务，第二部分是各个阶层中个人的义务。大众的义务是重要义务。共分四种。根据圣马太的指示，分作对天主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对自己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九、三十节），对他人的义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对众生的义务（《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十五节），关于其他各种义务，主教又在旁的地方搜集了一些关于其他各种义务的指示和规定，人主和臣民的义务，在《罗马人书》里；官吏、妻子、母亲、青年男子的义务，是圣保罗明定了的；丈夫、父亲、孩童、仆婢的义务，在《以弗所书》里；信徒的义务，在《希伯来书》里；闺女的义务，在《哥林多书》里。他正苦心孤诣地着手把所有这些条规编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供世人阅读。
八点钟他还在工作，当马格洛大娘按平日习惯到他床边壁柜里去取银器时，他正在一张小方纸上勉强写着字，因为他膝头上正摊着一本碍手碍脚的厚书。过了一会，主教觉得餐具已经摆好，他的妹子也许在等待，他才阖上书本，起身走进餐室。
那餐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有个壁炉，门对着街（我们已经说过），窗子对着花园。
马格洛大娘刚刚把餐具摆好。
她尽管忙于工作，却仍和巴狄斯丁姑娘聊天。
桌子靠近壁炉，桌上放了一盏灯。炉里正燃着相当大的火。
我们不难想见那两个都已年逾六十的妇人：马格洛大娘矮小、肥胖、活跃，巴狄斯丁姑娘温和、瘦削、脆弱，比她哥稍高一点，穿件蚤色绸袍，那是一八○六年流行的颜色，是她那年在巴黎买的，一径保存到现在。如果我们用粗俗的字眼来说（有些思想往往写 还说不清楚，可是单用一个俗字便可表达出来），马格洛大娘的神气象个“村婆”，巴狄斯丁姑娘却象“夫人”。马格洛大娘戴顶白楞边帽，颈上挂个小金十字，算是这家里独一无二的首饰了。她身穿玄青粗呢袍，袖子宽而短，领口里露出一条雪白的围脖，一根绿带子拦腰束住一条红绿方块花纹的棉布围裙，外加一块同样布料的胸巾，用别针扣住上面的两只角，脚上穿双马赛妇女穿的那种大鞋和黄袜。巴狄斯丁姑娘的袍子是照一八○六年的式样裁剪的，上身短，腰围紧，双肩高耸，盘花扣绊。她用一顶幼童式的波状假发遮着自己的斑白头发。马格洛大娘的神气是伶俐、活泼、善良的，她的两只嘴角，一高一低，上唇厚，下唇薄，使她显得怫郁和躁急。只要主教不说话，她总用一种恭敬而又不拘形迹的态度和他谈个不休；主教一开口，她又和那位姑娘一样，服服帖帖唯命是从了，这是大家都见过的。巴狄斯丁姑娘连话也不说。她谨守在听命与承欢的范围以内。即使是少年时期她也并不漂亮，她的蓝眼睛鼓齐面部，鼻子长而曲；但是她的整个面庞和整个人都含有一种说不出的贤淑气度，那是我们在开始时谈过的，她生性仁厚，而信仰、慈悲、愿望，这三种使心灵温暖的美德又渐渐把那种仁厚升为圣德了。她天生就是一头驯羊，宗教却已使她成为天使。可怜的圣女！不可复得的甘美的回忆！
巴狄斯丁姑娘曾把当天晚上发生在主教院里的那些事对人传述过无数次，以致几个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记得极其详尽。
主教先生走进来时，马格洛大娘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话。她正和“姑娘”谈着一个她所熟悉而主教也听惯了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大门的门闩问题。
好象是马格洛大娘在买晚餐食料时，在好几处听见了许多话。大家说来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宵小，一个形迹可疑的恶棍，他大约已到了城里的某个地方，今晚打算深夜回家的人也许会遭殃，而且警务又办得很坏，省长和市长又互不相容，彼此都想惹出一些事故，好嫁祸于人。所以聪明人只有自己负起警察的责任，好好地保护自己，并且应当小心，把各人的房子好好地关起，闩起，堵塞起来，尤其要好好地把各人的房门关上。
马格洛大娘把最后那句话说得格外响些，但是主教从他那间冷冰冰的屋子里走进来坐在壁炉面前烤着火，又想着旁的事了。他没有让马格洛大娘刚才说的话产生影响。她只得再说一遍，于是巴狄斯丁姑娘为了想救马格洛大娘的面子而又不触犯阿哥，便冒着险，轻轻说道：
“哥，您听见马格洛大娘说的话没有？”
“我多少听见了一点。”主教回答说。
随后，他把椅子转过一半，两手放在膝上，炉火也正从下面照着他那副笑容可掬的诚恳面孔，他抬起头对着那年老的女仆说：
“好好的。有什么事？有什么事？难道我们有什么大不了的危险？”
于是马格洛大娘又把整个故事从头说起，无意中也不免稍稍说得过火一些。据说有一个游民，一个赤脚大汉，一个恶叫化子这时已到了城里。他到过雅甘·拉巴尔家里去求宿，拉巴尔不肯收留他，有人看见他沿着加桑第大路走来，在街上迷雾里荡来荡去。他是一个有袋子、有绳子、面孔凶恶的人。
“真的吗？”主教说。
他既肯向她探问，马格洛大娘自然更起劲了，在她看来，这好象表明主教已有意戒备了，她洋洋得意地追着说：“是呀，主教。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城里一定要出乱子。大家都这样说。加以警务又办得那样坏（这是值得再提到的）。住在山区里，到了夜里，衔上连路灯也没有！出了门就是一个黑洞。我说过，主教，那边的姑娘也这样说……”
“我，”妹子岔着说，“我没有意见。我哥做的事总是好的。”
马格洛大娘仍继续说下去，好象没有人反对过她似的：
“我们说这房子一点也不安全，如果主教准许，我就去找普兰·缪斯博瓦铜匠，要他来把从前那些铁门闩重新装上去，那些东西都在，不过是一分钟的事，我还要说，主教，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夜也应当有铁门闩，因为，我说，一扇只有活闩的门，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外面开进来，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加以主教平素总是让人随意进出，况且，就是在夜半，呵，我的天主！也不用先得许可……”
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并且敲得相当凶。
“请进来。”主教说。
三 绝对服从的英勇气概
门开了。
门一下子便大大地开了，好象有人使了大劲和决心推它似的。
有个人进来了。
这人我们已经认识，便是我们刚才见过，往来求宿的那个过路人。
他走进来，向前踏上一步，停住，让门在他背后敞着。他的肩上有个布袋，手里有根木棍，眼睛里有种粗鲁、放肆、困惫和强暴的神情。壁炉里的火正照着他，他那样子真是凶恶可怕，简直是恶魔的化身。
马格洛大娘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大吃一惊，变得目瞪口呆。
巴狄斯丁姑娘回头瞧见那人朝门里走，吓得站不直身子，过了一会才慢慢地转过头去，对着壁炉，望着她哥，她的面色又转成深沉恬静的了。
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那人。
他正要开口问那新来的人需要什么，那人双手靠在他的棍上，把老人和两个妇人来回地看着，不等主教开口，便大声说：
“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那是我的目的地。我从土伦走来，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今天一天就走了十二法里。天黑时才到这地方，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那又是非请验不可的。我又走到另外一家客店。他们对我说：‘滚！’这家不要我。那家也不要我。我又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也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那狗咬了我，也把我撵了出来，好象它也是人似的，好象它也知道我是谁似的。我就跑到田里，打算露天过一宵。可是天上没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又没有好天主阻挡下雨，我再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那边，在那空地里，有一块石板，我正躺下去，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瞧，对我说：‘您去敲敲那扇门。’我已经敲过了。这是什么地方？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的工夫作工赚来的。可以付账。那有什么关系？我有钱。我困极了，走了十二法里，我饿得很。您肯让我歇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那人走了三步，靠近台上的那盏灯。“不是，”他说，仿佛他没有听懂似的，“不是这个意思。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一个罚作苦役的罪犯。我是刚从牢里出来的。”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您瞧。这东西害我处处受人撵。您要念吗？我能念，我，我在牢里念过书。那里有个学校，愿意读书的人都可以进去。您听吧，这就是写在纸上的话：‘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原籍……’您不一定要知道我是什么地方人，‘处狱中凡十九年。计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这是客店吗？您肯给我吃，给我睡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壁厢里的床上铺上一条白床单。”
我们已解释过那两个妇人的服从性是怎样的。
马格洛大娘即刻出去执行命令。
主教转过身来，朝着那人。
“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就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会预备好的。”
到这时，那人才完全懂了。他的那副一向阴沉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疑惑和欢乐，变得很奇特，他好象一个疯子，低声慢气地说：
“真的吗？怎么？您留我吗？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做‘先生’！和我说话，您不用‘你’字。‘滚！狗东西！’人家总那样叫我。我还以为您一定会撵我走呢。并且我一上来就说明我是谁。呵！那个好婆婆，她把这地方告诉了我。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一张有褥子、垫单的床！和旁人一样！十九年我没有睡在床上了，您当真不要我走！您是有天良的人！并且我有钱。我自然要付账的。对不起，客店老板先生，您贵姓？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您是个好人。您是客店老板，不是吗？”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说。
“一个神甫！”那人说。“呵，好一个神甫！那么您不要我的钱吗？本堂神甫，是吗？那个大教堂里的本堂神甫。对呀！真是，我多么蠢，我刚才还没有注意看您的小帽子！”
他一面说，一面把布袋和棍子放在屋角里，随后又把护照插进衣袋，然后坐下去，巴狄斯丁姑娘和蔼地瞧着他。他继续说：
“您是有人道的，本堂神甫先生。您没有瞧不起人的心。一个好神甫真是好。那么您不要我付账吗？”“不用付账，”主教说，“留着您的钱吧。您有多少？您没有说过一百○九个法郎吗？”
“还得加上十五个苏。”那人说。
“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您花了多少时间赚来的？”
“十九年。”
“十九年！”
主教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人接着说：
“我的钱，全都在。这四天里我只用了二十五个苏，那二十五个苏是我在格拉斯地方帮着卸车上的货物赚来的。您既是神甫，我就得和您说，从前在我们牢里有个布道神甫。一天，我又看见一个主教。大家都称他做‘主教大人’。那是马赛马若尔教堂的主教。他是一些神甫头上的神甫。请您原谅，您知道，我不会说话；对我来说，实在说不好！您知道，象我们这种人！他在监狱里一个祭台上做过弥撒，头上有个尖的金玩意儿。在中午的阳光里，那玩意几照得多么亮。我们一行行排着，三面围着。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大炮，引火绳子也点着了。我们看不大清楚。他对我们讲话，但是他站得太靠里了，我们听不见。那样就是一个主教。”
他谈着，主教走去关上那扇敞着的门。
马格洛大娘又进来，拿着一套餐具，摆在桌子上。“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他又转过去朝着他的客人：
“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
每次他用他那种柔和严肃、诚意待客的声音说出“先生”那两个字时，那人总是喜形于色。“先生”对于罪犯，正象一杯水对于墨杜萨①的遭难音。蒙羞的人都渴望别人的尊重。
“这盏灯，”主教说，“太不亮了。”
①墨杜萨（Méduse），船名，一八一六年七月二日在距非洲西岸四十海里地方遇险。一百四十九个旅客改乘木排，在海上飘了十二天，旅客多因饥渴死去。得救者十五人。
马格洛大娘会意，走到主教的卧室里，从壁炉上拿了那两个银烛台，点好放在桌上。
“神甫先生，”那人说，“您真好。您并不瞧不起我。您让我住在您的家里，您为我点起蜡烛。我并没有瞒您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也没有瞒您我是一个倒霉蛋。”
主教坐在他身旁，轻轻按着他的手。
“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除非是需要住处的人，谁也不是在自己家里。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
那个人睁圆了眼，有些莫名其妙。
“真的吗？您早已知道我的名字吗？”
“对，”主教回答说，“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真怪，神甫先生，”那人叫着说，“我进来时肚子是真饿，但是您这么好，我已经不知道饿了，我已经不饿了。”
主教望着他，向他说：
“您很吃过一些苦吧？”
“穿红衣，脚上拖铁球，睡觉只有一块木板，受热，受冷，做苦工，编到苦囚队里，挨棍子！没有一点事也得拖上夹链条。说错一个字就关黑屋子。病在床上也得拖着链子，狗，狗还快乐些呢！十九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现在还得带张黄护照，就这样。”
“是呀，”主教说，“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您听吧。一个流着泪忏悔的罪人在天上所得的快乐，比一百个穿白衣的善人还更能获得上天的喜爱呢。您从那个苦地方出来，如果还有愤怒憎恨别人的心，那您真是值得可怜的；如果您怀着善心、仁爱、和平的思想，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开出来了。一盆用白开水、植物油、面包和盐做的汤，还有一点咸肉、一块羊肉、无花果、新鲜乳酪和一大块黑麦面包。她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食物之外，主动加了一瓶陈年母福酒。
主教的脸上忽然起了好客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神情。
“请坐。”他连忙说。如同平日留客晚餐一样，他请那人坐在他的右边，巴狄斯丁姑娘，完全宁静自如，坐在他的左边。
主教依照他的习惯，先做祷告，再亲手分汤。那人贪婪地吃起来。
主教忽然说：“桌上好象少了一件东西。”
马格洛大娘的确没有摆上那三副绝不可少的餐具。照这一家人的习惯，主教留客晚餐时，总得在台布上陈设上那六份银器，这其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陈设。那种温雅的假奢华是这一家人的一种饶有情趣的稚气，把清寒的景象提高到富华的气派。
马格洛大娘领会到他的意思，一声不响，走了出去，不大一会，主教要的那三副食具，在三位进餐人的面前齐齐整整地摆出来了，在台布上面闪闪发光。
四 蓬塔利埃乳酪厂的详情
现在，为了把那餐桌上经过的事大致地说一说，最好是把巴狄斯丁姑娘写给波瓦舍佛隆夫人的信中的一段抄下来，那苦役犯和主教的谈话，在那上面都有了坦率而细致的叙述。
“……那人对谁也不注意。他饿鬼似的贪婪地吃着。吃完汤以后，他说：
“‘慈悲上帝的神甫先生，这一切东西对我来说还确确实实是太好了，但是我得说，不肯和我一道吃饭的那些车夫比您还吃得好些呢。’
“说句私话，我觉得这种观察有些刺耳。我哥答道：
“‘他们要比我疲劳些。’
“‘不，’那人接着说，‘他们的钱多些。您穷。我看得出来。您也许连本堂神甫也还不是吧。您只是一个普通神甫吧？岂有此理，如果慈悲上帝是公平的话，您理应当个神甫。’
“‘公平两字远远不能全部表达慈悲上帝的好处。’我哥说。
“过了一会，他又说：
“‘冉阿让先生，您是要到蓬塔利埃去吗？’
“‘那是指定的路程。’
“我想他一定是那样说的。随后他接着说：
“‘明天一早我就得动身。这段路是很难走的。晚上冷，白天却很热。’
“‘您去的地方倒是个好地方，’我哥说，‘在革命时期我家破了产，起初我躲在法兰什·康地，靠自己的两条胳膊作工度日。我的毅力好。在那里我找到许多工作，只要我们肯选择。有造纸厂、制革广、蒸馏厂、榨油厂、大规模的钟表制造厂、炼钢厂、炼铜厂，铁工厂就至少有二十个，其中四个在洛兹、夏蒂荣、奥当库尔和白尔，这些厂都是很大的。’
“我想我没有搞错吧，我哥说的几个名字一定就是那几个了，随后他自己又把话打断，对我说：
“‘亲爱的妹子，我们有些亲戚住在那里吗？’
“我回答说：
“‘我们从前有过的，在那些亲戚里有德·吕司内先生，革命以前，他是蓬塔利埃的卫戍司令。’
“‘对的，’我哥接着说，‘但到了九三年大家都没有亲戚了，都只靠自己的两只手。我做过工。在蓬塔利埃，您，冉阿让先生，将要去的那地方，有一种历史悠久而极有趣的实业，我的妹妹，这就是他们叫做果品厂的那些乳酪厂。’
“于是我哥一面劝那人吃，一面把篷塔利埃果品厂的内容非常详细地说给他听。厂分两种，‘大仓’是富人的，里面有四十或五十头母牛，每个夏季可以产七千到八千个酪饼；还有合作果品厂是穷人的，半山里的乡下人把他们的牛合起来大伙公养，产品也由大伙分享。他们雇用一个制酪工人，管他叫格鲁阑；格鲁阑把各会友的牛乳收下来，每天三次，同时把分量记在双合板上。四月末，乳酪厂的工作开始；六月中，那些制酪工人就把他们的牛牵到山里去了。
“那人一面吃，一面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我哥拿那种好的母福酒给他喝，他自己却不喝，因为他说那种酒贵。我哥带着您所知道的那种怡然自得的愉快神情，把那些琐事讲给他听，谈时还不时露出殷勤的态度。他再三重复说那些格鲁阑的情况良好，好象他既迫切希望那人能懂得那是个安身的好地方，而又感到不便直截了当开导他似的。有件事给了我强烈的印象。那人的来历我已向您说过了，可是，我的哥，在晚餐期间直到就寝前，除了在他刚进门时说了几句关于耶稣的话以外，再也没有说过一个字可以使那人回忆起他自己是谁，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使那人看出我的哥是谁。在那种场合，似乎很可以告诫他几句，并且可以把主教压在罪犯的头上，暂时给他留下一个印象。如果是别人碰上了这样一个可怜人，他也许会认为，在给以物质食粮的同时，还应当给以精神食粮，不妨在谴责当中附带教训开导一番，或是说些怜惜的话勉励他以后好好做人。我哥却连他的籍贯和历史都没有问。因为在他的历史里，有他的过失，我哥仿佛要避免一切可以使他回忆起那些事的话。他谈到蓬塔利埃的山民，只说他们接近青天，工作舒适。他还说他们快乐，因为他们没有罪过，正说到这儿，他突然停了下来，唯恐他无心说出的那两个字含有可以触犯那人的意思。我仔细想过以后，自信领会了我哥的心思。他心里想，那个叫作冉阿让的人，脑子里苦恼太多了，最好是装出完全没有事的样子，使他感到轻松自在，使他认为他是和旁人一样的一个人。那样，即使只是片刻，也是好的。那岂不是对慈善的最深切的了解吗？我慈祥的夫人，他那样撇开告诫、教训、暗示，岂不是体贴入微，确实高明无比吗？人有痛处，最好的爱护，难道不是绝不去碰它吗？我想这或者就是我哥心里的想法了。无论怎样，我可以说，即使他有过那些心思，却对我也不曾流露过，自然至终，他完全是平时那个人，他那晚和冉阿让进餐，正和他陪着瑞德翁·勒普莱服先生或是总司铎管辖区的司铎进晚餐一样。
“晚餐快完，大家吃着无花果时，有个人来敲门。那是瑞波妈妈，手里抱着她的小孩。我哥吻了吻那孩子的额头，向我借去身上的十五个苏，给了瑞波妈妈。那人到了这时，已经不大留心，注意力已不怎么集中了。他不再说话，显得非常疲倦。可怜的老瑞波走了以后，我哥念了谢食文，随后又转过身去，向那人说：‘您大概很需要上床休息了。’马格洛大娘赶忙收拾桌子。我知道我们应当走开，让那旅客去休息，两个人便一同上了楼。过了一会，我又派马格洛大娘把我房里的那张黑森林麂子皮送到那人的床上。夜间冰冷，那东西可以御寒。可惜那张皮已经旧了，毛已落光。它是我哥从前住在德国多瑙河发源地附近的多德林根城时买的，我在餐桌上用的那把象牙柄的小刀也是在那地方同时买的。
“马格洛大娘几乎即刻就上楼来了，我们在晾洗衣服的屋子里祷告了上帝，随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谈什么。”
五 恬静
卞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子道过晚安以后，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一个交给他的客人，说：
“先生，我来引您到您的房间里去。”
那人跟着他走。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那所房子的结构形式，到那间有壁厢的祈祷室里去，或是从里面出来，都得经过主教的卧室。
他们穿过那屋子时，马格洛大娘正把那些银杯盏塞进他床头的壁橱，那是她每晚就寝以前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主教把他的客人安顿在壁厢里。那里安着一张洁白的床。
那人把烛台放在一张小桌上。
“好了，”主教说，“好好唾一晚吧。明天早晨，您在动身以前，再喝一杯我们家里的热牛奶。”
“谢谢教士先生。”那人说。
那句极平静的话刚说出口，他忽然加上一个奇怪的动作，假使那两个圣女看见了，她们一定会吓得发呆的。直到现在，我们还难于肯定他当时是受了什么力量的主使。他是要给个警告还是想进行恐吓呢？还是他受了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了解的本能的冲动呢？他蓦地转过身来对着那老人，叉起胳膊，用一种凶横的目光望着他的房主，并且粗声地喊道：
“呀哈！真的吗？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吗？”
他又接上一阵狰狞的笑声，说道：
“您全想清楚了吗？谁向您说我不曾杀过人呢？”
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
“那只干上帝的事。”
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好象一个做祷告或自言自语的人，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那人祝福，那人并没有低头，他不掉头也不朝后看，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壁厢里有人住时，他总把一方大哗叽帷布拉开，遮住神座。主教走过帷布跟前，跪下去做了一回短短的祈祷。过了一会，他到了他的园里，散步。潜思，默想，心灵和思想全寄托在上帝在晚间为所有尚未合眼的人显示的伟大神秘的事物上面。
至于那人，确是太困了，连那洁白的床单也没有享用，他用鼻孔（这是囚犯们的作法）吹灭了烛，和衣倒在床上，立即睡熟了。
主教从园中回到他住宅时，钟正敲着十二点。
几分钟过后，那所小房子里的一切全都睡去了。
六 冉阿让
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他幼年不识字。成人以后，在法维洛勒做修树枝的工人，他的母亲叫让·马弟，他的父亲叫冉阿让，或让来，让来大致是浑名，也是“阿让来了”
的简音。
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但并不沉郁，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无足轻重的味儿，至少表面如此。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他的母亲是因为害乳炎，诊治失当死的。他的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个修树枝的工人，从树上摔下来死的。冉阿让只剩一个姐姐，姐姐孀居，有七个子女。把冉阿让抚养成人的就是这个姐姐。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着她小弟弟的膳宿。丈夫死了。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有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帮助姐姐，报答她当年抚养之恩。那是很自然的事，象一种天职似的，冉阿让甚至做得有些过火。他的青年时期便是那样在干着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中消磨过去的。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想爱情问题。
他天黑回家，精疲力尽，一言不发，吃他的菜汤。他吃时，他姐姐让妈妈，时常从他的汤瓢里把他食物中最好的一些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白菜的心，拿给她的一个孩子吃。他呢，俯在桌上，头几乎浸在汤里，头发垂在瓢边，遮着他的眼睛，只管吃，好象全没看见，让人家拿。
在法维洛勒的那条小街上，阿让茅屋斜对面的地方，住着一个农家妇女，叫玛丽－克洛德，阿让家的孩子们，挨饿是常事，他们有时冒他们母亲的名，到玛丽－克洛德那里去借一勺牛奶，躲在篱笆后面或路角上喝起来，大家拿那奶罐抢来抢去，使那些小女孩子紧张到泼得身上、颈子上都是奶。母亲如果知道了这种欺诈行为，一定会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的。冉阿让气冲冲，嘴里唠叨不绝，瞒着孩子们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他们才没有挨揍。
在修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可以赚十八个苏，过后他就替人家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他做他能做的事。他的姐也作工，但是拖着七个孩子怎么办呢？那是一群苦恼的人，穷苦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
家里没有面包。绝对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住在法维洛勒的天主堂广场上的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正预备去睡时，忽听得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来正好看见一只手从铁丝网和玻璃上被拳头打破的一个洞里伸进来，把一块面包抓走了。易查博赶忙追出来，那小偷也拚命逃，易查博跟在他后面追，捉住了他。他丢了面包，胳膊却还流着血。
那正是冉阿让。
那是一七九五年的事。冉阿让被控为“黑夜破坏有人住着的房屋入内行窃”，送到当时的法院。他原有一枝枪，他比世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好，有时并且喜欢私自打猎，那对他是很不利的。大家对私自打猎的人早有一种合法的成见。私自打猎的人正如走私的人，都和土匪相去不远。但是，我们附带说一句，那种人和城市中那些卑鄙无耻的杀人犯比较起来总还有天壤之别。私自打猎的人住在森林里，走私的人住在山中或海上。城市会使人变得凶残，因为它使人腐化堕落。山、海和森林使人变得粗野。它们只发展这种野性，却不毁灭人性。
冉阿让被判罪。法律的条文是死板的。在我们的文明里，有许多令人寒心的时刻，那就是刑法令人陷入绝境的时刻。一个有思想的生物被迫远离社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遗弃，那是何等悲惨的日子！冉阿让被宣判服五年苦役。
一七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前线①总指挥（共和四年花月二日执政内阁致五百人院咨文中称作Buona－Parte②的那位总指挥）在芒泰诺泰③所获的胜利。这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中却扣上了一长条铁链。冉阿让便是那铁链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禁子，现在已年近九十了，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那个可怜人待在院子的北角上，被锁在第四条链子的末尾。他和其余的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他除了知道他的地位可怕以外好象完全莫名其妙。或许在他那种全无知识的穷人的混沌观念里，他多少也还觉得在这件事里有些过火的地方。当别人在他脑后用大锤钉着他枷上的大头钉时，他不禁痛哭起来。眼泪使他气塞，呜咽不能成声。他只能断续地说：“我是法维洛勒修树枝的工人。”过后，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这样一共做了七次，好象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头顶。我们从他这动作上可以猜想到，他所做的任何事全是为了那七个孩子的衣食。
①当时欧洲联盟国的军队从意大利和莱茵河两方面进攻革命的法国，拿破仑从意大利出击，在意大利境内击溃奥地利军队以后，直趋维也纳，以一年时间，迫使奥地利求和。
②拿破仑出生于科西嘉岛，该岛原属意大利，一七六八年卖给法国。他的姓，Bonaparte（波拿巴），按原来意大利文写法是Buonaparte。此处所言咨文，将一字写成两字，盖当时其名未显，以致发生这一错误。
③芒泰诺泰（Montenotte），意大利北部距法国国境不远的一个村镇。
他出发到土伦去。他乘着小车，颈上悬着铁链，经过二十七天的路程到了那地方。在土伦，他穿上红色囚衣。他生命中的一切全消灭了，连他的名字也消灭了。他已不再是冉阿让，而是二四六○一号。姐姐怎样了呢？七个孩子怎样了呢？谁照顾他们呢？一棵年轻的树被大齐根锯了，它的一撮嫩叶怎样了呢？
那是千篇一律的经过，那些可怜的活生生的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无所凭借，无人指导，无处栖身，只得随着机缘东飘西荡，谁还能知道呵？或者是人各一方，渐渐陷入苦命人的那种丧身亡命的凄凉的迷雾里，一经进入人类的悲惨行列，他们便和那些不幸的黔首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们背井离乡。他们乡村里的钟塔忘了他们，他们田地边的界石也忘了他们，冉阿让在监牢里住了几年之后，自己也忘了那些东西。在他的心上，从前有过一条伤口，后来只剩下一条伤痕，如是而已。关于他姐姐的消息，他在土伦从始至终只听见人家稍稍谈到过一次。那仿佛是在他坐监的第四年末。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那消息。有个和他们相识的同乡人看见过他姐姐，说她到了巴黎。她住在常德尔街，即圣稣尔比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只带着一个孩子，她最小的那个男孩。其余的六个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也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每天早晨，她到木鞋街三号，一个印刷厂里去，她在那里做装订的女工。早晨六点她就得到厂，在冬季，那时离天亮还很早。在那印刷厂里有个小学校，她每天领着那七岁的孩子到学校里去读书。只不过她六点到厂，学校要到七点才开门，那孩子只好在院里等上一个钟头，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天，那一个钟点是在黑暗中露天里等过的。他们不肯让那孩子进印刷厂的门，因为有人说他碍事。那些工人清早路过那里时，总看见那小把戏沉沉欲睡坐在石子路上，并且常是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蹲在地上，伏在他的篮子上便睡着了。下雨时，那个看门的老婆子看了过意不去，便把他引到她那破屋子里去，那屋子里只有一张破床、一架纺车和两张木椅，小孩便睡在屋角里，紧紧抱着一只猫，可以少受一点冻。到七点，学校开门了，他便跑进去。以上便是冉阿让听到的话。人家那天把这消息告诉他，那只是极短暂的一刹那，好象一扇窗子忽然开了，让他看了一眼他心爱的那些亲人的命运后随即一切又都隔绝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听见人家说到过他们，永远没有得到过关于他们的其他消息，永远没有和他们再见面，也永远没有遇见过他们，并且就是在这一段悲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也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到了第四年末，冉阿让有了越狱的机会。他的同伙帮助他逃走，这类事是同处困境中人常会发生的。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自由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受包围，时时朝后看，听见一点声音便吃惊，害怕一切，害怕冒烟的屋顶、过路的行人、狗叫、马跑、钟鸣、看得见东西的白昼、看不见东西的黑夜、大路、小路、树丛、睡眠。在第二天晚上，他又被逮住了。三十六个钟头以来他没有吃也没有睡。海港法庭对他这次过失，判决延长拘禁期三年，一共是八年。到第六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要利用那机会，但是他没能逃脱。点名时他不在。警炮响了，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在一只正在建造的船骨里找到了他，他拒捕，但是被捕了。越狱并且拒捕，那种被特别法典预见的事受了加禁五年的处罚。五年当中，要受两年的夹链。一共是十三年。到第十年，他又有了越狱的机会，他又要趁机试一试，仍没有成功。那次的新企图又被判监禁三年。一共是十六年。到末了，我想是在第十三年内，他试了最后的一次，所得的成绩只是在四个钟头之后又被拘捕。那四个钟头换来了三年的监禁。一共是十九年。到一八一五年的十月里他被释放了。他是在一七九六年关进去的，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此地不妨说一句题外的话。本书作者在他对刑法问题和法律裁判的研究里遇见的那种为了窃取一个面包而造成终身悲局的案情，这是第二次。克洛德·格①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英国的一个统计家说，在伦敦五件窃案里，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①克洛德·格（ClaudeGueux）。雨果一八三四年为穷苦人民呼吁的小说《克洛德·格》的主角。
冉阿让走进牢狱时一面痛哭，面战栗，出狱时却无动于衷；他进去时悲痛失望，出来时老气横秋。
这个人的心有过怎样的波动呢？
七 失望的内容
让我们试述一下。
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只是个无知识的人，并不是个愚蠢的人，他心里生来就燃着性灵的光。愁苦（愁苦也有它的光）更增加了他心里的那一点微光。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库上他扪心自问，反躬自省。
他自己组织法庭。
他开始审问自己。
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受的处分也没有过分。他承认自己犯了一种应受指摘的鲁莽的行为；假使当初他肯向人乞讨那块面包，人家也许不会不给；无论给与不给，他总应当从别人的哀怜或自己的工作中去等待那块面包；有些人说肚子饿了也能等待么？这并不是一种无可非难的理由；真正饿死的事根本就很少见到；并且无论是幸或不幸，人类生来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总是能长期受苦、多方受苦而不至于送命的；所以应当忍耐；即使是为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着想，那样做也比较妥当些；象他那样一个不幸的贱人也敢挺身和整个社会搏斗，还自以为依靠偷窃，就可以解除困难，那完全是一种疯狂举动；无论怎样，如果你通过一道门能脱离穷困，但同时又落入不名誉的境地，那样的门总还是一扇坏门；总之，他错了。
随后他又问自己：
在他这次走上绝路的过程中，他是否是唯一有过失的人？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天平的两端，在处罚那端的砝码是否太重了一些呢？加重处罚绝不能消除过失；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能扭转情势，并不能以惩罚者的过失代替犯罪者的过失，也并不能使犯罪的人转为受损害的人，使债务人转为债权人，使侵犯人权的人受到人权的保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企图越狱一次，便加重处罚一次，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否构成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否构成社会侵犯个人的罪行，并使这种罪行日日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到十九年之久呢？
他再问自己：人类社会是否有权使它的成员在某种情况下接受它那种无理的不关心态度，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同样接受它那种无情的不放心态度，并使一个穷苦的人永远陷入一种不是缺乏（工作的缺乏）就是过量（刑罚的过量）的苦海中呢？贫富的形成往往由于机会，在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人也正是最需要照顾的人，而社会对他们恰又苛求最甚，这样是否合乎情理呢？
他提出这些问题，并作出结论以后，他便开始审判社会，并且判了它的罪。
他凭心中的愤怒判了它的罪。
他认为社会对他的遭遇是应当负责的，他下定决心，将来总有一天，他要和它算账。他宣称他自己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和别人对他造成的损失，两相比较，太不平衡，他最后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并不是不公允，而肯定是不平等的。
盛怒可能是疯狂和妄诞的，发怒有时也会发错的，但是，人，如果不是在某一方面确有理由，是不会愤慨的。冉阿让觉得自己在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所加于他的只是残害。他所看到的社会，历来只是它摆在它的打击对象面前自称为正义的那副怒容。世人和他接触，无非是为了要达到迫害他的目的。他和他们接触，每次都受到打击。从他的幼年，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以来，他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友好的言语，也从没有见过一次和善的嘴脸。由痛苦到痛苦，他逐渐得出了一种结论：人生即战争，并且在这场战争里，他是一名败兵。他除了仇恨以外没有其他武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在监牢里磨练他这武器，并带着它出狱。
有些无知的教士在土伦办了一所囚犯学校，把一些必要的课程教给那些不幸人中的有毅力者。他就是那些有毅力者中的一个。他四十岁进学校，学习了读，写，算。他感到提高他的知识，也就是加强他的仇恨。在某种情况下，教育和智力都是可以起济恶的作用的。
有件事说来很可惜，他在审判了造成他的不幸的社会以后，他接着又审判创造社会的上帝。
他也定了上帝的罪。
在那十九年的苦刑和奴役中，这个人的心是一面上升，一面也堕落了。他一面醒悟，一面糊涂。
我们已经知道，冉阿让并不是一个生性恶劣的人。初进监牢时他还是个好人。他在监牢里判了社会的罪后觉得自己的心狠起来了，在判了上帝的罪后他觉得自己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
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仔细想想。
人的性情真能那样彻头彻尾完全改变吗？人由上帝创造，生而性善，能通过人力使他性恶吗？灵魂能不能由于恶劣命运的影响彻底转成恶劣的呢？人心难道也能象矮屋下的背脊一样，因痛苦压迫过甚而蜷屈萎缩变为畸形丑态，造成各种不可救药的残废吗？在每个人的心里，特别是在冉阿让的心里，难道没有一点原始的火星，一种来自上帝的素质，在人间不朽，在天上不灭，可以因善而发扬、鼓舞、光大、昌炽，发为奇观异彩，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被恶扑灭吗？
这是一些严重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他如果在土伦看见过这个苦役犯叉着两条胳膊，坐在绞盘的铁杆上休息（休息也就是冉阿让思前想后的时刻），链头纳在衣袋里，以免拖曳，神情颓丧、严肃、沉默、若有所思；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法律抛弃的贱人经常以愤怒的眼光注视着所有的人，他如果看见过这个被文明排斥了的罪犯经常以严厉的颜色仰望天空，他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对上面那些问题中最后的一个，回答说：“没有。”
当然，我们也并不想隐瞒，这位作为观察者的生理学家也许会在这种场合，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惨局，他也许会替那个被法律伤害了的人叫屈，可是他却连医治的方法也没有想过，他也许会掉转头，不望那个人心上的伤口，他并且会象那个掉头不望地狱门的但丁，把上帝写在每个人前额上的“希望”二字从这个人的生命中拭去。
他的思想情况，我们已试着分析过了，冉阿让本人对自己的思想情况，是否和我们替本书读者试作的分析一样明白呢？构成冉阿让精神痛苦的那一切因素，在形成以后，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楚呢？在它们一一形成的过程中，他又是否看清楚过呢？他的思想是层层发展的，他日甚一日地被困在许多愁惨的景象中颠来倒去，多年以来，他的精神，就始终被局限在那些景象的范围以内，粗鲁不文的他对这种思想的发展层次是否完全了解呢？他对自己思想的起伏波动是否十分明确呢？那是我们不敢肯定的，也是我们不敢相信的。冉阿让太没有知识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对这些事，却仍是迷迷糊糊的，有时，他甚至还不知道他所感受的究竟是什么。冉阿让落在黑暗里，他便在黑暗里吃苦，他便在黑暗里愤恨，我们可以说，他无往而不恨。他经常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如同一个盲人或梦游者一样瞎摸瞎撞。不过，在某些时候，他也会，由于内因或外因，忽然感到一股怨气的突袭，一阵异乎寻常的苦痛，他会感到突然出现一道惨淡的、一闪即逝的光，照彻他的整个心灵，同时也使他命运中的种种险恶的深渊和悲惨的远景，在那片凶光的照射下一齐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
闪光过后仍旧是黑夜沉沉，他在什么地方？他又莫名其妙了。
那种刑罚的最不人道，也就是说，最足以戕贼人的智慧的地方，就是它特别能使人经过一种慢性的毒害逐渐化为野兽，有时还化为猛兽。冉阿让屡次执拗不变地图谋越狱，已足够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那种特殊作用。冉阿让的那种计划完全是无济于事的，愚蠢的，但是只要能得到机会，他总要试一试，绝不想到它的后果，也不想到既得的经验。他象一头狼，看见笼门开了，总要慌忙出逃。本能向他说：“快逃！”理智却会向他说：“待下！”但是面对着那样强烈的引诱，他的理智终于消失了，他有的只是本能。在那里活动着的只是兽性。他在重新被捕以后受到的新处罚，又足以使他更加惊惶失措。
有一件我们不应当忽略的小事，就是他体质强壮，苦役牢里的那些人都比不上他。服劳役时，扭铁索，推绞盘，冉阿让抵得上四个人。他的手举得起、背也能够扛得动非常重大的东西。有时他可以代替一个千斤顶，千斤顶在从前叫做“骄子”，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那条骄子山街，我们附带说一句，便是以此得名的。他的伙伴们替他起了个浑名，叫冉千斤。一次，土伦市政厅正修理阳台，阳台下面有许多彼惹雕的人形柱，美丽可喜，其中一根脱了榫，几乎倒下来。当时冉阿让正在那里，他居然用肩头撑住了那根柱子等着其余的工人来修理。
他身体的轻捷比他的力气更可观。有些囚徒终年梦想潜逃，于是他们把巧和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真正的科学。那些无时不羡慕飞虫飞鸟的囚徒，每日都练习一种神奇的巧技。冉阿让的特长便是能直登陡壁，在不易发现的凸处找出着力的地方。他在墙角里把肘弯和脚跟靠紧石块上的不平处，便能利用背部和腿弯的伸张力，妖魔似的升到四楼。有时，他还用那种方法直上监狱的房顶。
他很少说话。他从不笑。必得有一种外来的刺激才能使他发出一种象是魔鬼笑声的回音的苦笑，那也是一年难得一两次的事。看他那神气，仿佛随时在留心瞧着一种骇人的东西。
他的确是一心一意在想什么事的样子。
他的禀赋既不完全，智力又受了摧残，通过他那种不健全的辨别能力，他隐约感到有一种怪物附在他身上。他在那种阴暗、惨白、半明不暗的地方过着非人的生活，他每次转过头颈，想往上看时，便又恐怖又愤怒地看见在自己头上，层层叠叠地有一堆大得可怕的东西，法律、偏见、人和事，堆积如山，直到望不见的高度，崇危峻险，令人心悸，它的形状不是他所能知道的，它的体积使他心胆俱裂，这并不是旁的东西，只是那座不可思议的金字塔，我们所谓的文明。这儿那儿，在那堆蠕蠕欲动、形状畸异、忽远忽近的东西上面和一些高不可攀的高原上面，他看见一群群的人，被强烈的光线照得须眉毕现，这儿是携带棍棒的狱卒，手持钢刀的警察，那边是戴着高冠的总主教，最高处，一片圆光的中央，却是戴着冠冕、耀人眼睛的帝王。远处的那些奇观异彩似乎不但不能惊醒他的沉梦，反而使他更加悲伤，更加惶惑。举凡法律、偏见、物体、人和事，都按上帝在文明方面所指定的神秘复杂的动态，在他的头上来来去去，用一种凶残却又平和、安详却又苛刻、无可言状的态度在践踏他，蹂躏他。所有沉在恶运底下、陷在无人怜恤的十八层地狱里面、被法律所摈弃的人们，觉得这个社会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他们的头上，这种社会对处在它外面的人是多么可怕，对处在它下面的人是多么可怕。
冉阿让在这种情况下，东想西想，但是他的思想是怎样一种性质的呢？
假使磨盘底下的黍粒有思维的能力，它所想的也许就是冉阿让所想的了。
结果，那种充满了鬼影的现实和充满了现实的鬼域替他构成了一种几乎无可言喻的内心状况。
有时，他正在干着牢里的工作，会忽然停着不动，细想起来。他的那种比以前更加成熟、但也更加混乱的理性起来反抗了。他觉得他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环绕他的一切都是不近人情的。他常对自己说这是一场梦，他望着那个站在他几步以外的狱卒，会觉得那是一个鬼，那个鬼突然给他吃了一棍。
对他来说，这个历历可见的自然界是若有若无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对冉阿让，无所谓太阳，无所谓春秋佳日，无所谓晴空，无所谓四月天的清凉晓色。我不知道是怎样一种黯淡的光经常照着他的心。
最后，如果我们要把我们以上所谈的一切，择其可以总括的总括起来，指出一个明确的结果的话，我们只能说，冉阿让，法维洛勒的一个安分守己的修树枝工人，土伦的一个强顽的囚犯，由于监狱潜移默化的作用，十九年来已有能力做出两种坏行为：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的、轻躁的、完全出自本能的，是对他所受痛苦的反击；第二种坏行为是阴沉的、持重的、平心静气考虑过的、用他从痛苦中得来的那种错误观念深思熟虑过的。他的打算经常通过三个连续的层次：思考，决心，固执；只有某种性格的人才会走上这条路。起因是由于一贯愤慨，心灵的苦闷，由于受虐待而引起的深刻的恶感、对人的反抗，包括对善良、无辜、公正的人的反抗，假如世上真有这几种人的话。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全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那种仇恨，在它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某种神智来加以制止，就可以在一定的时刻变成对社会的仇恨，再变成对人类的仇恨，再变成对造物的仇恨，最后变成一种无目标、无止境、凶狠残暴的为害欲，不问是谁，逢人便害。我们知道，那张护照称冉阿让“为人异常险狠”，不是没有理由的。
年复一年，这个人的心慢慢地、但是无可挽救地越变越硬了。他的心一硬，他的眼泪也就干了。直到他出狱的那天，十九年中，他没有流过一滴泪。
八 波涛和亡魂
一个人落在海里了！
有什么要紧！船是不会停的。风刮着，这条阴暗的船有它非走不可的路程。它过去了。
那个人灭了顶，随后又出现，忽沉忽浮，漂在水面，他叫喊，扬手，却没有人听见他的喊声。船呢，在飓风里飘荡不定，人们正忙于操作，海员和旅客，对那个落水的人，甚至连一眼也不再望了，他那个可怜的头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而已。
他在深处发出了悲惨的呼号。那条驶去的帆船简直是个鬼影！他望着它，发狂似的望着它。它越去越远，船影渐淡，船身也渐小了。刚才他还在那船上，是船员中的一员，和其余的人一道在甲板上忽来忽往，他有他的一份空气和阳光，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出了什么事呢？他滑了一交，掉了下去，这就完了。
他被困在惊涛骇浪中。他的脚只能踏着虚空，只能往下沉。迎风崩裂的波涛狠狠地包围着他，波峰波谷带着他辗转上下，一缕缕的白练飞腾在他的头上，一阵阵的狂澜向他喷唾，巨浪的口把他吞没殆半；他每次下沉，都隐约看见那黑暗的深渊，一些未曾见过的奇怪植物捉住他，缠着他的脚，把他拉向它们那里去；他觉得自己也成了旋涡，也成了泡沫的一部分，波涛把他往复抛掷；他喝着苦汁，无情的海水前仆后继，定要把他淹没，浩瀚的泽国拿他的垂死挣扎来取乐。好象这里的水对他全怀着仇恨。
但是他仍旧挣扎，尽力保卫自己，他振奋精神，努力泅泳。
他微弱的力气立刻告竭了，仍旧和无边无际的波涛奋斗。
船到哪里去了？在前面。在水天相接、惨淡无光的地方，仿佛还隐约可辨。
狂风在吼，无穷的浪花在向他猛扑。他抬起眼睛，只见行云的灰暗色。他气息奄奄地目击浩海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已把他置于绝地了。他听见一片从未听过的怪声，仿佛是从世外，从不知何处恐怖的国度里飞来。
在云里有许多飞鸟，如同在人生祸患的上面有许多天使。但是它们和他有什么相干呢？它们飞、鸣、翱翔；至于他，他呼号待毙。
他觉得自己同时被两种广大无边的东西所掩埋：海和天，一种是墓穴，一种是殓衣。
黑夜来了，他已经泅泳了几个钟头，力气使尽了，那条船，那条载着一些人的远远的船，已经不见了。他孤零零陷在那可怕的，笼罩在暮色中的深渊里，他往下沉，他挣扎，他扭动身体，在他的底下他觉得有些目不能见的渺茫的怪物。他号着。
人全不在了。上帝在什么地方呢？
他喊着，救命呀！救命呀！他不停地喊着。
水边没有一点东西，天上也没有一点东西。
他向空际、波涛、海藻、礁石哀求；它们都充耳不闻。他向暴风央求；坚强的暴风只服从太空的号令。
在他四周的是夜色、暮霭、寂寥、奔腾放逐的骚乱、起伏不停的怒涛。他的身体中只有恐怖和疲惫。他的脚下只有一片虚空。没有立足的地方。他想到他的尸体漂浮在那无限凄凉的幽冥里。无底的寒泉使他僵直。他的手痉挛，握着的是虚空。风，云，漩流，狂飙，无用的群星！怎么办呵？那失望的人只得听从命运摆布了，穷于应付的人往往坐以待毙，他只得听其自然，任其飘荡不再抵抗了，看呵，他从此跌入灭亡的阴惨深渊里了。
呵，人类社会历久不变的行程！途中多少人和灵魂要丧失！人类社会是所有那些被法律抛弃了的人的海洋！那里最惨的是没有援助！呵，这是精神的死亡！
海，就是冷酷无情的法律抛掷它牺牲品的总渊薮。海，就是无边的苦难。
漂在那深渊里的心灵可以变成尸体，将来谁使它复活呢？
九 新的损失
当冉阿让出狱时，他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说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你自由了”，那一片刻竟好象是不真实的，闻所未闻的；一道从不曾有过的强烈的光，一道人生的真实的光突然射到他的心里。但是这道光，一会儿就黯淡下去了。冉阿让起初想到自由，不禁欣然自喜，他以为得着新生命了。但他很快又想到，既然拿的是一张黄护照，所谓自由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而且在这件事上也还有不少的苦情。他计算过，他的储蓄，按照他在狱中度过的岁月计算，本应有一百七十一个法郎。还应当指出，十九年中，礼拜日和节日的强迫休息大致要使他少赚二十四个法郎，他还忘了把那个数目加入他的账目。不管怎样，他的储蓄经过照例的七折八扣以后，已减到一百○九个法郎十五个苏。那就是他在出狱时所领到的。
他虽然不了解这其中的道理，但他认为他总是吃了亏。让我们把话说明白，他是被人盗窃了。
出狱的第二天，他到了格拉斯，他在一家橙花香精提炼厂的门前，看见许多人在卸货。他请求加入工作。那时工作正吃紧，他们同意了。他便动起手来。他聪明、强壮、伶俐，他尽力搬运，主人好象也满意。正在他工作时，有个警察走过，注意到他，便向他要证件。他只好把那黄护照拿出来。警察看完以后，冉阿让又去工作。他先头问过一个工人，做那种工作每天可以赚多少钱。那工人回答他说：“三十个苏。”到了晚上，他走去找那香精厂的厂主，请把工资付给他，因为他第二天一早便得上路。厂主没说一句话，给了他十五个苏。他提出要求。那人回答他说：“这对你已是够好的了。”他仍旧要。那主人睁圆了两只眼睛对他说：“小心黑屋子。”
那一次，他又觉得自己被盗窃了。
社会、政府，在削减他的储蓄上大大地盗窃了他一次，现在是轮到那小子来偷窃他了。
被释放并不等于得到解放。他固然出了牢狱，但仍背着罪名。
那就是他在格拉斯遇到的事，至于后来他在迪涅受到的待遇，我们已经知道了。
十 那人醒了
天主堂的钟正敲着早晨两点，冉阿让醒了。
那张床太舒服，因此他醒了。他没有床睡，已经快十九年了，他虽然没有脱衣，但那种感受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
他睡了四个多钟头，疲乏已经过去。他早已习惯不在休息上多花时间。
他张开眼睛，向他四周的黑暗望了一阵，随后又闭上眼，想再睡一会儿。
假使白天的感触太复杂，脑子里的事太多，我们就只能睡，而不能重行入睡，睡容易，再睡难。这正是冉阿让的情形。
他不能再睡，他便想。
他正陷入这种思想紊乱的时刻，在他的脑子里有一种看不见的、来来去去的东西。他的旧恨和新愁在他的心里翻来倒去，凌乱杂沓，漫无条理，既失去它们的形状，也无限扩大了它们的范围，随后又仿佛忽然消失在一股汹涌的浊流中。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中有一件却反反复复一再出现，并且排除了其余的事。这一件，我们立即说出来，他注意了马格洛大娘先头放在桌上的那六副银器和那只大汤勺。
那六副银器使他烦懑。那些东西就在那里。只有几步路。刚才他经过隔壁那间屋子走到他房里来时，老大娘正把那些东西放在床头的小壁橱里。他特别注意了那壁橱。进餐室，朝右走。那些东西多重呵！并且是古银器，连那大勺至少可以卖二百法郎。是他在十九年里所赚的一倍。的确，假使“官府”没有“偷盗”他，他也许还多赚几文。
他心里反反复复，踌躇不决，斗争了整整一个钟头。三点敲过了。他重行睁开眼睛，忽然坐了起来，伸手去摸他先头丢在壁厢角里的那只布袋，随后他垂下两腿，又把脚踏在地上，几乎不知道怎样会坐在床边的。
他那样坐着，发了一阵呆，房子里的人全睡着了，惟有他独自一人醒着，假使有人看见他那样呆坐在黑暗角落里，一定会吃一惊的。他忽然弯下腰去，脱下鞋子，轻轻放在床前的席子上，又恢复他那发呆的样子，待着不动。
在那种可怕的思考中，我们刚指出的那种念头不停地在他的脑海里翻搅着，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使他感受到一种压力；同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带着梦想中那种机械的顽固性，想到他从前在监狱里认识他一个叫布莱卫的囚犯，那人的裤子只用一根棉织的背带吊住。那根背带的棋盘格花纹不停地在他脑子里显现出来。
他在那样的情形下呆着不动，并且也许会一直呆到天明，如果那只挂钟没有敲那一下——报一刻或报半点的一下。那一下仿佛是对他说：“来吧！”
他站起来，又迟疑了一会，再侧耳细听，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小步小步一直朝前走到隐约可辨的窗边。当时夜色并不很暗，风高月圆，白云掩映；云来月隐，云过月明，因此窗外时明时暗，室内也偶得微光。那种微光，足使室内的人行走，由于行云的作用，屋内也乍明乍暗，仿佛是人在地下室里，见风窗外面不时有人来往一样，因而室内黯淡的光也忽强忽弱。冉阿让走到窗边，把它仔细看了一遍，它没有铁闩，只有它的活梢扣着，这原是那地方的习惯。窗外便是那园子。他把窗子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