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下
滕文公下
本篇以论立身处世的“出处”、气节等为主，很富有哲理性，当然也仍然离不开政治。全篇原文共10章，本书选8章。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原文】
陈代①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②’，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③，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⑤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6）。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昔者赵简子（7）使王良（8）与劈奚（9）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10）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11），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12），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13）。”我不贯（14）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15）；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被，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注释】
①陈代：孟子的学生。②枉：屈。寻：八尺为一寻。③田：打猎。④招虞人以旌：虞人，守猎场的小官。古代君王有所召唤，一定要有相应的标志，旌旗是召唤大夫的，弓是召唤士的，若是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所以这个虞人不理睬齐景公用旗旗的召唤。《左传·昭公二十年》曾经载过这一件事，孔子并对这个虞人有所称赞，所以下文孟子说到“孔子奚取焉”．⑤不忘：不忘本来是常常想到的意思，虽然常常想到自己“在沟壑”和“丧其元”的结局，但并不因此而贪生怕死。所以，这里的“不忘”也可以直接理解为“不怕”。（6）元：首，脑袋。（7）赵筒子：名鞍，晋国大夫。（8）王良：春秋末年著名的善于驾车的人。（9）嬖奚：一个名叫奚的受宠的小臣。（10）反命：复命。反同“返”。（11）范我驰驱：使我的驱驰规范。“范”在这里作动词，使……规范。（12）诡遇：不按规范驾车。（13）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引自《诗经·小雅·车攻》。意为按规范驾车，箭放出就能射中目标。（14）贯：同“惯”，习惯。（15）比：合作。
【译文】
陈代说：“不去拜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拜见诸侯，大则可以实施仁政，使天下归服；小则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书上说：‘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似乎是可以这样以屈求伸的罢。”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族旗召唤猎场的管理员，那管理员因为他召唤的方式不对而不予理睬。齐景公想杀了他，他却一点也不怕。因而受到孔子的称赞。所以，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沟，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孔子认为那猎场管理员哪一点可取呢？就是取他因召唤不当就不去的精神。如果我不等到诸侯的召唤就自己上门去，是为了什么呢？况且，所谓弯曲着一尺长，伸展开来八尺长的说法，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是弯曲着八尺长，伸展开一尺，那也是有利益的啊，难道也可以于吗？从前赵简子命令王良为他所宠爱的小臣名叫奚的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那奚回去后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不会驾车的人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便对奚说：‘请让我再为您驾一次车。’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又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真是天下最会驾车的人啊！’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为你驾车吧。’当赵简子征求王良的意见时，王良却不肯干了。他说：‘我按规范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我不按规范为他驾车，他却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说：“按照规范驾车去，箭一放出就中的。”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请您让我辞去这个差事。’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即便合作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于。如果我现在却扭曲自己去追随那些诸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况且，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扭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读解】
陈代为孟子所出的是一个以屈求伸的主意。“枉尺而直寻”，先弯曲自己，哪怕显得只有一尺长，有朝一日实现抱负，伸展开来，就可以有八尺长了。
陈代所说的，其实正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做法。先顺着诸侯们的味口来，然后再慢慢实施自己的思想主张。说穿了，有一点机会主义的味道。所以，孟子坚决不同意，而以“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的方正刚直为行为主张．
同时以齐景公时的猎场管理员和赵简子时的优秀驾驶员王良为范例，说明了君子在立身出处上不能苟且，不能搞机会主义的道理。最后指出，机会主义的路其实也是走不通的，因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把自己弄得弯曲起来，扭曲了人格，怎么还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这就又回到他的前辈孔子的说法去了：“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自己不能够正直，怎么可能去让别人正直呢？
内容大同小异，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孟子的出发点是反对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孔、孟都很倡导通权达变的思想，但在立身处世的出处方面，却是非常认真而不可苟且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或许正是因为坚持这个原则而影响了他们的学说为当世所用，使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大行其道”。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正因为他们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使他们的学说在身后流传下下去，历千年而不衰，使他们本身也成为圣人、亚圣人。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社会分工的愈益精细，职业的愈益分化，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似乎已不那么突出了。但面临择业，面临进退，面临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和所谓“双向选择”，是否还是有必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出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