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篇第三九

【题解】

　　本篇谈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超等奇才，故篇名曰“超奇”。

　　王充把儒分为四等：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说，能讲解一经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写报告，提建议，作传记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兴论立说，写书成文，博通能用的是鸿儒。因此，他认为鸿儒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世之金玉”。鸿儒的文章有深奥的道理，重大的谋略，治国的方法，而且能表达出自己真挚的感情，极有文采，能深深地感动人，是世上少有的。可是由于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颂古非今思想的影响，由于地方长官“怀俗人之节”，是些“瞽言之徒”，使得他们不受重视，往往被埋没。因而王充极力强调评论人才应该实事求是，不论古今，好的就应该肯定，坏的就应该贬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于是他把阳成衡、扬雄、桓谭、周长生等四人列为鸿儒。

　　【原文】

　　39·1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1），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2）。杼其义旨（3），损益其文句（4），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5），论说古今，万不耐一（6）。然则著书表文，博能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7），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8），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9），与彼草木不能伐采（10），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1）。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12），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13），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14），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15），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注释】

　　（1）读（dòu豆）：句读，断句。

　　（2）通人：这里专指读书多，但不会发挥运用的人，与《别通篇》中的文人、鸿儒、通人不同。（3）杼（shù树）：通“抒”，发挥。

　　（4）损益：增加或减少。这里是灵活引用的意思。

　　（5）表：显露。这里是写出的意思。

　　（6）耐：通“能”。

　　（7）递修本“药”下有“者”字，可从。

　　（8）生：句不可通，疑“生”是衍文。

　　（9）引文参见《论语·子路》。

　　（10）句难通。根据上文“入山见本。。入野见草”，疑“彼”下脱一“见”字。

　　（11）眇（miào妙）：通“妙”，精深。

　　（12）术：艺，经。

　　（13）传书：这里泛指古书。

　　（14）俶傥（tìtǎng替躺）：卓越。

　　（15）刘子政父子：指刘向与他的儿子刘歆。桓君子：桓谭（约公元前24～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人。官至议郎给事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反对谶纬神学，几遭光武帝斩处。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著名论点，对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影响。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现存《新论·形神》一篇，为后人辑本。

　　【译文】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原文】

　　39·2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1），锦绣之方于缊袍也（2），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3），长狄之项跖（4），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注释】

　　（1）轩：古代供大夫以上乘坐的有围棚的车。文轩：装饰华丽的车子。

　　（2）缊（yùn运）：新旧混合的丝绵。

　　（3）墆（dié蝶）：通“垤”，小土山。这里指山脚。

　　（4）长狄：传说是古代一个长得高大的边远地区民族。

　　【译文】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原文】

　　39·3奇而又奇，才相超乘（1），皆有品差。儒生说名于儒门（2），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土（3），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4），杨子云作《太玄经》（5），造于助思（6），极窅冥之深（7），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8）。

　　【注释】

　　（1）超乘：跃上战车。这里是超越，超过的意思。

　　（2）说（shuì税）：通“税”，停留。这里是寄托的意思。

　　（3）说书：这里是引经据典的意思。土：根据文意，疑是“上”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上”，可证。

　　（4）阳成子长：姓阳成，名衡。东汉初蜀（今四川）人。曾补《史记》，作《乐经》，皆佚失。

　　（5）《太玄经》：扬雄著，共十卷。体裁模拟《周易》，内容则是儒、道、阴阳三家的混合体。书中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6）助：疑系“眇”形近而误。上文“眇思自出于胸中”，义与此同，可证。（7）窅（yǎo咬）：深。冥（míng明）：暗。深：这里指深奥的道理。（8）参：同“参”。参贰：并列为三，并列为二，意思是相提并论。

　　【译文】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原文】

　　39·4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杨子云（1）。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2）。”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3）。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注释】

　　（1）王公子：不详。一说“子”是衍文，“王公”即“王翁”，指王莽。一说“王公子”即王莽时的大司空王邑。

　　（2）引文参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二引《新论》文。

　　（3）能：根据文意，疑是“者”字之误。“采玉者心羡于玉”与“钻龟者知神于龟”对文，可证。钻龟者：指用龟甲占卜吉凶的人。知：通“智”。

　　【译文】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原文】

　　39·5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1），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2）。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注释】

　　（1）外内表里：外表与内里。这里指文章所表达的与心里所想的。

　　（2）以上参见《礼记·射义》

　　【译文】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原文】

　　39·6文有深指巨略（1），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绁（2），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3）；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4）。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5），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6），令君之兆著（7）。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铦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注释】

　　（1）指：通“旨”。

　　（2）绁（yì义）：通“跇”，陈述。

　　（3）素：空。素王：是儒家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有做王的能力和政治影响而没有王位的人。参见本书《定贤篇》。

　　（4）素相：素丞相。王充认为桓君山是素丞相。

　　（5）陈平：参见11·3注（9）。陈平割肉：《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作百姓时，分祭肉很公平，受大家称赞，后人则议论说，这就是他要当丞相的苗头。

　　（6）叔孙敖：《淮南子·人间训》、《后汉书·王景传》均作“孙叔敖”，可从。期思：期思河，古河名，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部。孙叔敖决期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在治理蒋邑（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七十里）时，疏通过期思河。楚庄王看他治河，认为有作令尹（楚国的相）的才能。

　　（7）君：根据文意，疑系“尹”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尹”，可证。

　　【译文】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原文】

　　39·7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1）。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2），不见大道体要（3），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注释】

　　（1）学（學）：疑“与（與）”字形近而误。上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正与“才与文相副”文义相符，可一证。《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论衡》文，均作“与”，可二证。

　　（2）核：通“荄（gāi该）”，草根。根核：这里指文章的内容。

　　（3）要：同“腰”。体要：人体的重要部位，这里指纲要、要领。大道体要：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译文】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原文】

　　39·8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1），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2），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3），起城中之议（4）；《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5）。陆贾消吕氏之谋（6），与《新语》同一意（7）；桓君山易晁错之策（8），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9），唐林之宜言（10），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11），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12），燕将自杀；邹阳上疏（13），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注释】

　　（1）扎：同“札”，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片。这里指资料。

　　（2）虞卿：战国时人，曾游说赵孝成王，联齐、魏抗秦，被采用，拜上卿。由于食邑在“虞”，所以被称为“虞卿”。著有《虞氏春秋》，已佚。

　　（3）退作《春秋》之思：句难通。根据文意并参照《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疑应作“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退作《虞氏春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虞卿为救朋友魏齐，放弃赵国相位，去魏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不得志而著《虞氏春秋》。《春秋》：指《虞氏春秋》。

　　（4）起：递修本作“赵”，可从。赵城中之议：虞卿是在赵国都城邯郸给赵王出谋画策，所以王充称这些建议为“赵城中之议”。

　　（5）堂：这里指君主议政的地方。秦堂上之计：指商鞅在秦国的堂上向秦孝公提出的改革建议。

　　（6）陆贾消吕氏之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死后，惠帝即位，政权却落在吕后手里。惠帝、吕后相继死去，吕后的亲戚吕禄、吕产起兵作乱。陆贾建议丞相陈平联合太尉周勃维护政权，最后消灭了吕禄等，迎立了汉文帝刘恒。

　　（7）《新语》：陆贾著，上下两卷，共十二篇，主要论述秦亡汉兴及其他朝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号为“新语”。

　　（8）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颖川（今河南省禹县）人。西汉政论家。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号“智囊”。景帝时，任御史大夫。他坚持“重本抑末”政策，并主张纳粟受爵，又建议募民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入侵，以及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得到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武装叛乱；他为袁盎陷害，被杀。《汉书·艺文志》有《晁错》三十一篇，今有辑录本。桓君山易晁错之策：桓君山主张实行分封制，认为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根本措施，与晁错的“削藩策”是对立的。王充这里讲“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估计说的是这一点。

　　（9）谷永之陈说：指谷永给汉成帝上书提的各种建议。

　　（10）宜：句难通，疑系“直”字之误。《汉书·王贡两龚鲍传·鲍宣》：“沛郡唐林子高数上疏谏正，有忠直节”，可一证。递修本作“直”，可二证。

　　（11）将：扶。这里是借助的意思。

　　（12）鲁连：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不仕，喜为人排难解忧。听说要给他封爵，便逃隐到海上直到死。鲁连飞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一位燕将占领了齐国的聊城，后遭人陷害，燕君听信谗言，他不敢回燕，于是死守聊城。鲁仲连写信用箭射入城内，分析了燕将的困难处境，指出死守没有出路。燕将看信后，感到回燕、降齐、死守都没有好结果，与其被杀，不如自我了结，于是自杀了。

　　（13）邹阳：西汉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旧临淄）人。善于写论辩文章。邹阳上疏：《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由于羊胜的挑拨，汉文帝的儿子梁孝王把邹阳下狱。他在狱中上书自诉冤枉，因而获释，并被尊为上客。

　　【译文】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原文】

　　39·9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于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1），使州郡连事（2）。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3）？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4），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剌史任安举奏（5），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6），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事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7），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

　　【注释】

　　（1）结：绳结。这里指困难的事务。

　　（2）连：疑“无”字之误。下文有“事解忧除，州郡无事”，可证。

　　（3）适：根据文意，疑“曷”之误。

　　（4）周长生：周树，东汉初人，著有《洞历》，今佚。

　　（5）任安：东汉初年人。

　　（6）孟观：东汉初年人。

　　（7）诣（yì义）：到。相属：这里指丞相府的属官“司直”。司直是协助丞相审查和处理犯法的官史。

　　【译文】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原文】

　　39·10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也（1）。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

　　【注释】

　　（1）《表》、《纪》：指司马迁《史记》中的大事年表和本纪。

　　【译文】

　　周长生的才能，不仅仅擅长写公文，而且写了《洞历》十篇，上从黄帝，下到汉朝，就连细小轻微的事，没有不记载的，跟司马迁《史记》的《表》、《纪》相类似。由于上通黄帝下达汉朝，所以叫做《洞历》。像这样，周长生不只是个文人，而且是个称得上鸿儒的人。

　　【原文】

　　39·11前世有严夫子（1），后有吴君商（2），末有周长生。白雉贡于越（3），畅草献于宛（4），雍州出玉（5），荆、扬生金（6）。珍物产于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7）！”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王（8），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末论列者（9），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10），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于鲁之义也（11）。

　　【注释】

　　（1）严夫子：姓庄，名忌。西汉时会稽（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与司马相如同好词赋。与邹阳、枚乘同侍梁孝王，忌名犹重。东汉时，因避汉明帝刘庄的讳，故改称严忌，世人称为严夫子。

　　（2）商：疑“高”字形近而误。本书《案书篇》有“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可证。吴君高：参见16·9注（1）。

　　（3）白雉贡于越：周成王时，越裳（古代南方的一个民族）向周王朝献过白雉。

　　（4）畅草：一种珍贵的香草。宛（yù郁）：通“郁”，指郁林郡（今广西省大部）。畅草献于宛：本书《儒增篇》、《恢国篇》云：“倭人贡畅”，与此说不同。此据《说文》说。

　　（5）雍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河西曰雍州。”《周礼·职方》：“正西曰雍州。”相当于今陕西秦岭以北，甘肃大部分和青海一部分。

　　（6）荆：荆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正南曰荆州。”主要在湖北、湖南、贵州北半部和四川东南部一带。扬：扬州，古九州之一。《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周礼·职方》：“东南曰扬州。”在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一带。

　　（7）兹：此。这里指孔子本人。引文参见《论语·子罕》。

　　（8）唐勒：战国时与宋玉齐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有赋四篇，已亡佚。宋玉：战国时与唐勒齐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赋十六篇，多亡佚。传世作品中以《九辩》为最可靠。

　　（9）末：根据文意，疑“未”字形近而误。章录杨校宋本作“未”，可证。

　　（10）伯：古代以“伯（或孟）、仲、叔、季”顺序来区别兄弟的长幼。伯或孟，都是指老大。

　　（11）记元：记年。

　　【译文】

　　前代有严忌，后来有吴君高，最后有周长生。白野鸡从越尝贡来，畅草从郁林献来，雍州出玉，荆州、扬州产铜。珍贵的东西出产在四面边远而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说就没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章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经死了，难道在周长生这些人身上吗？不然，怎么会说他语言高超，文章美丽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人，屈原就在那上边。会稽的文人，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以没有加以论述的人来说，周长生尤其突出。全国多山，而华山、泰山称岳，全国多河，而长江、黄河称渎的原因，是华山、泰山最高，长江、黄河最大。周长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贤能，抛开他而去称赞别家族的老大，这是不对的。周长生是论说文章的头号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独把他记录下来，这跟《春秋》采用鲁国自己的年号来记年以表示尊重本国的道理相同。

　　【原文】

　　39·12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于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1）！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于后，见是，推今进置于古（2），心明知昭，不惑于俗也。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3），记事详悉，义浅理备（4），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5），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6），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7）。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

　　【注释】

　　（1）者：根据文意，疑是衍文。杀：减少，降级。

　　（2）古：这里是前列的意思。

　　（3）班叔皮（公元3～54年）：班彪。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人。东汉史学家。他专心收集史料，以《史记》为据，续作《后传》六十多篇（与王充这里讲的“百篇以上”有出入）。以后其子班固及其女班昭续成《汉书》。

　　（4）浅：句难通，章录杨校宋本作“浃”，可从。浃（jiā加）：透彻，完备。（5）孟坚：班固，字孟坚。参见38·16注（4）。尚书郎：官名。举孝廉被选中者入尚书台做官。第一年称守尚书郎，第二年称尚书郎，第三年称侍郎。

　　（6）五百里：这里比喻大国。《周礼·大司徒》记载：公，封地五百里；侯、伯、子、男，封地顺次递减一百里。

　　（7）周：指周武王弟弟周公旦。召：指周武王弟弟召公奭（shì士）。鲁：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鲁（今山东省西南部，都邑在曲阜）。卫：封周武王弟弟康叔于卫（今河南省北部，都邑在朝歌）。周、召、鲁、卫：周、召是周天子的卿，鲁、卫是周初的头等封地。“周召鲁卫”是比喻大国中的大国。

　　【译文】

　　一般人喜欢推崇古代而称颂传说中的事情，古人的东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后代的新东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长生的家在会稽，生长在今天，文章虽然出众，评论的人还是认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气，人受精气，难道因为人有古今差别，今人就要降低等级吗！（应该不论古今，）优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实的人，明辩是非的人，看见错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续写《史记》百篇以上，记事详尽，讲理透彻，读者认为是第一，而司马迁的《史记》次之。其子班固是尚书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们不仅是五百里的大国，而且应称作像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原文】

　　39·13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1），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2）。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3）。

　　【注释】

　　（1）泻：章录杨校宋本作“潟”，可从。潟（xì戏）：潟土，盐碱地。

　　（2）瑞：好的征兆。这里是证明的意思。

　　（3）明明：明朗，明亮。这里是光照日月的意思。

　　【译文】

　　周代有繁荣昌盛的文化，是因为在百代的末尾。汉代在百代的后面，文辞论说，怎么能不繁茂呢！从小看大，从老百姓的事来推论，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开始建成，才会种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孙继续栽种桃树、李树、梅树、杏树，才会遮住山丘盖满原野。植物根茎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朝统治已经很久了，土地辽阔，百姓众多，礼义盛行，事业兴旺，漂亮的文章，怎么会不繁茂呢！其实，花和果实是在一起生成的，无花而结果，这样的东西少有。山是秃的，怎么会繁茂呢？地是盐碱土，怎么会生长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汉朝大量出现，就是汉朝兴盛的证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阴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就是汉朝光照日月的证明。

　　【原文】

　　39·14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1）；徐乐、主父偃上疏（2），征拜郎中（3），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4），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5），“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6）；文音者皆欲为悲（7），而惊耳者寡（8）。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9），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注释】

　　（1）万岁：当时表示庆贺的习惯用语。叹称万岁：《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写《新语》，每写完一篇上奏，刘邦都加以称赞，群臣也高呼“万岁”，以示庆贺。

　　（2）徐乐：参见3·3注（7）。主父偃：参见3·3注（4）。

　　（3）郎中：郎是帝王侍从官的通称。西汉时在郎中令下设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职，掌中宫庭门户，出充车骑。

　　（4）文义经传四科：指按文义经传四个方面选拔人才。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下诏，要按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来选拔官吏。“文义经传四科”的提法，可能是王充自己概括出来的。参见应劭《汉官仪》。（5）指：通“旨”，意旨。

　　（6）运目：转动眼珠。这里是值得看一眼的意见。

　　（7）文：修饰。这里是创作的意思。悲：动听。

　　（8）惊：震动。这里是值得一听的意思。

　　（9）涛：波涛汹涌的地方。这里指边远的沿海地区和孤岛。沙：这里指边远的沙漠地区。谪（hé哲）：发配，流放。

　　【译文】

　　汉高祖每读陆贾的文章，群臣就发出“万岁”的称赞声；徐乐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为郎中的事，如今没有再听说了。做饭食不会做又苦又酸的菜，因为自己的口觉得味道不好，手就不会拿去给别人吃。每次下诏书，都说要按文义经传四科选拔人材，诏书富有文采，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的明证。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没有经过核实，写书又没有实际内容，“万岁”的称赞声，“任命”的恩惠，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装饰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却很少；创作乐曲的人都想作得动听，但值得一听的却很少。陆贾的文章还没有上奏，徐乐、主父偃的简策还没有上呈，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讲述事情粗鲁难听，写文章没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文辞华而不实，不被流放到荒岛或沙漠上去充军，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蒙受任命为郎中的宠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