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有道［古仪第二］

若乃天命去留，即彼舍此之际，无庸置心，要以衣冠为带之伦，自相统役，奠维措命，长远丑孽者，实以为符，得人而遂授之。

　　自从炎帝的德政衰败之后，轩辕黄帝的时代就开始了。他忧虑天下面临的危险，铸造了戈、殳、戟、酋矛、夷矛等五种兵器，诛杀铜额、甭除飞沙（铅额、飞沙，指蚩尤兄弟）。在涿鹿山（河北涿鹿县）擒杀蚩尤（古中国九黎族部落首长）后，黄帝封存兵器，创造文字、音乐、巡狩迎瑞，定都建国，凤凰来集，良臣人梦，建立上万个诸侯国，他的子孙陆续登上帝王之位，到刘邦建立汉朝，一共经历了五姓、一百一十七位君王，这实在是极其伟大的功业啊！他何尝有把帝王之位当作私有物以留给子孙后代之心呢？

　　但是，上天仍不停止这种恩赐，继续给予神灵的维护，这是因为黄帝立下的良法美意，留传后代，一直没有丢掉，天下百姓衷心拥戴，一定要得到这种君王才感到有所依靠。所以，尽管多次遇到改朝换代，但最终却不能丢掉炎黄子孙，到外族去寻求宗主。追寻一下炎黄子孙长期统治天下的道理，是建立了中国，以阻止异族的干扰。

　　至于遇到天命改变、帝位交替，舍此就彼的时候，就不要放到心里，而要让中原文明之族自己统治自己，奠定天下的大纲，保住国家的命运，永远排斥恶孽的异族，以实印作为信物，得到合适的人选就授给他。但是，天帝之所眷顾，百姓之所怀念，如同游丝，如同胶汁，绵绵不绝，长久保持这种情况，实在是民意所求而天意暗助的缘故啊！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国的法度沦丧，秦王只想把整个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时时猜忌，唯恐强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抢夺君位。因此，他对有能力的人一律剪灭，有机谋的人一律打击，有实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之下的大臣不能拥有一点土地，亭长（秦汉时掌管十里地治安诉讼的下级官员）、邑宰（县令）等官员不能私藏一点财富。秦王想用这种方法巩固自己的大业，长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败却随即到来。由此而言，见识浅薄，不立藩国，拱卫中原，辅助华夏，岂不是错误的吗？

　　汉朝有鉴于秦朝的弊端，兼用古制与秦法，为百年大计建立强干弱枝的藩国，虽有自创之特色，却大都暗合古制，受封侯王及封邑贵族，兼有几座城市和大量户籍，他们铸造兵器，储备粮草，不受中央禁令和约束。因此，长沙王可以对付三粤（广东、广西、福建）夷族侵扰，而燕王旦（汉武帝之子）受封的诏令中，对防备遏制薰鬻氏（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即匈奴）之事再三叮咛，汉景帝、武帝以后，用推恩法（即把诸候王的封地分给没有继承王位的子弟，明施恩惠，暗削实力）削减诸侯王的实力，借口耐金（汉代宗庙祭祀，诸侯助祭所献的黄金）不纯，免去大量侯爵。虽然诸侯辅佐中央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任命大将出征，派遣使者，却可以随意增减，控制军队。而且，调兵的虎符（古代调兵的信物，汉代用黄金铸造）、铜竹（铜制的竹管形信物）虽然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却特别看重刺史（督察郡国的官员）、太守（管理一郡政事的官员）对军民的部署。所以，元帝（刘奭，宣帝子，开汉代宦官干政之先河，在位十六年）、成帝（刘骛，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之际国运衰退，安帝（刘祜，章帝孙，在位十九年）、顺帝（刘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之时国势日弱，但远能斩楼兰（汉西域城国，在

　　今新疆罗布泊西，昭帚时传介子杀其王安归）、郅支（匈奴单于名号，名呼屠吾斯。元帝初叛汉，反被陈汤攻杀）国王之首，击败乌桓（中国古代民族）、羌部（中国古代西部民族）。即使是王莽（字巨君，元帝皇后的侄子，篡汉自立，在位十五年被杀）篡夺了西汉，曹丕（曹操次子，代汉称帝，在位七年，庙号文帝）在许都（河南许昌）篡了东汉；但是，继承两汉正统的仍然是南阳的刘秀和益州郡（即益州，在今四川）的刘备，他们都是刘氏的子孙。

　　西晋司马氏失算，让羌胡居于塞内，召来他们造成祸乱，中国颓堕，井非没有自身的原因。而八王分治各州，各有自己的君长，各有自己的百姓，根基犹在，所以琅琊王司马睿（东晋元帝，早年袭封琅琊王，在位六年）仍然能延续下去。假使本身涣散疲弱，州郡没有可以凭借的力量，五胡十六国的兵马精强，绝非江东所能匹敌的。

　　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文弱，全不值得记载、凭借遗留的法令、国力，仅能支撑六朝政权在江东一隅存在二百七十年。如果六朝懦弱的君主），时时害怕自己孤立衰弱，把大权旁落作为自己最大的忧虑，那么用不到十年，石勒（十六国时后赵的创立者，在位七年）、苻坚（十六国前秦世祖，在位三十三年）、拓拔焘（北魏太武帝，庙号世宗，在位二十八年）等异族就早已横渡长江了。

　　因此，天下的形势，有合的时候，也有分的时候；有扩张的时候，也有收缩的时候；有放任顺应之时，也有强彼固此之时。所以说，大一统不能分割，只能因势利导。天下有乐于成功的趋势就使它成功，天下出现有利的趋势就利用它的大势。如今，天下让强悍的勇士柔弱下来，将纵横八方的人才聚集起来，迫使他们统统去务农，那么国家的实力就没有了；扶持老实谨慎的人，帮助软弱的人，让他们去当兵，那么军队只有个名义，而没有实际的战斗力了。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则会忘掉自身的脆弱，也丧失了自己的立足点。宰割万物，专营私利，放纵自身，大权在握，不给臣下权利，也不强化地方力量，这样，一些可以用来治理天下，拯救灾难的措施，便已荡然无存了。这是仁人所以痛心，而俗儒用以欺世盗名的事啊！

　　唐朝没有夏、商、周三代的方伯（一方诸侯之长）、连帅（十国诸侯之长）对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没有仁爱百姓的重大谋划和组织百姓、巩固国家根本、清洹族类、抵御外侮的重要谋略。他们窃取了寓兵于农的旧制，强行合并兵农，分设府兵（一种兵役制度，创于西魏，盛行隋唐），出征作战和守卫京城，只听中央命令。这种府兵制的弊端，本来只要经过几代君王，就会迅速导致国家的败亡；可是，一直到了天宝（唐玄宗年号）年间，祸乱才爆发，这难道是因为府兵制败亡的时间来得特别晚吗？

　　追溯府兵制残存的轨迹和它的兴衰，盖府兵制之坏自藩镇之祸起。原来从西州（唐州郡名，约在新疆吐鲁番和鄯善一带）沿着北庭（唐代六都护之一，辖盐、治等府州）直到辽河以东，都设置了都护（唐代统辖边远诸国的官员）、都督（官名。唐代边防重地的都督加赠旌节，称节度使），他们都可不按内地的方法，可以根据边地具体情况独自采取相应措施。因此，唐代前期的一些功臣名将，如李勣（唐曹州人，原名徐世勣、功封英国公）、薛仁贵（唐绎州人，骁勇善战，封平阳郡公）、王忠嗣（唐代郑人，屡立战功，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郭元振（唐贵乡人，武后时任安西大都护、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等人，率皆擅专赏罚，不必受朝廷制约，精选兵马，审察用兵时机，大量搜刮民间财富，待部下犹如奴隶，直至侵吞公物，

　　也不加追问。

　　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节度使的权力便不可控制。他们倒行逆施，割据称霸，导致五代（唐宋之间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形成，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同回旋的水流，受阻后腾涌飞溅，反而倒流起来。然而闰位（古人指非正统的帝位）交替，图识（符命占验之书）屡改，石敬瑭（后晋的建立者，他原是后唐明宗之婿，后引契丹兵灭后唐，受契丹册封为晋帝，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称“儿皇帝”，在位七年）的后晋向北方契丹献媚，妄图依靠契丹丑类，称霸中原；但是，并州（古州名，据今山西大部地区，治晋阳）的晋阳却久攻不克，契丹多次失利，最终仍归中国统属，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强大的凝聚力了。

　　北宋凭借臣子之位，陡然兴起国运，由于所得出乎意外，因此君王常常惊恐难眠。赵普（河南洛阳人，辅佐赵匡胤建立宋朝，官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器量狭小，窃居相位，鼠目寸光，得过且过，猜疑大臣。于是，他纵恿赵匡胤借杯酒以解除石守信等大将兵权，说是维护君臣之间的和睦；借《论语》以装潢门面，托孔子之言讨好下属；削掉藩镇权力，中央执掌重兵，改变节度使设置，建立文弱的文官制度；由皇帝总领禁军，老弱充斥兵营，孤立在强敌身边，没有使帝位十世相传的高瞻远谋，宋代就这样放纵文官因循度日，又用繁琐的法令严加防范，结果是一代而衰弱，再一代就要倒下。赵保吉（西夏人，原名李继先，宋太祖时他起兵反宋，被辽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招降他，赐姓赵保吉，但他时降时叛）忽降忽叛，刘六符（辽人，庆厉年间，他出使宋廷，越宋廷忙于对西夏用兵，要挟割让关南之地）恫吓割地，他们戏弄宋室朝廷如同牵木偶，却没有人洞察反省。宋真宗在澶州城下，接受盟约（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军深入宋境，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定真宗亲征之策，在澶州立盟，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年年增加送给辽国的金银、绢帛。宋廷苟且偷安，推尊大将，建军强国的遗风丧失无余。

　　狄青（宋汾州西河人，字汉臣。初为卫士，后因骁勇善战，升枢密副使）任枢密副使的重要职位，稍稍有所作为，座位未热，则被指控有叛逆之嫌。因此，天下英雄，个个驻足，世间豪族，人人寒心，不敢再有作为了。

　　南渡以后，宋室仍然遵奉北宋对武将压抑猜忌之策，蕲王韩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屡立破金奇功，孝宗时追封蕲王）、循王张俊（宋成纪人，字伯英，数建抗金大功，死后追封循王）仅能悻存于财货美酒之中，岳飞骤然被害于风波亭（宋大理寺监狱，今杭州小车桥附近），自古以来自折栋梁、自毁藩篱，没有比这一次更厉害了。

　　无人效力，是宋朝最大的内伤；自相猜疑，给外族以可乘之机。终于使中国败落，大势解体，先是被女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吞并，然后被鞑靼（蒙古族之别称）攻灭。中国人拥有着三皇、五帝、大汉、盛唐的疆土，却沦落到被蓄长辫、戴斗笠的异族所统治，政权丧尽，百姓受难，华夏堤防，全部崩溃。百姓经受着空前未有的灾难，这是秦朝首开恶例，而宋朝加以完成啊！秦朝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有力量控制它；宋朝也把天下当作私人财产，却无力控制它。灾难来得快则灭绝其子孙，灾难来得慢则丧失立国的纲纪，这不仅丧失了自身，也丧失了天地分区建国的最高原则。唉！这是多么可悲啊！

　　石守信（宋浚仪人，宋太祖即位，任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字藏用，

　　宋太祖即位，任殿前副都点检）等人，事实上并没有韩信、彭越那种倔强的秉性；他们所拥有之土地，统率之军民，也不及战国齐秦的实力。迫使他们在谈笑饮酒之际，立即交出兵权，也并没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纳（三人俱为中唐叛将）等人的骄横跋扈、不可改变的顾虑。

　　如果宋朝能够优待这些旧将，同时再培养一批新秀，让他们驻军各地，星罗棋布，犬牙交错，充实内地，连结边地，一方有警，各方救援。这样，即使到了王朝衰落之际，仍可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至于逃亡海滨，苟延残喘，向海潮乞求福佑呢？皋亭山（浙江杭县东北，宋末，元统帅伯颜驻军于此）赵显（宋恭帝，在位二年）向元军投降；惘州（在广东广州湾口外海中）海中，陆秀夫背著小皇帝赵（宋末帝，在位二年）投水自杀。最终让奇渥温氏（元代帝室之姓）吞并中国，华夏大地成为黑暗地狱，达百年之久！唯其采用愚民之策，私有帝位，只有瓦击那样的狭小器量，装满了就昏然陶醉，如同婴儿极力护卫一块小糕饼，又像是只需灌满肚子即饱足的小堰鼠（田鼠）。傻瓜的愚昧，实在让聪明人感到可笑。

　　《周易·否卦》说：“时刻想著危亡，要把命运系在根基稳固的桑树上（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所寄托，国家就可以巩固了；但是，这种寄托，必要选择根基稳固的桑树上。秦朝、宋朝只把国运系在芦苇上，却不知其根已被拔出。所以说：“前事的失败，就是后事的鉴戒（前事之失，后事之师。”）这就是为将来的人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