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 书》译者的话

作者:佚名 字数:4076 阅读:433 更新时间:2011/04/15

《权 书》译者的话

《权书》为苏洵所作。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生于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少年时期不好读书,喜爱游历,自言“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从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二十七岁“始大发愤,谢其素所住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以后他曾几次应进士、茂才异等科考试,皆不中,因而尽焚以往所写文章,更加刻苦攻读。

  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回书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及其他圣人贤人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并且决心放弃通过考试求官的人生道路,专心于学术研究,他说:“及长,知取士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

  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写了《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为蜀中名蜚遐迩的学者和散文家。当时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张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县)雷简大都盛赞其文,张方平力劝他进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并致书翰林学士欧阳修,进行推荐;雷简夫也致书欧阳修和韩琦大力推荐。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来到汴京,拜见了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大加激赏,并将其中二十二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献于朝廷。消息传出,士人争相传诵,模仿其文,一时名动京师,使当时文风为之一变。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苏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仓皇返回家乡。次年(公元 1058 年)朝廷诏试舍人院,苏洵托辞有病,不去应试。由于朝廷的再一催促,苏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十月,再次携二子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阙(服丧期满),亦不可不与之俱东。”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到了京师,经宰相韩琦推荐,授秘收省校书郎(从九品);一年后,改任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省)主薄(亦从九品),参与修纂《太常因革礼》。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九月书成,翌年病逝于京师,享年五十八岁。

  苏洵除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据此就断定他是对现实冷漠的人,实际他是一位极其关心国家命运、留意政治的人。虽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颐、邵雍那样津津于天理人性的说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论、史论、兵法为主题,以切合实用为目标,字里行问都寄托着他的人生追求,希望当政者能“深晓其义施之于今”(《上韩枢密书》),从而对政治有所革新,使国家走上富强。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

  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论义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二篇,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这可谓是知人知言之论。但像欧阳修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几人?那些权贵们,虽然也爱其文,却不乐其义,这就是苏洵在当时虽然文名大盛,却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终其

  一生在政治上无甚作为。

  《权书》不仅在苏洵的全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国古代论说兵法和权谋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论为一体,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思想内容。全书十篇之中,有不少迥异于古人、超绝于时俗的崭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辉。

  比如在书前小序中,一开头的言词就表现出他与世俗之儒的不同: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信奉儒家学说的人是不谈论兵法的,因为仁爱正义的军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

  假如仁爱正义的军队果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

  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

  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误译之处一定不少,恳希海内外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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