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清〕龚自珍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陛辞,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则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
中国自禹、箕子以来,食货并重。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地中实,地上虚,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岁岁约耗银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此决定义,更无疑义。汉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变。鸦片烟则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其食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兵丁食,宜刎脰诛!此决定义,更无疑义。诛之不可胜诛,不可不绝其源;绝其源,则夷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无武力何以胜也?公驻澳门,距广州城远,夷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随,此正皇上颁关防使节制水师意也。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食妖宜绝矣,宜并杜绝呢羽毛之至。杜之则蚕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蚕桑、木棉之利重,则中国实。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悦上都之少年,而夺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义。宜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此又一旁义。火器宜讲求,京师火器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下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此又一旁义。
于是有儒生送难者曰:“中国食急于货。”袭汉臣刘陶旧议论以相抵。固也,似也,抑我岂护惜货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施之于禁银出海之朝,谓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货即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难。于是有关吏送难者曰:“不用呢羽、钟表、燕窝、玻璃,税将绌。”夫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入,矧所损细所益大。此又一答难。乃有迂诞书生送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公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楼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阵之原野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难。
以上三难,送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
古奉使之诗曰:“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悄悄者何也?虑尝试也,虑窥伺也,虑泄言也。仆夫左右亲近之人,皆大敌也。仆夫且忧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无飞扬之意,则善于奉使之至也。阁下其绎此诗!
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龚自珍全集》
钦差大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已经面辞了皇上,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于是奉献上三项确定性的意见,三项附属性的意见,三项答辩性的意见,以及一项归结性的意见。
中国自从夏禹、箕子以来,对于农业生产和货币流通两者是并重的。从明朝初期开采银矿,四百多年了,未曾增多过一厘银子,现今所用的白银都是明初就有的银两。地下的银矿是实实在在的,但在世上流通的白银却有限得很,即使不外流的话,由于人为的事故和自然的灾害,每年也大约要损耗银子三四千两,何况又这样大量地流出海外!这是确定性的意见,更不容有丝毫的疑问。汉代的五行家,把在食物和服饰上出现的怪异情况称作食妖、服妖,通过它们来判断天下即将发生的灾变。鸦片烟就是食妖,吸食的人病入魂魄,颠倒昼夜。对于吸食鸦片的人应当处以绞刑的严厉惩罚!贩卖、制造鸦片的人应当处以砍头的严厉惩罚!士兵吸食鸦片,也应当处以砍头的严厉惩罚!这是确定性的意见,更不容丝毫的疑问。对于上述这些人,杀既杀不尽,便不可不杜绝鸦片的来源;要杜绝它的来源,那末洋人会心怀不满,内地的坏人也会心怀不满。有这两种对禁烟心怀不满的人,没有武力的后盾又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您进驻澳门,离广州城远,那是洋人麕集的地方。您以文官之身孤身深入洋人的巢穴,这难道能行吗?这一去应当多带领军队跟随着自己,这正是皇上颁发大印让您指挥水军的含意所在。这是确定性的意见,更不容丝毫的疑问。
吸食鸦片烟应当禁绝,还应当同时杜绝呢绒羽毛制品的输入。杜绝了这些,国内丝绸的收入就会增加,棉花的收入就会增加;丝绸、棉花的收入增加了,国家的经济就富足。再有凡是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的东西,只能取悦京都的纨绔子弟,从而夺去他们所看重的货币,所以全都是极不急需的物品,应当一并杜绝。这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应当强制期限叫洋人搬迁到澳门去,不许留下一名。只保留商馆一所,作为从事商业活动时供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枪炮武器应当力求精良,京师火器营,乾隆年间攻伐金川时曾经使用过,不知施用在海防上面是否方便?广州有没有能够制造枪炮的能工巧匠?胡宗宪的《筹海图编》,有没有一些可在大体上仿造致用的地方?应当布置下去让部属吏员们讨论。如果带领广州的军队去澳门,要多带能干的工匠,以便修理保养军器。这又是一项附属性的意见。
于是有儒生表示反对说:“中国农业问题要比货币问题更急迫。”搬用东汉大臣刘陶的旧议论来进行对抗。刘陶的旧论是不错,两种说法表面也好象是差不多,然而我难道护惜货币,便是置农业问题于不理不顾么?儒生这种议论用在开矿的年代,可以说是切中时病;用在当今禁止白银外流的时期,便是不合时宜了。农业生产固然是“八政”中的第一件,而货币即紧跟着排列在第二位,夏禹、箕子都是这样的说法。这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于是又有管理关税的官员提出非议说:“不让呢绒、钟表、燕窝、玻璃这类物品进口,关税就会短少。”说到中国和外国人做买卖,最能得到好处的是在于购买对方的粮米,其余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应当正告他们说:即将要把关税定额陆陆续续地请求减低下来,这未必不得到皇上的允准。国家绝对不单纯依赖关税的收入,况且这样做损失细微而收益巨大。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这样还有一些迂腐荒唐的书生会反对,所说的不过是“要对洋人宽大”、“一定不要使用武力”这一类话罢了。我们回答他们:“惩罚作乱的邦国必须使用重法”,这是周公传世的训诲。至于用兵,与陆地上的打仗不同:这是驱逐敌人,并不是围歼敌人;这是守住海口,保卫海疆,不许来敌入侵,并不是和敌人在海上作战,在船上交锋。是象伏波将军那样在近海活动,而不是象楼船将军、横海将军那样跨海出征。何况在陆地上作战可以追击,而象这样在近海防卫就谈不上追击,只需逮捕那些心怀异谋的洋人和坏人,就地正法,并没有动用庞大的军队在野外排开阵势作战的事,怎么能同历史上在陆地上挑起边界冲突的例子相提并举呢?这又是一项答辩性的意见。
提出上面三项反对言论的,都是社会上老奸巨滑、招摇撞骗,而表面上装作老成持重的人。广东的官吏中有这样的人,幕僚中有这样的人,说客中有这样的人,商贾中有这样的人,恐怕绅士中也未必没有这样的人,应当杀一儆百。您前去禁烟的这次行动、这种决心,如果被这些人所动摇,哪怕有一点犹豫疑惑,那么在这千载难逢的时机,机会一错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堪设想了!
古代写奉命出使的诗说道:“我心里充满忧虑,惴惴不安,就连随从我的车夫也憔悴不堪。”惴惴不安的是什么呢?就是担心有人从旁作游说、梗阻的尝试,担心有人窥测动静、伺机求逞,担心有人不慎失言或泄露机密。您的随从左右心腹之人,都可能是您的大敌啊。如果连随从人员都显得忧心忡忡,有憔悴的面容而毫无得意忘形的神色,那么就可以说是奉命出使做到家了。您请认真领会这首诗吧!
什么是归结性的意见呢?那就是说:我同您约定:期望您用两个整年的时间,使国内十八行省的银价平稳,物力充实,人心安定,然后回到朝廷报告我皇上。《尚书》说:“犹如射箭那样有准确的目标。”我的话,是您将要达到的目的呀!
(史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