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敬爱的徐海东军长　张震东

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五年，将近四个年头，我和徐海东同志在一起生活、战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保卫鄂豫皖苏区和长征，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亲身领受过他的关怀，他那非凡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下属的高贵品德，永远使我难以忘怀。

　　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初。红四方面军西撤时，我挂了花，就转到了红二十五军任七十三师二一○团团长，徐海东同志是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不顾敌我条件，围攻有强敌据守的七里坪，使红二十五军损失很大，处境困难，我们又被迫向鄂东转移。

　　我们从南溪葛藤山一线出发，过潢（川）麻（城）公路时，在湖北黄土岗，突然和敌三十一师遭遇，我团担负了掩护大部队通过封锁线的任务。吴焕先政委在前头指挥，当大部队基本上过完的时候，敌人象疯狗一样发起一阵猛冲，把我们和前边的部队切断了。敌人兵力很强，一时要想冲过去是不可能的。正在我发急的时候，后边传来了联络号。我忙让司号员吹号联络，原来也是兄弟部队，并招呼我们向后边靠拢。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山坡上，和后边的部队会合了。这时我才知道，徐海东同志由于身体有病躺在担架上指挥，当时也没能过去，刚才是他让司号员吹号收拢没过路的部队。

　　天亮之前，我抓紧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原地待命。这时，徐海东同志让他的警卫员通知我立即去一下。以前，我虽没亲眼见过徐海东同志，但是，他的鼎鼎大名我早就晓得了，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我早就听说了。人民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夏伯阳”。国民党反动派惊恐地喊他“徐老虎”。此刻，我非常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他的身边。在一片小树林旁，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他有三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四方脸膛，样子还象个庄稼人，虽然严酷的战争生活，又加上他当时生病，脸色有些憔淬，但他那大大的双眼，却闪烁着亲切、机智、果断的光芒。

　　徐军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向我了解部队的伤亡情况和战士们的情绪。他问得很详细，很认真，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以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是烧窑的，你是放牛的，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搭伙干吧，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胜利。”他看了看其他几位同志，又接着说：“我们离开了大部队，力量薄弱了，但是我们并不孤立，我们还有苏区的群众，有水，鱼就不得死。”他的话说得诚恳，亲切，使我鼓足了勇气，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

　　这时，大批的敌人在山下蠕动，正搜捕包围我们，徐海东同志却泰然自若地说：“不要看这些家伙喳喳呼呼的，其实是虚张声势，昨天一夜的战斗，敌人摸不到我们的底，还不敢轻举妄动。”果然不出徐海东同志所料，敌人虽然象蚂蚁一样围在山下，却没有向我们进攻。天黑以后，我们乘机突出包围圈，甩掉了敌人，和皖西道委领导的八十二师会合，在皖西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从这时起，我就在徐军长的领导下，进行了保卫苏区的艰苦斗争。

　　徐海东同志不仅是我们最可信赖的首长，又是令人尊敬的良师益友。在战场上他非常严肃，下了战场却待大家象亲兄弟一样和蔼热情。他平时很关心干部政治上的成长、思想上的进步和指挥才能的提高。经常找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解决工作、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在战斗中进行传帮带，使我们不断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不仅如此，他还放手让你到实践中去锻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掌握打仗的本领和军事指挥艺术。

　　一九三四年初，我们红二十八军从熊家河一带向鄂东北运动，准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在麻城附近，发现“广西军”占据了交通要道。由于广西军装备较好，又善于爬山作战，当时我们都称他们是“广西猴子”，是比较难对付的。徐军长立即命令部队就地停下来，占领了附近的有利地形，作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徐军长的通讯员喊我去，我随着徐军长来到了前沿，隐蔽起来。只见他一边观察，一边沉思，然后指着前边两个犄角样的山头说：“这上面驻着敌人一个团，是我们的拦路鬼，必须拿下才能通过，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团了。”以往军长布置战斗任务，总是把作战方案定好，再向部队下达战斗命令。这次我也象往常一样，等待他布置战斗方案。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两眼闪出热情信任的光芒，语重心长地说：“不能老靠着拐棍走路，这次作战方案你自己订，有困难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请军长放心。”他满意地说：“我的位置就在这儿，准备好立即向我报告。”

　　受领任务回来，我向团里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军首长的指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报请军首长审批。徐海东同志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情况，又对方案作了订正补充。我们决定以小部分兵力，佯攻敌右山头，吸引其火力，拿两个营先攻下左山头，然后顺手牵羊，再取右山头之敌，后边留一个营作为预备队。徐军长又安排其他团给我们接应，他自己就在离前沿一、二百米的地方督战。战斗打响了，我们把善于进攻的一、二营作为主攻营。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军打的英勇顽强，敌人还没有弄懂我们的意图，一个加强团的“广西猴子”就被我们打垮了，为部队打出一条通路。

　　战斗结束之后，徐军长表扬了我们团，并热情地鼓励我，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培养自己独立分析敌情，判断敌情，制订战斗方案的能力，这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几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的话，使我非常激动。在和敌人的浴血战斗中，我从军长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徐海东同志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他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很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在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中，每到一处，他就去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帮助群众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徐军长还经常对部队进行人民军队与人民战争的教育，亲自帮助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健全红色政权，成立地方武装。他常说：“红军是鱼，群众就是水，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红军。”在徐军长的带动下，全军上下人人都当宣传员，个个都做群众工作。群众对红军也象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敌人最疯狂、最野蛮的日子里，人民群众依然冒着满门抄斩，割头活埋的风险，为红军通风报信，送衣送食，掩护伤员。

　　徐海东军长对干部战士，也象亲兄弟一样关怀、体贴、爱护。一九三四年底，在独树镇的激战中，我的下肢负了重伤，参谋长戴季英硬要把我们一些受伤的同志送到附近村里先隐蔽起来。我一听说很急火，就说：“我不能离开部队，没有担架，我爬着走也可以。”这时，正碰上徐军长在找我，我说明了情况，他很难受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志呢？这儿不是我们的苏区，没有基本群众，国民党民团搜得又紧，把伤病员送去，不是白白地给敌人杀吗？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浴血奋战从老区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宝贝，一个也不能丢下。”他批评了戴季英同志并下了一道动员令：“受伤的战士能走的扶着走，轻的骑牲口，不能骑牲口的上担架。我当时骑在牲口上，怕腿流血过多，就用绷带把小腿吊起来，挂在脖子上。徐军长看了看我的伤势，从后边叫来了一副担架，硬把我按在上面。他自己却不顾身体有病，跑前跑后，询问伤病员情况，有时候还亲自抬担架。他的牲口，早就让给轻伤员骑了。我躺在担架上，看着他来回奔忙的身影，想着长征以来他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事迹，我的眼睛模模糊糊地潮湿起来。

　　卓越的指挥才能

　　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大胆沉着，英勇善战，头脑冷静，不论多么狡猾的敌人，他都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一提到徐海东同志的名字，敌人就有点闻风丧胆。

　　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们被截在潢麻公路以东之后，随徐海东同志转回皖西北，虽和皖西北区委的部队重建了二十八军，但人数不足二千，而皖西围剿的国民党匪军有十个师，不少于十万人。根据徐海东同志建议，正确地制订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展开外线游击，寻找机会，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的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当时敌我力量虽悬殊很大，但由于徐军长指挥有方，采取了分散--集中--分散的作战行动方针，使敌人摸不到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我们牵着鼻子跑。这样，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神出鬼没，打到外线，一有机会，我们就迅速地攥起拳头，狠狠地揍他一家伙。同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我们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赤南县熊家河，徐军长亲自布置了个口袋战，一举消灭了敌人近一个团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补充了我们自己。在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近半年时间内，敌人十几万军队不仅没剿尽杀绝我们，反而被我们拖的精疲力竭，狼狈不堪。

　　一九三四年二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商城县东南的豹子岩会合，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在花山寨和鄂豫皖省委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准备北上。这时中央红军也已于十月开始长征。为了轻装前进，部队撤消了师，编为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我军开始北上，敌人派五个师在前面重重封锁，五个支队在后面紧紧追赶。徐海东军长和吴焕先政委指挥部队，一下子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我北上的阴谋，为长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部队甩掉了敌人以后，比较顺利地穿过桐柏山区，进入了豫南。快接近伏牛山区时，敌人得知了我们的意图和去向，急忙调集快速的骑兵和大量的步兵在前面堵截，企图把死我军于豫南平原。这是红二十五军在战略转移中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记得快到旧历年了，为了甩掉敌人，尽快通过豫南平原，部队急行军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独树镇。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夜间行军，当前卫部队发现敌情时，我们已经顶到了敌人的防线跟前。军首长命令我们弄清敌情，避免交锋，立即撤退待命。

　　独树镇是豫南平原上一个较大的镇子，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向东有三条大道，西去伏牛山区只有一条通路。敌人估计我们要从这儿通过，纠集了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成的西北军，约计四个师，在独树镇一带有下了五道防线。敌人象一只张大血口要吞掉我们的老虎，凶狠地蹲在我们面前。我们要通过，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军部通知团以上干部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徐军长讲了话，他细致地分析了敌情，接着很坚决地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要保存自己，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只有冲过敌人的防线，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又说：“古人说，打仗要一鼓作气，我们的口号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冲过去就是胜利！”

　　回来之后，按照军首长的布置，我们向部队迅速作了紧急动员，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拂晓就打响了，我们主攻的目标就是独树镇。枪声象炸豆子一样，震醒了整个平原。激烈的战斗进行到上午九点钟，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这时，军部命令，要我马上去开会。军指挥所就设在离前沿仅二百米的一间草屋里，军首长在紧张地观察敌情，研究战况，徐军长和吴政委身上脸上都是硝烟泥土。军长看看我们几个从前线下来的团指挥员，坚定地说：“我们冲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已经胜利在望。估计这个仗还要越打越激烈，狗急跳墙，敌人会跟我们拚老本的。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你们前进一步，我们前进一步；我们不离开，你们谁也不能离开。”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今天有红二十五军，就没有独树镇的敌人。各级指挥员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带领部队和敌人决一死战！”

　　总攻在上午九点钟开始。徐军长、吴政委亲自到前沿指挥，带着部队，挥舞着大刀片，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军首长身先士卒，更激励了广大指战员的士气。整个战场上，刀光闪闪，枪声贯耳，喊杀声震天。下午四点钟的光景，又是一番激战，消灭了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终于在敌人所谓“钢铁”防线上捅开了口子，部队迅速进入了伏牛山区。

　　一九三五年初，我们刚到陕南建立根据地不久，正在龙驹寨休整，很快就被西北军发现了。他们赶忙拼凑了三个旅，配合国民党六十七军，企图趁我在鄂豫陕根据地立足未稳之时，一口吞掉我们。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鄂豫陕省委和军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徐海东同志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被省委和军党委采纳。接着，部队立即离开龙驹寨向西南经山阳县插到二天门，转过头急速北上，迎敌六十七军，虚晃一枪，从六十七军右边，又急转南下，直取敌人的心脏紫荆关，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当敌人发现我军去向，全部向紫荆关拥去的时候，我们又快速向西挺进，牵着警一旅的鼻子，把它强拉硬拖到袁家沟。我们突然掉转头来，杀个“回马枪”，吃掉了警一旅。

　　然而，警二旅不知道警一旅的灭亡，又顺着警一旅的道路追上来了。我们正准备在袁家沟休整，突然接到军部指示，就地待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敌人离我们只有一、二十里了，我的心里急得冒火，徐军长显得若无其事似的。直到哨兵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五、六里路，徐军长才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同时指示部队要作出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们就把一些装备和物资乱七八糟的扔掉，弄得狼籍满地，以迷惑敌人。我们出了袁家沟向西，急行军四十里，然后放下行装，轻装前进，又折回三十里，在袁家沟口，给敌人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警二旅赶到袁家沟，看到我们撤离时的痕迹，误以为我们怆惶逃走，而且走的不会太远，他们就放心地在袁家沟住下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才慢悠悠地集合队伍，顺着我们西去的方向追击。

　　袁家沟口，长有二里，两边山坡没有树，尽是松软的泡土，上坡又陡又滑，很难爬。徐军长带着二二三团，在正西负责引诱堵击敌人，命令我们团在两面山坡上夹击。

　　太阳升得老高了，敌人才大摇大摆地走来，队伍里乱七八糟，有的拉着抢来的小毛驴，有的挑着抢老百姓家的鸡。当敌人的前卫进了二二三团的火力圈，徐军长一声“打！”机枪、步枪，一阵风似的扫向敌人。敌在指挥官的督促下，拚命向前追。我二二三团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这时我团的一营，迅速从侧面插到敌人屁股后边，从背后猛插一刀，截住了敌人的退路。当敌人察觉到上当时，已大部分拥进了山沟。接着，我们团全部投入战斗，两边的火力，象暴雨似的倾泄下来。敌人的一个旅，被压在二里长的山沟里，象钻进风箱里的老鼠，进退不得。前后不到两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这个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歼灭了敌人一千四百多，生停了敌旅长唐嗣桐。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威震陕南，是我军在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个重大胜利，充分显示了徐海东军长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同志的率领下，越桐柏，跨豫南，闯入伏牛山，转战鄂豫陕，挺进甘陇，历时十一个月，终于在陕北延川县永平镇和陕北红军会师了。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组建成立了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由于工作需要，我调去陕北补充师任师长（该师辖六个县团还有一些俘虏，也隶属十五军团）。

　　临行时，徐军团长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一道从鄂豫皖过来的，三年多来同甘共苦，并肩战斗，现在就要分手了。”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从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们在一起浴血奋战，转战南北，出人于枪林弹雨之中，一直还没分离过。想到现在就要离开他，去单独执行任务，确实有点恋恋不舍。接着，军团长又安慰我说：“到哪里都一样，都是革命工作，到那里以后，要和陕北的同志搞好关系，他们坚持创建陕北根据地，有很大的功劳，也有不少经验，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徐军团长的这几句话，是对我的临别赠言，它象金石一样，刻在了我的心坎上。他又嘱咐我以后有情况多联系。我向军团长表了决心，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军长，到瓦窑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