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
徐海东的青少年时代 潘怀淦
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忠勇将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一位能征善战英勇顽强的英雄。
徐海东在旧社会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欺压，有着悲惨的经历。他的聪明才智，完全是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革命实践中学习、在集体奋斗中凝成的。
“臭豆腐”的来历
“臭豆腐”是徐海东的浑名。要知道他这个浑名的来历，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一九○○年六月十七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今属大悟县）一个窑工家庭里。他祖孙六代以烧制陶器为业，没有田种，只有两小块旱地。他有两个姐姐、五个哥哥，还有四个堂兄、一个堂姊，连同父母叔婶、侄儿侄女，全家共三十二口人。父亲徐忠本、叔父徐忠聘和几个哥哥都是做陶器的师傅，全家开办烧制陶器的作坊。他们成年累月的活计，就是把黄土挖起来捣细晒干，用水和成泥，做成各种盆、罐、缸、钵的坯子，然后放进窑里烧制成成品出售。这是一种很累人的活路，但是没有多少钱赚。遇到好年景，买窑货的人多，收支略有盈余；如果年景不好，买窑货的人少，就要忍饥受冻，逃荒借债。
徐海东出世时正遇灾荒，家无存粮，外无救援，生活十分困难。母亲没有奶水，父亲急得团团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准备把么儿子溺死，免得挨饿。幸亏几位嫂嫂耐心劝说，并常常把自己不多的奶水匀给小弟弟吃。这样，徐海东才活了下来。
徐海东小时候没有穿过新衣服。天冷了，他把哥哥们不能穿的旧衣服捡来穿；到热天，他干脆一丝不挂。由于大人没有工夫管他，他成天盘泥土，和泥巴，时常把身上糊得很脏，从头到脚沾满了泥土。嫂嫂们和他开玩笑说：“老么啊，你简直像筒臭豆腐！”他听了，觉得很好玩，不禁嘿嘿直笑。以后嫂嫂们帮他料理时不叫名字，迳直喊：“臭豆腐，你过来，我帮你把身上洗洗！”他对嫂嫂们非常尊重，不称嫂，而叫姐。所以嫂嫂喊他臭豆腐，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反而感到很亲切，声叫声应。后来，这样喊的人逐渐多起来，“臭豆腐”也就成了徐海东的代号，他的本名反而不为人们注意了。一直到他长大了，参加了革命，人们依然这样叫他。
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后，有一次带领部队从家乡经过，遇到段家畈一个绰号叫“豆渣”的老乡，这位老乡见他当了大官，很拘谨地喊他“徐军长”，他一把把那位老乡的手拉住，开玩笑地说：“你忘了吗？我两个是伙计呢，你是‘豆渣’，我是‘豆腐’，不是又连根又同心的伙计吗？”说得两人都笑了。
因为徐海东英勇善战，国民党反动军队都很害怕他，一听说“臭豆腐”这个绰号他们就感到“臭豆腐”沾不得，一沾就跑不掉了。这样“臭豆腐”在敌人心目中就成了另外的意思。
学堂里的风波
徐海东小时候机敏好学，大人们都很喜爱他。在他八岁那年，父母商议生活再苦些也要送他去念书，学点文化。
海东上学那天，母亲特地为他缝了件棉布长衫穿着，亲自把他送到学堂会。他可高兴呢，一路上又是蹦又是跳，把路旁树丛中的鸟儿都惊得飞起来。学堂就在对面山下喻家祠堂里，离徐家窑只一里多路，他们很快就到了学校。这是堂私塾，只有一个老师，三十几个学生。学生中年龄大的已有大人那么高了，小的同海东差不多，大多数穿着很讲究。海东正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母亲拉他去拜见老师。原来老师就是他的舅父吴学伯，母亲要求舅父对他严加管教，舅舅满口答应。母亲临走时又叮嘱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要好好听舅舅的话，用心读书，别再淘气啊！”他快乐的直点头。
徐海东自尊心很强，学习非常认真，不到一个月就把《百家姓》背熟了，并且能认能写，接着读《三字经》、《教儿经》和“四书”。虽说这些书宣扬了些啥东西他不明白，但读书识字进步很快，老师在学生面前夺过他。
然而徐海东小时候自由自在惯了，他那好奇爱动的性格无论怎样攻读“圣贤”书也改不了。一次放学后，他搭着桌子板凳上到祠堂的神龛上捉蝙蝠，因为神龛架子被虫蛀朽了，一碰就垮，这下子闯了大祸。姓喻的绅士说污辱了他喻姓的祖宗，找着老师大发雷霆，要老师严惩肇祸的学生。老师一询问，徐海东说是他干的。老师气的不得了，骂他“不成器”，还把他打了一顿。之后，老师出钱赔了神龛，豪绅才算作罢。
起初，学生中的富家子弟见徐海东是老师的外甥，不敢欺侮他。自海东闯了祸，他们看见有钱老板一干涉，老师也害怕，便放肆起来。有的从海东身边经过时，故意掩着鼻子说：“臭豆腐臭，好臭！”有的把手指伸进他衣眼破了口的地方，一边撕一边说：“让我看看臭豆腐长毛没有？”
徐海东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去报告老师，指望得到老师的保护。可是老师不但没有责怪那些学生，反说：“你不惹他，他会惹你？快老老实实读书去！”
那些富人子弟见老师没把他们怎么样，就更拿徐海东开心。
一次，一个姓喻的财主子弟见徐海东光着脚板上学，便拽了一把柏树刺撒在海东的坐位周围。海东没提防，一脚踩下去脚板上扎进好几根刺，痛的难受。他很快觉察到这是别人欺他，便咬着牙拔掉刺，没有吭声。他知道报告老师也没用，不如自己想办法报复。不久他就从穷朋友那里打听到了放刺的人。他决心以牙还牙。下午上学之前他到拓树丛里掰下几支拓刺带着，这种刺一头尖，一头钝，尖头朝上，一放就稳。课间休息时，趁那学生未进教室，悄悄把刺放在他的坐椅上。上课时那学生一坐下去，被刺扎的哇哇直哭。教室里的秩序乱了。老师严厉追问：“刺是谁放的！”徐海东站起来说：“是我。因为……”老师不等他说完就瞪起眼睛训斥他：“又是你！”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住海东的手掌打了三板子。
徐海东挨打后心里愤愤不平。他埋怨老师不问情由，处事不公，更恨那些财主子弟仗势欺人。他想：如果他们再欺侮我，我拼着不读书也要和他们干一场；哥哥没读书不是一样能生活吗？
过了几天，那个姓喻的富人子弟又把一位穷家学生的脸挖破了。徐海东便邀喻文卿、吴朗清等几个穷学生一起商量报仇的办法。他们每人摘了一袋青松球，放学后埋伏在山路两旁的矮树丛里，等那姓喻的学生进了“埋伏圈”，便一齐向他投掷青松球，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一哄而散。
徐海东觉得这回出了气了，高高兴兴跑回家。他见饭熟了，盛了一碗几口就吃光了。他想那个姓喻的学生回家以后必定告诉他的财主老子，财主会不会到我家里来大闹呢？徐海东开始紧张起来。他立即扔下饭碗出门观察动静。一出门果然看到姓喻的财主正领着儿子朝徐家窑走来。他慌忙跑进屋去，悄悄把老人使用的猎枪灌上火药，从侧门背到村前，搁在一个树叉上，对着财主大声吆喝：“站住！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财主一看这架势，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拉着儿子转身就跑。
财主是吓跑了，但是惊动了自家的大人。父母哥嫂都跑出来问出了什么事。当父亲知道他拿猎枪干仗时，狠狠把海东揍了一顿。母亲也责怪他说：“你把猎枪拿出来，打死人了么样办？”徐海东已经认识到自已的行动太冒失了，但是内心里还受着委屈呢，便赌气地回答：“打死人了，我填命！”父亲一听，更火了，摸起棍子又要打。母亲把他拦住了。末后，父亲要海东到喻家去赔礼。海东说什么也不肯去。父亲只好自己去了。
海东的父亲到财主家赔了礼道了歉，并没有使财主发善心，他们背地里议论，说徐家的孩子太野蛮，不能让他在这个学堂里继续读书。财主子弟听见他们的大人这样议论，更加有恃无恐。不久，地主的儿子黄守本纠集了一群富家子弟围攻徐海东，把徐海东和几个穷学生赶到墙角落，用树枝抽打。他们被迫自卫。恰好徐海东甩出的石头把黄守本的头打破了，鲜血直流。黄守本报告了老师，又回家向父亲哭诉。老师还没来得及处理，黄家地主已经赶来，蛮横无理地对徐海东拳打脚踢，并要老师把海东赶出学校。否则，他就要另请老师。老师怕砸了他的饭碗，不分青红皂白拿起板子责打徐海东。满肚子委屈的徐海东没处申辩，心里难过极了。他夹起书本，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校门。不满十二岁的徐海东辍学了。
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使徐海东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也使他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富人坏透了！
艰难的窑工生活
休学之后，徐海东便跟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他想，只要把手艺学到手，生活就不患愁了；财主再坏，我不沾他，他能凭白无故把我怎么样！
开始，学做盆盆罐罐。一些小件活路的技术，他只花了一年多时间便学会了。他又向哥哥要求学做缸，哥哥说：“你还没有缸高呢，哪能学做缸？”海东说：“过些时我不就长高了吗？”硬是赖着学。
做缸难度比较大。做的人得用两只手各拿一把捶子向着泥坯内外夹击，一直把泥坯敲打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缸体，要厚薄一致、没有缝隙，而且周正饱满、不偏不瘪。要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师傅也得精力充沛、全神贯注、用力匀称、一气呵成。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徐海东下决心要干的事，纵使十八匹马拉也休想把他拉回头！
开始，臂力不够，捶子不听使唤。一有空他就爬树、举重，锻炼臂力。臂力增加了，他先学着捶小缸。缸体捶起来后，手伸不到缸底，他就在脚下垫些砖头，立起身来干，缸体报废了，又将泥坯和挑重新捶。紧张的劳动把他累得腰酸腿胀，两手磨起了血泡，他不吭声，不泄气，反复苦练，只用了两年多的工夫把做大缸的全套技术学会了，身体也长结实了。他觉得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帮助父兄做事，让生活过得好一些，便使出最大的力气干活，力求多挣几个钱。别人每天只能捶三口大缸，他却坚持捶四口，而且质量好，每口缸比别人捶的轻十多斤。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在周围几十里地出了名。
可是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受着残酷地压迫和剥削，购买力非常有限，加上连年灾荒，买窑货的人越来越少。尽管徐海东和他的父兄使出了全身力气，也没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相反，连起码的温饱也渐渐成了问题。
有一年冬天，大雪封门，家里断粮，全家老小都为生活发愁。徐海东挑起窑货在冰天雪地里四处串乡，寻找顾主。一路上，他饥肠辘辘，几次晕倒。幸亏一位善良的老婆婆给了他一碗稀粥填肚，才坚持往返六十多里，用窑货换回两斗大米。
在吃糠咽菜也难以为生的情况下，弟兄们商议把家分开，各逃生路。徐海东只身外出，流落异乡。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找职业十分困难，他只得不要工钱替人打短工，只求把肚子吃饱。辗转流离，到了沔阳，遇到一位早年迁来的同乡，经这位同乡介绍帮人家放鸭子。从春到秋，除了吃喝落得两吊工钱，他便急忙回家看望父母。回家后，看到弟兄们依然缸里无米，灶门缺柴，他便提议重新合家，把自己挣的钱全部拿出来买粮。这样，一家人总算过了个团圆年。
年关过后，春暖花开。日子再怎么过呢？大哥提议暂时向财主借点债，解决目前吃饭问题。其他人都说向财主借债等于伸着脖子让他捏！过去吃过这个亏，万万不能！可是又都提不出个好办法来。正在作难的时候，海东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可不可以分头到亲戚和熟人家里去商量，把他们空余的坛坛罐罐借出来变卖，等我们做出了新的再还他们呢？”弟兄们一听，都说：“这个法子好！”父亲也夸他“有心窍”。大家分头到各家，果然借出了不少窑器，变卖后做本，烧起窑来。邻村黄家窑地主黄明南已经看着眼红，便生着法子来敲诈。他硬说徐家窑本名黄家老窑，这里的上地是姓黄的祖基地，诬赖徐家占了黄姓土地，逼迫徐家搬走。如果徐家不搬走，他就要来拆屋砸锅。海东的父亲见黄姓势大，有口难辩，被迫设宴把乡绅们请来说情，并把借坛坛罐罐变卖的钱拿出一大部分备办礼品送给黄明南，才算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年三月间，海东的四哥徐元海出去赶庙会，听说黎元洪的小老婆也来看戏，便和许多农民一起围着那女人看稀罕。豪绅田泽廷是黎元洪的老表，认为农民围观他表嫂太不成体统，马上令家丁驱赶围观的群众。元海被抓住打了一顿，并被勒令赔款请客，为“夫人”压惊。海东家里又出了一笔冤枉钱。
徐海东对富豪逞凶、穷人受辱，异常愤慨。他几次都要出面与豪绅讲理，都被家里人阻止了。但他怎么也想不通：都是一样人，为什么穷人要受富人的欺侮？富人的狠气是哪里来的？为什么穷人都痛恨富豪却又不敢反抗？他觉得穷人太老实了。他对弟兄们说：“以后对富豪不要忍让，越忍让他越欺压你！”
在徐海东二十三岁那年，他家里又遇到一件受欺侮的事。起因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一位妇女到徐家窑，卖给徐海东的叔伯哥哥徐元亮做媳妇。徐家拿不出钱来，人贩子就买通李家咀的大劣绅李廷觉，出面干涉。李派人到徐家窑要带那妇女走，那妇女青中了元亮，不肯走。徐海东的五哥徐元波便同来人一起到李廷觉家里说明情况，要求让女方留下。李廷觉恼羞成怒，把元亮扣押起来，限三日内把女方交出，否则将元波押送孝感县衙门问罪。
徐海东听说元波被扣，坚决反对忍让，主张把元波抢回来。他二姐也说弟兄这么多，还能让他们把元波押走？于是海东作主，派侄儿打听了押送的具体时间，便邀了几个弟兄赶在人贩子前头，来到他们必经的路口周家冲。徐海东在周家冲把事情经过讲给当地一位老人听，得到老人的同情和支持，召唤了一、二十名年轻小伙子帮忙拦截，终于把元波从人贩子手中夺回来了。后来李廷觉知道了这个情况，也没有理由发作，只装不知道。这次斗争胜利了。徐海东从中得到一个启示：豪绅财主并不可怕，只要穷人抱成团，就能对付他们。
找到了救星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夏季的一天，海东吃过晚饭洗完澡，刚到窑棚外面的场地上纳凉，一个穿长衫带礼帽的青年从对面山上向窑棚走来。还没等徐海东看清是谁，来人打招呼道：
“元清兄弟，你好啊？”
徐海东站起来：“你是……”
“你忘了，我是你同学--吝积堂。”
“啊！是你回来了，稀客，稀客！”徐海东忙从工棚中拿出小凳让坐。接看，两人便互相询问别后的生活，开始攀谈起来。
原来，吝积堂曾经与徐海东一起在喻家祠堂读书。之后，他到武昌在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在武汉中学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初，吝积堂受党的派遣，和省高级农校学生、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原籍作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回家后，受聘在严家湾教书。他知道徐海东出身贫苦，读书时便嫉恶如仇，现在依然对封建统治阶级具有强烈反抗精神，便找上门来做他的工作。
吝积堂向海东讲了别后的生活，接着又介绍他在武汉的见闻，特别提到武汉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惨景和帝国主义军舰在长江里横冲直闯的情况，斥责军阀统治的腐败和黑暗。最后他把话题一转，询问起海东的近况来。
徐海东向吝积堂叙述了他当窑工的苦难经历，讲到豪绅财主欺压穷人的卑鄙行径，愤愤不平地说：“我当了十三年窑工，起五更睡半夜干活，却吃不饱穿不暖，财主还平白无故地欺侮我们，你说这公平吗？”
吝积堂对徐海东的遭遇非常同情。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工农大众哪一个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压！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地主阶级像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逼得人民走投无路，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现状！”
海东说：“你读的书多，见识又广，你说穷人能不能找到出路？”
积堂说：“有办法呀！现在俄国共产党已经领导工农大众推翻了反动统治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出路！”
徐海东还是头一次听说俄国发生了革命，也是头一次听说穷人有了出路。他兴奋极了，一个劲地向吝积堂打听十月革命的情况，直谈到明月当空，鸡叫头遍才邀吝积堂一起在窑棚中休息。
以后，徐海东经常与吝积堂来往、交谈，还从吝积堂那里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他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有时连饭都忘了吃。一次，他坐在一口新做的缸坯旁边看书，当看到“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的时候，他高兴得挥动拳头说：“讲得好！”不觉一拳把缸坯敲破了。他哥哥说：“老么不晓得看的么子书，简直着了迷。”
革命导师的著作和十月革命的情况，像强劲的东风，吹进了徐海东的心扉，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前途，振奋了精神。他急切地去找吝积堂，问他：
“俄国有共产党，中国有没有？”
吝积堂回答：“有哇，听说武汉就有党的组织。”
徐海东说：“你有共产党的书，就必定晓得党的组织在哪里，你能不能帮我去找党？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粉身碎骨也不怕！”
吝积堂很高兴地答应了，他说：“我正准备过了年到武汉去，我们一起去找吧。”
一九二五年春天，徐海东把自己喂的一只羊牯卖了做路费，与吝积堂、李树珍一起到了武昌。吝、李两人被党组织安排在小学教书，徐海东暂时挑水卖，维持生活。不久，吝积堂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徐海东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由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徐海东于这年四月八日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宣誓那天，徐海东激动得一夜没有睡觉。他回想着自己的苦难经历，联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劳苦大众，是多么需要共产党人去组织和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啊！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意识到革命征途上的困难一定很多。但困难再大，也要去战胜它。他想从今天起，我就是党的人了，我应该更勤奋地学习，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革命的洗礼
徐海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用挑水挣来的钱交了第一次党费。但是，光挑水卖不是办法呀！党组织确定送他到军队中学习。
那时，北洋军阀部队盘踞着武汉。徐海东的同乡同学、共青团员田道生有个亲戚在武汉刘佐龙部任职。党组织通过田道生找他的亲戚，让徐海东到刘佐龙部，顶替已去职的柳金彪担任副班长。
吝积堂代表党组织对徐海东说：“将来革命需要动刀枪，你要好好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徐海东向党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此后，徐海东便兢兢业业地学起军事技术来。
徐海东所在的那个班，班长叫陈德金，是个老兵痞，但受过正规训练，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徐海东便虚心向他请教。陈德金待人刻薄，常常克扣士兵军饷。徐海东每月为数很少的一点津贴全被他刮去了。为了学到军事技术，徐海东不去计较这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把学来的军事技术常识记了密密麻麻的一本子。半年后进行军事考核，徐海东名列全连第一，被提升为中士班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消息传来，徐海东马上找吝积堂、李树珍商量。他们都说为革命出力的时机已到，决定去广东参加北伐军，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便一同秘密南下。
他们走到韶关附近，正好碰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三人一起参加了这个部队。当时，徐海东对北伐战争竭诚拥护，认为北伐军一到，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就会一齐推倒，新的社会制度就会随之产生，穷苦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因此，他对北伐军的将领非常崇敬。
徐海东参加北伐军后，作战非常勇敢，很快升任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不久，攻打汀泗桥，他带领自己的一个徘，采取迂回偷袭的战术，一举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四个炮兵连，缴获十二门大炮，受到全师的通令嘉奖，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
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国民党里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批反动分子背叛国民革命的活动日益猖撅，共产党内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果也日益显露。许多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被无故清洗或拘捕。这使徐海东受到极大震动。特别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使他深深感到国民革命的旗帜已被国民党反动派丢掉了，指靠北伐军解救劳苦大众已经没有希望了，必须另找出路。就在这时候，党组织通知他，尽快离开部队，离开武汉。于是，在党小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他利用值日机会逃出了兵营。
一九二七年六月，徐海东由武汉乘火车到应山杨家寨车站下车，步行回到黄被北乡。一路上，他见到“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拥护国民革命！”的标语依然写满墙头，农民协会仍然很活跃。家乡的老熟人还高兴地告诉他：“夏区最大的劣绅李旭亭被镇压了，财主们再不敢像过去那样逞凶了！”乡村的形势比他预料的好得多，农民热烈的革命情绪使他深受鼓舞。他想，如果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领导广大农民起来战斗，革命仍有成功的希望！他马上打听县委的情况，要求接受任务。不几天，他找到了县委成员田道生，田道生兴奋地说：“你回来得正好，县里正缺军事干部。”黄陂县委确定给徐海东十三个人、一支手枪、八发子弹，任命他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
徐海东领导河区农民自卫队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捉拿土豪劣绅，大长了农民的志气，河区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但是不久，风云突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黄陂县委遭到破坏，县委书记吴光荣牺牲。县城的工人纠察队和乡村的农民自卫队相继被强行解散。以前逃到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建立起“铲共会”、“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向人民反扑。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在黄陂北乡，大劣绅李旭亭的儿子和外甥纠集一批流氓恶棍，自称“三十八老子”，歃血为盟，发誓专门与共产党作对。他们贴告示，出通缉令，要捉拿徐海东。徐海东带领几名不愿解散的自卫队员，巧妙地与敌人周旋。
一次，所谓“三十八老子”在金鼓（地名）与徐海东相遇。当时徐海东是商人打扮，穿的长褂，戴的礼帽。自卫队员扮作挑夫，担着箩筐。敌人蛮横地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出破绽，便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海东答：“我们是做生意的，刚在金鼓集上销了货，现在回河口镇上去。”说着掏出烟来，一人一支。
敌人见他态度自然，换了口气，问道：“你们见到徐海东没有？”
徐海东回答：“没有。”又故作惊讶地反间：“你们见到了？”
“听说他到金鼓来了……”敌人发觉不该泄“密”，刹住了后面的话，摆了摆手说：“你们没有见到就别打听，快走！”
徐海东一行走过一个山头，队员们“噗哧”一声都笑起来，骂敌人是一群笨蛋！徐海东说“莫笑，我们还得留条标语给他们作纪念！”说完，拿条扁担在路上写道：“打老子，捉老子，看见老子，不认得老子！”大家看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这段趣闻很快在金鼓一带传开了。
但是，敌人的镇压越来越严重。在河区，革命队伍内部也有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当了可耻的叛徒，给农民自卫队的行动增加了困难。区委决定分散隐蔽，保存力量。徐海东不得不由河区重返自己的老家。
揭竿而起
深秋的陂北山乡，依然天高气爽，满山遍野，万紫千红。重新干起窑工的徐海东，无心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忧心忡忡地在考虑着革命的前程。回想三年的国民革命，一幅幅壮丽村图画，一幕幕受挫折的教训展现在眼前。他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苦痛。“为什么好端端的革命被葬送了？”他想：全国工农大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又是那样热烈的拥护革命，党为什么不去依靠他们、领导他们与反动派作斗争呢？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反而要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且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收缴农民自卫队的武器呢？他觉得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人民不赞成革命，不是共产党人没有牺牲精神，而是党的领导太软弱了！他相信，只要党接受这个教训，端正路线，革命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他没有悲观，没有气馁，决心在家乡扎扎实实地做革命的串联发动工作。
徐海东首先在窑工中秘窑宣传革命道理。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他常常以搞抹牌赌博的名义进行串联，夜晚在窑棚中或山沟山岔里开会，向窑工讲穷人受苦的根源和十月革命的故事，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
不久，他从窑工中打听到附近了家大湾的了彩光也在群众中宣传革命理论。丁彩光是武汉中学学生，共产党员。在他的串联发动下，已经建立了“贫民救济会”。接着，徐海东又听说四道生也从外面回来了。他很快与丁彩光和田道生取得了联系。
田道生回乡后，把在乡的共产党员秘密地找到一起，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大家根据党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加紧发动群众，准备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武装。
徐海东听了“八·七会议”精神，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增添了必胜信心。他按照党员会议的决定，积极在窑工中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喻咀建立起党的支部。
与此同时，田道生、田耕三也在河背咀、徐家桥建立了党的组织。丁彩光在丁家大湾一带组建的“贫民救济会”也发展到十八人，并且从逃兵手上买到一枝汉阳造步枪。
他们有了初步的工作基础，便确定联合起来揭竿起义，打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把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动员和聚集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把暴动攻击的目标定在夏店雨坛寺“缉私营”。暴动由徐海东和丁彩光指挥。
“缉私营”又名“盐卡”。它是湖北地方反动当局为了强制推销硝盐而设立的武装机构。这种机构在鄂豫两省边界的各个要道隘口都有。它的任务是阻止北盐南运。因为硝盐味道涩、价钱贵，老百姓不愿买硝盐而千方百计买北盐（即北边运来的海盐），为此，常常遭到“缉私营”的拦截和惩罚，他们对“缉私营”恨透了。听说要干掉“缉私营”，党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众个个磨拳擦掌，坚决拥护。
十月上旬的一天，徐海东与丁彩光扮作卖窑货的人，到雨坛寺周围察看了地形，侦察了敌情，弄清“缉私营”只有一个班，新换了武器，但士气低落，没有打过仗。他们根据这些情况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方案。第二天夜晚，他们分头在党员和“贫民救济会”中进行动员，并挑选了十八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作为偷袭行动的基本队伍。武器除了丁彩光有枝长枪和徐海东有校短枪外，都使刀叉。此外，他们还自制了四枝木手枪用红布包起来，以壮声势，迷惑敌人。
第三天傍晚，偷袭雨坛寺“缉私营”的队伍按计划在水竹沟集中。晚饭后，徐海东检查了大家的行装，再次宣布了纪律和注意事项，然后选择僻静的山间小路悄悄地向雨坛寺进发。约莫半夜时分，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这时，万籁俱静，“缉私营”的官兵已经熟睡，只有一个哨兵在门外踱步。徐海东和丁彩光将队伍分成几个小组，逐步接近雨坛寺。待敌哨兵倚靠在一棵树干上打盹时，他们从背后猛扑过去抱住哨兵，迅即将早已准备的毛巾塞进哨兵嘴里，拖到旁边捆好。他们随即进入庙里收缴枪支弹药。待敌人醒过来时，都已成了俘虏。徐海东命令俘虏原地不动，然后锁上大门沿着原路返回了水竹沟。
这是一次漂亮的偷袭行动，没有遇到抵抗便缴获了十枝崭新的长枪，队员们个个欢天喜地。他们回到水竹沟后，搞后勤的人特地杀了七只鸡犒劳他们。
在水竹沟，他们整编了自己的队伍，仍然称为农民自卫队。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黄陂北部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也是后来组成鄂豫皖红军的最初来源之一。这支革命武装建立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土豪劣绅十分恐慌，三天后，附近罗山、黄陂、孝感三县边界的地主保安团队即勾结起来联合进攻水竹沟，妄想一举把这一武装斗争的火种扑灭。徐海东和同志们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确定转移到陂孝交界的苎麻岭大山区打游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存并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黄麻起义的消息传来，他们立即确定到黄安汇合。走到四姑墩附近，听说黄安城正遭敌人围攻，他们便跑步前往援助。到达黄安时，起义组成的鄂东军已由城内撤出，他们找到副总指挥吴光浩，将部队编入了鄂东军。后来，鄂东军由黄安北部转移到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黄陂重建党的工委，徐海东被分配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年关暴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徐海东担任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回家乡以烧窑做掩护，从事秘密的革命领导工作。
这年是个荒年，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一半，而地主、民团逼租索债却有增无减。眼看着一群群穷苦农民拖儿带女逃荒讨饭，有的甚至被迫自缢，家破人亡。徐海东心急如焚，他把夏区党的干部召集到段家畈窑棚讨论对策。
这次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个白天举行的。窑棚外面山头上放了暗哨，窑棚里面正在开展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农民已被地主、民团逼得走投无路，党应当立即组织群众举行暴动，开地主的仓，分地主的粮，和敌人拼了！也有人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说，黄麻起义以后，国民党派到鄂豫两省边界的部队有两个军，地方反动民团也不少，而农民群众手无寸铁，要开仓济贫，岂不是送肉上砧板！他们主张继续串联发动，聚集力量。徐海东虽然觉得后一种意见有道理，但是他认为不能等敌人力量弱了、群众武装好了再暴动，应当从斗争中把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于是，他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同意暴动夺粮！”工棚里顿时静下来。他继续说：“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现在不少农民被反动阶级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应当公开领导群众斗争。否则，就会脱离群众。”接着他又分析了群众没有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困难，主张报请上级派特务队前来支援。会议按大多数人的意见作了决定，拟订了暴动计划，上报黄陂县委审批。
一九二九年元月下旬，黄陂县委批准了他们的计划。鄂东特委也应他们的请求派来了特务队。徐海东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建立了年关暴动指挥部，制订了具体的行动方案。暴动的具体动员和组织工作也随之秘密地展开。
农历腊月三十日，年关暴动如期举行了。这天天刚亮，备地的贫苦农民共一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河背咀，由特务队长江竹青发表演讲。大家情绪激昂，“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演讲完毕，暴动指挥长了彩光便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吆喝：“今天我们要开地主的粮仓，凡是没有年饭米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到财主家里去背粮！”这样一来，暴动队伍越来越大。附近的财主吓得躲的躲、逃的逃。这一天，先后开了黄家窑、段家畈、细张家田等地四户地主的粮仓，粮食衣物都分给了贫苦农民。
在暴动过程中，徐海东没有公开出面做领导工作，只是和农民一样参加了暴动队伍。这是党组织决定的。
这次暴动夺粮，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暂时困难，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暴动队伍刚散，夏店的民团便扑过来了，黄陂县的反动武装也赶来逞凶作恶。这时，我方特务队已转移到外地执行任务。暴动中公开了身分的共产党员遭到敌人通缉，许多基本群众被刑讯受罚，党的干部吴安照被捕牺牲，徐海东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家乡。这次暴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徐海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总结这次暴动的经验教训，深深感到干革命不仅要敢闯，而且要会闯。作为一个指挥员，如果不能通观全局，没有可靠的措施，即使主观愿望再好，也会招致损失。他想：敌人凶狠，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上拿有武器；我们要站稳脚跟，也必须把建立人民武装放在第一位！他由家乡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以后便着手组织游击队，从此他就一直从事武装斗争的领导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牢记年关暴动的经验教训，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科学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从而打出了威风，开创了新的局面。
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徐海东同志把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顾大局、识大体，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一九三○年春，徐海东带领游击队在陂孝北山区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方反动豪绅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孝感十二区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的游击队转战到陂安南县的机会，纠集罗山姚老约民团和反动红枪会联合进攻徐海东的家乡，实行阶级报复。当地党组织得到情报，率赤卫队掩护群众作了转移。反动民团抓不到人，便放火烧毁了徐家窑、徐家店、上屋湾等处的房屋，把家具财物抢掠一空。待游击队赶来，敌人已经逃走。战士们站在山头上，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大家都为徐海东家里的困难担忧。徐海东却哈哈一笑，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没有什么了不得！”
徐海东没有忙着找家属，却先把农会干部找来，一户一户地询问房屋被烧的人家都找到地方住没有。当他知道受害群众都住下了以后，才到亲戚家慰问自己的亲属。
家里人见他回来了，都问他：“房子烧了怎么办？”他笑笑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办法吗？”他妻子嗔他：“一家人都愁的不得了，你还笑！”他回答说：“愁能愁出房子来？你愁死了民团才欢喜呢。”他见大家还是皱着眉头，又说：“我知道在亲戚家挤着住，两家都不方便，但是，现在哪有能力盖新房子？就是盖起来了，敌人未消灭，你能担保他不再烧？要看到现在的形势好得很哩，敌人疯狂是暂时的，他越是烧、杀、抢，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他们完蛋得越快。我们只有克服困难，齐心革命，早点打垮反动派，才有好日子过！”他讲的条条在理，一家人都决心克服暂时困难，积极支持革命。
一九三二年秋，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向川陕边区转移之后，国民党把黄陂、孝感北部和罗山南部、黄安西北部的边缘地区划为礼山县（即今大悟县），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法西斯统治，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皖西转战到家乡一带时，徐家一族先后有几十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嫂嫂向他哭诉这些悲惨遭遇时，他内心十分哀痛。他想：亲人们已经牺牲了，革命需要自己的不是悲哀，而是战斗！要说服活着的人挺起胸来，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抑制住感情，没有掉一滴眼泪。他平静地安慰嫂嫂说：“大姐，别难过！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记住这笔血债，把孩子哺育好，为前辈们报仇！”这时，正好他的侄儿文治的媳妇生了小孩刚满月，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他想了想说：“就叫个‘守’吧！”侄媳妇明白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文治已经为革命牺牲了，要把这个烈士的后代守护好，让他长大了继续革命，便表示决心说：“好！我一定把他守大，再难再苦我也能顶住！”后来她确实历尽艰辛，一直把孩子哺育成人，让他参加了革命队伍。
他曾对亲属讲过：“无产阶级要推翻整个旧世界，想不付出代价行吗？人人都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如果都舍不得贡献出来，革命哪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了，他只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义务，没有半点徇私苟且的权利。要是遇到困难就回头，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正因为他有这样崇高的革命情操，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奋斗，一往无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