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 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 月29 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存在着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的“左”

　　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的讲话和张闻大的文章使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出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

　　因而，黄克诚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病房里显得有些脏乱与嘈杂。

　　三营营长张震正倚靠在床上，若有所思。

　　张震身材高高的，略显瘦弱，面容果敢坚毅。他是在驿前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

　　黄克诚推门走进病房，来到张震病床前。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猛然一愣，心里直纳闷：虽然自己只是伤了手，并不严重，但是，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张震忍不住开玩笑他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干部战士们和黄政委在一起时都很随便。

　　黄克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说完，转身准备出门。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过身来，向张震说道：“上次打赣州时，我说过要砍你的头，说你没收了人家铺子，这事情搞错了，不是你那个连，怪我没好好调查。”

　　张震默然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政委还记得这么清楚，使他深受感动。

　　原来，1932 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

　　“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 年9 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 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 年10 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陈济棠还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因而，中央红军较为顺利、轻松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但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所有部队。作为右翼先锋的红四师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自石圩遭到陈济棠一支部队的突然侧击，企图切断红四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

　　黄克诚、洪超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了战斗。洪超亲自指挥红十一团，将敌人击退。随后，洪超率一个排到前面侦察，正好与一群溃退的敌军相遇，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乱放了一阵枪，洪超骑在马上，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黄克诚闻讯悲痛欲绝。洪超师长身经百战，四次反“围剿”时，曾被敌人打断手臂，成为独臂将军。他才二十五岁，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到两年里，黄克诚第三次埋葬与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法形容。

　　他率领红四师，直人敌阵，一气占领了古陂。

　　古陂是敌人的一个后勤基地，军衣、弹药应有尽有。缴获了大批弹药，战士们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因为红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时，中革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来到红四师，担任师长。

　　黄克城又有了一位新搭裆。

　　红四师占领古陂后，继续担任右翼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遇水架桥，经九渡水，取新城，进入湖南，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尔后又掩护左翼的红一军团顺利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初。秋雨绵绵。

　　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踏上去，泥浆飞溅，不时地有人滑倒，浑身上下粘满了泥浆，连草鞋也看不出颜色，成了泥坨子。许多战士草鞋被粘掉，干脆赤脚行军。

　　队伍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

　　黄克诚浑身湿漉漉的，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赶快跟上。

　　这样恶劣的天气，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是个高度近视，丢了眼镜，怎么指挥打仗？于是，他把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袋里，让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政委这副样子，有意要逗逗他。王平和黄克诚一起走时，装出要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王平跳一下，连跳了几次黄克诚才发觉王平在和他开玩笑。

　　“捣蛋鬼。”黄克诚笑着说道，“还是个团政委呢。”一句话，惹得王平与周围的战士哈哈大笑。

　　队伍离永兴越来越近了，黄克诚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离家十多年了，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记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928 年的秋天。那次离家出走，想起来就心中歉疚。自己参加革命不但让家人担惊受怕，而且累及家人，敌人把老父亲抓起来拷问。难怪父亲一见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一通。..

　　一幕幕情景在黄克诚脑海中闪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是，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离油麻圩这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愈发地近了，黄克诚深情地望了望家乡的山山水水。

　　朦胧的雨雾当中，仿佛出现了父母兄嫂还有小弟他们的身影。

　　黄克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与带路的老乡攀谈起来。他详细地问了一下家乡情况，以慰藉心中的思乡之情。油麻圩逐渐消失在黄克诚的视野中。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 月15 日.黄克诚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沿五岭山脉，进入湘西。

　　因而，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十五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他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打好了如意算盘，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红军就范。

　　中央红军，这支“拖着圆木的象队”，缓慢、悄然地走进蒋介石一手设置的圈套。

　　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并改变行军路线，但是李德、博古等执意不听，仍旧按原计划行事。

　　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就要开始了。

　　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一脸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

　　“正在灌阳指挥作战。”黄克诚回答。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就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

　　“正在向江边前进。”

　　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问的渡江点，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面对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他们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等待后续部队渡江。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来对付湘军。

　　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听完敌情介绍，黄克诚向林彪询问。

　　“不行！”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说完，林彪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不一会儿，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赶来了。

　　按照林彪的吩咐，黄克诚、张宗逊立即在湘江南岸依山布防，构筑防御阵地。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战况空前激烈。

　　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稀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了深夜，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红四师的前沿阵地上，将大块大块的泥土炸起，继而连着弹片，重重地砸落下来。

　　红军伤亡不断增加..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政委杨勇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以极，心急如焚，心里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一点走，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换取不少战士的生命啊！

　　然而，军团司令部传来的电报冰冷而又无情：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从电话筒那边传来。

　　黄克诚深知四师任务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千钧系于一发！

　　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沿阵地望去：

　　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着闪闪的红光。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 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岸边的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整整走了四天！

　　战机贻误，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重重地长叹一口界首渡口。风雨凄凄。

　　辛辛苦苦架设的浮桥已经被敌机炸成数截，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① 即军委纵队的代号，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是长征的首脑机关。

　　汹涌的江水吞噬，零散的几块混合着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浮沉，马匹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其中。

　　湘江河水已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岸边，弹坑累累，战马悲呜，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等各种“坛坛罐罐”零乱不堪，散落得到处都是。

　　12 月1 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 年12 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 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 月31 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 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 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

　　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 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 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朱德总司令亲自上前线督战，并且将后备军——干部团也调往前沿阵地迎敌，才使红军稍微松口气。

　　激战中，红四师连日行军打仗，个个疲惫不堪，恰逢朱德总司令前来督战，目睹此景，不免恼火，向躺在担架上的黄克诚发了一通脾气。

　　黄克诚明白，土城战斗打得非常艰苦，红军伤亡较大，总司令心里很不好受，看到四师这副样子，自然有些恼火。若在平日，总司令对待部下一向宽爱有加，决不会发火。土城一役，红军没有一味与敌僵持。毛泽东正确分析敌情后，立即率领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西渡赤水，红四师仍然肩负掩护任务。红军大部队刚开始渡河，敌人就逼上来了。黄克诚立即命令红十一团进行阻击，掩护大部队渡河。

　　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经过三天三夜行军，到达扎西地区，进行休整待机。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将红四师编为三个团，师领导同志下到团里任职，于是黄克诚下派到第十团担任政委，团长是张宗逊。

　　2 月19 日，整编后的红三军团会同兄弟部队及军委纵队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东急进，准备攻占娄山关，再克遵义。按照军团部署，黄克诚、张宗逊统一指挥红十团、十一团，作为军团右翼，向娄山关疾进。

　　娄山关。

　　连绵起伏的娄山山脉。

　　正前方的娄山关，异峰突起，怪石奇岩。大小尖山与中间的深涧，好似两扇大门，紧锁住娄山关的通道。

　　一条公路蜿蜒盘旋而上，消失在雾锁云封处。

　　娄山关驻有黔军一个旅，据险而守。

　　2 月25 日，太阳懒洋洋爬上山坡，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的战斗打响了。

　　黄克诚率领红十团、十一团迂回桥板，断敌后路，阻敌增援，配合主攻部队围攻娄山关之敌。

　　翌日，红三军团一鼓作气攻占了娄山关口。

　　黔军急忙派出六个团的兵力，向关口发起连续冲锋，企图夺回关口。

　　在这紧急关头，彭德怀一方面增派部队迎敌，一方面命令红十团向敌侧后发起攻击。

　　黄克诚、张宗逊率红十团突破敌人左翼阵地，将守敌击溃，尾敌穷追五十里之多。

　　进攻娄山关的敌人闻讯，乱了阵脚，一路溃败下去。红军乘胜追击，再度占领遵义城。

　　2 月28 日，残阳如血。

　　遵义城外老鸦山。炮火纷飞，弹坑累累，尸横遍地。山上树木光秃秃，寒风掠过，苍凉凄惋。

　　黄克诚也记不得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了。得知敌人派兵增援遵义，并占据了遵义周围几个山头后，红十团立即赶赴城外老鸦山，阻击援敌。

　　老鸦山是遵义城西南的一个制高点，离城只有一千多米。如果敌人控制了老鸦山，会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危及城内红军中央首脑机关。

　　红十团广大指战员深知责任重大，在黄克诚、张宗逊的指挥下，首先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猛攻，一举攻下两个山头，同时控制了老鸦山主峰。

　　援敌疯狂反扑，敌我双方展开了山上山下反复争夺。老鸦山，已经成为敌人主攻方向。

　　在死伤累累，进攻一再受挫之后，敌人出动飞机助战，一次次狂轰滥炸之后，红军阵地上火光冲天，树木连根拔起，夹杂着泥石块，直飞半空。

　　战斗异常残酷，呈现胶着状态。在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反扑之后，黄克诚、张宗逊决定下山出击。

　　张宗逊知道黄克诚未带眼镜，跑山路冲锋很困难，就让他带领两个班留守，自己与参谋长钟伟剑率领部队追击溃敌。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杀向敌阵。

　　然而，敌我相差悬殊，当敌人发现追击红军兵力不多时，很快稳住阵脚，向红十团反攻过来。

　　敌人装备优良，兵力上又占据绝对优势，因而红十团逐渐顶不住，被迫后撤，损失较大，团长张宗逊再次负伤，参谋长钟伟剑英勇牺牲。

　　敌人又向老鸦山主峰簇拥而来。

　　这时，山上只有黄克诚带领的两个班，一挺重机枪。中央机关就在遵义城里，背后是乌江。如果阵地丢失，红军背水一战，形势极为严峻！黄克诚想到这里，指挥仅有的两个班阻止敌人进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敌人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眼看阵地就要沦落敌手了。

　　黄克诚大喝一声：“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

　　无奈，敌人太强大了，老鸦山主峰失守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军委后备队干部团赶到了！

　　黄克诚十分高兴，协同干部团重新夺回了老鸦山主峰。红一军团也及时赶到，包抄了敌人后路，打乱了敌人的阵脚。

　　黄克诚果断率领山上队伍，冲下山来，收拢失散的人员。在山下，黄克诚见到了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回想起刚才冒险追击阵地失守的情景，黄克诚禁不住向林彪说道：“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你们当初守在山上就是了，不该去追击。”黄克诚分辨道：“敌人已经逼近遵义城，不把敌人赶跑，那怎么得了？！”

　　林彪若无其事他说：“敌人正在向你们进攻时，我们已经向敌人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经化险为夷，干部团到了你那里的时候，敌人败局已定！”

　　就在两人说话之间，果然敌人全线崩溃了。红十团完成阻击任务后，进入遵义城。

　　四川德昌县。

　　天气渐渐缓和起来了，绿树吐出新枝。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红三军团召开干部会议，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矛头再次指向了黄克诚。早在两个多月前，黄克诚便被调离了红十团，到军团司令部担任侦察科长。

　　事情还得从红十团进入遵义城说起。

　　黄克诚进入遵义城，便找了一大堆报纸阅览，研究分析半年多来的形势。

　　从报纸上，黄克诚了解到，自从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以后，中央苏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留守红军损失严重，许多留守领导人被俘、牺牲。

　　方志敏、刘伯坚等大批红军优秀领导人被俘、牺牲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而且还登了他们的照片，许多老战友比如陈毅、贺昌等下落不明，黄克诚对此十分痛心。他是个勤于思考，对革命忠贞不渝的人，由此他不禁为红军的安危深深忧虑。

　　于是，他就找到一位上级领导同志，向他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中央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力量消耗很大，突围转移以来，主力部队已经折损过半，这些天来，一路苦战，两夺遵义，伤亡和减员进一步增多，因而，他认为中央红军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巨大的消耗了，应当尽可能避免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珍惜、保存红军现有的有生力量至关重要。

　　他向这位领导同志建议：指挥作战时，红军应该注意掌握时机，进行通盘考虑，尽快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

　　这次谈话被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上级领导的误会，以为黄克诚对革命缺乏信心，再加上他一向被认为有“右倾”思想，所以，上级认为他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红军领导工作，就把他调离了红十团，在军团司令部赋闲。

　　不久，在黄克诚一再恳求之下，他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黄克诚高高兴兴赴任了，只要有工作干就行，他可不在乎官职的升降。

　　不过，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一个高度近视又没了眼镜戴的人，搞什么侦察工作！经常闹出笑话倒是次要的，关键是经常遇到险情。

　　有一次，他去搞侦察，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差一点被敌人打死。后来他还风趣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即使这样，黄克诚毫无怨言，每一次都尽心尽力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

　　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来到四川南部会理。

　　合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长林彪竟然打电话给彭德怀，公开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当着红一军团其他领导聂荣臻、左权等人的面，表示了他对毛泽东的不满！

　　其实，四渡赤水期间，由于红军行军异常艰苦，今天过来，明天过去，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部队指挥员中也出现了埋怨情绪，林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不理解，十分不满，对于整天翻来复去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因而他向政委聂荣臻点名抱怨了毛泽东：“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毛泽东）这样领导还行？！”

　　于是，会理休整期间，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彭德怀一听，当即拒绝了林彪的提议。

　　但是，林彪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让彭德怀指挥作战。

　　为此，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评了林彪：

　　“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的确，二十九岁的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还是个娃娃，毛泽东原谅了林彪。

　　不过，他却以为林彪那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于是严厉批评了彭德怀。

　　彭德怀心胸坦荡，对此没有解释，只是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刘少奇，因为他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刘少奇这番看法曾与黄克诚交换过意见，两人意见相吻合。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严肃批评了林彪的信，重申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反对抵触情绪。

　　林彪一手掀起的风波很快波及到黄克诚头上。

　　这样，红三军团从会理来到德昌，便开始了对黄克诚的批判。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乎主持召开了这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即洛甫）亲自来做报告，批评黄克诚是“老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大家对他展开批评。

　　黄克诚又一次在三军团干部会议上受到批判。

　　关于这件事，王平上将在回忆录中有过一段评述：

　　黄克诚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光是我，恐怕对绝大多数领导来说都是个谜。

　　我只是听有人讲，在行军休息闲谈的时候，有人问：“红军这样走不知要走到哪里去？”黄克诚说：“大概要走到喜马拉雅山吧。”我想为这类事也不至于点名批判吧。当时许多同志都怀疑，黄克诚定是当了会理会议的替罪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他们不好点彭德怀的名，就拿黄克诚来开刀。

　　在遭到批判的时候，黄克诚沉默了。这是第几次被指责为右倾，恐怕他自己也记不得了。

　　批判会后不久，黄克诚被免去了侦察科长一职，来到军团教导营担任政委。

　　恰好，教导营归红十一团指挥，团政委王平曾是黄克诚的老部下，对他很尊重，从不向他下命令。

　　黄克诚多次向王平说：“你对我不要客气，归你指挥，该下命令就下命令嘛！”

　　王平说：“你是老首长，怎么好下命令啊！还是多研究商量。”部队胜利渡过大渡河，很快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准备翻越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终年积雪，寒气逼人，历来很少有人行走。起初，广大红军指战① 见《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01 页员还爬得很顺利。但是，越往上爬，气温骤然下降，晶莹的冰雪直刺人的眼，而且高山缺氧，大家开始大口大口喘气。

　　冰雪严寒，多数人还穿着破旧的卑衣，冻得浑身瑟瑟发抖。黄克诚也不例外，前些天，天气十分暖和，他漫不经心，把皮大衣丢掉了，现在感到很后悔。

　　雪山上气候变化急骤，刚才晴空万里，忽然间，大雾扑面而来，眼前白茫茫一片，接着寒风四起，乌云蔽日。不一会儿，鹅毛大雪漫天飞舞，雪花随风扑来，每个人的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疼。

　　不少干部战士倒下去了，再也没有起来。

　　黄克诚顶风冒雪，凭着一股顽强的毅力，艰难地往上爬..6 月12 日， 中央红军全部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合。

　　松潘。茫茫草地一望无际。

　　草地，像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

　　绚丽的花草下面，则是遍布沼泽。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腐烂的花草变成污泥，层层淤积，变成了魔鬼般的沼泽地。这里充满着危险，人一旦踏入沼泽，一分钟之内，就会被沼泽无情地吞没。

　　杳无人烟，恶劣多变的气候与魔沼交织成一个危险的陷阱。黄昏，天边一抹红霞。黄克诚带领教导营准备宿营休息。大家都累坏了，在这既无房屋，又无人烟，连鸟兽也几乎绝迹的草地上，就地一坐，就算宿营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渴得要命。

　　然而，粮食越来越少，草地上的水，却大多有毒，不能饮用。

　　忽然，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正拄着木棍，步履蹒跚地前进。

　　黄克诚派人叫住一看，原来是张平凯，三军团的老同志。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黄克诚说完，不容分说，便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

　　然后，他又拿出一块珍藏很久，一直舍不得吃的獾子肉，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

　　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茫茫草地上，粮食很难搞到，大家都省吃俭用，以备急需，没有几个人能吃饱肚子。他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说：“这算什么？我们也算是患难兄弟了，你忘了在热水江时，你还帮我一个大忙呢。”

　　张平凯经黄克诚一提醒，想起来了。那是1932 年春，张平凯在红三军团二师五团当政委，当时部队在湖南汝城热水江与敌人打了一仗，三师政委黄克诚所部所处地形不利，处境非常危险，张平凯及时率部赶来，掩护三师顺利转移。“那时，难处不少，我们都坚持过来了。现在，我相信只要坚持，草地一定能过去。”黄克诚说。

　　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笑了。

　　部队终于挣扎出了草地，然而，一场内部危机接踵而来。9 月10 日凌晨。

　　雨停了，云雾尽散。皓月当空，星光闪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方针，并以“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相威胁。毛泽东获悉，及时率领由中央机关、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悄悄出发了。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闻讯，向总指挥徐向前征询意见。徐向前义正辞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一场悲剧避免了。

　　但是，陈昌浩还是派副参谋长李特带领一队骑兵，追赶中央红军主力，并写了一封信给彭德怀，要三军团停止北进。李特追上中央红军后，把信交给了彭德怀。

　　彭德怀只看了一眼，就把信给了身旁的毛泽东。

　　毛泽东幽默他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彭德怀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陈昌浩的主张。

　　李特脾气暴躁，喜欢骂人，腰间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此刻，他气势汹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总政委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走啊！”

　　“是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义正辞严。

　　接着，毛泽东耐心地向李特作说服工作。

　　但是，李特哪里听得迸毛泽东的劝说，气冲冲跑到红军大学队伍里，大声喊叫：“停止前进，我奉陈政委之命，带你们回去！”

　　红军大学学员多是从四方面军抽调过来的，因而不少学员驻足踌躇。

　　“我们前进！我们跟党中央，毛主席没有错！”有不少人高呼起来。

　　原中央红军干部团的教员也顶撞李特，“陈昌浩算什么！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你敢不准前进！”

　　这时，黄克诚率领教导营担任后卫，负责掩护大部队北上，并收容掉队的同志。他目睹了刚才的情景，急忙上前劝说李特，指出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没有出路的、应该跟随中央北上。

　　李特哪里听得进去，继续鼓动红军大学学员停止北进，并且与中央红军的一些同志争吵起来。

　　毛泽东及时站出来干预了，高声喊道：“不要吵了！”

　　一句话使在场的人安静下来。

　　毛泽东铿锵有力他说道：“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吧！”

　　于是，李特带领红军大学的部分同志回去了。

　　在他们离开前，毛泽东谆谆告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这种顾全大局、耐心说服教育的作法，给在场的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一年以后，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的话果真应验了。这使黄克诚对于毛泽东高度的战略预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面对情绪缴动的红四方面军同志，毛泽东镇定从容，以诚相待，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黄克诚格外钦慕。

　　黄克诚跟随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

　　9 月12 日，党中央召开俄界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电示张国焘改正错误，率部北上。

　　同时，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两个纵队，分别由红一、三军团改编而成。

　　本来，上级有意派黄克诚到第二纵队担任政治部组织部长，但是有位领导提出异议，认为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是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此，黄克诚任职一事便作罢了。

　　说起来，黄克诚反对整顿纪律的事，的确有些冤枉。

　　红三军团是一支作风朴实、作战顽强、敢打硬仗的队伍，在军团长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与普通战士一律平等，连伙食也完全一样，因而形成了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

　　红军出了草地以后，中央派了几个领导干部来到三军团工作。

　　这几个干部对红三军团同甘共苦的作法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很多同志也看不惯他们，有时就有人在下面议论，讲几句牢骚话。

　　刚走出草地，红军粮食供应发生了很大困难，所以大家经常吃不饱，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住了，就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的东西。

　　这种情况，按说应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手段来解决的。

　　但是，这几个从中央派来的同志中，有人把这类情况看得过于严重，认为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提出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甚至提议对于问题严重的人予以处决。

　　黄克诚虽然已经身处逆境，还是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他向上级申辩说：“一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而且，一些领导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的同志有影响，哪能全怪下面的同志呢？偶尔违反群众纪律，虽然不对，但还是应当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黄克诚充满感慨他说：“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困难，马上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是很不适宜的..”

　　这些话传到领导耳朵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表现。于是，领导召开了几次会议对黄克诚进行批判，指责他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连续几天的批判之后，黄克诚被认为已经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于是，他被安排当了个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

　　陕甘支队继续北上，翻岷山，进军天险腊子口。北上途中，黄克诚骑的骡子背上有溃疡，不能骑了，他只好下来步行。

　　高度近视的黄克诚徒步行军，身体又很虚弱，走起来很困难。

　　此时已改任十一大队政委的王平，看到这种情形，就请黄克诚跟随十一大队走，并且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黄克诚。两天之后，黄克诚又把坐骑还给王平。

　　王平很奇怪，黄克诚见状，忙说：“我这个样子，不能把你拖垮。以后行军我在前头先走，如果我走不动，躺在路边，你们上来把我捡上就行了。”

　　面对身处逆境的老领导，听到他的这番话，王平心里很感动，一股热流不禁涌动全身：这才是忠贞不渝的革命者！9 月18 日，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 进入甘南。在这里，毛泽东及中央红军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支活跃的红军队伍，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消息，使大家格外惊喜。

　　短暂休息之后，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军。

　　就在行军途中，掉队的人越来越多，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故而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

　　于是，不少掉队的同志被押送到军事裁判所，等候审判处决。

　　所长黄克诚实在不忍心处理这些同志。他认为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长途跋涉，行军打仗，很少休息，体力消耗太大了，而且经常吃不饱肚子，身体虚弱，哪有力气走路呢。前些天在哈达铺休整时间又短，大家体力尚未恢复，掉队情有可原，他怎么能忍心下手处死他们呢？

　　一天，二纵队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也被押到军事裁判所。

　　黄克诚认识此人，他在战斗中负过伤，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就因为过草地时丢失了几名伤兵，便被抓了起来交付审判处决。

　　黄克诚心存异议，就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求情，认为不应该处死。

　　恰好，政治部门的两个领导同志在场，他们见黄克诚竟然为被审判的人求情，当即训斥黄克诚：“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

　　说完，他们就下令将那位姓周的同志押走了。

　　黄克诚对此倍感痛惜。

　　一般说来，军事裁判所所长，是个不太重要的职务，但是，黄克诚还是认真地去做这项工作，从不懈怠。

　　然而，经此一事，黄克诚不肯执行上级命令，引起了上级领导同志的反感。有一位领导则毫不客气他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都不够格。”

　　这样，黄克诚这个裁判所所长，不再起丝毫作用了。审判处刑的事干脆不同他商量，全部由上级保卫机关处理。

　　领导同志的那番评语传到黄克诚耳朵里，他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好小心翼翼跟随部队行军，生怕掉队被处理。

　　有一次，部队走了很远的路才宿营，黄克诚疲劳之极，但不敢掉队，只好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夜深人静时，他才赶到宿营地，长长松口气。

　　其实，黄克诚刚刚三十出头，年龄并不大，但在一些对他反感的人眼中，他已经属于干不了什么工作的人了。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 进入陕甘苏区。这样，中央红军从1934 年10 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结束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11 月6 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会师这天，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但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笑颜开，欢欣鼓舞。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