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受重托整作风杭日立新功

1942 年初春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刺骨的寒风阵阵刮过，杨家岭内外一派银色的世界。杨家岭中央领导人的窑洞里，炭火正红。“恩来，你看成立陕甘宁及晋西北联防军政治部怎么样？”毛泽东问。“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现在部队新入伍的同志不少，政治素质有待于提高！”“现在的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为政治部主任，把这个兵团一起合并到联防军里面，由贺龙为司令员，徐、肖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谭政兼任副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边说边问大家，“这样组建你们看妥吗？”“我看行啊，就让谭政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吧！忙是忙了一点，不过，他抓政治工作很得力。”周恩来说。“这样，加上王震三五九旅总兵力大约有三万人喽。”任弼时说。“那政治部副主任呢？否则，老谭太忙了！”周恩来问。

　　“就由傅钟、甘泗淇兼任吧！他们工作配合得很好！”毛泽东说。“好吧，就这样吧！明天就下文通知。”周恩来说。几个人都把手往炭火上靠了靠，围成了一圈，只听炭火发出“啪啪”的响声。“据我了解，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大有人在，我看，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来说。“留守兵团中，不少战士受过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新入伍的战士，他们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我军的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不了解我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古田会议决议倒是能够体现我军建军思想，不妨印一些，让干部们看看。”任弼时说。“这很有必要！”周恩来说，“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了我军宗旨，让新战士看看，很有好处。这个工作，就交给谭政他们去做吧！”“那我明天给他们写一封信吧！”毛泽东说。大家都点了点头。谭政接到这一新任命后，心情很不平静，他很感激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担负起党中央委托的重任。联防军很快组建起来了，联防军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头后，决定立即开始应有的工作。“谭主任，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写来的。”一个通讯员边说，边把信递给了谭政。谭政接了信，立即拆开，上写：

　　谭政、莫文骅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

　　（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看完信后，谭政说：“谢谢你啊，小鬼！”

　　“哎？光谢谢还不行！还得给收据，请签个名吧！”通讯员把收据拿出来让谭政签了名，一个敬礼，便一溜烟跑了。

　　留守兵团是1937 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组建的， 9 月开始称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肖劲光为主任，曹里怀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处机关仅有十几个人。部队除主力红军抗日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1937 年10 月2 日，军委决定将陕北红军按国民革命军的编制进行改编，并划定驻防地区，按陕甘宁边区二十三个师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西地区留守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延安北门外左侧。不久，正式成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以原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为兵团政治部。原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曹里怀继任参谋长，后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改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42 年5 月13 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后，留守兵团编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肖劲光分任副司令员（徐兼参谋长），谭政、林枫分任副政委，谭政还兼任了兵团政治主任。留守兵团初建时，总兵力九千余人， 1937 年12月扩充为一万五千余人，1939 年10 月以后，王震率一二○师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属留守兵团代管，总兵力扩展为三万余人。留守兵团建立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进行建设的。但是，兵团主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部分部队组建的，由于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加上红军各根据地长期隔离，各地区和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统一，同时大量新成员对我军传统还没有系统深入学习，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确建军路线和错误建军路线的界限，有的还不知道古田会议决议为何物。部队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军阀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毛泽东给谭政，莫文骅的指示信，为解决上述问题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谭政烦乱的心绪似乎透进了一缕清新，信心和勇气也增加了，接着便和莫文骅、傅钟等讨论印刷问题了。

　　“发到连部为止，要印上千本！”谭政说道。

　　“可我们的纸张、印刷油墨都紧张。”傅钟说。

　　“是啊，敌人封锁严密，从外地搞纸进来很困难。”莫文骅说。

　　“就用边区生产的草纸吧，印好后，要求大家爱护课本，我看一样。”谭政说。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厂联系一下。”莫文骅说。

　　“关于下通知，要求各连学习，是以联防军政治部名义还是以总政治部名义呢？”傅钟问。

　　“就以总政治部吧！”莫文骅毫不迟疑他说。

　　“我看，两个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谭政说。

　　“那也好，总政先下，我们联防军政治部后下。”莫文骅说。

　　“什么先下后下，两个机关的人马已在一起喽！”傅钟说。

　　很快，《古田会议决议》本印成并下发到各连队的干部手中。军委总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重视业务知识、文化教育和军事教育，不要仅仅抽象地去学马列主义一般原则。同时，联防军政治部在谭政主持下，又拟定了具体的学习教育方针、计划、内容、时间分配等。谭政由原来在总政间接领导改为双重的直接的具体领导，变成了指挥、决策和实际操作者，他的任务确实更重了。

　　1942 年4 月19 日，在谭政等直接布署下，八路军三五九旅举行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学习报告会。王震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忘了我军的性质。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人民的军队，时刻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听从党的指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人民军队的天职。现在，有些人搞军阀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本位主义，这些都是与人民军队不相容的，也是不符合我军优良传统的，通过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明确我军宗旨、性质和任务，自觉地为实现人民军队的任务而努力。各连党支部在学习中都有不少体会。我们以后的任务就是要认真落实自己的行动，团结合作、讲大局、讲团结、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改善增进与人民的关系，是我军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王震的讲话，赢得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掌声。许多连指导员都分析了本连存在的缺点，找出改进办法。王震说：“像这样的报告会，我们还要举行多次，希望以后边学习边思考边行动，保证质量地完成总政及联政交给我们的任务。”

　　在学习中，联防军政治部还要求各级组织与政治机关抽调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帮助指导工作。谭政又组织了各团政治处的干部相互检查、交流、取长补短，促进了联军政治工作的开展，对提高联军政治素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加强军政关系、军民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中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为整风而作的文件、文章，对照自己的实践，找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与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高水平、加强团结的目的。1942 年12 月的一天，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冬天的陕北，寒风刺骨，凤凰山上银装素裹。参议会的礼堂，也披上了银色的服装。礼堂内，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正紧张而热烈地进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作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谭政沉稳、有理有据，有分析、铿锵有力的报告，震撼了整个礼堂，激动着每个与会者的心扉。台下有西北局党政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高干二百零九人。会议就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党政军民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谭政从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与检讨了兵团的政治工作。自1942 年谭政接手留守兵团即联防军政治工作以来，他就敏锐地觉察到，留守兵团即后来的联防军中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残余还相当严重，特别是由此而造成的边区中紧张的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不良倾向，深深地困惑着专做军队政治工作的谭政的头脑。问题迭起，迫在眉睫。在军政关系上，留守兵团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流基本是融洽的，但留守兵团出现了不尊重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的现象，对西北局的领导，留守兵团的领导未能经常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有关领导间关系紧张，不团结，部队中也存在一些不尊重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闹纠纷的事情。

　　对此，毛泽东曾多次指示留守兵团有关领导，要尊重西北局，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他指出：“军政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查。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首先做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毛泽东还对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领导，连我们中央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也就应当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

　　在军民关系上，从总体上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结成了革命的战斗的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在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由于部队中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作怪，军民之间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纠纷。因为生产，去定边运盐，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开骡马大店，部队的人吃公家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老百姓的店收费多，造成了与民争利现象等等。为了占荒山，部队也与老百姓发生纠葛。

　　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中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

　　如女子大学的一个女生在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团的一个战士踢了一块石头，打了她的头，双方争执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驻在延长的三五九旅的两个连排长因做生意与县大队发生了冲突，开了枪，闹出了很大的风波。

　　同时，部队中还出现了因恋爱纠纷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抗大队长）事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部队袒护自己，处理不利，造成恶性循环。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利用这些矛盾，制造谣言，扩大冲突，搞阴谋事件，来破坏我留守兵团、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同时，部队内部官兵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谭政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多少天来，谭政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见此情景，夫人王长德十分焦急，她曾劝说谭政：“你可不能太性急呀！问题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你需要慢慢仔细地调查分析才能解决，可熬垮了身体就什么也不能解决！”

　　谭政回答道：“这道理我明白，可照此下去，不立即解决问题，改善军政、军民关系，这还了得！”

　　王长德有些激动地用川北方言说道：“那你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口吃个胖子啊！”

　　夫人的这句话突然提醒了他，他猛然醒悟过来：不能就事论事，陷入抓鸡毛蒜皮具体事务的被动局面中去，应该从抓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入手，抓病根，驱百病。他想起了毛泽东不久前给他与莫文骅关于部队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指示信。他顿时领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意，他暗自佩服毛泽东的英明。这样，谭政决心从解决军政、军民关系入手，以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指针，从清除、克服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突破口，借“五整”的东风，开始了他政治治军的活动。才有今天在礼堂演讲席上的这篇报告。

　　这个报告，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谭政的讲话内容实在、诚恳，找出了原因，提出了措施，能解决问题。

　　1942 年12 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议紧张进行，距高干会议十华里的军委总政办公室，也是格外忙碌。谭政在制定《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指示》认为：军队中的三风主流是好的，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但决不能因此自满自足，认为尽善尽美。三风不正在各方面都有具体表现，如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存在的问题等等。谭政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认真的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干部的政治索质和战斗力。各部队要密切联系实际学好文件，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改正。

　　这一期间，谭政虽然直接抓了留守兵团即联防军的政治工作，但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并未免去。实际上，军委总政治部的工作还是由他主抓。这点面结合、一身多职的政治工作，使他的工作经验更为丰富。为了配合全党全军的整风工作，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在此期间，针对全军的情况，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早在4 月2 日，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治部就在延安杨家岭召集各部长会议， 讨论布置整顿三风（党风、学风、文风）。决定由专人负责传达，组织所属机关认真讨论。关于党性问题，总政机关规定每周讨论一次，一个半月讨论完毕。为了配合部队整风的宣传，在谭政主持下，5 月10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提出延安《解放日报》自改版后，决定要用更多篇幅来反映和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形。因此，在部队中建立通讯工作，组织同志写稿，经常供给党报材料，是我各地军政机关的重要任务。指示还对供给稿件的组织机构、稿件内容、要求等作了具体规定。

　　9 月2 日，以谭政为主的军委总政治部针对9 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九一决定”，发出《关于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通知》，指出，对这一重要文件，在军队党组织中，干部中，军事学校中必须深入讨论与研究。在战士中则根据决定编成教育材料，军队同志应根据这个决定精神检讨自己对地方党、政府、民众团体的关系，彻底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扫除某些同志中存在着的不尊重地方党、政府与民众团体，只顾本位，不顾全局的习气。军队同志应首先拥护统一，服从统一，并成为统一中的模范。在谭政主持下军委总政还发出《关于整顿政治工作中的三风不正给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对军队政治工作三风状况作了基本估计。指出，我们政治工作是有其光荣传统和显著成绩的。如果整顿三风时，认为我们政治工作中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是主流，这是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估计。然而，假如我们自满自足，认为政治工作中没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一切部队都是尽善尽美了，那也是主观主义有害的错误观点。这一指示列举了三风不正在各方面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指出，在党风方面，表现在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存在的问题及纠正不力，都是党性不纯、党风不正的表现等等。同时也提出了整顿三风的具体要求。指出，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负责的、认真的检查思想、工作中三风不正的事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切实整顿我们的军队，提高我们的干部，洗刷三风不正的现象，使之有利战斗，而绝不妨碍战斗。根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各部队在政治工作整风中普遍注意了联系实际、学好整风文章，并把整风的精神、整风的成果，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各部队从主要的迫切问题入手，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在谭政直接、具体领导下，全军整顿三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对政治工作整风发出第一号指示，要求主要解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作风；提高干部素质，正确使用干部；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等三个问题。同时，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又分为几个具体问题。先调查后研究，先分析后综合，由个别到一般，既研究现状又联系历史，即分析原因又提出措施。同时，各军区政治部还对各级干部、各类干部，按其工作范围和性质，定出不同中心，提出不同要求，使整风学习完全适合对象的要求，和各项任务与业务融合一致，较好地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干部工作中的片面性，缺乏对干部历史的全面认识，提拔干部，不知照顾德才资；干部政策上的片面性，对犯错误干部采取过火的打击政策；在于部关系上宗派主义的倾向；党务工作的片面性，一方面民主生活极端不足，另一方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依然存在，锄奸工作的神秘化作风和闹独立性习气还未彻底扫除。一方面，不靠客观事实，靠肉刑逼供；一方面，麻木不仁，不抓侦察工作等，都在整风中基本上得到了纠正。通过谭政为主军委总政的具体指导，部队政治工作有了很大转变与改观。1943 年1月25 日，延安北门外，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塞外干燥的冷风不停地刮着， 留守兵团办公室内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如何解决军政、军民关系问题。谭政板着严肃的脸，深情地说：“目前军政军民关系，极不正常，如此下去那还了得，中央很重视，要求把正月作为拥政爱民月，我们留守兵团应该有举措。”

　　大家沉寂了一会儿，忽然莫文骅开口了，他说：“谭副主任说得对，我们要好好地抓一下军民、军政关系。去年，我去警四团检查工作，确实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点问题。我向边区政府反映情况，希望群众和政府多多给予支持。

　　后来有一次，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李富春等在开会时，毛主席把我叫去，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要作很好的自我批评，不要埋怨政府。他们边区政府呢？也要作自我批评，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其他同志也议论开了，有的说本来责任不在军队，有的说军队就是存在问题，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谭政说：“军民关系、军政关系问题，我看主席说得对，应先从军队找问题，我们要负更多责任。”“嗯，对！”莫文骅又说：“有一次，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咱们留守兵团的领导同志，有的同志埋怨群众，说老百姓动不动拉着部队同志去主席那儿评理。毛主席听了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的，而我们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件大好事，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很大成绩，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啊。毛主席说了这些话，大家再也不埋怨了。”莫文骅说完后，大家又把议题转到拥政爱民月上，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作出了《关于拥政爱民的工作指示》。此后，在谭政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双拥”工作，生动活泼的开展起来。拥政爱民形成的八条主要内容是：1.进行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2.组织军民联欢；3.清理旧案与赔偿还物运动；4.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5.帮助人民生产劳作；6.帮助人民提高文化生活；7.帮助政府工作，执行政府法令，保护政府工作人员；8.培养拥政爱民的典型。在谭政亲自布置与领导下，“双拥”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涌现了许多“双拥”模范。关中驻军门善德排，在边境警卫中，不到半年时间，掩护政府人员和税收人员，到警戒线上进行工作一百二十多次，被誉为“拥政模范排”。

　　晋绥边区某部二连，在连长安骏带领下，帮助穷人翻身，组织群众生产，改造二流子，兴办小学校，在一年时间里，就使一个被敌人破坏得凄凄凉凉的小村庄，变得一片欢乐样和的新景象，成为“爱民模范连”。该连在执行军务转移时，村干部带领群众把牛羊猪都收藏起来，等他们返回时，又物归原主，而且群众还把他们连的土地翻耕了。一时间，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基于谭政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双拥”工作取得很好的经验与效果，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并下发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示，指出：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及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拥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及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这样，双拥工作，从延安开始，由谭政倡导并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抗日根据地，形成规模化、经常化、制度化，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对于密切人民与军队的联系，加深军民感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党中央对留守兵团的政治工作十分满意。有一次，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的干部们时说：“我看，留守兵团的人马，就很值得学习！”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不好意思。毛泽东又说：“想当初，不少同志认为陕北地瘠民穷，不易做大本营，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你们看，现在的陕北，那是塞北的好江南啊！”大家笑了起来。接着，毛主席又拍着肖劲光的肩膀，说：“你们把留守兵团建设好，他们把生产搞得好，我们的大本营就稳了，现在，你们是兵强马壮的，我在延安，就要靠你们吃饭喽！”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1944 年4 月11 日。延安凤凰山麓。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和熙的春风吹过河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凤凰山上春意浓浓，一片翠绿。坐落在风凰山麓的威武壮观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内，西北局高于会议正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同志们，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报告的问题，是《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宏亮而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整个礼堂。作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陕甘宁晋绥联军副政委、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年仅三十八岁的谭政。谭政没有想到，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党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而载入史册，没想到它成为党的洽军工作的一颗“卫星”，没有想到它成为谭政政治生涯的一个光辉的起点，也万万没有想到，它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更改了篇名、署名，又被打入冷宫十多年，成为谭政反对毛主席的一个“罪证”。

　　这个报告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自1942 年12 月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作了关于克服军阀主义倾向报告发言之后，有一天，毛泽东把谭政请去，共同商讨关于当时的军队建设的问题。炭火盆边，两个人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谭政同志，你想过没有？上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揭露和批评军队那些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军队本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以及官兵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种种矛盾的劣根性？”谭政低头不语，但心里却十分镇静。他一面倾听毛主席的开导，一面深思、捉摸军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后果，心里也感到失职与内疚。自己是在第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现在部队这些问题成堆，他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开口了。“你在上次高于会议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对问题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但是，我看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及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队、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谭政深思了片刻，回答道：“是的，主席，在军队政治领导方面，我的缺点很多，责任很大，工作中单打一，出现一种倾向，只考虑解决、纠正这一倾向，没能认识到一种错误倾向和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关系，以及各种错误倾向的根结。”在毛泽东的启发下，谭政开始深入、全面地认真思考军队政治工作各个方面、环节的问题。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谭政同志，你不要有压力，军队工作我也有责任，有一个时期，我也抓得不够。如果说政治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我这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是先要负责的。打屁股板子，也应该是先打我的，你说是不是？”谭政对毛泽东这种推功揽过的气度感动了！

　　两个人倾心地交谈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谭政同志，你还记得井冈山上要打陈伯钧屁股板子的事吗？”毛泽东问道。“记得，那次，我还以为陈伯钧真要挨屁股板子了。”谭政笑着答道。“说是那么说，哪能真打呢？”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入正题说：“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整风运动、民主运动，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也亮相了！这是好事，是整风运动的一大收获。部队的民主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种错误倾向揭露出来，要我们去认识，去解决，你说，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啊，是的，是的！”谭政豁然醒悟了。“那么，谭政同志，你回去立即就作些准备，把整风运动中、高干会上对军队方面提出的那些意见、问题理一理，作些归纳，再在部队里开展一个民主运动，对各级领导上的错误揭露一番。

　　你带机关干部再深入部队，作些调查研究，写成报告，提出改进的方法来，并就这个问题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毛泽东叮嘱道。谭政望着主席，微微地点着头，默然接受了毛泽东下达的艰巨任务。两人一时静坐着没再谈话，只听见室内盆中炽热的炭火，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和窑洞外高原寒风的呼啸。谭政接受在下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任务，深感责任重大。不一会，他开了腔，向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求教，毛泽东都一一耐心地作了答复。自从谭政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并给毛泽东当秘书以后，他就一直把自己当作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老师，处处向毛泽东求教。一会儿，谭政又若有所思地对毛主席说道：“主席，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使我想起了十三年前的1929 年。那时，也是个冬天，咱俩坐在炭火盆边儿谈天，谈了一个白天，又谈了一个通宵，后来你执笔起草，我给你抄稿，写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保证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打出了今天抗战的这个新局面。啊！这可真不容易呀！”“是的，我也想起了古田会议那个时候的情景，我们俩人又想到一块了！”毛泽东深情地回答道。这时，毛主席的警卫员端饭进来了。“该吃点东西了，不然肚子又要开船了！”毛泽东风趣幽默地说道。“什么好吃的呀？”谭政一边坐到桌边一边问。毛泽东先夹了一筷头菜送到嘴里，边吃边说：“好吃好吃！辣子炒苦瓜，咱们家乡菜——湖南味！”“现在这个大冬天，哪来的苦瓜？”谭政不解地问。“还不是我那块菜地的收获吗？秋天摘下来的，炊事员老王收在地窖里。

　　知道是你这湖南老乡来了，专门炒给你吃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毛泽东亲切地回答说。“历史条件变了，情况不同了，谭政同志。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情况，解决当前出现的问题。用哲学名词讲，这叫实事求是。还记得吗？1929 年冬天，我们讨论红四军中的问题，是解决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军队内部是肃清一切军阀主义；现在，情况变了，不仅要继续克服军阀主义，还要解决官兵关系紧张、军政关系紧张、军民关系紧张这样一些矛盾。有些人，一当官儿，就不关心士兵疾苦了，士兵提意见，他又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毛泽东又开始接起前面的话题。

　　稍停一会儿，毛泽东又接着说：“还有，井冈山时期，开始，不懂得发动群众，也不懂得维持部队纪律，搞得军队和老百姓关系恶化，弄得没有粮食吃，记得吗？咱俩也天天一个房子里喝南瓜汤？”“记得，记得，当时熬夜写文章，能吃碗带咸味的南瓜汤，就算好的了！”

　　谭政感叹地附合着说。毛泽东接着说：“当时缺粮又少盐，现在咱俩吃的什么？”毛泽东用筷子敲了敲碗边说道：“现在吃的是小米饭！你说，要是不搞好军民关系，军队不开荒生产，咱俩能这样‘丰衣足食’吗？”“哈哈！”谭政笑了，毛泽东也笑了。这笑声饱含着多少酸甜苦辣，这笑声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所以，你这次在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不仅要解决官兵关系问题，还要检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收住了笑容，严肃地对谭政说。“好了，主席，今天来你这里，肚子喂饱了，脑子里装满了你的教导，该回去了，回去好好消化消化。”谭政告别了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走出窑洞。毛泽东送谭政出门，像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在院子里停了下来，问谭政：“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了。”谭政回答，但不解其中的用意。“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是快四十的人了，那早该‘立’了！”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嗯！”

　　谭政以为毛泽东在鼓励他承担起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任务哩，便应声答应了一下。可毛泽东用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比划着，接着又说道：“我知道你原来的名字叫谭世名，可你注意过现在的名字——谭政吗？”毛泽东问谭政。“这个，我真的没有想过。”谭政回答。“你数一数，看‘谭（谭）政’两字是多少划？”

　　谭政也仿照主席用手指在手心里写着、数着谭政的笔划数，说道：

　　“二十八划！”毛泽东又对谭政说：“那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泽东）三个字的笔划数！”谭政又在自己的手心里写着、数着，然后回答说：“也是二十八划！”毛泽东接着说：“咱俩从井冈山——

　　长征——延安，共事十五余年了，大概你没有想过这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字。好哇，这二十八划不平常啊！你看，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共’字，不就是廿八吗？”谭政恍然大悟，会心地笑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说：“我们都姓‘共’嘛！做了共产党的人，都是信仰共产主义，并为实现共产主义在奋斗呀！”一个“共”字，把毛泽东——谭政两人紧紧连结在一起。谭政告别毛泽东后，匆匆回到北门外军委总政治部、留守兵团政治部驻地，开始了毛主席交给他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紧张调研和起草工作。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又在毛泽东召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等讨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基础上，谭政写成了二万六千多字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初稿。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三千字的有关的内容。同时，毛泽东给谭政写了回信，指示要将修改稿送周恩来审查修改，同时送给正在桥儿沟中央党校学习的各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周恩来召集了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干部、留守兵团的负责人和从前方回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这个报告稿，并由他集中大家意见，充实和丰富了报告的内容。1944 年春天， 西北局再次召开高干会议时，又组织出席会议的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并由毛泽东又作了几次修改，写下了许多精辟的论断。最后，经过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由谭政于1944 年4 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对此，谭政后来曾经谦虚他说过：这是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指导的结果，是军委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帮助的结果，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和兵团各级领导干部帮助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谭政的报告，以精辟简洁的话语，以有目共睹的事实和严密透彻的分析，切中时弊，深深打动了每个与会者的内心，引起了全场的共鸣与轰动。报告主要从三个方面、七个问题，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非得失。这三个方面是：一、关于边区军队一年经验的总结；二、关于发扬政治工作中的成绩与纠正政治工作中的缺点；三、关于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中的一些规定。这七个问题是：一、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问题；二、关于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问题；三、关于执行“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问题；四、关于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问题；五、关于发扬联系群众与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问题；六、关于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适当采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问题；七、关于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问题。谭政的报告充满了激情。他用标准的湖南话说道：“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谭政的讲话停了停，喝了一口水，又说道：

　　“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因此，政治工作的任务，只能根据我军的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去规定，不能在我军基本任务与当前具体任务以外再有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任务。政治工作就是以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去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接着，谭政又有针对性地讲道：“革命军队的内部，必须是团结的方针，必须是合作互助的方针，不能是分门立户、各自为政的方针，不能是互相轻视、互相妨碍的方针。”为此目的，“过去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精神必须恢复，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并建立在巩固基础之上。必须使八路军新四军一切部队，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党中央及其代表机关的政治领导。”谭政的这一报告，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很多高级干部高度赞扬了这个报告，赞誉它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 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和散发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指出：“谭政同志于1944 年4月11 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与全军战士，则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与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为通俗教材，进行普遍的教育与检讨。”“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1944 年10 月1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再次发出了《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是给了各地总结与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帮助。”要求全军各部队”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些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

　　1978 年5 月29 日，叶剑英元帅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对谭政的这个报告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它肃清了王明路线在政治工作上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的考验，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 年4 月23 日下午，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大礼堂。

　　四月的延安，阳光明媚、春意正浓，延安城北郁郁葱葱，山峦起伏的杨家岭，在彩旗、标语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娇艳。

　　坐落在杨家岭怀抱、气势雄伟的中共中央大礼堂，今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人流的簇拥下，显得格外美丽壮观。此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盛会——中共“七大”，在这里隆重开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喜悦的心情，来到这里，完成一个历史性的盛会。

　　会场内，主席台正中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上方，写着巨幅标语“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胜利前进”。两边墙上挂着二十四面鲜红的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己走过二十四年的光辉历程。会议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始，此时，谭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主席台。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任弼时站起身来，大声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台下掌声雷动。任弼时简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就由毛泽东致开幕同《两个中国之命运》。在这庄严的时刻，谭政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与感慨，中国革命走到今天的胜利是多么不容易啊！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到长征途中的艰辛岁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个农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现在又作为一名代表，参加这空前盛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七大筹备委员会成员，为大会召开，谭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 年12 月，王明回国不久， 党就决定召开七大，但由于日军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的干扰，大会准备工作拖了下来。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作出决议，强调“七大”要“努力从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进行准备！”各地亦选出代表，但由于国民党反共摩擦，大会未能召开。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中国问题备忘录》，准备在1940 年3 月至4 月间召开，但因大会准备工作来不及，难于如期召开。但是，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任弼时和谭政主持下，积极进行着。他们首先是准备会场， 1940 年5 月，任弼时，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县真武洞，去为“七大”选择会址，听说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可惜，交通不便，离延安较远。后又准备在后沟打窑洞，建礼堂，后沟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几百名代表在一起，连水都不够用，最后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址放在杨家岭，利用中央党校的校舍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其次是审查代表资格。谭政协助任弼时，进行细致的审查，既考察每位代表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又要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战场上、少量的还要考察在监狱中的政治气节和表现。既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代表负责，经过艰苦细致的努力，谭政完成了这份工作。再次，谭政还负责为“七大”准备文件、材料。包括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工运、青运、妇运、财经等方面的材料，由谭政统一协调各方，认真准备。在开会之前，谭政还亲自任拍摄组组长，领导了“七大”的现场拍摄工作。谭政说：

　　“七大，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会，把这场空前的盛会，如实拍摄下来，对于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加强政治工作都有重要意义，也是以后同志们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的宝贵的文献记录，因此，一定要认真拍好，对党对人民负责。”经过谭政的精心组织，电影团在“七大”开幕之时，终于开拍。此时，谭政坐在会场里，回想起大会的筹备工作，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4 月24 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谭政认真地听着报告，理解思考着报告的深刻内容，在分组讨论中，谭政积极发言，他说：“七大”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这条政治路线是唯一科学的能使我们国家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路线。因此，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贯彻这一路线、把它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指导我们党和军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它应作为我们今后各项工作的指针，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6 月9 日，全会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毛泽东等中央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谭政以他辉煌的政治业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6 月11 日，历时五十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一片欢歌笑语声中落下了帷幕。谭政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会场，匆匆地返回阵地，开始了他革命生涯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