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

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云逸同志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以后的接触也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铭记心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