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将雄风　德高望重　莫文骅

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

　　今年(2)8月10日，是我们敬爱的原红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军事阅历、杰出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刚强毅力、坚强的党性和表率作用，在红七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指战员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爱戴，而且在全国中也负有盛名！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半个多世纪来，我有幸曾两段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场，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广西时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战斗和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难忘的上下级之间革命情谊，他给我教益匪浅。现在，我作为红七军的一名幸存者，在心头的屏幕上，总是浮现着他那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总是扬起他那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风帆……

　　（一）

　　张云逸同志是红七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行列的好首长和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一位好导师。

　　我第一次与张云逸同志相见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

　　当时，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张云逸同志，肩负着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从上海来到广西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他到南宁后，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先后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等职务。他依靠党的骨干，对这两支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旧气习和旧作风较严重的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其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参加革命牺牲）错误估计形势；不听中共劝告，于1929年10月初出兵参加反蒋战争，很快败回南宁。在广西政局将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按照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部队及南宁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和五哥文骢及好友黄奇彦正在广西军校学习。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队撤离南宁前一天，恰是星期天。这一天，我与黄奇彦回到南宁近郊亭子村我家里，晚饭后，回校时已近黄昏。我们走到南宁洋关码头（即现在广西军区驻地），见那里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我们两人顿时一怔，不知其究竟。过一会，碰巧遇见俞作柏的少校秘书陈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坐过牢的难友，他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我们知道他们要撤往右江地区时，我俩迫切要求同他们一起到右江地区去。他考虑了一会，便写一条子给我们，要我们立即乘运军械的汽车到郊区找张云逸大队长。这样，我来不及告诉家人和在军校的五哥文骢，便同黄奇彦同志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

　　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俩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

　　我俩一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到副官处报到。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想不到张云逸同志这么快、这么干脆批准我们的请求，并立即委以重任。这是他对大革命时期广西遗留下来一批干部的厚爱和充分信任。正因为这样，当时先后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龙州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红八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红七军建立后，张云逸同志担任红七军军长兼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他的工作虽很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培育。当时，我曾在起义前夕写一信给张云逸同志，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并大胆提出由团转党的要求。他接到信后，经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和陈豪人（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军司令部党支书）3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核我的历史。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核实我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不暴露身份、不泄漏团的秘密等表现，又结合考察我到百色后各方面的表现，结果，党支部于1930年1月初正式通过我的转党申请。张云逸同志亲自担任我的转党介绍人。他曾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教育，并对我今后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时我之所以成为该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军司令部党员有邓斌，张云逸，龚楚，叶季壮，后又调来钟鼎。）这是与张云逸等同志的热情培育分不开的。

　　我人党后不久，被调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机要参谋，与张军长同住在百色粤东会馆二楼上，同他一起在会馆的大厅里吃饭，接触机会也较多。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样，同领一样的薪饷（每月20块大洋），同穿同样衣服，同吃一样的饭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特别嗜好。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群众，尽力帮助士兵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战士们买了一把新的，现此刀存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此事虽小事，但表露了他爱兵之心和他为这支劲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

　　张云逸同志在关山征战的险恶情况下，勇于“负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以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奉命北上。在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七干里的悲壮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同敌人的险战、恶战和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度过。

　　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敌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冒着纷飞大雪，来到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当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先渡过河时，突然，枪声大作，炮弹横飞，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和乐昌乘汽车赶来，直扑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不久，敌人又控制了滩头阵地，我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张军长同五十八团大部分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约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员（当时是二十师辎重队长）。接着，对岸敌人往我们这边打炮，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吴西等同志被炸伤。面对这突而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军长骑着一匹高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七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

　　大家听了张军长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冷静、果断、坚定、稳操胜券，一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在张军长的鼓舞、带领下，我们摸黑经过三四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便在一座高山附近的小山村停下宿营，很多战士因连续几天行军、打仗，疲劳至极，一倒头便入睡了。张军长虽然很困，但他没有睡，他为部队的前途命运而忧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慢步走出屋外，一边看望分散在各处休息的战士，一边思索着如何把眼下这支部队带到中央苏区去，还找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等同志商量、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那一夜，他又几乎整夜不入眠。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三）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注释：

　　(1)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后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建国后，曾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等。

　　(2)[指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