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

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事，他都耐心指点我这个电稿为什么这样修改。那时，我们就听说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粤军和北伐军中的著名幕僚军官，在红军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参谋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治军整军有方，大至改造旧军队成为钢铁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运筹谋略，纵横捭阖，指挥部队作战，小至实施军事教育，研究战略战术，以至参谋工作的文书业务，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读过他多篇关于参谋工作的文章，阐述参谋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和修养，以及战时和平时，战斗前、中、后参谋工作的要领，是他的这些教导，引我进入参谋文书工作之门。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参谋人员的战略眼光和工作预见性。在参谋文字工作方面，他对军语的使用，文字表达，要求都十分严格，每一份文电都要十分简明准确。有一次，我接东西南北方位在电稿里写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军事文电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写明左岸或右岸，只有这样准确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误解。他还指出，必须勤查地图，核对清楚，不能照抄照转。又一次，他问我：“你学过写革字吗？”接着又说：“在电报稿里不要写草字，要考虑到译电报困难。”他看我有点窘，微笑着解释说：“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么写，只是不要写在电报稿纸里，电报要求字体工整。”

　　我在参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副军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因为首长原来的秘书刘平同志调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刘平离任前，向我交代了办好电报、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项任务。前后我在张老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朝夕相处，使我从这位革命长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后在华东局秘书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云逸同志也是参加作战科党小组生活的。他经常强调首长、干部在党内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他亲自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从无疏忽，从不特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对党员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当山东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他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驻地附近的群众斗争会，受过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没受过苦的也跟着喝一点苦水，一起提高觉悟。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出生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后经组织同意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生活过一个时期，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社会关系。在土改中，我写信给老家的农会，表示坚决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的报纸（大概是《军直小报》）报道并表扬了我的正确态度和坚决行动。这和张老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由沂水地区向胶东转移时，在掖县城附近，张云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部分轻伤兵拦阻，要强行乘年。为解困，我跑步到掖县公安局调来一个班，当我带着这个班赶到时，张云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们训话了。这次首长发了脾气，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严厉地批评人。以后，再也没见他那么严厉过。这些伤员明白违犯了纪律，面面相觑，诚惶诚恐。但当张云逸同志知道他们距集中地点还有较长路程，粮票将要用完时，就亲自批条给兵站部于眉部长，请他为这批伤员解决粮票问题。他们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复后重返前线的决心，然后欢欣鼓舞而去。我带着公安局的这个班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一分为二，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等率少数人员留在胶东，张云逸、邓子恢等率大部人员去渤海，并组织华东后方工委。出发前夕我忽然生病发烧，将动身时高烧还是不退，手足冰凉。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书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况报告了张云逸同志。张老便和舒主任跑来看望和慰问，叫人端来热水，亲自把我的手脚按在盆里烫洗，并找来医生诊治，安慰我坚持到达驻地再好好休息。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多么慈爱的首长啊！我真后悔！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呢？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多位旅以上干部找他谈心，或来信请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论分配工作，还是治病休养，他都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以圆满的解决。成仿吾同志从华北寄信给陈毅和张云逸同志，要手枪和提琴，信中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张老看到来信后，立即交有关部门去办理。他的一位特务员，从江北指挥部时期就跟他工作，张老很关心和尊重他，曾对我说：“他文化低，没能调他去学习，去部队锻炼，很对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受感动。

　　张云逸同志自律以严，生活简朴，他穿的汗衫常是补了又补，特务员要给他丢掉再领新的，可怎么说他也不准丢。行军时，他则尽量轻装，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分给作战科和机要科的同志，有时还把驮骡空出来帮助几位老参谋驮行李。

　　1947年10月底，调研室需要调一批同志去工作，张云逸同志答允从司政机关选调。于是我被提名，首长同意了，张老亲自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考虑。但那时我的党性觉悟较低，表示不愿作这种埋头苦干的工作，希望到战斗部队锻炼，或者先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后方后，一直怀念前方的战斗生活，何况这时正风传“准备10万干部下江南”呢。张老看我不愿去调研室，春节前便同意我去了军大。这不是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转变。5月的一天，调研室一位科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副军长来参加会议，叫我去一下。我从一大队二中队驻地阳信县王家集来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坞时，正是傍晚时分，张云逸同志吃过晚饭后，正在同余立金、陈铁君等校首长围坐在露天的一张桌边打扑克。我来到副军长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晓光同志，他们还要调你去，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有什么意见？”我很难为情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还有点勉强。他接着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安心到安心，以后热爱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时光贡献给了它，直至双鬓染霜。这一过程同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首长和同志、革命工作实践中的集体的教育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而张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同张老见面机会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几次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张老家，张老谈了学习问题。他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责任，要一面学理论，一面学业务，至少要学一门外文。张老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实践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革命长者的殷切期望，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张老，留下一本册页请他题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后来，他把册页带来南京，上面的题字是引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张老写道：“晓光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张云逸一九六三年七一节，于北京”。“文革”中，组织通知收缴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张老的这个题词也没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踌躇，后来还是动了剪刀和浆糊，留下“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几个字拼裱起来，保留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一则为保留了张老的遗墨而庆幸，又则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引为终身的遗憾。1974年11月19日张老去世的时候，我在溧阳县城，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遥寄无限的哀思。张老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和他那革命长者的风范，将长留天地，久驻人间，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岁诞辰和纪念馆开馆之际，我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心情激动，感奋不已，爱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

　　1992年3月15日于南京

　　注释：

　　(1)李晓光，原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部副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