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

一

　　1937年8月、9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

　　“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

　　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

　　“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

　　“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

　　1938年1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