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桑榆晚争朝夕 为霞尚满天

1976 年10 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剜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进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当然，经过十年动乱，也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此时确实可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啊，但中国历史毕竟在徘徊中前进了。

　　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即是此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这项工作同其他一些重大工作一样进展十分缓慢。

　　1977 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陈云书面指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此时，陈云、王震直接在会上提出来了。1977 年7 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同年8 月12 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罗瑞卿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自觉地做着他应该做的工作。1977 年年初，他同杨勇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3 月8 日， 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5 月24 日至7 月15 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了《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1977 年春。一个温暖的夜晚。南京人民大会堂里。

　　被禁锢了十四年之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终于又同观众见面了。

　　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席上一位两鬃斑白的老将军热泪盈眶了，他就是罗瑞卿。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十四年前..

　　1963 年初，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京首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推荐并多次陪同观看了演出。在他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看的次数最多的一出戏了。他陪同周恩来走上舞台接见演员，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对“霓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教育意义很大，并提议全军话剧团都排这个戏给部队演出。不久，这出戏便成为当时全军以至全国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出戏。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同他一起受到诬蔑和诽谤..此次公演，他正在南京，怎么能不再来看一看呢？..

　　“哗——”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将军的回忆，原来剧已演了一半，要剧场休息了。罗瑞卿向陪同人员提出，要见见几个演员。演员们马上来了，罗瑞卿同他们握过手，在轮椅上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积极支持者，为了支持这个戏，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身旁的夫人郝治平，又对陪同人员说：“我想在演出结束时见见全团的同志们。”演员们听了，都兴奋地拍起手来。陪同的人员怕他太劳累，行走不便，劝他不要上台了，等观众走完后叫台上的同志们下来。罗瑞卿坚定地说：“不，我可以上去。”

　　戏演完了，罗瑞卿一直等在剧场里，直到观众全部走散，他坐着轮椅来到舞台的台阶前。轮椅停住了，他示意警卫员扶他站起来，从郝治平手里接过拐杖，然后，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地走上舞台。

　　剧团的同志们列队欢迎他，一个个含着热泪，激动地热烈鼓掌。

　　走到台中央，罗瑞卿轻轻地推开搀扶他的警卫员，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影高大魁梧。郝治平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这时，一个名叫陶玉玲的演员走出队列，急步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另外几个人忙去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人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不停地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与感激。

　　罗瑞卿也是热泪盈眶。坐定之后，他轻声地，又严肃地对大家说：

　　“事隔十多年，又看到大家，又看到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个戏很关心，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演出，总理更是看了很多次，可是林彪、‘四人帮’很坏，给我强加了很多罪名。当时我让全军文工团演这个戏，他们就说我过问了军队的文艺工作，管得太多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做军委秘书长的工作，我有责任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有责任把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搞得更好..”

　　大家听着，点着头。

　　“现在你们演得不如以前了，但不要紧，慢慢会演好的。你们要努力。

　　‘四人帮’不让钻研业务，我说你们就是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郝治平站在丈夫的身后，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泪水..1977年夏的一个晚上，罗瑞卿驱车来到华楠家中。

　　华楠一听说他来了，忙迎出门外。罗瑞卿已经拄着双拐站在门前了。华楠趋步上前，扶住他说：

　　“你的腿不方便，有事我去，你怎么亲自来了？”

　　“唉，到你这儿聊聊天，摆‘龙门阵’嘛？”

　　罗瑞卿笑吟吟地说。

　　两人边谈边走进屋里坐下来。

　　让过茶后，两人便谈起来。谈着谈着，话题便谈到了林彪和对林彪的认识上。

　　华楠感慨地说：

　　“大家都说你坚持原则，敢于对林彪进行抵制和斗争..”罗瑞卿挥挥手，止住他的话头，平静地说：

　　“唉，不能这样说嘛。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才对。即使对林彪这个人也要具体分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反革命，他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过功绩，不能一概抹杀。如果那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逐步认识林彪的，一个人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谁也不要说谁有那么高明。但是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还有的认识了明知不对他也跟。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罗瑞卿看看华楠，华楠赞同地点了点头。罗瑞卿接着说：

　　“我逐步发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林彪反对军事训练，反对比武，大搞突出政治，搞假革命化，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我才对他有所认识，有所抵制。我也不赞成他讲的‘顶峰’、‘最高最活’，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对林彪有所抵制，但我也执行过他错误的东西。”

　　华楠听着罗瑞卿对自己的“解剖”，沉思着..

　　两人就这样说着，说着。

　　夏夜的暖风拂过窗棂，温柔而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在静静的院子里..

　　1977 年8 月12 日至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一直忙工作，没有回家。郝治平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还不见罗瑞卿的影子。她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丈夫。罗瑞卿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的自信。郝治平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从此，罗瑞卿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成为在军队中正确路线、政策的坚决而有效的执行者。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形，他的女儿点点是这样描述的：

　　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的要办的事情都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的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十回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想，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吧？

　　《水浒》里有个石秀，叫拼命三郎，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来工作，把‘文革’十年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离开孩子，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了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

　　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着茫然的孩子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1977 年11 月8 日，一列专列开出北京，沿京广线向南风驰电掣般向广州驶去。

　　车上坐着罗瑞卿和邓小平，他们此行是与已在广州的叶剑英商筹军委全会事宜，主要是研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

　　一上车，这两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就在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这次全会，怎么提“纲”？

　　列车在不息地奔驰着，这两位老战士的思想也在急速地运转着。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认为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仍然束缚着全党的思想，军队要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便寸步难行。但是，要立即完全否定“以阶级斗争① 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第265—267 页，略有增补。

　　为纲”，在目前还不到火候。

　　列车从北向南穿行，两边的景色日趋明朗、清新，他们的思想也在讨论中明确起来。

　　第三天，当列车快驶抵广州时，邓小平掐掉已经结了很长的烟灰，把手往胸前一收，说：“就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目前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好啊，这样提法务实，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就这样办。”

　　当火车抵达广州时，他们神气清朗、胸有成竹地下了火车。

　　一下火车，负责主持起草全会文件的罗瑞卿便投入到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中，组织对会议文件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让秘书给北京军事科学院打电话，查询核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反复查询、讨论、修改中，罗瑞卿对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人要挑‘刺’儿，就可以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关系的论述为依据，说明，军队可以允许有具体的工作路线。”

　　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军队还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儿也挑不出来。”

　　文件起草工作于20 日结束， 12 月12 日至31 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即（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强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的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即《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8 日，邓小平讲话，指出：“这次军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环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在全国迈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步。

　　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 年7 月14 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 年4 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 月12 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4 月17 日，罗瑞卿在三○一医院试用假腿时接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

　　杨国宇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罗瑞卿：“12 日我将此事向萧劲光同志报告过了，他指示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罗瑞卿听完杨国宇的报告后，严肃地说：

　　“你们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既然12 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杨国宇诚恳地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委。

　　罗瑞卿沉吟片刻，说：

　　“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且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邓小平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向华国锋同志请示。罗瑞卿给华国锋打电话、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海军演习的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陈述了利害所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一件可能酿成严重政治影响的事情被制止了。

　　1979 年7 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谈及此事时说： “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停止。”

　　1978 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5 月10 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过，是由《光明日报》供稿，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出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5 月，正是草木欣欣向荣的时节。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两年徘徊局面中的逐渐成长起来的勃勃生机，这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必然？

　　罗瑞卿在两个月前，就以自己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新生事物的幼芽。3 月26 日，他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读到了《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他立即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军报要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光明日报》文章出来后，受到“凡是派”的非难。但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了。罗瑞卿以他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和政治修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秘书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请到他在西山的住所，一见面就对他们说：

　　“有一个争论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赞成这个讨论。”

　　说着，他又拿出5 月11 日的《光明日报》，指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真地说：

　　“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军报要注意研究宣传，要坚持这个方向，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

　　可是，此时的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在6 月2 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也对党内一些非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然而，6 月15 日， 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仍然对《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它“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对毛主席。

　　罗瑞卿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

　　不久，应《解放军报》之约，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是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的。

　　当报社负责人将样稿呈送给罗瑞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以便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接着，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亲自查阅资料，对文章字斟句酌，先后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

　　其间，他还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六次电话。在华楠出访罗马尼亚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6 月24 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深入。从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 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瑞卿虽然没有看到这场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但他在支持、参加、领导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科学精神、政治勇气，为他的生命之旅，增添了令后人永记不忘的光辉的一笔。

　　1978 年7 月15 日清早。首都机场专机停机坪。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晴空万里，只在遥远的天边飘拂着几缕轻纱似的① 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l994 年版，第2 卷第114 页。

　　白云。夏日清早的清风拂过宽阔的机场。波音707 主机2408、副机2400 静静地昂首停在机坪上，机长带领着机组人员在有条不紊地做最后的检查、准备工作。

　　8 时许，罗瑞卿坐在轮椅上，在夫人郝治平、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随行人员、医疗小组的簇拥下，向飞机走来。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飞机预定在9 点起飞。罗瑞卿就利用这段时间同家人和送行的人们说话。他今天的兴致很高，精神焕发，这使周围的人都受到了感染，说话间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特别是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坐在罗瑞卿的膝盖上，摸摸外公的脸，拉拉爷爷的手，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9 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说：“我要等王胡子来”。

　　“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他。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匆匆赶来了。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面同他话别。

　　说话间，飞机起飞时间到了，罗瑞卿亲了亲两个小孙孙，举起双手对送行的人们说：

　　“再见了！等我回来，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

　　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

　　这些信心十足的话，博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

　　9 点57 分，颀长的、银白色的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罗瑞卿望着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的妻子，猛然想起她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提出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

　　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扶着桌子艰难地往郝治平这边挪，郝治平忙站起来扶住他过来，扶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

　　坐定后，郝治平望着对面的自发苍苍的丈夫，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她想起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天安门城楼上他塞给孩子们的那一把糖果，想起劫后重逢在汤井巷的温馨日子，想起今年春天她在身体中发现肺癌症状后他每晚开会回来都要来她的病房说许多温存的话..想着这些，她的心里荡漾起无限的幸福，一阵疲倦袭来，她轻轻地合上眼休息起来。

　　罗瑞卿本来是想跟妻子说一会儿话的，但当看她轻轻合上眼时，便闭紧了嘴唇，望着鬓发间已现缕缕银丝的妻子，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他不愿打扰她，3 月13 日，她才做完了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刚刚有些恢复，就又陪他出国治腿。妻子的病，曾经使他多么痛苦啊。当他得知她的病情后，更促使他下了出国治腿的决心。本来，左腿伤残，给他这位军委秘书长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一直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而是要下基层、下单位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可他的腿，他的轮椅给他的深入实际的强烈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一年来他跑了不少地方。

　　他去看地形，看国防工事，都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有的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时，同志们就要组织人抬他。每当此时，他就更强烈地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中央也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去年，党组织专门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他安装了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还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他当时就砰然心动。今年春天知道治平的病况后，他更是增强了治好左腿的愿望，他左思右想，对孩子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安义肢手术的情况，资料也收集了不少。4 月间，中央批准了他的去西德治腿的报告。5 月中旬，三○一医院就将他的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X 光照片交信使送到驻西德大使馆。6 月份定下来，今天终于启程了..

　　“我一定治好腿，等回来一定要扔掉拐杖！”

　　罗瑞卿想着，想着，不禁自言自语起来，但他立即咬紧了嘴唇，把头扭向弦窗外，窗外是广阔无限的天宇..

　　当天13 点30 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休息两天，新疆军区负责人请罗瑞卿观看了秦腔《火焰驹》。

　　7 月18 日8 时，罗瑞卿一行十人、驻西德大使馆武官林千及机组十三人乘B2408 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 16 时13 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 19点45 分，飞机降落在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波恩二百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治疗。

　　1978 年8 月初。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医院。

　　罗瑞卿住院后，7 月29 日，做了内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 月2 日动手术。7 月31 日，罗瑞卿夫妇写信给家中的孩子们，谈了到西德后的大致情况：

　　儿女们，媳婿们，并两个小孙孙：

　　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确实有科学，有文化，可惜的是这些主要的部分还掌握在资本垄断集团或大的财团手里。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所有制的改变，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应本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原则，利用矛盾，使一些东西怎样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这看来是一门很大的专门学问，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探讨的。妈妈爸爸对此只有肤浅的感觉，而林彪、“四人帮”这些蛀虫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一代及子孙后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使人感到：不知应如何处置他们才能解恨！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的两个小孙孙。（以上父亲亲笔。）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2 点30 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二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的、更愉快的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毅贝儿想奶奶爷爷。奶奶爷爷也很想毅贝儿、坚贝儿。希望回去后你们两个小孙孙长得更健康，更懂事了。亲所有的孩子们。亲我们的小孙孙。祝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7.31

　　8 月1 日，郝治平在张彤大使的陪同下到医院去看罗瑞卿。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同罗瑞卿在病房里合了个影。罗瑞卿情绪很好。郝治平一直呆到很晚还舍不得离开。罗瑞卿好几次催她走，最后说：“走吧，走吧，我已经服了睡前药，明天还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就送郝治平和张大使出门。临分手，罗瑞卿笑眯眯地跟他们摆摆手。

　　郝治平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

　　8 月2 日上午7 时，罗瑞卿被送进了手术室。中午12 点左右，从手术室里传来消息说，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守候在病房里的郝治平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去见罗瑞卿，但医务人员拦住了她，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到傍晚，郝治平又等来了消息，说罗瑞卿已经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了，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说了：“Good evening，Thank You！”

　　那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郝治平又等啊，等啊，一直到晚上12 点多了，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

　　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回到旅馆里去休息。刚躺下，电话铃就响起来，接着有人敲门。郝治平预感到大事不好，匆匆起身向医院赶去。等她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与世长辞了！

　　病因是：心肌梗塞突发。

　　时间是：波恩时间8 月3 日凌晨2 时40 分。

　　北京时间为8 月3 日上午9 时40 分。

　　噩耗迅速通过电波传回了祖国的心脏——北京，又传向祖国各条战线。

　　得悉此讯，举国震惊。

　　邓小平扼腕长叹：“太不幸了！太不幸了！”此语有对战友的痛悼，也有为正值用人之秋而栋梁忽折而痛心！老将军张爱萍得悉消息，痛心疾首。

　　想到上月17 日，罗瑞卿在赴德途中于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时，还通过电话告诉他，治好腿有99％的把握，还信心十足地表示：“现在我还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回忆与悲痛凝成了《痛悼罗瑞卿同志》的诗章：

　　曾忆长征险阻多，闽候未忘养沉疴。

　　万物逆旅沧桑变，百代过容如穿梭。

　　哀音忽传震海内，泪洒长城齐枕戈。

　　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

　　1978 年8 月4 日

　　杨勇将军闻此噩耗，悲痛万分，彻夜难眠，深切的怀念之情涌流笔端：

　　一个多月前，敬爱的罗瑞卿同志还在领导我们贯彻落实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任务。我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他逐字逐句精心修改和审定的。他把这次会议准备就绪之后，对我说，他要去治病，回来后还要同我们一起出去看地形..万万没想到..我党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个人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首长和良师..这出人意料的噩耗使杨得志将军心头悲痛萦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次来京途中，我心里想，到北京之后，一定要再去看望罗瑞卿同志。这位曾遭受林彪、“四人邦”残酷迫害的我军杰出的领导人，是我的老首长、老同志。..在电话上没有找到罗瑞卿同志，我深感惋惜，内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在新的长征路上领导我们大步前进。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传来的却是出人意料的噩耗——罗瑞卿同志逝世了！

　　..记得今年春天，他路经武汉时，还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壮志未酬，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对我党我军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噩耗传至皋兰山下，黄河之滨，肖华将军望着西北高原的辽阔云天，听着使人心碎的讣告，不禁泫然泪下。沉痛的回忆将他带回到3 月和罗瑞卿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

　　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罗瑞卿同志因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跨越千山万水的双腿致残，加上遭受长期折磨后积染的疾病的袭击，迫使他躺在病床上。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询问我的工作、身体和一家人的生活情况..这次会见，使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罗瑞卿同志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革命意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对同志的无限热忱。

　　他虽然受到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而且身患重病，但他一再表示要争取时间，多做工作..当他谈到这里时，两眼炯炯有光，神情十分激动。他这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革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闪出了难以抑制的泪花。我想，敬爱的陈毅同志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不正是罗瑞卿同志的光辉写照吗？..这位身经百战、遭受各种狂风暴雨袭击而坚强不屈的老将，竟然长眠不起了，这怎能不便人热泪满襟呢！

　　..

　　从老将军到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著名演员、著名作家刘白羽、张志民，从抗大的学员、野战军的干事到解放军广大官兵，从公安战线的领导人到国防科工委的科学家，特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原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解放军报社等，曾在罗瑞卿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纷纷写文作诗，追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罗大将。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在《祭罗瑞卿同志》组诗中的一节，表达了此时此地人们的共同的感受：

　　长歌当哭痈未定，忍悲挥笔不尽话。

　　一首诗成人亦苦，海天心祭不需花。

　　8 月5 日，中共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枢迎回祖国首都北京。8 月12日，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在肃穆的气氛中，邓小平浑厚而沉痛声音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我们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罗瑞卿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二岁。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病绝。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破坏战备等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侥恕的严重罪行。林彪、“四人帮”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组织实施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罗瑞卿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对敌斗争英勇机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志在内卫和国防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所作出的贡献，我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罗瑞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悼念罗瑞卿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的高责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罗瑞卿同志永垂不朽！罗瑞卿大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