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被毁掉的资料》作者：[法] 柯莱特·列娜

肖珮　译

　　（一）

　　我刚走出朗波街的拐角，一眼就看见黑乎乎的一团东西蜷伏在人行进上，纹丝不动。尽管天色才朦朦亮，我也决不会看错，那是一个男人。起先，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酣睡的流浪者，所以，我打算走到对面的人行道去，以免惊醒他，然而，好奇心却驱使我向他走去。对了，这也可能是一个醉汉！但在我们这个风气淳朴的郊区里出现这种事，却未免有些蹊跷！
　　这个人一定是感觉到有人来了，要不然就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他把头缓缓向我转过来，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走近些。
　　我发现他做这些动作十分吃力，便俯身问道：“你是不是生病了？我能帮你的忙吗？”
　　他嘟哝了几句话，我一句也没听清。接着，他的头又瘫倒在地上了。我轻轻地推推他，又问了一遍。
　　他费劲儿地又说了一次，我终于听清了几个字：

　　“快，出租汽车，维尔迪埃街１１２号……”

　　然后，他又再次昏睡了。
　　他是个醉汉吗？不，肯定不是。他身上没有酒味，他的衣着相当考究，并不凌乱。情况显得有些神秘莫测，至少有些不寻常。再说，他对巴黎郊区的状况一定是茫然无知：现在是清晨五点半钟，所有的咖啡馆都还没开门，根本无处去打电话，而他却想要叫一辆出租汽车！
　　不过，他还算走运，我的汽车就停在近处，只要往回走几公尺就是。我可以为他效劳，送他到所说的地点去。我一面发动汽车一面想，这人可能是外国人，因为他说“维尔迪埃街”时发音很特别。我会不会听错了？还得再问他一遍。
　　我尽量把车驶近他躺卧着的地方，接着，又设法把他架起来并安置到我那辆汽车的前座上。幸好，他清醒了一点儿，所以，我没有费太大的劲儿，使让他坐上了车。
　　“喂！先生！你要我把你送到那儿去呢？是维尔迪埃街吗？”
　　他点了点头。
　　“好吧！但是到哪条维尔迪埃街呢？是蒙卢日郊区的那条，还是巴黎市区里的那条？”
　　我趁着在红灯停车的时候推推他，但他照旧用古怪的口音重复说：
　　“维尔迪埃街、维尔迪埃街，１１２号，快，快，出租汽车。”
　　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坐在汽车里面。他不时地、含糊不清地明确自语，气愤地挥动手臂，然后，又昏睡过去。
　　我想，他的昏睡确实有点儿反常。这人面色苍白、呼吸困难，如果他要去的是蒙卢日的维尔边埃街的话——我知道只有巴黎南部有这样一条街——那我们离得还很远（我忘记告诉你们，我住在巴黎远郊的布尔拉莱纳），可要是我弄错了，那该怎么办呢？那么，送这个人去治疗是不是更好些？为什么不顺路到我的朋友托马斯家去呢？这时候（已经快六点了）他一定在家。也许他这么早被吵醒会不高兴，但他是医生他会通情达理的。
　　托马斯住在卡山，我必须路过那儿，反正现在我上班去一定迟到了，所以，我非找到一个迟到的理由不可。

　　我在托马斯住的新式高楼前停了车。我一按铃，门立即开了。我很快上到四层楼，托马斯已经开着门在等我。
　　“热罗姆，出了什么事？你来得真早！你脸色发白，是不是病了？快进来。算你走运，你知道，我正准备出门，再晚一分钟，你就碰不上我了。”
　　“别啰嗦了。听我说，马上跟我下楼去。”
　　我们下楼时，我三言两语地向托马斯讲述了我的奇遇。
　　在汽车里，那位陌生人一动也没动。托马斯上车检查病人，我握住病人的手腕，想和他谈话，但毫无反应。
　　“这个人可能吃了巴比妥或其它安眠药。他的心脏好象很衰弱，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医院太远，即使我们开快车，也可能延误治疗。帮我一把，我们把他扶到楼上我家里。我想这是万全之计。你来找我，做得很对。瞧！他醒了，这样我们可以扶着他上楼，不会引起邻居们的大惊小怪。我可不想让全楼的人都来找我问个没完！”
　　托马斯想快些上楼确实有道理：有的人从我的汽车旁经过时已开始放慢步伐，甚至定睛注视着我们；很可能有人会给警察局打电话，那就不知得惹多少麻烦。此外，我模糊地感觉到，如果警察局插手，这位病人可能会不高兴：如果他原来是企图自杀，这仅仅涉及他个人；如果不是自杀，那么他一旦清醒过来时，他自己准知道该怎么办……至于我和托马斯，我们两人至少不会再管他的闲事。

　　不管闲事这一点，我完全估计错误，但其它方面我几乎都猜准了。

　　我一面思量着，一面和托马斯两人各架着这位不相识者的一只胳膊，好象士兵架着伤员那样，把他搀扶到托马斯家。我尽力一丝不苟地按照我朋友的吩咐去做。
　　“你把他的上衣、领带、袜子都脱下来。给他盖好被，用力搓他全身，好加速血液循环。我去找一个盆，准备几条毛巾，必须让他把安眠药呕吐出来才能解毒。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但我们别无办法。”
　　他用一个手指很在行地把陌生人的嘴抠开，同时，紧托住他的下巴，几秒钟之内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病人还是一阵阵烦燥不安，然后，又陷入昏睡状态。他说出一些互不相关的词句和混杂在一起的法语和英语、数学、化学公式，他还反复说：“维尔迪埃街１１２号。必须到维尔迪埃街去。送我去维尔迪埃街。”
　　他在那儿能有什么呢？
　　我对蒙卢日的维尔迪埃街略有所知（如果他指的确实是这条街的话），就是那种没有任何特色、索然无味的街道：一条位于郊区的狭窄街道，路的两旁排列着式样单调、千篇一律的小房子；房前围着栅栏；仅有几公尺面积的空地，便是所谓的“花园”。因为，当春天来临时，在这块空地上有一行菖蒲或一株细小的丁香树开着花。
　　托马斯对我说：“别理他，他在说胡话。给他全身进行按摩，这很重要。他现在胃已空了，我马上泡一点儿特别浓的茶给他解毒。你看，他吐过以后已经好多了。病情不会再加重。推推他，跟他说话，这样可以帮助他快点恢复神智。别让他再昏睡过去。”
　　我照他说的办，托马斯自己走进了厨房。
　　“喂！先生，先生，你是什么人？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听见了我的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一个不理睬你，甚至可能没听见你说话的人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睁着双眼，但我想他并没有看见我。
　　托马斯终于回来了：“把他扶起来，抓住他的两只手，当心他打翻茶怀。先生！喝吧！喝了你会舒服些！”
　　“不！不！放开我！啊！不！现在，我不会让你们得逞，你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们。”
　　托马斯和我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好家伙！这件事里可大有文章呢？有人想毒死他……那么，他不肯讲出来的究竟是什么呢？
　　然而，托马斯坚持要让他把茶喝下去：“别害伯，我是医生，我在给你治疗，喝吧，这是茶，喝了对你有好处。”
　　“医生？你是医生？可是，我并不认识你。”
　　“你当然不认识我。我的朋友把你送到我家来的。想一想，你本来躺在布尔拉莱纳的街上。”
　　最后一句话好象深深刺激了他，使他骤然恢复了神智。他从托马斯手中接过茶杯，喝了起来。
　　“谢谢，茶很好。”
　　“现在，你要想方设法不再昏睡。热罗姆，你陪着他，马上就到七点半了，我必须给医院打电话。你要不要我顺便也通知你的办公室？今天早上我们两人是迟到了！唉！我该编几句什么话解释一番呢？得了，现在，病人已经脱离危险，别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了。”
　　于是，富于想象力的托马斯便向值班护士信口开河，说他正医治一个在他家门口被车撞伤的工人，因为市区里任何药店都尚未开始营业。然后，他又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他是医生，我因车祸受轻伤，他刚刚给我进行了治疗——啊！一点儿不严重，你们不用担心，一小时后他就来上班，他主要是受了惊而不是受了伤。
　　现在，请假的事我们可以安心了，但是，我们把病人怎么办呢？托马斯认为在几小时内不能让他出去，因为他可能感到不适或着凉。
　　“你是否可以开车送他回家去？你不是说过他住在蒙卢日吗？这正是你必经之路。”
　　“对，他对我说维尔迪埃街。”
　　听到这条街名，陌生人吓了一跳。
　　我俯身再次问他：“你要我把你送到维尔迪埃街去吗？你是不是就住在那儿？”
　　“别去！别去！不要到维尔迪埃街去！现在去不得！他们正在找我。把我藏起来，求求你们，把我藏起来。我不愿上那儿去！”
　　看到这个可怜的人如此忧心忡忡，托马斯断然作出了决定：“你愿不愿意留在这儿，留在我家？你可以休息，这正是你需要的。今天晚上，我的朋友热罗姆会来看你并给你送晚饭来；我要很晚才能从医院回家。等我回来后，你再和我们谈你决定怎么办。如果你想回家，我们两人谁都可以送你回去。请答应我在这儿好好休息一整天。千万别客气，要是你想喝茶，那就请喝吧，这对于你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当然啰，如果你想走，也完全听便，不过请把地址留下，这样我可以随诊，因为这几天你还很需要医生的治疗。”
　　“谢谢，你的心眼儿真好。既然你有这样一番好意，我想我会在这儿一直呆到晚上。我现在虽然觉得好一些，不过我想，如果我上外面去，可能还是走不了多远……我来向你们说说我的情况吧：我叫克里斯托夫·隆，英国人，在巴黎已经住了六个月。我在为一个化学产品工厂进行一项科研，一项十分重要的科研……我觉得他们想要盗走我的资料。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留在那儿了，可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骗了他们。对不起，我解释得很不清楚。啊。我真害怕。你们看，我很缺乏勇气。”
　　缺乏勇气？我们的朋友克里斯托夫对自己估计太低了！我要是有他表现出的一半勇气就不错。也许英国人就是这样谈论自己。
　　“好了，安心休息吧。我和热罗姆该走了。晚上见！行吗？”
　　“行啊，谢谢你们！”

　　我到达办公室后，不用说，大家对我的“车祸”问个不停。最后，我只得告诉他们，我有很多积压的工作要做，以后再详谈。我说膝盖还很痛，装做一瘸一拐的样子。
　　一个小时以后，再也没人想到我的“车祸”，也不再有人来打扰我了。

　　晚上，在归家的途中，我采购了一些食物：火腿、生菜、水果等，这是单身汉最好的晚餐。随即，我就到托马斯家去。
　　克里斯托夫一直留在屋里。他脸色仍然有些苍白，但是，不再卧床。他感到饿，这是好迹象。
　　“你好些吗？休息得不错吧？”
　　“谢谢，很好。你看，我留在这里了。我情愿等你们回来再说，我也确实需要休息。我的脑袋——怎么说才好？我的脑袋就象在雾里一样。”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我明白你的意思。法语中地道说法是：头晕目眩。但是，你用不着学，这种词外国人难以运用。还是告诉我你决定怎么办吧，我和托马斯该怎样帮助你。”
　　“你这样直率地提出要帮助我，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的确需要帮助，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向你讲清楚。”
　　“请说吧。”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研究化学的，对吗？”
　　“是的，你说过这话。”
　　“我在蒙卢日区卡尔威路租了一套小公寓，是我正式的工作室。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连续有些客人来访问我，这些来访使我很不安。昨天，有一位客人请我到他家去讨论一个法国公司的研究方案，该公司是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这人告诉我，他家里有许多重要资料要给我看。他极力强调我们相互配合的有利之处：什么共同的利益啦，研究进度可以更快啦，等等。总之，就是在这种场合人人都会说的那一套话。我呢，我没敢拒绝，因为我拿不准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我还没告诉你，派我到法国有两个理由：一是想了解法国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情况；二是要躲开一些讨厌的干扰。我在伦敦附近的实验结果多次被窃，有一些很重要的资料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决定暂时离开。我同意到布尔拉莱纳去，但我有所提防，我只随身带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
　　“你既然不认识这些人，怎么会到他们那儿去呢？”
　　“因为他们已经多次来看望我，况且他们说的都是内行话，真是这样。确实，我很怀疑他们的意图，但我对他们精通业务却深信无疑，也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糊涂。我弄不清他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是想了解一些情报以便超过我，抢在我前面发表成果呢？还是想把我所有的资料据为已有并加以销毁呢？对后一种做法我简直无法想象。不会的，这不可能！”
　　“销毁你的资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看起来他们有可能要得到你研究的状况，要不然就是想剿窃你的研究成果，以加速他们的研究。”
　　“对，我认为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从现在起，我和他们将展开竞争。谁首先搞成配方，谁就能得到财富和荣誉，说不定可以得到诺贝尔奖金。啊！你知道，当我说‘财富’这个词的时候，我想的并不只是钱。我对工作比对钱更感兴趣，但是，如果我有几百万法朗，我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研究。那就用不着浪费许多时间提出预算，并且说明为什么我用一百法朗去买了原可以用九十五法朗在另外一家商店买到的器材……有时我就近可以买到一种仪器，可是为了节约五个或十个法朗，我只得跑遍整个巴黎。我们的老板往往想不到我这样做对他们是更大的浪费。我讲的这些事一定使你不耐烦了吧？有些小事往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
　　“对，我明白，我自己也常常遇到同样的情况……但是，请告诉我，你的那些同行——或者说竞争者——我简直不知道该叫他们什么才好——究竟是怎样使你处于昏迷状态的呢７”
　　“啊，对了，是这么回事：我们讨论了很久，他们看到，我说话并不随便。他们一共三个人，有一个人一言不发地听着，样子很不高兴。突然，他向我提议喝一点儿酒，可是，我拒绝了，因为我不会喝酒。但他很快又从另外的一间屋子里拿来了一些柠檬汁。”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当时很渴，所以，就接了过来，一口气就喝了一大杯。虽然我觉得味道有些古怪，但还不至于使我无礼地拒绝。”说到这里，他轻轻叹了口气。“以后的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使我根本来不及采取对策。大约一刻钟以后，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于是，高个的瘦子对我亲切地说：‘啊，朋友，是否有些不舒服？你躺一会儿就会好的。’说完，他搀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隔壁一间又小又黑的房间里去。我觉得全身瘫软无力。他让我躺在床上，然后借口用水给我擦脸，强迫我嗅了乙醚。我想反抗，但无力做到，很快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似乎房子里已空无一人。我竭尽全力挣扎着站起来，回到第一间房间里去。我敢肯定，我所有的资料都已无影无踪了。尽管当时神智不清，我仍然看到原先放资料的桌子上已空无一物。也许他们把资料拿去复制了？好在问题不大，我刚才说过，我随身只带了一些无关紧目的资料。不过，我必须尽快逃走：要是他们看出这些文件无足轻重，知道自己受了骗，他们会回来折磨我，强迫我说出我没有告诉他们的研究情报。出乎意料，我看到所有的门都开着，他们一定没有预料到我会这么快就苏醒过来……我真有些莫名其砂！我不明白这些人究竟要得到什么。最后，就象你见到的那样，我没有力气走得很远——我甚至根本不记得我怎样走出了花园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你是怎样把我带到这儿来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我们现在离开布尔拉莱纳很远，是吗？”
　　“不÷太远。这儿是卡山，我们是在我的朋友托马斯·拉费尔特家。他是医生，我和他认为在这儿给你治疗比送你到医院更好些。”
　　“幸亏如此！要是到医院就必须说明情况，我可真不愿意警察局干预。我没有任何证据指控这些人，况且我又是个外国人。”
　　“法律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
　　“是啊，我知道。但是，这常常使事情更复杂化。你们这些法国人总说自已是个人主义者，我们这些英国人呢？我们也是个人主义者。我情愿个人进行自卫，能坚持多久算多久……”
　　一阵响亮的门铃声打断了克里斯托夫的话，托马斯回来了。
　　“嘿，咱们的‘活尸’怎么样？我希望他的情况不妙，因为我在医院已经干了十二小时，现在要是没活儿干就会不自在。今天在我手里才死掉了十一个病人，我很想凑够一打呢！”
　　“大夫，很遗憾，活尸身体很好，你的治疗完全没能把他置于死地。”
　　“真倒霉！下次我一定要干得更漂完一点儿！”
　　“同意！我记下你的号码。大久你真会逗趣。说真的，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两人的救命之恩。”
　　“啊！救命？别说得太过份了。如果没有我们，清晨的凉气也会使你苏醒，要不然，别的过路人也会帮助你的。”
　　“那倒不一定。我刚才正对热罗姆讲，我那些最亲爱的同行在我离开不久后，一定会回去。他们找不到我一定惊讶万分。我能肯定，他们如果在人行道发现了我，一定会很快把我带回他们的住处。我简直不敢想象，他们将会怎样处置我。”
　　“你好象很怕他们。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想要把你怎样呢？”

　　（二）

　　“这正是我一年来琢磨不透的问题！自从我在一份专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世界钢铁生产的文章……”
　　“难道为了一篇文章，别人就要毒死你？”
　　“很可能！我在文章结尾谈到钢铁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产品，它使世界经济破产；如果用一种更经济的新材料代替钢，世界就会改变面貌。我说明了这一点，你们不会惊奇为什么有人要毒死我了吧？”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发表了这种看法就有人要加害于你？”
　　“托马斯。别说了！让克里斯托夫讲下去。如果你用心听，就会明白，我好象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正在探求这种可以取代钢的特殊材料的化学结构。”
　　“热罗姆，你说对了。我的错误在于过早地宣布肯定会取得成果，但现在看来，取得成果并非易事。”
　　“现在，我渐渐清楚了！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一种假想的材料来代替大家都熟悉的钢。因为，这种假定的材料也许永远不能完全具备钢的优点，因而，也无法具有钢的功能！何必为钢操心？还不如去研究别的产品。”
　　“亲爱的大夫！我所要他的事恰恰是：不让钢铁高枕无忧，更确切地说，就是不让那些钢铁大老板们高枕无忧。在美国，最丰富与最易开采的铁矿几乎部开采殆尽，其它生产钢铁的国家的铁矿也减少了产量。新近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些蕴藏量丰富的铁矿——在拉布拉多半岛上最多。但是，当地的气候严寒，所以开采困难，花费巨大。用不着我多解释，由于拉布拉多所处的地理位置，除了开采费用之外，还必须付出巨额的运费。”
　　“如果钢的生产费用很高，而且越来越高的话，那么，所节明机器及其他钢铁制品也会越来越贵。对不对？”
　　“那还用说。”
　　“到那时，生产钢及钢铁制品的国家就会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霸主。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这些‘不发达’国家只不过是由于资源缺乏，才无力发展经济。”
　　“这个问题不象你想的那样简单。”
　　“我知道问题不这么简单。造成世界上贫困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请和我一起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可以造成价格低廉的火车头、拖拉机、轿车、卡车、织布机、轮胎和其它各种产品，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就不再需要象两千年以前一样用镰刀收割了。”
　　“你以为还有人用镰刀收割吗？”
　　“托马斯，这并非是我的臆想。我亲眼见过，那是在中非一个小村庄里，一个农妇在地里用镰刀收割，我站住仔细观察她：她的动作很美，沉着而有节奏，我简直想把她画下来。我们交谈了起来。她告诉我，她要用一星期才能收割完这片地。如果用机器，这一小片麦子用一小时，就可以收割、脱粒、包装完毕。你们还想再听一个例子吗？Ｎ国目前正在兴建一些水坝，你们知道是怎么干的？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儿童用小筐运土！用这种方法需要多少年才能建成一个水坝？在等待水坝建成期间，每年郁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Ｎ国没有钱买机器，也没有金属制造机器。”
　　“那么，你的新材料怎样解决这一切问题呢？”
　　“这种材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能改变世界上许多情况：那些不发达国家可以更快地发展经济。由于能够很便宜地买到必不可少的机器，他们很快就可以不依靠别人，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这样。”
　　“你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这种代替钢的化学合成材料吗？”
　　“近三十年来，有人找到了代替羊毛、棉花、橡胶、玻璃和很多其他东西的合成材料。有人能够用十二小时，花五百法朗，就建成一所真正的房子。”
　　“实际上并没有建成这种房子。”
　　“是没有建成！你们知道原因何在吗？”
　　“不知道！”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因为建造这种房子会使某些人破产，所以，还不如让穷人住在露天更省事些。”
　　“亲爱的克里斯托夫，我有点儿明白了。你是那种不肯随遇而安的人。”
　　“而你呢，大夫？如果你知道有病人在等着你去治疗，难道你还能安心睡觉吗？”
　　“当然不能！”
　　“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我想法找到代替的的材料，就象尼龙替代了蚕丝那样？”
　　“可是你刚才说，你的研究结果并不理想……”
　　“对不起，我是说我的研究工作不如几个月以前我期待的那样进展迅速。科学研究中不是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吗？你前进了一大步，于是乐观起来。接着，一个枝节问题使你停滞不前。我所担心的并不是这一点。我想搞清楚的是别人为什么要偷走我的资料，他们为什么要毒死我。”
　　“不！没有人想毒死你，他们只想让你昏迷，这是两回事！”
　　“是啊！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好呀！热罗姆全清楚了，热罗姆会向你说明一切。亲爱的朋友，洗耳恭听吧！他已经十分钟没说话了，因为他在思考。谁知道呢！说不定他会把你所想要的公式的答案交给你。你研究这个公式几年了！”
　　“两年了。”
　　“托马斯，你干嘛这样挖苦人？”
　　“啊！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渺小，怎能侈谈世界的命运？这种种观点……喂，热罗姆，你说话呀，把你搞清楚了的事情告诉我们。”
　　“我并没有说我搞清楚了什么事情。我只是说，事情很清楚。我敢肯定，有人企图盗走克里斯托夫的秘密资料。他自己告诉过我们，这些人借口和他共同探讨，想诱他说出一切秘密，但他们看到他并没有说出多少有趣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想看克里斯托夫的资料。”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啊！为什么？”
　　“因为，假如一个大公司想要收买一个工程师，它只要给他钱并向他提供一个与他研究项目符合的职位就行了。这样做更容易……克里斯托夫，一定是你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也许只是想延误你的研究，”
　　“有可能，但我是一个英国人，有着英国人的牛脾气。你们知道斗犬的特点吗？”
　　“知道，当然知道。”
　　“这种狗平时温顺而安祥，但它一旦发怒咬人，就宁肯被入杀死也不行松口。我和这种斗犬有点儿相象。当然，我不会听任别人杀死我，我不想成为什么殉道者。我还年轻，我热爱生活。无论我的对手采取什么办法，也不能使我放弃我的目标。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斗争，我已下决心，要斗争下去，只要一息尚存，便耍斗争到底。”
　　“你说要斗争到生命最后一息，可今天晚上你却无法斗争很久了。你那些‘亲爱的同行’知道你住在哪儿吗？”
　　“很糟糕，他们知道。”
　　“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呆在你家。”
　　“我可以锁上门。”
　　“但是他们可以把门打开！复制一把钥匙并非难事。从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来看，我相信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但是……”
　　“我是你的大夫，你应该听我的话。我要求你远离你的住所，静卧三天。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你在法国没有朋友吗？”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在这儿一个人也不认识。六个月来，我只埋头工作。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在巴黎。有一天，我到拉沙贝勒门附近去买东西，顺便登上了圣心教堂，从高处俯瞰巴黎，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埃菲尔铁塔挺立在市内，就象是一根插在帽子上的羽毛；与之相反，巴黎圣母院却深藏在一幢幢的房屋之间。我不太喜欢圣心教堂，因为它的外形就象是一块白色的大干酪，可是一旦登上它的顶端，景致却十分迷人。不过，一转身，我就把它置之脑后了。确实，除了我住所看门的女人——一个好心的妇女——和我那些可爱的‘同行们’以外，现在又加上你和你的朋友热罗姆，此外，我在巴黎进也不认识了。”
　　我一言不发地听着这一席长谈。我知道，我和托马斯在一起，我就用不着说话。我很喜欢克里斯托夫：他谈论任何事情都热情而纯朴；他的面孔开朗，棕色的双眸十分温和。我打心眼儿里想帮助他。他是化学家，我是工程师；他和我年龄相仿。我一句话没说，站起身去打电话：
　　“喂，妈妈！是呀，我是热罗姆。没事！一切都好。是啊，对不起，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愿刚才没有吵醒你。呵，你和平时一样在看书。那么，你愿意再多看一个钟头吗？因为我想带一个朋友来。他遇到一些麻烦，你一定要让他在家住几天……啊，你总是这样好！我知道，只要有困难就可以找你帮忙。好吧，一会儿见。”
　　托马斯和克里斯托夫默默地听着。我刚撂下电话，托马斯便放声大笑起来：
　　“你说得对，你母亲总是这样好。假如，你向她要月亮，她也会立刻替你去摘的。”
　　“行了！你今天说得不少了！现在该我出马了。”
　　克里斯托夫和我出发了。这是一个明朗的夜晚，空气清凉而潮湿。巴黎秋季，天气常常如此。已是夜晚十点多钟了，在第二十号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到奥尔良门以后，我们向左拐，疾驰在城外的大马路上。这样，车速可以更快，每小时行驶六十公里，一次也不用停车；只要车开到信号灯前，总会赶上绿灯，好象信号灯专门等着我们改变颜色似的。
　　克里斯托夫坐在我身旁。他一言不发，我也不去打扰他。我感到他心事重重，疲惫不堪。
　　到了圣·克卢门，我们离开公路，转到市内的马路上行驶。
　　钱拉·德·内瓦尔衔和平时一样寂静、空旷。在这条街，用不着花很多功夫绕圈子，就可以找到停车处。这样的街在巴黎已是凤毛麟角，只怕好景不常。夜深人静，整条街沉睡着，真象是外省的街道。街上的咖啡馆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已关门，于是，整条街的生活也随之停息。

　　我的母亲一直在等侯着我们，门立即打开了。
　　“啊！你们来了！我都开始担心了。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夫。你能不能接待他几天？他会把自己的事讲给你听。天太晚了，我呢，该回去了。”
　　“刚才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你，我很欢迎你的朋友来住，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咖啡。先生，你看。我和儿子住在一个城市里，可是，半个月没见过面。现在他来了，为的就是马上向我告辞。”
　　怎能不留下呢？我心里明白，母亲宁愿由我来向她说明情况，因为她从未听我提起过克里斯托夫。
　　不过，克里斯托夫却立即帮助我摆脱窘境：“夫人，今天早上您的儿子救了我的命；今天晚上您又救了我的命！”
　　我们放声大笑。克里斯托夫说话的腔调好象在演戏，逗得人没法不乐。
　　“好妈妈，起快让他上床吧，他很需要休息。明天，他会把遇险经过讲给你听。现在，我要走了。晚安，再见！”

　　第二天，我很忙，一整天都没空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克里斯托夫的情况。我自己的家当然没有电话，等我九点钟以后返郊区时，咖啡馆都已关门，找不到打电话的地方了。有些方面，巴黎这个城市很现代化，可是，提到电话设施，巴黎郊区就和萨哈拉大沙漠一样糟糕。

　　第三天，我刚到办公室，老板的秘书就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赴纳威尔紧急出差。晚上，我回家已经很晚，还是打不成电活。在我的信箱里，有一封蒙卢日寄来的快信。信是母亲写的，她叫我当晚去一趟，并没有什么说明。我已经累得够呛，只好豁出去，让她等到明天吧。不用说，我心里十分担心，想必是克里斯托夫出了什么事。

　　第二天我到的时候快八点了。八点对于巴黎来说拉不算“太晚”。在咖啡馆里，正是饭前唱开胃酒的时刻，也正是这时，小狗跟随着主人漫步在人行道上。一只一只的小狗在树下面煞有介事地东嗅西嗅，这时，主人们便谈论着气候的变化或者互相发发牢骚。
　　在钱拉·德·内瓦尔街上，有一个高个子的黑头发育年抽着烟来回走着。他似乎在等侯什么入，不，咖啡馆或地下铁道入口处才是大家经常约会的地点。这个人面孔阴沉。他死死地盯着我。我想，这人可不招人喜欢。如果让他这样久等的是个姑娘，那么。她做得很对；换了我是她，我干脆不来赴约。
　　母亲一定看到我来了，没等我按门铃，她已把门打开：“啊，你可算来了！快进来。”
　　克里斯托夫的脸色还不算太好。
　　“又见到你，我高兴极了！”
　　“孩子们，吃饭吧！热罗姆，我们需要你出主意。是这么回事：昨天下午，克里斯托夫想要回往所去取几本书以便工作。他的精神还不太好，所以，我提出开车送他去。我们到了卡尔威略，克里斯托夫看了一下他信箱砚是否有邮件。女看门人准是听见了他的声音，从门房里走了出来。
　　‘先生，您没在家那会儿，有一位先生非要见您不可。他说您那儿有他的文件，他急需用，您原先答应还给他。他气极了，甚至打算闯进您的房间。他来问我是否有您的房门钥匙，我说没有；即使有，我不得到您的允许也不能让他进去。于是他说给我钱，因为他知道我准有您的钥匙。可我呀，是一个正派人。先生，我拒绝了，不许他上楼。但是现在，我有点害怕，因为他的脾气真坏透了。今天早上他又来过，他还是想上楼。我说用不看上去，因为您还没有回来。于是，他就坐在对面的咖啡缩里等了整整一个上午！瞧！快瞧！他的汽车还停在那儿，他一定就在附近！我马上去看看，告诉他您回来了……’
　　我们费了一番口舌才算让她明白：她绝对不能声张，别对人告诉我们在这儿；那位先生说的是假话，他的目的是要偷克里期托夫的资料。”
　　克里斯托夫上楼回房间去，我就在楼下和母亲唠嗑。当我谈到“刚才还看到有一个黑发青年在门口踱来踱去”的时候，又从楼上下来的克里斯托夫的脸，唰一下变得毫无血色：“啊！他盯上我们了！我要下楼去对他说几句话……”
　　“你疯了！镇定些！妈妈，把灯关了，我好从窗户往外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儿。没有，我没看到他，不过，他可以象在蒙卢日那样，稳稳当当坐在咖啡馆监视我们。我现在去咖啡馆买烟卷，这样就能看到他在不在。”
　　五分钟以后我回来了。
　　“怎么样？”
　　“他在咖啡馆吃晚饭，可是，咖啡馆至迟十点就关门，他总不能在街上过夜吧。”
　　克里斯托夫沉默不语，最后他开了口：“我不能因为有三个恶棍在找我，就一天天地不工作。他们也许是想打听我的秘密，也许是想阻止我进行研究，但他们总不会杀死我。当然，如果他们把我的资料偷走了，我就需要几个月才能重新写出来，那么，等我搞出成果时，他们早已搞出来了——大慨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我的时间很宝贵。你们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不知怎样感激你们才好，但是，我已拿定主意，明天，我就回去工作。”
　　“克里斯托夫！”
　　“夫人，不必多说了。您应该理解我。热罗姆，如果你处在我的境地，你会怎么做？”
　　“那个黑发青年会到你家去，跟踪你。你一到家，他就把你打晕，拿了你的钥匙，不慌不忙地偷走你的资料。”
　　“我可以想办法不让他看到我出去。”
　　“你想得大天真了！”
　　“不，我还有些事没向你们讲清楚：我在蒙卢日的住处，还不是我唯一的工作地点。我还有一个实验室，那个青年肯定不知道这个实验室。我就到那儿去，可以想办法就在那儿生活。”
　　“可是你从这儿一出去，他就会跟上你。”
　　“夫人，我不能借口这个青年人要偷我的资料，就在您家没完没了地呆下去。我必须工作！”
　　“听我说，克里斯托夫。我有个主意，那个黑发青年不知道我认识你，对吧？”
　　“我想他不会知道。”
　　“那好，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去把你需要的资料取来。有必要的话，取些仪器来也行。我有车，这并不麻烦，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儿工作。那个人等五、六天还不见你出去，可能就不再等了。”
　　“热罗姆，我很感谢你的帮助，就照你说的做吧。也许他几天看不见我会以为我离开了，那我以后就可以清静些。你什么时候能到蒙卢日去？”
　　“随便什么时候。明天怎样？不过，你得告诉我实验室在哪儿。”
　　“我的实验室就在维尔迪埃衔１１２号！”
　　“哈哈！维尔迪埃街１１２号！”
　　“你笑什么？”
　　“啊，没什么！也可以说，有点什么！这个地址我早就知道。”
　　“怎么？你早就知道？”
　　“当然！我在布尔拉来纳遇到你时，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地址。后来，你又反复说了不下二十遍。”
　　“怎么搞的？我一定是在昏迷不醒时说出来的。”
　　“啊！你放心，你昏迷不醒时他们并没有一直看守着你。你昏睡初期可能什么也没说，就算说了，也无法挽回。你认为他们能够进入你的实验室吗？”
　　“我看很难。我装了一个特别的锁。不过，这些人是不择手段的。”
　　“管他呢！冒一下险吧。我上那儿去一趟。请你把需要我带回来的资料开一张清单。”
　　克里斯托夫把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一向我解说，我决定第天一大早便出发。

　　（三）

　　清晨，我驱车在巴黎行驶，渐浙苏醒的整个城市展现在我的眼前：工人乘地铁的头班车去上工；最后几辆运送蔬菜的卡车到达了中心菜场；住宅的窗口稀稀拉拉地闪烁着灯光，不时出现一家开始营业的咖啡馆，很多人在里面匆忙地喝热咖啡；沉睡着的小汽车整齐地排列在人行道上，就象是一个个黑色的大甲虫。
　　这种时刻，谁都在会觉得这城市是属于自己的。但这种感觉只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就好象夏天的日出，虽然景色壮观，但却转瞬即逝。天色刚刚透亮，蒙卢日寂静无声，见不到一个人影。当然，在克里斯托夫住的那所房子前的人行道上，也是杳无人迹。尽管如此，我还是小心谨慎地把汽车停放在稍远的地方，然后步行一段。
　　１１２号和周围的房屋相比，没有任何特色。我轻轻地打开门走进去，里面很冷。我怕引人注意，不敢开电灯，但是，走进一所从未到过的房子，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我慢慢地前进，沿着墙摸索，竭力回想克里斯托夫的描述：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楼梯，在底层，靠左边有一个门，那是厨房。他告诉我不用到厨房去，万一出事，可以从那儿溜走。
　　我爬上了二楼。哎呀！这楼梯的木板吱咔乱响！如果楼上有人，他早就知道我来了。
　　瞧，门锁着！我在开门前犹豫了一会儿，谁知道门背后有什么？我站住，侧耳细听：没有情况，无声无息。我轻轻轻把门推开。这时，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幸好克里斯托夫对我说过，这儿到处杂乱无章！不对，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桌子、仪船、一叠叠的纸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堆得太满了。我必须典一些时间才能找到我要的东西……就在这儿，靠近左边的墙，有一张大桌子和一个灰色的文件柜。一点儿不错。克里斯托夫把文件柜的钥匙给了我。我从衣兜里掏出钥匙，插进锁眼，于是，我听到一声奇怪的金属碰击声。这声音并非来自文件柜，却是来自楼下……有人打开了一扇门……声音又出现了……有人企图打开这所房子的大门……我冒了一身冷汗……如果有人进来了，我该怎么办？
　　我把文件柜关好，然后四处张望，想找一个藏身之地。我紧张得发抖，竟然把钥匙掉落在地上。我不加思考地弯腰去拣钥匙，却发现在一个小柜子后面射出一线微弱但清晰的亮光。
　　那儿一定有一扇门，克里斯托夫可是只字未曾提到。我已经没有时问仔细考虑，楼下的声音还在继续响着，我必须躲起来！
　　我轻轻推了一下柜子：果然，后面有一扇门。我把门打开，然后，把柜子尽量拉回原处，使别人看不出我是从柜子那儿过去的。我把门关好，倾听着，但什么也听不见。我四面打量了一下，我藏身的房间略小于外面那间，但同样塞满了各种器械。
　　我看到面对着我有一扇门开着，通向一个楼梯。我小心翼翼地下楼，唯恐楼梯格格作响。随后，我就到了一扇和正门很相似的大门面前，门用插销闩着，我轻轻拔开门闩。门开了，外面是个小花园，花园尽头是铁栅栏。
　　我走过去，四处观望：栅栏外不是马路，而是几个花园内间的狭窄过道。我抬头向楼上看看，窗户还是黑黑的。
　　天渐渐亮了。除了附近花园中有几只鸟开始鸣唱以外，一切都还沉睡看。
　　我是否应该鼓起勇气再回到房子里去？
　　我等了几分钟。确实，我想我可以再进去一次试试，因为，我现在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样逃跑！
　　我又悄悄地上了楼，把耳朵贴在门上：一片寂静。我打开门，悄悄推开柜子，没有发生任何事。我进到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在原地。快行动！我立刻从文件柜里拿出资料，准备下楼，这时我一转念：我何不从花园出去？
　　两分钟以后，我已经到了维尔迪埃街拐角处。在那儿，出现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在我前面几公尺的地方，有一个人背对着我，穿过马路，上了一辆小汽车，我只看清他是空着手上车的。不过我认出来，他就是在钱拉·德·内瓦尔街上盯梢的家伙。可是，我确信他没有看见我，因为他根本没有回过头。
　　必须通知克里斯托夫，他的实验室已不再是一个秘密的所在。这位黑发青年刚才肯定是想进去而未能得逞。不过，他总会有办法复制一把钥匙的。

　　我一到办公室就给母亲打电话。可是，挂了半天也不通。怎样回事？我知道母亲从不在电话里长谈。
　　直到正午，电话才总算通了。
　　“喂，妈妈！上午我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过去，是怎么回事啊？”
　　“打不过来！一上午我都没有摸过一下电话。一定是电话出了毛病！”
　　“我可以和克里斯托夫说几句话吗？”
　　“他正等你的消息，心急得很。”
　　“克里所托夫吗？坏消息。他们到你的实验室去过了。……没有，没有进去，放心吧。他们一定是进不去，你的锁很好，他们还没能把锁撬开。”
　　“你看，我说对了吧！我本应自己去实验室，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藏越来。你把我的资料拿到手了吗？”
　　“拿到手了。你想什么时候到那儿去？”
　　“今天就去。”
　　“你耍不要我下班后到实验室接你？两个人办事会方便些。再说，有汽车你可以多带些东西走。”
　　“太感谢你了。你几点钟能到？”
　　“我在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来，行吗？”
　　“就这样说定了。我等着你。我要锁上门，你按三声电铃，两声长，一声短。再次感谢你，晚上见！”
　　我出发时显然晚了。运气不好！巴黎五点到六点之间，交通几乎完全堵塞。人人都赶着回家，谁也别想通行！
　　从我的办公室到奥尔良门，一直有一辆绿色ＤＳ汽车挡着我的去路，我怎样也无法超过去。我的车是一辆小车，所以，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想法：一辆ＤＳ高级轿车永远不许其它车超过它！驾驶者在反光镜中盯着我，好象拿我开心：他故意在驶近绿灯时放慢速度，正好遇上红灯，在我前面停下，然后他又迟迟不开动。有一次他甚至熄了火，使得整条街的交通停滞了几分钟。所有的人都按喇叭——巴黎开车的人可没有多大的耐性——可是他却满不在乎。他下车检查发动机，然后上车更新启动。这个区的街道都十分狭窄，想要到另一条街上开快车也办不到：每条街都一样水泄不道。在奥尔良门附近的第二十号公路上，我总算甩掉了这辆车，但它至少耽误了我一刻钟！
　　当然啰，我在维尔迪埃街找不到地方停车。我从１１２号前面开过，看到楼上有灯光，克里斯托夫还在那儿。我花了几分钟时间，总算在不太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停车处。
　　到了１１２号门的，我照着约定的方式按铃，但没有回音。我等了一会儿，听到楼上有声响，我又按铃，又听见声音，好象有人在挪动家俱。克里斯托夫在干什么呢？怎么听不见我的铃声？我使足了劲儿第三次按铃，但也枉然。于是，我试探着推了一下门。哟，门没有上锁！太奇怪了！克里斯托夫曾对我说，他会把门锁上的。
　　我走进去并大声叫：“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我来了，我是热罗姆！”
　　一个窒息的声音回答我：“快！快来！”
　　接着我听到一下低沉的拳击声和一句粗话。
　　我冲上楼梯，上到二楼，恰好，，这时一个男子挨了重重的一拳，整个身躯摔倒在我的怀里。我不容他站起来，动手就打。他极力反抗，但我们是两个人，终于制服了他。我不爱好运动，真的，再说我好几年没打过架了，我缺乏这方面的锻炼。尽管如此，我的帮助使克里斯托夫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每次那个人想爬起来，他就象职业拳击家一样，准准地打他一拳。几分钟后，我们的对手已经无力还击，于是，他身不由已地跑下楼去。我开开门，把他推到外面。他靠在墙上，搭拉着脑袋，一动也不动，好象喝碎了。
　　我关上门——这次上了锁——然后，我才顾得上打量一下克里斯托夫。可以看出，他的胜利来之不易。我到的正是时候！他的上衣全被撕破，领带被揪了下来；脸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坐在楼梯最下一级，擦着额头上的汗，大口喘气，好象刚刚参加过长跑似的。我还不敢盘问他，何况我已明白了，至少我自以为都明白了。
　　这时，我听到房子前有人说话和关汽车门声。我好奇地往外面看：马路正中停着一辆汽车，有一个人走到我们对手跟前，帮他站稳，搀着他上了汽车。啊！又是一辆绿色的ＤＳ汽车！我仔细看了看开车的人。没错！我不会记错！就是刚才挡我路的那个家伙！就是那个时时不许我超车的家伙！怎么搞的？这一切绝非巧合！
　　现在，他们两人都上了车，迅速地开走了。
　　这么说，他们也认识我。他们刚才耽误我的时间，阻止我前来，至少阻正我在克里斯托夫被击败以前到达——他们相信可以击败他，然后，他们再击败我。
　　奇怪，他们怎么会得知我要到这儿来呢？第一个人怎么把门叫开了呢？克里斯托夫明明告诉我他要锁门，还告诉我按铃的方式……是谁向他们通风报信？他们这样劳心费力又是为了什么？我感到疑惑不解。也许克里斯托夫没有把全部实情向我们和盘托出？不管怎样，我应提醒他。
　　我走到他面前。他一直坐在楼梯那儿，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上楼吧，我扶你一把。你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谢谢，不休息了。我必须立刻处理一切并尽快离开这里。他们可能会回来。这一次他们又没有得逞，可是，我不会永远这样走运。快，动手干吧。在我找到新居之前，既然你母亲还愿意让我再住几天，那么，咱们赶快把必须的东西拿走，立刻回家去，我可不想让你母亲今晚又久等。”
　　我佩服克里斯托夫的勇敢与坚定，不过，我没敢立即告诉他我所发现的情况。他的脸色还很苍白，身体也在颤抖。
　　“克里斯托夫，你稍微休息一会。告诉我，我来干。”
　　“我不能休息，热罗姆。我敢说，那个坏蛋一定回去向同伙报告自己未能得手。要是我休息，那么，我们还没离开这儿，他们就会回来。他们没能撬开门，我看出他们撬过，门上有痕迹。我可以发誓：他们永远得不到我的秘密，得不到！只要我一息尚存，他们就休想得到！”
　　“难道你的生命还不如这个秘密宝贵吗？”
　　“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我对你讲过，你也已经知道，我要找到的这种材料会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我对此满怀信心。你知道于连·索黑尔马？”
　　“斯汤达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知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想当拿破仑？”
　　“没有，我从没考虑过。我欣赏于连，是因为他刚强坚毅，而不是因为他想当什么拿破仑。”
　　“于连想要征服世界。不幸的是，他为了一项非正义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与聪明才智。因此，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想得对，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应该幻想征服世界，起码要想干一番事业去改变世界。二十岁的人不应该满足于世界的现状，而应该勇敢地相信改变世界是可能的。我不止二十岁了，但我相信，大家可以努力去改变世界的面貌。我属于被人蔑视而称之为‘理想主义者’的那种人……”
　　“克里斯托夫，我认为你的看法很对。”
　　“现在赶快做事吧。接住！把这些资料放在一边，咱们到另一间实验室去，他们可能会发现它，我什么重要东西也不能留在这里。我以前没向你提起另一间实验室，因为我本来以为用不着把什么都带走。现在，我不再抱任何幻想，怎么，你已经知道这间屋子了吗？”
　　于是，我把早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克里斯托夫，告诉他我怎样偶然发现了这间屋子。
　　“这更有理由要把所有东西都搬走，因为他们要是来了，也会发现的。”

　　一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奔驰在城外的大道上。我一面开车，一面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帮强盗怎么会认识我？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要在六点左右到维尔迪埃街去？又怎么会知道用那种方式按铃叫克里斯托夫开门？
　　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没能立即接通，然而整个上午她却既没有打出出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竟然会有这种事？对了，正是如此：他们一定在我母亲的电话线路上安装了一个小录音机或窃听器，所以，他们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我一定要问问妈妈，是否有人来“修理”过电话。
　　母亲看到克里斯托夫回来时，叫了起来：“谁把你搞成这副样子？你和人打架了吧？”
　　我们请她放心，母亲就去准备晚餐，克里斯托夫整理材料，我这时就仔细搜索。我拆开了电话，检查了所有的电线、墙壁，连门铃也没放过，但没找到任何可疑物品。然而，他们什么都了解，而且分毫不差。在没有找到可疑物品以前，我应该嘱咐妈妈和克里斯托夫要谨慎小心。

　　晚饭后，我们谈论今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当然。母亲显得有点儿提心吊胆：“克里斯托夫，你为什么不把遇到的倒霉事报告给老板呢？你甚至可以把资料寄一部分回工厂去。我明白，你舍不得离开这些资料……”
　　“我正想这样做。不过，寄资料以前，我得先写封信，告诉老板所发生的一切事。我本来答应年底以前搞出成果，可是现在已经是十月了。我说过，我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但是，我知道快要得到答案了：再努力工作一、两个月，我就能成功。您说得对，明天我就写信，如果必要，我甚至可以回伦敦。”

　　（四）

　　“克里斯托夫！有你一封信！从伦敦来的。”
　　真奇怪，才一个星期回信就来了，这还是第一回。
　　信很短。
　　“怎样说都行，我感到出乎意外。信上说，由于我的研究已经很深入，有两个正在巴黎工作的同事要和我见面讨论一下。他们几天后就要回伦敦，要我尽量详细地向他们汇报，因为总工程师要了解我研究工作的准确情况。”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不合乎公司的惯例。公司里，每个工程师只应了解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不明白，如果公司要了解我的研究状况，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去伦敦呢？”
　　“他们想省掉你这笔旅费。你不是说过，公司不愿意胡乱花钱吗？”
　　“也许您说得对，不过，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我去赴约时，什么资料也不带；假如一切顺利，我再把他们要的资科给他们也来得及。我提防一些还是对的吧？”
　　“对，你确实应该防一手。你什么时候去见你的同事呢？”
　　“明天，在圣日尔曼大道的一个小咖啡馆里。”

　　第二天，克里斯托夫如期赴约。约会地点在圣日尔曼·德·勃雷教堂附近一个小咖啡馆的露天座席。周围咖啡馆很多。
　　他暗自思忖，怎样才能认出他的同事们。他等了十分钟左右，有一个衣着入时的年轻人走过来低声问他：“您是克里斯托夫先生吗？”
　　“是我。”
　　“我是安德列·勒……”
　　克里斯托夫根本没听见他姓什么。他感到惊讶：显而易见，这年轻人是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见到你很高兴。”
　　“克里斯托夫先生，请您原谅我的同事，他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有一个重要客人来访，因而，现在无法脱身。可是，我们明天就要回伦敦，所以，他请您多等一会儿，他在一小时内一定会来。他来以前，我们可以互相熟悉熟恋。再说，这些人行道上的咖啡座实在惬意得很，对吗？你在巴黎快活吗？交了些朋友没有？没有？也许交了些女朋友？也没有？那么，你去看戏吗？听音乐吗？跳舞吗？”
　　克里斯托夫心神不定，无心答理；年轻人说的话使他十分反感。他几次三番要谈工作，但是，这位年轻的花花公子总是回答：“啊，请先别谈工作，等我的老板来了再谈。今天我感到象放假一样轻松……你还不如看看在那边坐着的标致姑娘！看她那一头金发，她一定不是法国人……你这个皮包里装的是什么？啊，对了，真的，我希望你什么也没忘记带来！老板不怎么好说话。如果你不把他要的东西都给他，他一定会对你不客气。你确实把所有的材料都带来了吗？”
　　“是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等我知道他究竟要哪些资料以后，我还可以更准确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难道工厂的信没有对你说清楚吗？”
　　“说清楚了……”
　　“那么，你把那些材料到底带来没有？”
　　克里斯托夫感到很不自在：“带来了。”
　　“这对你是好事！”
　　这时，一个招待员喊道：“勒热纳先生！电话！”
　　“啊，我的电话。对不起，请等一会儿，一定是老板打来的。”
　　两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老板打来的。他告诉我们他来不了啦。”
　　“那就没办法了，我下次再和他见面吧。”
　　“啊，啊，你想得倒好！他来不了，可是他要我们到他那儿去。就因为这件事我才生气。差不多快六点了，他让我们等了一小时，现在又要我们到圣·克卢……为什么不叫我们到更远，到甘露尔去呢？啊，不行！你要是愿意，你就去！今晚我在巴黎是最后一夜，我可不想讨论化学。”
　　“但这是你的工作！”
　　“对，这是我的工作，可是到星期五下午六点钟，我一星期的工作就结束了，我该娱乐娱乐！星期一上午八点半，我才再开始工作呢！”
　　“这是你自己的事。可是，我怎样才能到圣·克卢去呢？我连老板的姓名和地址都不知道。”
　　“好吧，好吧，我的汽车在这儿，我送你去。不过，我可先讲清楚，我在那边一分钟也不逗留。”

　　临走前，克里斯托夫给贝尔瑞夫人打电话时说：“我也许会和那些人一起吃晚饭，别等我。我希望最迟九点到十点之间能回来。”
　　九点了，克里斯托夫没回来。
　　十点了，克里斯托夫还没回来。
　　十一点了，克里斯托夫还是没回来。
　　贝尔瑞夫人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一边把茶水放在电炉上热着，一边独自嘟哝着：“现在我该睡了。他自己一人喝茶吧。这么晚回不来，应该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但愿他没出什么事。都十一点半了，可真有点儿古怪。要是我知道他在哪儿就好了。”
　　好心的贝尔瑞夫人最后还是睡着了。
　　凌晨一点丰左右，一种声音突然把她惊醒，肯定是钥匙开锁的声音。
　　“是你吗？克里斯。”
　　没有人回答。一片寂静。
　　“我一定是在做梦。”
　　十分钟以后，克里斯托夫房间的地板咯咯作响，可以听到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关门，然后开抽屉……
　　“真奇怪！克里斯托夫回来了却不回答我。他为什么乱翻文件呢？我要去看一眼。”
　　贝尔瑞夫人踮着脚尖轻轻地走到克里斯托夫房间去，想看个究竟。她心中有点儿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多管闲事，不过，老太大总是十分好奇。
　　房门半开着，没点灯，一个男人站在办公桌前，用手电筒照着，在翻阅各种资料。这个人并不是克里斯托夫。
　　贝尔瑞夫人立刻明白了。那人专心致志地在查找资料，没有听到她走过来。她又象来时那样轻轻地走回去，小心地把自己房门关好，然后，立即给警察局急救处打电话：
　　“喂，喂，请立刻到钱拉·德·内瓦尔衔三十二号四楼右单元来！有人潜入我的住宅，企图盗窃重要文件。快，快……”
　　在巴黎，流动急救警备车会很快就到，因为，五分钟在某些情况下无关紧要，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关系到一个人的死活。这一次，五分钟就足以让这个男人携带着他所找到的材料逃之夭夭。
　　他是否听见了贝尔瑞夫人泼电话或说话呢？谁也不得而知。警察到了。
　　贝尔瑞夫人先听到汽车刹车响，然后，听见有人说话。她跑到窗前，恰巧看见一个魁梧粗壮的人把一个警察用力打倒在地（这个人肯定不是她看见的“小偷”），另一个警察从警车上下来，扶起他的同事。这功夫，那家伙已经上了一辆小汽车，飞快地开走了。
　　这一切是在几秒钟内发生的。她还没有听到“小偷”走出她的住宅。
　　接着，警察上楼来到她家。
　　“夫人，是您打电话叫我们来的吗？”
　　“是的，先生。我刚才在窗口什么都看见了。我没能把小偷截住，因为，我为了谨慎起见，锁着门呆在卧室里。”
　　“可惜，我们也同样没能截住他。您可以把情况和我谈谈吗？”
　　“请进，请坐，我就对你们讲。请问，你们看见那人逃走时带着什么东西没有？”
　　“没有，没看见带着什么东西。”
　　贝尔瑞夫人勉强地（现在不说又怎样办呢？）叙述了克里斯托夫的遭遇，表示在不速之客到来后，自己对他的命运感到万分忧虑。
　　“那家伙怎么进我家的？请看，锁并没有撬坏。他一定有门上的钥匙，我真为克里斯托夫先生担心。他们用的肯定是他的钥匙，这也就是说……我简直就不敢想下去。你们能怎样帮助这位正派的人呢？”
　　“夫人，如果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帮不上什么忙。请把他的面貌特征告诉我们，我们把这些特征印发给所有的警察巡逻队，并把他失踪一事备案。按照惯例，只有在失踪二十四小时至四十八小时以后，我们才开始寻人，不过，我们知道这次情况特殊，所以，马上就去找。”
　　警察走了，贝尔瑞夫人心中仍然惴惴不安。经历过这种事后，一时很难再入睡。然而，凌晨三时左右，她又朦胧入睡时，一声轻轻的铃声惊醒了她。
　　“啊，上帝！可能警察又来了。”
　　一眨眼，她已起床，穿上了睡衣去开门。
　　“哟！克里斯托夫！你又出了什么事？怎么上衣也没有了？快进来吧，你一定冻坏了。”
　　“这次我又逃出了对手们的掌心。请原谅我这么早把您吵醒，因为我很为您担心。他们把房门钥匙拿走了，明天一早您必须换门锁……”
　　“你放心吧，他们已经来过了。”
　　“怎么？他们已经来过了？那么，他们已经把我的资料拿走了？”
　　“没拿走。咱们快到你房间里看看去。我看不出来是否真的丢了什么。警察也说，他们看到他逃走时没带东西，因为他走得太匆忙。可是，真例霉，我不得不把警察叫来了。”
　　贝尔瑞夫人和克里斯托夫进了他的房间，那些过去搁得整整齐齐的材科，现在零乱不堪地四散在书桌上。克里斯托夫忽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别笑了，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啊，夫人。这些家伙要不是喜欢开玩笑，那就是蠢到了家。他们拿走了我对最近十年来钢铁生产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我用多年积累的资料说服我的老板，让他确信我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对未来经济将产生的重要作用。我一直保留着这份报告，因为我对它有感情。我常常翻阅这份资料，以鼓励自己。我很高兴看到这一份严肃认真、论据充实、材料丰富的研究报告，就好象我在上中学时看到自己的作业一样。这个报告的资料都是钢铁托拉斯提供的。等到这个小偷把这些资料又送回钢铁托拉斯去交差的时候，一定会有他好看的（钢铁托拉斯经常收买人干这种事）。小偷对自己的任务很不了解。十分明显，这是由于我没有把他们朝思暮想的资料带去，所以，他们临时采取了行动。本来，他们并没打算自己来偷的。您看清了这个小偷的长相了吗？”
　　“没有，我只看到他很瘦小，是个年轻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人在下面汽车里等他。那个男人又高又壮，就是他，把警察打倒在地的。”
　　“就是他们，我认出那两个人了。您所说的那个小个子年轻人，曾到圣日尔曼大道的咖啡馆来。他替他的同事道歉，说这个同事因为重要约会，暂时无法离开。六点钟，那个同事打电话说他不来了，叫我们到圣·克卢他家里去。”
　　“为什么这样拐弯抹角？”
　　“可能因为他们想等到天黑才把我带到那里去。他们一定并不相信我会把全部资料带去。我们到圣·克卢去了。小个子开车绕了许多弯路。他这样做可能有两个目的：拖延时间，同时让我无法认出他带我去的地方。终于，我们到了一所美丽的花园别墅。一个仆人开了门。一进门，那位自称是‘老板’的人，就叫我把皮包中所有资料都交给他。他仔细看了几分钟后，对我说：‘你是在作弄我们吗？’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因为我还不至于无知到这种程度，竟然会相信这么点儿资料就是你两年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个提要。’
　　‘我们要所有的详纫情况，明白吗？我们要精确地知道你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你必须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交给我们，毫无保留地都交给我们。’
　　‘很遗憾，只有对约翰先生我才能毫无保留地汇报研究情况，别人要我这样做，办不到。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用这样语气对我说话？要我……’
　　我还没说完这句话，他使勃然大怒，大声叫起来：‘啊！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好吧，你马上就会知道！雷蒙！安得烈！把他绑起来！’
　　我当作是仆人的人和把我带来的时髦青年向我扑过来。我想要反抗，但很快我就明白，抵抗是徒劳无益的，还不如保留体力以备来日之需。我一个人面对三个人，要想逃走也不可能。
　　他们把我的双手反绑起来，然后，那个胖子对我说：‘现在，你老实说吧。告诉我们，你的资料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已经找了三个月。用不着说，我们早不耐烦了。你要知道，我接到命令要把所有资料毁掉。你那些美妙的研究成果将会荡然无存。对很多人来说，你太碍事。目前，上面命令我暂时不把你干掉，怕引人注意。不过，还是老实些，不要惹我们发火，你那条小命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值钱！现在，我希望你放明白些。行了，说吧！’
　　他等了几秒钟，由于我一声不吭，他打了我一记耳光：‘你说不说？’
　　‘不必再问，你知道我绝不会说。’
　　他大发雷霆，又打了我几个耳光。可是，小个子青年对他说：‘得了吧，头儿，别发火了。你也知道他们说过……’
　　胖子的怒火平息了下来：‘对了！我们采取别的做法。脱掉他的外衣，搜身！’
　　他们把我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因为没有什么引起他们兴趣的东西，他们好象很失望。
　　最后，他们找到了房门钥匙，钥匙挂在一个圣·克里斯托夫的圣像牌儿上。
　　看到这个圣像儿，胖子哈哈大笑：
　　‘啊！圣·克里斯托夫！这个圣像牌儿一定会保佑你回家去！现在，我们先把钥匙取下来，把这牌牌儿还给他，和他作伴！这是你房间的钥匙吗？行啊，你就闭着嘴吧。现在，我们走了，你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吧。什么时候你决定说话了，就通知我们。把他送到二楼的房间里去。’
　　他们把我带到一间没有家具的小房间里，还没有把上衣还给我。我的手一直反绑着。他们锁上门以后就离去了。”
　　贝尔瑞夫人听了这些情况后，问道：“你用什么办法跑掉的？”
　　“我没有立即逃跑。首先，我必须冷静一下，注意倾听周围的动静，推测那三个人在哪儿。我等待着，以便了解是否有人看守着我。
　　那时，已将近八点钟。一直到十一点左右，我也没听到任何声音。终于，我听到有人关门，然后，把汽车房的门打开，上了汽车，关上了车门，汽车开动了。
　　您还记得，他们把圣·克里斯托夫的圣像牌给我留下了。这个圣像牌他们没有顾得上仔细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盒子，里而有一把小刀和一把指甲锉刀。我的手绑得不算太紧，因此，我的手还有一点儿活动余地。我的手可以慢慢摸到裤兜，慢慢把裤兜拽出来，圣像牌便掉在地上。我拣了起来，一按弹黄，小刀跳出米，我慢慢地总算把绳子割断了。
　　“这可不容易啊！”夫人说。
　　“是啊！很不容易。圣像牌至少掉在地下十来次。”
　　“后来，你怎么得以出来的？”
　　“我等了很久，一是为了让看守我的人睡熟；二是怕汽车回来。我必须在胖子回来以前逃走，他要是回来了，一定会到我房间里查看。将近午夜时，我才轻轻打开窗子和百页窗……”
　　“总算好。你回来了，这是最重要的。我让你说得太多了，你一定累坏了吧？”
　　“说真的，我累极了。晚安，夫人。我很抱歉，害得您担惊受怕。”

　　（五）

　　就这样，克里斯托夫又一次安然脱险。可是，还能平安无事多久呢？现在，他怎样才能避免再次落入敌人的魔爪呢？这些家伙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动，对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了了如指掌，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母亲和克里斯托夫不敢交谈了。他们发明了一种手语，类似聋哑人的做法。如果情况复杂，他们就互相写字给对方看。我们不再让克里斯托夫独自出门。由于他想找新住处，我的母亲就为他跑房地产介绍所，并去看别人介绍的房子。
　　目前，如果钱不多，想在巴黎找住处很困难。别人介绍给母亲的房子，她不是觉得太贵，就是觉得太阴暗、简陋，总是无法定下来。
　　一天晚上，她奔走了一天后回来，情绪比平时更坏。克里斯托夫对我们说（这天晚上我正和他们在一起）：“我想现在最好是回伦敦去。我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还需要做几次实验，检查某些化学反应，就可大功告成；三个月后就可以开始投产。”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们愁眉苦脸地互相看看，考虑着我们三个谁去接电话。这电话来得太晚了（已经十点多钟）。
　　一声、两声、三声，铃声不停地响着，于是我母亲站站来接电话：“喂！”
　　“啊，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里的声音这么响，连我都能听得见）。一个星期了，我想找热罗姆说话。三天以来，我给您至少打了二十次电话，亲爱的夫人！现在，虽然很晚了，我希望没有打扰您，请您把我朋友热罗姆，还有我们的病人的近况告诉我。”
　　毫无疑问，电话是托马斯打来的。我的熟人里面只有托马期会不等对方回答而提一连串的问题。
　　“晚上好，托马斯。”母亲若无所其事地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想找热罗姆说话吗？不行啊！不过，你可以和它的一个朋友谈谈。”
　　“谢谢，夫人，谢谢。既然您是一个人在家，我不明白怎么可以和热罗姆的朋友谈谈。”
　　“不明白也没有关系，我这就叫他来接电话。”
　　“喂，喂，”我捏着鼻子说，“请说吧，我去转达。你应该和他定个约会。注意，当心，所有的约会都被电子计算机记录下来。我再说一遍，被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电子计算机记录下来。喂，喂，你想怎么办？”
　　我的噪音很吓人，在电话那边，可怜的托马斯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可不是他的习惯——他不知道是应该笑呢，还是把电话挂上，是生气呢，还是耐心把事情搞明白。我想，他一定是好奇心占了上风（好奇是医生的通病）。
　　他听着，然后回答：“好吧，亲爱的先生，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可以见到我的朋友热罗姆？”
　　“在你们夏天喝咖啡的地方——当然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你们在那儿讨论物理，有时也讨论坐在你们周围的女孩子们的长相。行吗？不过，我告诉你，你见不到热罗姆，他没空，你只能见到他的弟弟。我再说一通，他的弟弟，行不行？”
　　“啊，亲爱的先生（我没有弟弟，托马斯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他肯定听出了我的声音），可是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时间。”
　　“和过去的时间一样。更确切些说，从原子分裂时开始计算的四个小时以后。”
　　“明白了！你可以告诉我昏迷者的消息吗？”
　　“先生，他死了！死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被活埋了。”
　　“怎么，你和我开玩笑吗？这件事我可真不懂了！”
　　“我告诉你他被活埋了，我并不是说地已经无形无踪了。那些知道上哪儿去看他的人还是可以见到他的。我说得太多了。好吧，你下星期去和热罗姆的弟弟见面，他的学派认为，每年第一天是七号。”
　　托马斯完全明白我约他明天在吕西安·赫尔广场那个美丽的“爱弥尔”小餐厅会面。爱弥尔餐厅位于广场高处，它的露天座席地面狭窄，然而，无论冬夏都是阳光普照。所以，在附近的高级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主楼上课的大学生们，都喜欢在那儿聚会、讨论和说笑，然后，再回到课堂或实验室中去埋头苦干。即使最精明的侦探也不可能知道，我和托马斯过去一起上物理课时，曾每周两次在那儿会面。
　　此外，拉丁区的人行道上咖啡馆很多，况且我又没有明说我们要到拉丁区去。谁能知道我们过去下午三点左右下了物理课去喝咖啡，四点左右再分手？我说的“原子分裂时开始始计算的四小时以后”，就是晚上八点左右。我知道，这个钟点儿爱弥尔餐厅顾客寥寥无几。就算跟踪的人找到我们会面的地点，我也可以密切注视他们的动态。

　　下班后，托马斯和我几乎同时来到爱弥尔餐厅，露天座席空空荡荡。
　　他说：“真是的神秘莫测啊！你现在在扮演侦探吗？你改行了吗？你能否说明干嘛玩这种游戏？我想你一定是返老还童了！是不是因为受了克里斯托夫的影响？”
　　“别再问个没完，让我回答呀！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说，我觉得和你鬼鬼祟祟约会挺逗乐的话，那么克里斯托夫的情况却一点也不逗乐，相反，还很严重。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帮助他才好。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他一步也不敢迈出我母亲家门。他整天象疯了一样地工作，他不惜一切地要完成他的研究项目，而后，回伦敦去。我们认为，那些人为了夺取他的资料会把他绑架，甚至害死。如果你能给我们出出主意或是帮帮忙，那你就做了一件好事，真是如此！”
　　“你说‘我们’，难道你在帮着克里斯托夫一起研究，别人也要绑架你吗？”
　　“我说‘我们’，因为我和母亲很喜欢克里斯托夫。自从那天早晨我发现他晕倒在布尔拉莱纳的人行道上后，他的一切遭遇都几乎成为我们自己的了。”
　　“你说的是什么遭遇？是不是别人又给他吃了麻醉药？讲呀！”
　　于是，我向托马斯讲述了蒙卢日和圣·克卢发生的事情。
　　然后，托马斯说：“真的，我简直及无法想像情况竟会这样严重。听着，你告诉我这些人知道你们的一切活动，窃听你母亲家的每一句话，这件事很简单：他们在附近安装上一个雷达，或者一个大功率的收报机。你们说话时，音波就会被他们按收，玻璃窗也挡不住。好呀，这倒挺不错！我们也欺骗他们一下。他们一定已经知道克里斯托夫要离开了，你们谈到他要回去吗？”
　　“当然谈过。”
　　“那么，到了克里斯托夫出发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绑架。”
　　托马斯说到这里，又问道；“你的母亲是否也有人盯梢了？”
　　“她从未发现有人跟踪她。你知道，她这个人很粗心大意，很可能已经有人尾随着她。”
　　“再好不过了！让她到香榭丽舍大道的法国航空公司办事处去，去以前打个电话了解情况。为了保证那些人听见她的话，可以要求在电话里订票。这样，他们一定跟踪她。到了航空公司，她就要两张去伦敦的票。”
　　“两张票？”
　　“对，你陪克里斯托夫去一趟，你付得起旅费。今年夏天你还没休假呢。”
　　“我很喜欢克里斯托夫．可是，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我陪他去伦敦。是为了保护他吗？”
　　“可以这么说。至少是为了帮助他，两个人一起可以做很多事而不至引人注意。听我说，别老提问，如果我说的没法做到，听完了你再对我说。”
　　“行，我闭上嘴洗耳恭听。”
　　托马斯向我解择，他认为克里斯托夫的敌人不会在法国绑架他，因为，他们知道他要回英国去，而且法国警方已经了解他们的恫吓（确实，克里斯托夫自从在圣·克卢出事后，不得不把自己的困难处境报告警察局）。相反，一旦他们知道在伦敦机场并没有人接他（这件事在你母亲买票时要大声说好几遍，还要详细打听从飞机场进城的方法，这就会使那些人信以为真），他们一定会认为在那边下手更容易成功。
　　我腼腆地提出了不同意见：要是克里斯托夫受到袭击，我会很乐于助他一臂之力，但我认为，用这种方法帮助他没有必要，我看不出克里斯托夫到伦敦去被绑架比在巴黎被绑架有什么优越性。托马斯说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愚蠢地把克里斯托夫投入敌人的罗网中。我们的这个安排是假的，根本问题是要使那伙强盗对我们的决定深信无疑：我将陪克里斯托夫一起上路，有几个朋友给我们送行；到了英国后，我将让克里斯托夫独自回伦敦市中心。

　　于是，在我母亲家，我们高声反复商讨了所有关于回伦敦去的问题。两天后，母亲到香榭丽舍大道上法航最大的办事处去。她在那儿毫不费力便引得人人注目：她去了还不到两点钟，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儿子要陪一位重要人士去伦敦。她叫售票员重复了好几遍起飞时间、到达时间；还问，为什么不能告诉她飞机在第几航道起飞。售票员耐心向她解释：起飞前无法知道这一点。总之，她成功地扮演了一个从未让自己儿子出过远门的母亲。
　　她对我们说，她费了很大劲儿才忍住笑，因为她看到身旁有一个小个子年轻人全神贯注地听她问话，还假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翻阅着一本航空指南，好象也找一个出发日期，然而，这个人却无法得知，托马斯请一位在法航工作的朋友给克里斯托夫买的那张票，是乘坐同一天晚上而不是早上的班机。托马斯还以克里斯托夫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到伦敦，给他的老板，说明情况很严重，必须带几个人来接他，因为一切很难预料。
　　总之，我们尽力想把一切都预先考虑周到，不过，我们完全未能预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如果敌人丝毫不差地按照我们的希望去做，那么，事情就未免太容易了。

　　到了预定出发的日子，托马斯和他的一个朋友到我母亲家来“劫持”克里斯托夫。他们把汽车停在母亲家门口，那朋友坐在车里面，把着方向盘，发动机也没停火；托马斯站在大门左面的人行道上，保护克里斯托夫出来。克里斯托夫戴着墨镜和我父亲的一顶旧帽子，一直盖到眼睛，一瞬间，便上了汽车。托马斯坐在后座上，汽车全速开动，行驶在一条并非通往奥尔利机场的大道上。我在两条街以外等着他们。我的汽车行李箱中装着两个文件包。头一天晚上，也就是昨天陪着克里斯托夫的那依朋友，已经来把真正的资料取走，放在他的汽车行李箱中。所以，克里斯托夫是空着手上车的。
　　他们从我约定等候他们的地点经过时，车子放慢了速度，于是，我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行驶，注意提防任何车辆在我们横穿巴黎时，插到我们两车之间。早晨的交通如此拥挤，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费了牛劲，不止一个出租汽车司机朝我叫骂。我甚至闯了两次红灯，心中十分紧张，万一由于违犯交通规则而被迫停车，可太不是时候了。我在反光镜中担心地注视看我们周围的汽车，不过，没发现有人跟踪我们。
　　到了南郊的高速公路，我就把我的伯若４０４型汽车开得飞快。然后，按照约定的做法，我在飞往伦敦的售票口前和老朋友们会合。和平时一样，人很多。我们没有交谈，只是极力想猜出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谁可能是跟踪者。可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观象，也没有看到那个无历不在的金发小个子（有时是黑发）。我们每次外出，他几乎都是我们神秘的旅伴。
　　这种正常的情况反而更令人担忧！然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们对既定计划不能做任何变更。可能他们象托马斯预料的那样，在伦敦等着克里斯托夫！
　　一切手续办完了。我们向托马斯告别，故意拖长握手的时间，互相嘱咐，然后，我们经过海关，安安静静地走入候机室。我们是去得最早的客人中的几个。我们把两个装满了资料（准确些说，装满了报纸）的大皮包放在身旁，然后聊起天来。真正的资料在４０１型汽车中，由托马斯的朋友小心地守卫着。
　　到了规定的时间，工作人员打开通往机场的门。照例，人人都往前冲，除了我们两个人。我们看到一位衣着入时的金发女郎最后才到，但她想尽办法要第一个进入机场。她不顾别人指责，一个劲儿往前挤。她拿着一个花色显眼、体积不大的小手提箱。我想，那里面一定装满了这类妇女必不可缺的美容用品。
　　几乎全体旅客都检过票了，我们还站在队尾。接着，我们又退了出来。
　　我们故意在衣兜里、皮包里找来找去，露出一副心急如焚的神气。工作人员催我们快一点儿，于是，我们走近门口向他解释，我们刚刚发现忘记带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所以，我们不乘坐这次班机了。
　　所有的人都已走出了候机室，最后的旅客都已登上了舷梯。这时，我惊奇地看到那个金发女郎从舷梯走下来。她的高跟鞋允许她跑多快，她就跑多快，朝着另一个出口冲了出去。
　　工作人员和我们都看到了她，便对她大叫：“夫人！夫人！从这边出去，别上那边去，那儿禁止旅客通行！”
　　她就象没听见似的，继续往那个出口跑。
　　工作人员大发其火：“这个女人是疯了吧！喂，先生们，你们怎么决定了？到底上不上飞机？”
　　（他拿我们出气。）
　　“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要乘另一班飞机。”
　　“那么，你们的票就作废了！你们的票已经检过了！”
　　“我们自认例霉吧！没有这份文件我们不能出发。”
　　工作人员给了个信号，表示全体乘客均已登机，于是，撤去舷梯。
　　我们停留了几分钟，看着飞机起飞。
　　我心中不免有点儿怅然。要是能够乘坐这架飞机到伦敦去的话，付出多少代价我也愿意。他们是否在那里等着克里斯托夫？他们是否打算不追踪他了？他俩打算干什么？我们真的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吗？

　　我们找到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他们在出口处等着我们。我们一块儿到托马斯家去了，在那里度过下半天，等待出发的时刻。这回是真正出发了。
　　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掩饰自己的忧虑，心中有个疑团真令人难受！托马斯的朋友把克里斯托夫那些宝贵的资料还给他，祝他一切顺利，然后，就告辞了。
　　三点半左右，托马斯想读一份医学杂志，但读不进去。他站起来说：“我下去买一份《巴黎晚报》，读读这种无聊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换换脑筋。”
　　几分钟以后，他回来了，面无人色。
　　“快看！”他说着把报纸递给我们。
　　我们看到报上用大号铅字印着：

　　“空中小组机智果敢，巴黎飞往伦敦班机中一百二十名旅客及全体班机人员免遭罹难。——警方通缉将一枚炸弹置于机上之金发女郎。——两名神秘人物于起飞前最后时刻，放弃登机；二者之间有无关系？”
　　我们一时哑口无言。
　　“先把详细报道读一下，达可能有助于我们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大声读。”克里斯托夫说。“但是请读慢些，否则我听不懂。”
　　“飞机起飞后几分钟，空中小姐西帕尔，看到两行空座之间的地上有一个小化妆箱。这时她想起，曾有一位女乘客声称把一件贵重物品留在候机室内，请求允许下机。
　　空中小姐照章办事，告知该旅客，若其不能按时返回，飞机不予等待。当时，距离起飞时间只有几分钟，乘客几乎全部登机。该乘客固执己见，肯定说自己能准时返回。空中小姐是在检查全体乘客就坐与否之时发现此手提箱的。直到此刻，她方想起，那位女乘客并未返回。她准备将手提箱予以保存。由于箱外没有姓名标签，也无任何可供人寻拭原主的标志，空中小姐打算将手提箱打开。她看到手提箱是加了锁的，可是，她听到箱内有一种奇怪的声响。她立刻明白发出响声的是什么东西。年轻的空中小姐没有惊慌失措，当即把这种可怕的物品带到盥洗室并关紧门。不出所料，箱内装着一个定时炸弹，她立即取掉引爆装置。这位年轻姑娘的哥哥曾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他教会妹妹怎样使用各种武器，特别是怎样使用手榴弹和地雷。过去，这些仅仅是姑娘在少女时的游戏，今天，却拯救了自己与一百二十位乘客的生命！这位年轻的空中小姐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冷静的头脑，因为她十分清楚，炸弹随时可能爆炸，自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
　　炸弹一被拆毁，她便去通知机长。机长立即打电报向巴黎和伦敦的警察局报案。毫不知情的旅客们安抵伦敦之后，马上被警察局扣留询问。没有一个旅客认为有敌人要这样加害自己。炸弹是否只针对那两位在开机前最后时刻放弃上机的古怪旅客呢？警方在积极寻找那位时髦的金发女郎，看起来炸弹是她放置的：根据所有证词，空中小姐找到的手提箱正是该女郎所携带。
　　那两位神秘的旅客又是何许人物？也许他们向警方提供的材料将会有助于查明事件真象。现已查出他们的名字，但有可能是伪造的。”

　　“应该给警察局打个电话？”
　　“那么一小时以后，门口就会挤满几十个记者……”
　　“那样，我也不能乘坐今晚的班机了。如果我们自己现在通知敌人怎样能找到我们，当初何必花那么大气力去甩掉他们呢？”
　　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首先，记者不会来敲你的门，如果他们来了，那就只好自认倒霉，因为我们不会在此恭候他们。其次，亲爱的克里斯托夫，我认为这次你的敌人大过火了。他们要谋杀你，甚至毫不犹豫地要毁掉一百二十条性命！真的，你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太宝贵了！”
　　“热罗姆，不对，不是我的生命对他们来说宝贵，我的死亡对他们来说才宝贵呢！”
　　“那更有理由了。警察局完全明白，置你于死地对这帮人事关紧要，他们完全应该注意保护你，做到我和托马斯所做不到的事，相信我，打电话吧。”
　　“我想热罗姆说得对。况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人家已知道你们的名字，如果别人怀疑你们藏起来，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
　　“那就打电话吧。告诉我该打到何处，打给何人？”
　　“让我办。我先给布尔拉莱纳的警官打电话。我认识他，他家离我这儿不远。他一定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中插一手。”
　　于是，我去打电话：“喂，我可以和警官先生说话吗？”
　　“先生，立刻就可以。请问您的姓名。”
　　“热罗姆·贝尔瑞。”
　　“喂，是贝尔瑞先生吗？”
　　“是，是我。”
　　“太好了，贝尔瑞先生，我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警察局司法处刚才还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怎么回事？”
　　“就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先生！今天早上在奥尔利机场的是您放弃乘八点一刻班机的也是您，对吗？”
　　“对，是我，所以，我才给您打电话。我刚才看到了《巴黎晚报》。我的朋友和我在一起……”
　　“听着，我不能在电话里询问你们，这件事要由警察局司法处的同行们查清。我很了解您，我相信您是无罪的，但是，您应尽快到警察局司法处去。您去找格朗吉埃侦探长谈话，他负责这个案件的侦缉工作。向您提一个小问题：您认识那位金发女人吗？”
　　“天啊！不认识，警官先生，我一点儿也不认识她。我简直想不出这是个什么人！”
　　“太遗憾了！好吧，贝尔瑞先生，祝您交好运。希望您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
　　“谢谢，警官先生，再见！”
　　我们三人立即到位于奥尔费弗尔沿河大街的警察局司法处去了。我常常从这座阴沉沉的房屋前面走过，但我从来未进去过。它的内部比外表更阴沉。我们问了三次路，才找到侦探长格朗吉埃先生的办公室。怎么能不迷路呢？这儿的每条走廊都极相似，有的向左拐，有的向右拐，还有的不时被一些小房间隔断。这些小房间光线阴暗，里面放着几把椅子或一张长板凳，供来客等待之用。至于我们呢，应该说，他们没有让我们久等！
　　格朗吉埃侦探长是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刚毅的面孔，留着平头，发色乌黑。可能因为我原以为会见到一个严峻而暴躁的老头儿，所以，觉得他的神气很亲切。
　　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向他讲述整个过程。
　　一开始，我就清楚地感到，克里斯托夫由于不得不讲述自己的全部经历而很不高兴。
　　我看到，每当他吞吞吐吐时，格朗吉埃就表示不耐烦。有一回他甚至按捺不住自己，说道：“克里斯托夫先生，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不愿把一切都告诉我们？如果西帕尔小姐没有打开小手提箱，一百二十个人都会因为您而丧命！现在您想想，您在这儿为的是什么呢？”
　　电话铃响了。女秘书接过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格朗吉埃，说：“格朗吉埃先生，是您的电话。”
　　他打电话时说了两三次：“是，好，就这样。好，好，谢谢！”然后，放下了电话。
　　“有没有一个黑发的年轻人跟踪过你们？”
　　“一个黑发的年轻人？啊，有。不过，那是在最初的时候。”
　　“您能认出他来吗？”
　　“要是我碰到他的话……”
　　“不，从照片上看。”
　　“我不知道。不过您把照片给我看看总无妨。”
　　“照片不在我这里。反正我们还会继续联系。我们已经掌握了线索，加上你们提供的情况，我有希望……克里斯托夫先生，我在哪儿能找到您？”
　　“我今晚要回伦敦去。”
　　“不行！”
　　“那必须事先通知我的老板，他十点钟在机场接我。”
　　“如果您愿意，我在这儿通知他。当然您自己付电话费，警察局并不阔气。假如有人盯您的梢，您别吃惊，这是一位保护您的密察，所以千万别担心。再见吧，先生！”

　　我们从警察局司法处出来时，天已黑了。下看寒冷的毛毛细雨，到处都湿漉漉的。我们愁闷而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