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日记》作者：[美] 李·奎恩

刘耀南 译

　　奥苏拉·Ｋ——李·奎恩是最富有成就的科幻小说家之一。她曾获四次雨果奖，三次星云奖，一次木星奖和一次全国儿童文学作品奖，也许可称之为最受大众欢迎的科幻作者。大概除艾萨克·阿西莫夫外，文艺界普遍承认她是位十分杰出的艺术天才。
　　《玫瑰日记）是李·奎恩作为１９７６年星云奖候选作品的得意之笔——它用伤感的情调描绘了阴暗而虚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过是一台可以随便摆弄的破机器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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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月３０日

　　纳狄丝博士建议我写工作日记。她说只要记得细心严谨，事后一翻就能回忆起当时的观测，发现差错并汲取教训，从中体会到积极思维所导致的有益疗效和反之会造成的负作用。通过这种反复的检查对照，使自已的工作不断得以修正提高。
　　我答应每晚在这个本子上记录，到周末重温一遍。
　　可惜当助手时没记过，现在已经分配了病人给我，这样的日记就更得要对病人负责了。
　　到昨天为止共分给我六名病人，对一个心理观测医生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其中四名是我已护理了整一年的患孤独症的孩子，这是为国家心灵研究所请纳狄丝博士进行的专题研究服务的。对他们的观测，在儿童心理案卷里有专门记录。新收容的另两名是：
　　安娜·杰斯际４６岁，面包工人，已婚，未生育，确诊为抑郁症，有自杀企图，由市警察局送交。
　　非劳瑞斯·索德，３６岁，工程师，未婚，未确诊，暴力型精神失常，由罪犯教养所送交。
　　纳狄丝博士强调每晚要记下诊治中随时对病人产生的那些想法，因为通过这种自发的激情最能使人增长才干，就象在心理观测仪前自我观测一样。她说最好写下来而不是仅仅录在磁带上，并严格保密，这样才不致随心所欲。难啊，我以往从未写过什么保密的东西。这样记日记，叫人觉着简直专门在为她这位博士而写！不过假如这日记还有点价值的话，过一段时间我还是可以请她看看某些部分，并向她讨教。
　　照我推测，安娜是因绝经过早而引起抑郁，施以激素疗法即可奏效。嗨！瞧我会不会是个相当糟糕的预言家吧。
　　明天起就要对各位病人做心理观测了。独立工作使我兴奋而紧张，急于动手。话说回来，以前当助手确也使我受益非浅。

　　８月３１日

　　八点，对安娜进行半小时心理观测。十一至十七点分析观测资料（注意：下次校准右脑波形！）在屏幕的思维显示带上，图像很难看清，几乎是个没有发音意识，没有知觉，飘浮无常的实体图像。明天应通过实验取得对她合理的激素剂量。
　　说来也怪，大多数人头脑平庸得出奇。当然这位可怜的女人目前处于严重的抑郁症中。她的脑电被信号一输入思维显示带，就形成一团乱麻，毫无条理。感觉显示带上呢，信号又截然分开，且含混不清。而从这含混不清中分辨出的事物又如此扯谈：一双旧鞋和单词“地理”！鞋的形状也不确切，仅为“一双鞋”的示意图而已——可以是男鞋，也可以是女鞋，可以是深蓝，也可以是棕色。明明可以确定一种形状和颜色，但她的脑子却不去认真地设想观看任何东西。正常人不会这样，这是抑郁的症状。当我念一年级时，曾对别人的头脑好奇得要命，总觉着各人互不相同的头脑，对于这千差万别的世界和人们千差万别的意想感情，会反映出多么妙不可言的色彩啊。那时候，我可真算得个原始愚昧的大土包子！
　　有一次，在拉密亚医生的训练班里听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讲学录音，这才首次使我意识到自已的原始愚昧。这篇录音讲学根本没涉及到一株具体植物，甚至边都不沾。不了解橡树和白杨之间，以至雏菊和玫瑰之间有何差异。对他来说，一切不过是抽象化的“树”、‘花”罢了。人们的脸也是同样，他认人主要是看名字，就像认标签那样，而不是看脸。当然，这是种“抽象型”的脑子，但它兴许比各种感知都淤泥般浑浑沉沉混在一起——就像这幅浓豆羹中有双鞋的图像——这样的“具体型”头脑更为糟糕。
　　我这不又在向原始愚昧“退化”吗？我对这个抑郁病人的思维研究了整整一天，结果自已也变得抑郁起来。瞧，当我老老实实写下“这是抑郁症状”时，心里便完全明白了，这样的日记实在一钱不值。虽然我知道自己有点神经过敏。
　　当然啰，正因为这样，才说我是个很好的心理观测医生。但这样下去很危险。
　　今天对索德来进行观测，因为他体内镇静剂药效尚未耗尽。罪犯教养所常用大剂量施行麻醉，害得对这些人好几天都无法观测。
　　明晨四时要对安娜做“梦幻观测”①。，现在最好早点儿睡觉！
　　【① 原文意为“快眼跳”。正常人睡眠的某一阶段，眼球会快速颤动，脑电图上可相应出现一种特殊形式的脑电，这里利用其脑电形式探测人的梦幻。——译注】

　　９月１日

　　纳狄丝博士说我昨天遇到的情形在她记忆中并不稀罕，并提请我一有疑惑就拿日记给她看。无论如何，只记即兴产生的想法——而非技术资料。什么也不要隐瞒删减，公正坦率是顶要紧不过的。
　　安娜的梦有趣而又伤感，狼竟变成一张煎饼！还是张如此令人恶心的、模糊和毛耸耸的煎饼。她的视觉意识在梦中清晰多了，但感觉意识仍很低。（记住：你自已的感情色彩别与观测资料录音在一起）今天已开始对她作激素疗法。
　　索德清醒过来了，可是一听说要进心理观测室接受诊治就发慌。他拒绝吃食，极度惊恐，还借口抱怨体内疼痛。我看他还没弄清这是什么类型的医院，使告诉他，他肉体没啥毛病。他说：“那你讲讲，要怎样来折腾我？”这样问话也情有可原，因为他表册上注有“暴力型”记号，所以穿着拘束衣①。当我向他解释，目前必须对他强制管束以防自伤时，他却说：“那些人每次都一人审问，一人踢我。”这话愤怒而杂乱地重复了多次。是偏执狂原本固定的错觉症状吗？如果随
　　【① 拘束衣：特为症，犯人的紧身服装。——译注】着镇静剂药剂的消失，这种错觉症状仍不减退的话，我就要照偏执狂的假定来进行诊治了。我查找了他的外肿内伤，做了Ｘ光透视，发现有两根肋骨破裂。他对我的印象还蛮不错。当我带着冲好的Ｘ光片去看他时，他还汀听了我的姓名，并同意吃东西了。为这两根肋骨我还不得不向他道歉，同偏执狂打交道一开头就道歉可不是好事情。骨伤本应由提送单位或接收他的医务人员在表册上注明。这种疏忽真叫人不痛快。
　　不过也有好消息，丽娜（孤独症研究第四题的对象）今天明白了一个第一人称的句子。看：在屏幕前景部位①的语言显示带上，深色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了“我要睡在大房间”。（她单独睡小房间是因为拉肚子，便频）。这个句子清楚地停顿了五秒钟之久。正好她心中思想时我从整个屏幕上见到它。有微弱的发音意识，但还达不到默念的程度，因为声音合成器上没有任何动静。她还没有说话，哪怕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也没有。我立即将此告知蒂奥，他测程一完便去问：“丽娜，你要睡哪儿？”“丽娜睡大房间。”无代词，也无针对性。但总有一天她会大声说出：“我要……。”在这句话基础上，最终就可能形成人格、个性。因为我要，于是我就这样干。
　　不知为何，老是心神不定。

　　９月４日

　　进城度两天周末，同Ｂ一道住在她北岸的新寓所里，她私人有三间房！！！但我着实不喜欢这种古老的建筑，老鼠跑蟑螂爬，给人陈旧和陌生之感，仿佛古代的灾荒岁月不知何故依然凝聚在那儿。回到这里我自已的小房间真高兴，这里完全属于我和同楼的朋友同事们。只可惜误了日记。因为带强制性，我很容易形成新习惯。
　　安娜病情明显好转：穿着整齐，头发梳了，正在打毛线。但观测时很呆板。脑电波输入到思维显示带时，她正顺从地努力摹想一块精美的夹有乳酪的薄烤饼。这时我请她想像一下煎讲，那毛耸耸的，令人恶心的，由平板变狼皮、又变煎饼的画面就填满了整个感觉显示带。不太坏的是，色彩和轮廓已强多了。我仍顾采用简单的激素疗法，不过别人肯定会建议用电痉挛疗法。①要是我们从狼皮、煎饼这类东西着手，一份观测资料的综合病因分析是完全争得出来的。不过弄清病因又怎样呢？二十四年来她一直是个面包工人，健康状况很差。除非真有钱维持良好的激素平衡，那她还至少能忍受下去，但她根本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
　　【① 电痉挛疗法：用电打击精神病人，使其抑制病情发作的一种疗法。故事的主人公女认为这种疗法很残酷。——译者】
　　索德情绪平静但仍多凝。当我叫他来进行首次心理观测时，他惊恐万状。为消除他的紧张心情，我坐下同他谈论心理观测的原理和操作实施。
　　他专心听完后问道：“你只用观测仪？”
　　我说不错。
　　“不搞电震？”
　　我说不搞。
　　“你能对我担保？”
　　我解释说我是个心理观测医生，从未控过什么电震器之类，那完全是另一个部门的事。我说现在不是给他治序而是要给他诊断。他听得很仔细。受过教育的人完全能区别诸如“诊断”和“治疗”的不同含义。有趣的是他竟要我“担保”，这同偏执狂身份很不相称，既然根本不相信别人，干嘛又要别人向自己担保呢？后来他还是顺从地跟我走了。但一进观测室就停下了脚步，脸色发白地瞪着那些仪器。
　　我开玩笑地说这是埃文博士的牙科手术椅，博士她常用这椅子接待精神病人。
　　索德说：“但愿不是电椅才好！”
　　我意识到对有知识的患者，顶好别故弄玄虚，从而将一种虚构的权威和无益的服从心理强加给他们。（参见Ｔ·Ｒ·奥尔玛所著《心理观测技术》）我把椅子和脑电罩冠指给他看，并讲解了使用方法。他对心理观测仪多少有那么一知半解，他的提问就反映出的确受过工程教育。他按我的要求坐上椅子，当我给他戴上罩冠，系紧扣带时，他吓出一身冷汗。显然这样的气氛使他很紧张，就像丽娜到处乱拉肚子以后那种劲头。他闭上眼紧握椅把，以致从手掌到腕部都发白了，屏幕上也几乎一片惨白。
　　过了一会儿我用玩笑的口吻问：“其实一点也不痛，对不？”
　　“这我……我不知道。”
　　“那么痛吗？”
　　“你说现在要开始了？”
　　“开始九十秒钟了。”
　　他睁开眼，在罩冠限制范围内环顾四周，而后问道：“屏幕呢？”
　　我解释说被观测者绝对不能看屏幕，否则会严重扰乱原本的真实情形。
　　他问：“就像麦克风的反馈使音响失真那样吗？”
　　这恰好是埃文博士曾用过的比喻。索德确为有智识的人。留神有智识的偏执狂更难以对付！
　　他问：“看见些什么？”
　　我说：“别吭声，我不要看您的语言显示，而要看心理思维。”
　　他回答；“可你知道，我的心理关你什么事？”
　　他口气很和善，象是开玩笑。这当儿恐惧的白色变成了深黑的表示强烈意志力的螺纹状。接着，在他停止讲话数秒钟后，一株玫瑰出现在整个思维显示带上②。这是个盛开的粉红玫瑰，形态质地都十分精美，整个画面清新而稳定。
　　【② 索德问过主人公的姓名，其姓Ｒｏｓａ正好与英文中的玫瑰同音。这里说明索德脑力十分健全。——译注】
　　他紧跟着问：“索伯尔大夫，我在想什么？”
　　我答：“动物园里的熊。”
　　连我自己也不知为何这样回答，为自己？那防备什么呢？
　　他哈哈一笑，感觉显示带呈现为墨晶状，起伏波动，玫瑰也渐暗并随着波动起来。
　　我说：“讲熊是开玩笑，您能再想想刚才的玫瑰吗？”
　　这一下，屏幕重新恢复了表示惊恐的惨白。
　　我说：“喂喂，我们首次观测就这个劲头实在大概您必须老老实实学会配合观测，我对您也必须了解大量的情况。所以请别再胡闹好不好？全身放松，随便想点什么。”
　　表示仓皇失措和哺哺低语的图形，符号铺满了思维显示带，感觉显示带则褪为代表抑制和隐瞒的灰色。玫瑰微弱地再现了数次。他力图把思想集中到玫瑰上，但未能办到。我看见稍闪即逝的几个镜头：我本人，我的制服，罪犯教养所的制服，一辆灰色轿车，一间厨房，暴力型罪犯牢房，（一种强烈的听觉意识图象——表示尖叫），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些图纸。是套机器设计图。他停在图纸前并开始浏览。我看出他是有意不慌不忙地要让画面稳定清晰，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
　　我问：“那是什么机器？”
　　他刚开头大声回答，接着马上改用我从耳机里能听见的低声说：“一种民用运输的旋缸式发动机装配图。”
　　也许说不定是另一种相类似的机器——当然，这些词句都确切地录上了磁带。
　　我又高声重复了一边提问：“是否机密图纸？”
　　他大声答：“不是，我什么机密也不知道。”
　　他对提问的反应强烈而复杂，每句话都犹如一阵陨石雨坠入池塘，环形水波迅速荡漾扩展至整个思维显示带，并影响到感觉显示带。整个屏幕到处都有反应。
　　几秒钟后，屏幕前景的语言还示带上出现了一块大字幕，所有一切都被这大字幕挡住了。与图纸和玫瑰同样，这也是有意识设想的特写镜头。当他一遍遍默念字幕时，声音合成器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听觉意识：别往下想：别往下想！！别往下想！！！
　　画面开始模糊颤动起来，发自躯体的电波增多了，很快他大声说道：“我疲倦了。”
　　于是我结束了观测。（共１２分３０秒）

　　取下罩冠和夹具后，我从大厅内的食品橱里端出一杯茶。递过去时他显得很惊奇，随即热泪满眶。由于紧握椅把，他双手痉挛无法接茶杯。我叫他别怕，我是尽力要帮助他而不是伤害他。
　　他抬头看看我，两眼象观测仪的屏幕，但我却无法看懂。要是此刻罩冠还在他头上该多好。看来我命里注定没法在最理想的时刻使用观测仪了。
　　他问：“大夫，为啥送我进这医院？”
　　我说：“为了诊断和治疗哇。”
　　“诊断治疗什么？”
　　我讲现在他也许记不得的那个图纸的小插曲，但他曾有过某些不正常的举动。他又问啥时候啥举动，我说治疗生效后一切就全清楚了。即便我了解他精神失常的原因，还是同样得这样说，这是正当的医疗规程。但我觉得心虚尴尬。
　　要是罪犯教养所的报告不保密，我将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真象，接下来对他后来这段话也更好回答了——“我早晨两点被弄醒，随后就是监禁、审讯、拷打、麻痹。仿佛那段时间有点举止不正常，你说是吗？”
　　目前我暂且只好说：“人在精神受重压时，弄不好会误解别人的行为。把茶喝掉，我要送您回病房，您的体温在升高。”
　　“病房？”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接着几乎绝望地问：“难道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上这儿来？”
　　怪不怪？似乎他把我也包括进他那原本固有的错觉中去了，算成了“他的体系”之一部分。赶快到“莱因金库”③里查实一下这方面的记载资料。要知道这会不知不觉地感染我，而现在已没时间来节外生枝了。
　　【③ 莱因金库：原文为Ｒｈｅｉｎｇｅｌｄ，传说中有莱因仙女守护的莱因金。这里借此典故，并以美国心灵研究学会理事，著名心灵学家莱因教授之名，把收集保存典型精神疾病症状的资料档案称为“莱因金库”。——译注】
　　下午对安娜和索德的观测录像作一般判读分析。我从未见心理观测仪显示过如此逼真的图象——甚至也不是药物诱发的幻觉，如此维妙维肖的玫瑰，一个花瓣的阴影迭映在另一花瓣上，天鹅绒般柔软潮湿的花质结构，富有阳光色彩时粉红，也有鲜黄的花蕊——我敢肯定，要是仪器配有气味合成器的话，准保会飘香，没错——这实在不是人脑的想象，根本就是植根于大地的东西，它有生命，它在生长，花下面支撑着粗壮、多刺的茎杆。
　　太困了，非睡不可了。
　　这段记录还得再读一遍，看看写得对不对。当时情形和谈话内容有无出入，想法是自发产生的吗？反正这段记录对我很重要。

　　９月５日

　　午餐时与纳狄丝博士讨论了“意识阻抗”问题。对于无阻抗意识的对象（几个孩子和安娜这样的抑郁症患者）我进行过一段诊治，掌握了一些观测判断的枝能，却从未见过索德这种警告自己“别往下想”的阻抗意识，也没遇到过他所采用的手法，并且整个二十分钟测程中，这种手法始终在起作用。他集中精力想他的呼吸，脉膊，肋骨痛和心理观测室里所能见到的东西。
　　纳狄丝博士提出对后一种花招可以把他的眼睛蒙上，并且指出我应将注意力放在感觉显示带上，因为他不可能控制非思维的各种感情冲动。
　　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思维和感觉显示带相互干扰作用区竟那样大，引起共振那样严重。我相信他集中想呼吸节奏可使自己达到某种“超觉”境地。
　　当然太多数所谓“超觉”现象不过是些神秘主义者的骗术，是一种对行为活动不讲科学分析的原始现象。

　　今天安娜为我想完了“我的一天”，从早到晚全那么阴沉单调。这可怜的灵魂！她一点没想到过食物，虽然她只靠最低的食物定量度日。唯一给画面带来瞬间光明的是一张孩子脸，眼睛乌亮，戴着顶粉红色针织小帽，圆圆的面颊，她在观测暂停的简短交谈中告诉我，她总是特地经过一个学校操场去上班，因为“喜欢看小家伙们跑跳喧嚷”。屏幕上现出了她丈夫，穿着又大又笨的工作服，烦躁地咕哝着。天晓得她知不知道已经几年没见丈夫的面和没听丈夫说话了。告诉她也等于零，跟她不知道一个样。
　　今天才注意到，她织的正是一顶粉红色小帽。

　　在纳狄丝博士一再推荐下，开始阅读迪·凯姆士的学术论文《不满现实》。

　　９月６日

　　观测的中间阶段，他又集中于呼吸了。
　　我大喊：“弗劳瑞斯！”
　　两块显示带都发白了，但人体电波的干扰却难以排除尽，出现了疲劳。过了四秒钟，他懒洋洋地大声答应了。这不是什么“超觉”，而是有意识的自我催眠。
　　我说：“您的呼吸由仪器监听，我不需要知道你仍然在呼吸，真烦人。”
　　他说：“大夫，我可喜欢自己监听自己。”
　　我走过去，取下蒙眼布看着他。他有一张令人愉快的脸，人们常常看到达种脸型的人在机器旁操作，灵敏而有耐性，活像头毛驴。想这些真无聊，但既然要把各种自发性的想法记入日记，我就不能删掉它们。毛驴般的傻瓜的脸都挺好看，你说他们愚蠢又执拗，可瞧着却—个比一个聪明沉着，仿佛他们忍辱负重而毫无怨言，并且深深懂得某种不应有怨言的原因。他们眼周的白圈使其显得怎么也不像有意识阻抗。
　　“可是您呼吸越多，思维就越少，”我回答他，“我需要您配合，我尽力在探讨您害怕什么。”
　　“我知道我怕什么，”他说。
　　“干嘛不告诉我？”
　　“你没问过我呀。”
　　“简直太没道理了！”我说。现在回想起来，因为一个精神病人“没道理”就对他发火，真未免叫人笑掉大牙。“就算是吧。那我现在问你。”
　　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怕电击，怕智力被摧毁，怕一直留在这儿，或者当什么都记不起来时就撵我出去。”
　　我说：“这就对了。那我观测时您干嘛不想这些？”
　　“干嘛又要您呢？”
　　“干嘛不想？您已经告诉我了，干嘛就不能想？我要看休思维的色彩！”
　　“我思维的色彩关你屁事！”他愤怒地说。但此刻我已移到屏幕前，观看了这些毫无意识阻抗的思想活动。

　　当然我们的谈话都录了音。我研究了整整一下午，这段讲话的图象令人消魂夺魄，言词两侧各有一道表示发音意识微弱，近乎哺喃低语的能级线——这表示不是冲口而出，而是边思考边说。所有感觉和情绪的反应，变态都复杂而粗犷。
　　举例说，他“看”我这一心理，就有三种不同的显示图象，也许更多——分析这些能不困难？而思维与感觉显示的相互对应情形又如此耐人寻味，老记忆和新思绪一个劲地更迭转换，整个心理状态便形成于这团错综复杂之中，恰似他研究的那台机器，名堂多得要命却又精确协调一致，如玫瑰花瓣一般。
　　当他发观我在观测，马上吼叫起来，“小贼眼！该死的小贼眼！别来缠我，滚你的蛋！”
　　他伤心地哭喊着，屏面上连续几秒钟出现了一个清楚的幻想：他扯断了手臂和头部的扣带，踢碎仪器冲出大楼。大楼外，黄昏的天穹下，一个满是低矮的干草的平坦小丘上，他独自冗立。这当儿他正夹在椅子里啜泣。
　　我停下测程，摘去罩冠，问他要不要吃点茶，他拒不作答。于是我解开他的双臂，递上一杯，还告诉他今天有糖，满满一盒糖，茶杯里已放过两块了。
　　他喝了两口，由于对自己的哭喊感到有点害臊了，使用一种稳重老成的挖苦腔调说，“你知道我爱吃糖？准又是观测仪报告你的吧？”
　　“瞎说，只要能得到，谁都喜欢糖。”我回答。
　　“不，小大夫，那帮人就不喜欢。”他接着用同样的口吻问我年纪多大，结婚没有，心里准还在恨我呢。他说：“不想结婚？致力于工作？帮助精神病人回到建设性的生活中去为国效劳？”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它困难而有趣，同您的工作一样。您不热爱自己的工作？”
　　“爱过，”他说，“可那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
　　他轻叩着脑袋，“因为那那那……那一切都完了，难道不是完了？”
　　“干嘛您一口咬定非道电击不可？我连诊断还没做出来呢。”
　　“诊断？”他说，“瞧你的，别再演戏了吧，我的诊断早由罪犯教养所那些博学多才的大夫们下结论了：严重的不满现实症，后果预测凶险，治疗办法是锁在屋子里痛打，让我不停地尖叫，然后审视我的大脑记亿，就像我翻查图纸那样，然后毁……毁灭这记忆。对不对，大夫？干嘛非得走完全部过场呢？什么诊断啰，茶水啰，不能简单点痛快点？难道把我的记忆毁灭之前也非要摸清楚我的五脏六腑？”
　　“弗劳瑞斯，”我极力耐着性子，“是您在讲什么‘毁灭’’您自己没听见？心理观测仪不毁灭任何东西，我也不用它来捞什么证据。这儿并非法庭，您也并非受审，本人不是法官是医生。”
　　他打断我的话：“你也算医生，那怎么就看不出我没病？”
　　“只要您老用那无聊的‘别往下想’来封锁我，我又能看出什么来呢？”我喊了，的确是喊了。我的耐性本来是强装的，这下子怎么也维持不下去了。但我意识到已触动了他，干脆直截了当，“您看着就是有病，您行动呈病态——两根有裂纹的肋骨，体温，无食欲，骤发性的哭叫——这能算健康正常？要是您没病，就证实给我看，让我了解您心灵深处的一切！”
　　他低下头，眼光落到茶杯上，和解地笑了笑，耸耸肩。“我讲不过你，”他说，“干嘛我耍同你争呢？你表面看倒挺厚道的，死东西。”
　　我走开了，令人震惊的是我怎么会让一个精神病人给刺伤了心。麻烦在于：我过去的对象是孩子，他们如果拒绝接受观测，其原因总是很单纯，就好比动物因害怕而发呆，畏缩、拘谨。而这个人比我年龄大，知识丰富，先有交往和信任而后又破裂，这种裂痕就更难弥合了。
　　记下这些使人痛苦，再次刺伤我的心，但对我有教益。现在我对他的好些话更理解了。假如他因怀疑和不满现实而遭逮捕的说法有一定真实性的话，我就不打算在确诊前再把日记给博士看了。 （不过他这样信口开河也太不留心）纳狄丝博士可能正因为我缺乏经验才把这个病号交给我，我感到懊恼，我需要经验。

　　９月７日

　　真糊涂：这不就是她让我看凯姆士论文的原因吗？她当然知道底细，在上层机构里她就接触过罪犯教养所关于索德的材料。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把这个病号交给我的。
　　我如梦初醒，一下子见识了不少东西。
　　今天的观测：索德依然愤怒、阴沉、故意去想性行为。这是他的一个回忆。可是正当她在他身体下面辗转扭动时，脸蛋突然给换成了我的漫画像，这一招还想得挺成功。我不大相信一个女人真会这样一个劲动弹，妇女们对于性行为的心理通常较为隐暗庄重，不会这样摇头摆脑地把自己和对方都当作肉体的傀儡。
　　过了不久，他对这套把戏也倦了， （因为这种回忆的每一粒信号光点都是一种肉体的参与感应，甚至不仅仅是一次性冲动）。接着，他的心绪开始天南地北地徘徊。
　　首先，写字台上图纸重新现了一张。他准是个设计师，因为他拿铅笔修改这张图。与此同时声音合成器传出一支声调清晰的曲子，而在感觉显示带上受此曲子信号干扰的作用区上，出现了一个以孩子的视线高度所看见的大而黑的房间。窗台很高，窗外暮色苍茫，树影正渐渐暗淡下去。房间里响着一个温柔的女声，兴许在大声朗读，间或插进那支曲子。与此同时，这个妓女意志崩溃似地在床上翻来滚去，每滚一次视平线升高一截，直到屏面上除了一只奶头什么也看不见了。
　　对前面部分连续十几秒的大量镜头我今天下午就得出了结论，而且是清晰完整的结论。
　　结束时，他又挖苦地问我：“学到些什么了？”
　　我吹了吹那支曲子。
　　他有点着慌了。
　　“可爱的曲子，”我说，“我头回听到。若是您写的，我就不到别处吹它了。”
　　“是个四重奏里的乐曲，”他又恢复了无防备意识和有耐性的“傻驴脸”。“我喜欢古典音乐，你不喜欢？”
　　“我看见那姑娘了，还有生在她脖子上的我的脸。您知道什么是我爱看的吗？”
　　他摇摇头，阴沉中带着羞惭。
　　“您的童年。”
　　这出乎他意外，过了一阵他说：“好吧，你可以了解我的童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什么都想了解到的。喂，你不是全录了像吗？能不能放给我看看？我想瞧瞧你都见到些啥。”
　　“行，”我说，“可是不等于您想像的那样好看又好懂。我学了八年心理观测，在判读别人的心理前先对自己观察了好几个月。您也从自己的心理录像开始吧。”
　　我领他到我的座位上，戴上耳机，将上回录制的镜头放了三十秒钟。
　　这一来，他态度诫恭了一大半。他沉思着问：“我猜被您称之为背、背景的那上面起伏奔跑的那些颤动斑点是什么呢？”
　　“视觉的扫描——当时您眼睛给蒙上了，这是眼皮里固有的视觉感受的输出信号。感觉和思维这两个显示带随时都存在大片相互干扰作用区。我们把屏幕分为三种显示带，因为除婴儿外，三者极难完全重合。在整个屏幕右端那颤动的光斑，很可能表示您肋骨的疼痛。”
　　“我不信！”
　　“这您不懂，甚至以往您也从未有意识地去想到过它。肋骨疼痛这类感觉无法形象地显示到屏幕上来，只好给它一个可视的符号。所有这类感情，情绪也都分别给一种符号。”
　　“您一下就全能看明白？”
　　“不是告诉您摸索了八年吗？难道您真不明白，这些图象都只能是局部，谁都无法将整个心理置于一个四边形的屏幕里，谁也说不清是否心理活动跟宇宙一样，根本就没个空间限度。”
　　过了一阵他说，“大夫，也许您并不傻，确实全心全意专注自己的工作。但要知道，书呆子气老实过头，可能惹祸的。”
　　“我热爱我的工作，希望确能有所建树。”我带着对不满现实征兆的警惕回答他。
　　他淡淡一笑，悲伤地叹了口气：“傻正经。”
　　安娜走了过来，饮食仍不正常。让她加入了乔治的互治互救小组，至少她需要友好。究竟又干嘛非吃饭不可呢？谁需要她话下去？我们确诊为精神抑郁往往不过承认客观现实罢了，但人不能光靠承认客观现实就能活下去呀。
　　“莱因金库”那些古典派妄想狂的心理资料中，根本查不到索德这样的心理图像。
　　凯姆士的书真难懂。政治术语和心理术语差别太大，一切都像叫他给曲解了。从现在起，我必须切实注重星期天晚上的“积极思维”学术交流会。我已经懒得去操心处理好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了。不，或者换句话已经像索德所讲的那样，太书呆子气老实过头了——他的意思是，我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忘了考虑一个人专心工作是“为了啥。”

　　９月１０日

　　前两夜太疲乏没记日记。当然所有资料都录了下来，并记入了临床观测薄上。一直在下功夫分析索德的病例，很紧张。
　　这是个少见的头脑，智力测验虽达不到出类拔萃，但通常为良好。他根本不是怪脾气，也不是功夫很深的美术家，没有精神分裂的表示迹象，我说不出算什么类型的头脑。很荣幸同他一道分享了他为我回忆的童年时代，我也说不上这段回忆算个啥。当然，其中有痛苦和恐惧。他父亲死于癌症。索德才十二岁就成年累月地辛劳，真可怕。但总算没造成创伤。他既没忘怀也不有意大夸这一切。后来情况全变了，他靠着对父母和妹妹的爱怜之情，靠着对音乐的喜好，对物体形状、质量和相互作用的兴趣，以及长期来对于悲欢离合的记忆，使自己的头脑能冷静地不断思索着，一步步达到成熟完善的境地。
　　时间还早得很，但正式的综合结论不会有什么问题。他今天配合得如此之好，以至我忍不住问他，是否有意识要让一个黑面老兄在感觉显示带上出现几个具体镜头。
　　当我描述这形象有一堆乱蓬蓬粗糙无光的毛发时，他惊呀地说：“您指的是多凯？”
　　声音合成器上、“多凯”已经出现过近手词语的微弱音响，但当时我尚不知“多凯”与这个形象是一码事。
　　他讲述道，当他五六岁时，曾把一头经常梦见或幻觉的熊称为“多凯”。他说：“他个儿大，我个儿小，我骑着他。他撞倒墙垣，踩死那些坏东西，就是那些暴徒、密探，恐吓我母亲的人，还踏翻监狱，踏翻我害怕穿过的黑咕隆咚的小巷、带枪的警察、当铺的老板。硬是把这些全打得烟消云散。然后他驮着我从废墟中爬上小山顶，那儿静悄悄的，总是傍晚，仿佛星星就要出来之前。真奇怪会想起这些，都三十年啦！后来他变成一个生着熊一般毛发的男孩或男人，是我最知心的密友……我同他一道，真有意思。”
　　由于没法录音，我凭记忆写下他这段话。观测因停电而中断了。政府的优先供电名单上把医院排得如此靠后，真可恨！
　　参加了今晚的“积极思维”学术交流会并作了笔记。搏士发言谈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虚伪性。

　　９月１１日

　　今早索德试图向我显示多凯，没成功。他笑着大声说：“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变成他了。”
　　“让我看看您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他的。”我说。
　　他答应一声，便回忆起刚踏入青春年华时的一段往事，同多凯并没什么关联。
　　他见到一个罪犯，听说这人一直在印发违禁印刷品。后来他看到这么一本小册子，标题映入视界——《真有平等公正的司法吗？》他阅读小册子，但不替我回忆其内容，我要他回忆他也不理睬。罪犯的形象逼真得要命：青年人穿的蓝衬衫，带咳的嗓音，接着是鞭打的声音、罪犯教养所人员的制服，驶去的轿车，这辆大轿车是灰色的，车门溅着血迹。轿车在大街上行驶着，行驶着，此景象一再重视。
　　我相信，这个意外事变重创了索德的心灵，可作为他对于国家因保密而允许的司法暴力产生恐惧的原因的解释。正因为此，他才在审查中举止反常，而形成不满现状的迹像——但并非的确不满现状。
　　我想证实这种解释的理由，这一段一回忆完，我就说：劳瑞斯，替我想想民主好吗？”
　　他回答：“小大夫，想轻而易举逮住老家伙可不成。”
　　“没打算逮您。想想民主，到底是能还是不能？”
　　“民主我可没少想呢，”他说着转为右脑活动，音乐声起，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部合唱曲，我上高中音乐识曾学过。当时唱的都是些爱国主义的歌词。
　　我冲他喊：“不要打岔！”
　　他却说：“用不着嚷嚷，听得见。”
　　这房间确很安静，所以回声的拾音大得怕人，就像千百万人在同声歌唱。
　　他继续大声说：“我没打岔，我在想民主，这就是民主，是希望，是兄弟之情，没有隔阂之墙，所有墙垣部不存在。你们，我们，我想像造就了这一整个体系，您听得见吗？”
　　又是那小山顶，低矮的草地和逐渐升高的感觉。风，整个天穹，天穹亦即是音乐声。
　　当一切结束，摘下罩冠时我说：“谢谢。”

　　我不明白为什么医生就不能因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新启示而感谢病人。当然，医生的权威很要紧，但也不必太跋扈。在政治方面，我懂得是必须服从权威的。但心理医学上则不然，医生不能“治愈”病人，而是病人在医生帮助下“治愈”自己，这不算违背“积极思维”吧？

　　９月１４日

　　今天同索德长时间的交谈惹得我心烦意乱，得好好清理一下思绪。
　　肋骨伤痛妨碍他转入工作疗程①，使他很不安定。“暴力型病房”也深深惊扰着他。因此三天前，我利用职权去掉了他表册上的“暴力型”记号，将他转到Ｂ号男病房，挨着阿卡老头的床位。
　　【① 工作疗程：让患者参加有助于病愈的工作之精神病疗程。——译注】
　　当我去叫他接受观测时，他们正坐在阿卡老头床上谈话。
　　索德说：“索伯尔大夫，认得我这位邻居，大学文艺系的阿卡教授吗？”
　　当然我认得——他在这儿多年了，远比我还来得早——不过索德如此必恭必敬，我也只好回答：“认识。阿卡教授您好。”说着同老人握了握手。
　　他对我像对一个生人那样礼貌——他经常是隔天就不认识人了。
　　去观测室的路上，索德问：“您知道他受过多少次电震疗法？”
　　我摇摇头。
　　“六十次。他每天都要骄傲地告诉我。要知道，他是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写过一本关于二十世纪政治、艺术和科学自由的各种观念的书。叫《自由的观念》，我上工程学校时读过。那时书架上还有这本书，现在却哪儿也找不见了。问起阿卡教授，他竟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
　　“经过电痉挛几乎都会失去一些记亿，”我说，“不过忘却的东西还能重新得到，并且往往自然而然就可恢复了记忆。”
　　“翻来复去六十次以后呢？”他问。
　　索德是位高个子，有点驼背，即使穿病员服也充分显露出自己的体形。但我也不矮。他叫我“小大夫”并非我不如他高。原先他是发我的脾气，现在则在痛苦和抱怨时这样叫我，并没有打击我的意思。他已很了解我了。
　　他说：“小大夫，别傻正经了，应该知道，人的头脑已被严重地摧残了！”
　　现在我要把当时我的回答确切记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我并不赞成动钒就搞电痉挛。除偶尔用于年老性抑郁的特殊病例外，我并不想对自己的病人使用它。我推祟心理观测仪，因为它较之带破环性的器械更为安全可靠。”
　　全是真心话，而以前我从未说过，也未有意识地这样想过。
　　“那您要为我推祟些什么呢？”他问。
　　我解释说一旦确诊后，我推崇的治疗方案就将得到科里正副王任的审定。我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历史和躯体结构中尚无认定得搞电痉挛的根据，但最后结论还须待一段时间的诊治。
　　“让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找根据吧。”他驼着背，在我身边放慢下脚步。
　　“为什么？您喜欢心理观测仪了？”
　　“不，虽然我喜欢您。只是我很想推迟那不可避免的结局。”
　　“弗劳瑞斯，干嘛硬坚持电痉挛不可避免呢？难道看不出这种想法丝毫根据也没有吗？”
　　“罗萨”——以前他从不称呼我的名字——“罗萨，对于地道的恶根您没法讲根据。有些表面现象您不可能摸底。是的，对于我的记忆和我本身的即将被毁，我丝毫根据也没有，但这想法一点没错。他们决不会让我毫……”他犹豫了好一阵子才说，“毫无改变地离开这儿的。”
　　“一段心理插曲……”
　　“我没什么心理插曲。现在想必您早已明确这一点了。”
　　“那您说干嘛送您上这儿来？”
　　“我有些同事，自称斗士、反对派，想必他们向罪犯教养所告密，说我是搞颠复的自由派分子。”
　　“他们的证据呢？”
　　“证据？”此刻我们已进了观测室。他双手蒙脸好一会儿，忽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证据？唔，在我们单位的一次会上，我同一个外国来访的同行设计师谈了很久。您要知道，我们那儿就有那么些从不上班的同事，谁也管不着他们。今年夏天，我向主任提出了为何政府批准的一项设计不应该开工的原因。我实在太蠢，也许我上这儿来正是由于……由于那次愚蠢的多嘴。加之我曾经读过并一直在读阿卡教授的书。”
　　“这算什么证据？您思想积极活跃，热爱祖国，并非不满现实呀。”
　　“这可难说。我热爱民主思想，还有希望。对，我爱这些，不能离开希望而生活。国家？您指地图上那玩意儿？线条吗？线条内一切均好而线条外也没什么毛病呀，成人怎么会热爱这种孩童的观念呢？”
　　“那您总不至于叛国投敌吧？”
　　“唔，如果要在国家与人性，或国家与一个朋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也许会的。您尽可把这称为背叛，我可认为是道德。”
　　星期天卡丁博士讲得很准确，他是个自由派分子。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连正常的情感都丧失了。讲这种话竟然能漠然无情——“我也许会的。”
　　不，这不是真情，他是痛苦万状而不得已说的。相反倒是如此震惊的我，才空虚、寒冷——什么情感也没有。
　　该如何治这种精神病？这算“政治”精神病人吗？凯姆士的书已看过两遍，相相确实看便了。但政治和心理学之间仍存在着缝隙。同时此书只教给我思考，却没讲怎样积极主动地行动。我从屏幕上已看见了索德希望如何去思维和感受，看见了愿望与他头脑中现实状况的差异。但不知怎样教育他，使之能进行“积极思维”。凯姆士说，不满情绪是必须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加以填充的缝隙所在，可这不适于索德，他身上没有什么缝隙所在。说真的，倒是凯姆士运用自己的观点所研究的政治与心理学之间的确存在这种缝隙。但假如说他这些观点不对，那怎么才能算对呢？
　　我迫切需要指点，可又不能请教纳狄丝博士。她给我凯姆士的书时讲过：“从中可找到你所需的答案。”尚若向她请教，就等于承认水平低，找不出答案来。这样她就会从我手中把病人换走。的确，这是一场考试，考我的。而我又需要这样的经历，我正在学习呀，而且病人信任我，肯与我交心，所以如此是相信我能为他完全保密。因此，在治疗进入正轨和保密不再必要前，日记不能给任何人看，也不能同任何人讨论这些疑难。
　　但天知道何时才能到头。这样岂不是我对博士的保密要没完没了啦吗？
　　我必须开导他使自己的行为更现实些，否则十一月科里复查时他少不了送去挨电痉挛。照这样说来他的预感始终是有道理的。

　　１０月９日

　　索德的观测资料开始表明对他（或者说对我）有“危险”的前几天，我便停止了往这个册子上作日记。今晚刚又重新翻阅了一遍。我想既然决不再给博士看，那还是应该继续记录我感兴趣的内容。日记本来是她叫记的，但叫记是总希望我拿给她看。她认为我会像第一次那样乐于给她看，或者她要我就给。昨天她就问我要了。我说早不记啦，反正是重复记在临床观测簿上的内容。她显然不赞成但也没吭气。几周来，我们所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已起了些变化。我不再感觉那么需要指导。而安娜的出院，对儿童孤独症的研究文章，以及我对心理观测专用文赫磁带的卓有见地的分析，都使她不能坚持干涉我的独立性。但独立性还可能再次被她剥夺。我拆掉日记本封面把散页的记录纸随时藏进“莱因金库”的案卷封皮背面，非得相当严密的搜查才能发现。我一面藏，一面觉着脑袋阵阵发麻，内心作呕。
　　什么叫过敏性反应？要是没什么反应，一个人就可以被任意污蔑，或让跳蚤咬上一千次。但一经遭致一次心灵的创伤，或受了一次严重感染，挨上一次蜜蜂蛰，那下回遇上带刺的草或跳蚤都会要咳嗽打喷嚏、搔痒流泪等等，就同对刺激性药物过敏一样。一个人必须得敏感化才行。
　　“为何老是心神不定？”我写道，唔，现在总算明白了，就是因为有些人总要扰乱、干涉我们。卑鄙无理。虽然是我而不是她同病人一起诊疗，但我却休想接触保存在她办公室里的“机密”材料。也别想有任何自己的“机密”材料。只能是权威人士有秘密。他们的秘密都是正常的，连撒谎也是正当的。
　　听看，听着，医学大夫罗萨·索伯尔，精神疗法和心理观测疗法的贬低者，你已经退化到原始愚昧状态了，是吧？
　　你满脑子都是些谁的思想？
　　六星期以来，你一直每天二至五小时，一头扎在一个人的心灵里。这是个宽宏豁达的，综合完整的，神志健全的心灵。以前你从未对类似这样的心灵观测过，你只观测过有缺陷和恐怖失常的心灵，还没遇到过与自己同样健全的人。
　　谁是治疗者？是你还是他？
　　但假如说他根本没病，我又该怎么办？怎样才能帮助他？挽救他？
　　教他撤谎？

　　（未注日期）

　　前两晚我都在翻查十一年前阿卡教授被送来这儿但尚未电痉挛之前所录制的心理观测资料，直看到深夜。
　　上午纳狄丝博士向我查问为何“占用档案拖延至今？”（这意味着资料员塞琳娜向她报告过我借用档案的事）、（我对心理观测室每平方厘米都了如指掌，并且每天都收拾得一模一样，今天看来也没人进来翻寻过）。我回答说眼下对研究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的思想体系之发展颇感兴趣。我和她都表示同意思想消极是因唯理智论所造成，发展下去还可能导致精神失常。对这种不幸应以理性的方法加以治疗，正如对阿卡教授的治疗一样。并且治疗后如果仍有工作能力的话就放病人出院。这次讨论非常有趣和融洽。
　　我撒谎，我撒谎，不错，我不慌不忙，沉着老练地撒谎。她也撒谎，她也是个骗子，她不也算是知识分子吗？她本身就是谎言，说不定还是个胆小鬼，伯死鬼。
　　我想看阿卡的磁带是为了作出正确的预见，为对我自己证实蒙德根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怪人。结论也确是如此。他俩的差异极为迷人。阿卡教授的思维显示带壮丽辉煌并有一定的结佩但感觉显示带则缺乏完善统一形态的图像，也索然无味。阿卡效授知识要渊博得多，他思维的力量和美妙程度运比索德强。索德则经常是极度地浑浊不清，这正是他生命的组成要素之一。阿卡教授是位，不，曾经是位同我一样的抽象型思想家，因此我不太欣尝他的磁带。我更感兴趣的是索德的头脑那种完整连续的时空概念的现实比和强烈意识的请晰逼真程度。
　　今天上午在观测室告诉了索德我一直在翻阅阿卡教授的磁带。和通常一样，他的反应不是我预期的。我原以为既然他喜欢那位老人，所以应当高兴。
　　谁知他说：‘您的意思是虽毁掉了记忆，但磁带还保留着？”
　　我告诉他所有磁带都留供教学用，并问他在得知阿卡本来的思维还完好地保存在磁带上时难道不感到欣慰？归根到底一个头脑或迟或早总会衰亡，而磁带却跟书籍著作一样，无论如何能经受住时间的消磨。
　　他回答：“错了，只要书藉著作查封，磁带保密，那人虽死了，思想还处于囚禁束缚之中，这恰好最糟糕不过！”
　　观测完后他问，假如送他去核电痉挛，我是否能够或者乐意销毁他的诊测磁带。
　　我说这最容易不过，借口归错档案或丢失就得了。但这种浪费太狠心，因为我已从他的磁带中受到教益，后人将还会受益的。
　　他说：“难道您还看不出，我不可能保证再有条件来为国民服务了？我将变成个无用的人，全部真象便是如此，我说不上对您有何教益，只是我们一道工作过，共同服我们的劳役罢了。”
　　近来，他满脑子尽是些监禁的概念，以及犯人、劳改营的幻觉和梦影。他梦想着牢狱就像车狱中的人梦想着自由一样。
　　说实在话，蝴我限看这条路越走越即时，只要可能，我应当送他进监狱。但自从他来到这里就一直汉机会。如果我报告说他的确政治上很危险，结果就只管教造他国暴力型厢房，并施以电痉挛疗法。这儿没宵判决他生存的法官，只有处之以死刑的大夫。
　　我所能作的只有尽量拖址诊断翔，太了提出　性全面综合性请不报告书，并附一份关于进行彻底治疗的指列强硬的后果预测。报告我已修改过三次，限选写得既使人一看就明了。我心里知道这是思想意识病，　（这样他们才不致立刻否定我的诊断），又要措词稳妥，表明只要他们放心让我用心理观测仪来治疗，就完全可按他们的标准治好病；我怎么建议关系倒不大，可他们还会同我争论，说既然如此，为何放着廉价而又简单直接的电痉挛疗法不用，却偏要耗费上一年时间，动用这昂贵的心理观测设备呢？
　　离全科复诊还有两周，我必须写好报告使之确保不被否决。但假如亲德说准了又将如何？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演戏，谎言对谎言。而罪犯教养所则一开始就下了命令：“消灭这家伙……”

　　（未注日期）

　　今天全科复查。
　　如果我呆在这里，我还有某种权力，还能行点好……不不不，我不干，我不干，即使是对这件事，即使是对这，我现在该怎么办怎样才能阻止……

　　（未注日期）

　　昨晚梦见自己骑在一只熊背上，来到一个夹在陡峭山崖间的深谷里。山崖直耸入黑沉沉的天穹。时值寒冬，岩石上凝着冰。

　　（未注日期）

　　明早要告诉纳狄丝，我打算辞职并请调儿童医院。但除非她同意，否则无人过问。我已经无人过问了。我锁着门写日记，写完马上得下到锅炉房把日记全烧掉。再没别处好去了。
　　我们在大厅会面了，一个护理员跟着他。
　　我抓住他的手，手又大又瘦又冷。
　　他低沉地说：“现在轮到了，电痉挛——是吗，罗萨？”
　　我不愿让他上楼过走廊前就丧失意志，过走廊是很长的一段路。于是我回答：“不，不过是另——种试验——大概是作脑电图吧。”
　　“那我们明天还能再见啰？”
　　我回答说能。
　　他去了。到傍晚我也进去了。只见他醒着。我说：“我是索伯尔大夫。弗劳瑞斯，我是玫瑰。”
　　他含糊不清地咕哝着：“见到您很高兴。”在他右脸上有块轻微的麻痹痕迹，那倒是会逐浙消失的。

　　我是罗萨，罗萨就是玫瑰，我就是玫瑰，无花的玫瑰，多刺的玫瑰，是他用头脑造就的，带着他手的触觉的，寒冬般冰冷而不会动感情的玫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