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杀手》作者：保罗·爱德华兹

作者简介
　　１９７０年，保罗·爱德华兹从洛杉矶大学中心戏剧创作系取得学位毕业。自此，他指导并演出了许多剧目，从尤利普斯到莎士比亚的精典剧作，从塞缪尔·贝克特到洛杉矶现代剧，其中有两部是他自己创作的。
　　追随着童年的梦想，他开始是学习药理的。没有时间同时搞舞台工作，他便认真学起布鲁斯钢琴曲，先是业余爱好，继而发展成嗜好。有一阵，他一边进行药务实习，一边在芝加哥与一些布鲁斯曲专业的艺术家们一同演奏。现在，他是急诊室专家，却还偶尔找时间去当地俱乐部演奏乐曲。
　　他一直是个热心的读者，对科幻小说又有特别的兴趣。1984年，爱德华兹转向他最初的爱好——写作。两年后，他卖出了他的第一篇散文。接着，《英雄杀手》获得第三季度的一等奖，从而成为本年度最高奖的四个候选人之一。
　　目前，没人知道最高奖得主，他会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图书馆管理员，也会是一位津巴布韦昆虫学家或植物学家，也会是……，但事实上，他一定会是一位作家。

　　最近送来的肉毒素简直没用。溶液太浓，子弹丸放进去气泡都出不来。早晚有一天枪会对着我的脸炸开花的，不过我想，我们都冒着同样的危险。这里还总有沉淀。我擦了擦药水瓶外壁，把它放进双层广口瓶内。我总奇怪自己怎么不把它扔了，也许是害怕这氮酸会腐蚀东西吧。
　　我想知道是否别的医生也被给了这些弹丸枪，但又无法去问。我怎么能走近一个同事，问他这样的事呢？“忙吗？上周解决了几个？”猜也没用，毕竟，他们不会把我作为“携带武器，危险分子”逮起来。我是个很安静的人，不爱交际。我是太不爱交际了，才失去了凯瑟琳，我的前妻。也许选我入传染病组织时，军方考虑到我是不爱报复的，由于她的不忠行为，没人比我忍受过更多的刺激。
　　当然，她离开我，我并不感到惊讶。当政府干涉了1994年度医生罢工之后，自愿做医生妻子的人消散没了。不管健康与否，被贬至中层阶级这一事实使她从新闻媒体中退了出来。我从来都是尽量先满足凯瑟琳的需要的，但不管怎样，你无法关住一只鹰的。世上有那么多富有的、合格的男人要来照顾她。我想她只是出于义务感才和我在一起，因为她还没出名前我支持过她。我被解职时她哭了，等着我让她走，我让了。如果她再打电话来和我争论，她还会哭的，而她却没打来过。我深爱着她，不忍心让她同我一起受穷。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给我的爱足够让我熬过那之后所有的漫漫长夜。
　　我没被逮捕，没有，因为我没参加爱滋病毒组织，所以没有“参与阴谋”的证据。然而，他们还是让我穿上了军装，就像所有其他的实习医生一样。我的生活方式全变了，银行户头被没收，连同行医执照，甚至连同退休保证金。然后笔一挥，我的私人档案建立起来，连同分期付给的津贴和利息——我却不觉得苦。真的，并不觉得苦，甩掉了妄自尊大的专家形象，在乡村阳光细碎的林荫路上跳舞，踏着莫扎特的交响乐《雨点落在我头上》的拍子。作为家庭医生的以前的我可享受不到这些，感谢上帝。
　　这些天，我在急诊室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面对一大群牢骚满腹得了莫名其妙的病的人，他们大多是来要麻醉品的，然后就回家睡觉，除非总部给我打出带菌者任务，这任务是家常便饭。我挣的钱刚够付房租，再挣的钱给我那辆老爱尔科卡轿车添点润滑油和汽油。
　　当然，做一个温顺的替罪羊也没什么好处，甚至在我们被一拳打扁时，还有几个医生还当众谦虚地抗议呢。傻瓜！就从那时起我们受到关于各种事情的指责，特别是传染病组织。
　　牧师摩根在他的电视台讲坛上号召全球性献血，看起来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谁还记得摩根？那确是好主意：在缓解血液紧缺的同时还能发现全国爱滋病带菌者。情况糟透了，我的病人中整整三分之一是病毒携带者“Ａ”字样红色卡片的持有者。传染病组织对死亡率通常是低估的，这是低估美国性泛滥的结果。当总统将议案签署成为法律时，我们这些穿白大褂的人都站起来鼓掌，却做梦没想到公众如此恐惧针头而决不同意这一措施。而且常识告诉我们，那个爱滋病毒组织老坏蛋一定已经将这一秘密消息传播了出去，人们已不再说“如果我及时知道，就……”
　　但是毕竟法律就是法律，国家警察开始支援当地警察和健康部门，现在你若不被迫把手指伸出来刺破，挤出一点血给政府检验室，你就不能取出贷款，找到工作，通过海关大桥，甚至不能出外约会。当然，医生就是一群坏蛋了。我们得到检验结果，总部给我们密码信号——别人不会得到你的爱滋病检验结果的，这一点我倒能确信。
　　动乱刚开始时凯瑟琳在我身边，日子还好过，但现在——我总是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心里实在痛苦，偶尔祈祷着她那完美的双腿不要绕在一个坏蛋的腰间。
　　一旦医生成了军人，我们就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否则就得面对军事法庭。一个亲密的朋友自杀了，起初我以为是由于离婚的压力。周围有这么多的离婚人，这是对我们共有的自负情绪的又一次痛击。
　　我记得最初的那一天。关闭了总部窗口，我像往常一样键入奥马哈中心，但出现的不是通常的日程安排，而是不停的一阵嘟嘟嗒嗒的声音。我以为它出了故障，但屏幕上一直显示着一行红字：“小心电磁波。”我把桌上的纸翻个底朝天来找用户手册，把书上列的措施都实行了一遍噪音才停住。接着传来了永远改变我生活的信息。
　　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如果泄密将受长期独立监禁等等。根据总统的命令等等。我已经习惯了许多威胁，但似乎这次不同寻常地紧急。接着出现一系列莫测高深的法律用语：医生对于社会的职责，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花掉了却没在生态研究上找到答案，道德败坏混乱，肉欲横流。没什么新办法。带着爱滋病毒的的妓女若不被立即处死也只能在监狱里过几星期痛苦日子。
　　然后是最刺激人的部分：我被选中参加带菌传染病组织。我已证明是可被信赖的。没有刑法惩罚我的行为。此种方法是人道的：带菌者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会安静地迅速死去。社会不会受到病毒传播的危害。道德水平会上升。人口数量也会上升。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
　　它的语气起初是满含歉意的，这使得整个事不令人确信。这年头，没人为任何事向医生致歉。医生在许多方面是有权力，但从社会和法律角度看，我们就是奴隶。
　　我的脑子突然有了逻辑判断能力。它一定是秘密的，所以无法追溯起源。它一定是合法的，所以执行起来不用害怕。它一定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动力使我们医药学成为世界一流。它一定选我们，所以一旦这事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这些完美的替罪羊又能被惩罚了。
　　也许我许多同事的自杀正是这一残暴行为合法的消音作用。
　　我盯着屏幕，强迫自己放慢呼吸，镇静。好吧，为什么不呢，我想道。同病相怜，我可以加入，也可以把它合盘托出。但最好我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态度，否则就不是带菌传染病组织而是我在谋划种族灭绝计划了。
　　总部要立即答复，含义很明白：如果不同意就太危险了。我不想死，就按下确认键“Ｙ”，又按了一下，回答“你确定吗？”
　　枪是全塑料制的，空气动力，很轻，消音，很简单。它通过了航空站的检查，我想是联邦调查局生产的。我有两周的时间来熟悉这支枪，然后就接到第一个带菌者目标任务。
　　无论谁负责带菌传染病组织计划，他一定知道我是正直的，因为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个男性同性恋卖淫者。我得去闹市区找他，这让我害怕。没有哪个医生会忘记那些猎人头的，我还曾经常到那里，会有一大群人认出我来的。
　　从总部我得到一张引导我的硬卡片：休闲装、指令和一张照片，都印在一张纸上。纸上带有随时间释放的腐尸菌，它们会把纸在两小时之内吞掉的。
　　火车上简直像地狱，一边急着记住所有信息，一边祈祷着我的手汗不要把纸湿成一团烂泥。只有政府官员能收到这满纸骗人鬼话的文件，所以我出席公职的惟一证明就是使一个人在我手里消散。
　　酒吧很阴暗，嘈杂，乌烟瘴气，但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带菌者，虽然我只粗略地看的指令。他男性身体的体味，加上油腻腻的汗味，以及廉价香水味引得我直反胃，但我还是朝他凑过去。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却不过一百三十磅重。太阳穴的血管直蹦，我的舌头像沙子一样干渴，说不出话来。他也许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低声说“三十块。”就拉着我的胳膊肘向休息室去。
　　“五十块，”我说，“我们到外面去。”
　　走廊里有灯，四个人站在尽处黑暗中分享一支烟。羞红着脸，我避开他们理解的目光，跟着这个带菌者绕过一个垃圾桶走向另一端。我已经像一个投票员一样在寻找逃脱的路线了。只是对合法性的确认这一点我有点紧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故事呢。我究竟有什么？一张印在破烂纸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证吗？
　　在黑暗中，他带着讨厌的装模作样的热情把手伸向我，我不能等了，抬起右手对着他的脖子开了枪。他很虚弱却持久地“咝——”了一声，眼睛的瞳孔就扩散了，这是他最后有意识的动作。然后就死掉了。
　　我在他倒下前抓住他，让他靠着垃圾桶坐下，他苍白的脸一动不动，带着所有的死人都带有的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偷偷走向走廊另一头，走到街上，跑着去赶火车，我尽快地跑，刚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全身颤抖得像个树叶，这毫无理由，因为我挽救了几百条生命不受这走动的野蛮ＤＮＡ的感染。一连四十八小时我无法入睡。
　　没有必要报告结果。无论谁在总控制台后都会知道的。我一定是干得不错，因为大约两个月后，我每晚接两个任务了。我很快就战胜了冲动和恐惧。我记得以前认为整晚工作是很讨厌的事。
　　当然，我白天还在急诊室看病人。我是一名家庭医生，但在我们这有几位专家。杰斐逊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爱交际的泌尿学专家，他的擅谈和好人缘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他，那时他已经脖上套着绞索，站在一家小服装店旁的混凝土铺路机边上。太多的事情不堪回首，他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在我几个月前接受了传染病组织的任务以后，他彻底沉默了，几乎封闭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蹑手蹑脚地，眼睛四处瞄着，有点轻微的响动就惊得到处跑。
　　没法问他，那样会立即被发现和处决的，但我确信总部也把他拉进来了。他是个很温和的人，我相信他肯定下不去手杀人，所以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办公桌边。我写了他的死亡报告，在死因一栏写下“重大军事情报”，官方拒绝验尸，我并不感到惊奇，我知道政府不愿意看到肉毒素被验出。
　　我开始每晚都接到任务了。这意味着我没有私人娱乐的时间了：我的音乐集啊。我有许多关于五六十年代爵士乐的录像带，音乐能让我彻底放松。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哪一个人管着我，他或她或它都决定要让我养成除掉带菌者这一嗜好，事实也如此。
　　几乎所有的带菌者都是最廉价的卖淫者，从事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但也有少数几个是社会上或体育界的名人。总部给我现金、衣物、一辆兰博吉尼轿车代替我那辆旧爱尔科卡，还有一些介绍信，为接近高档次带菌者做了充分准备。
　　这对我毫无意义，那些玩意儿总是第二天一早就又不见了。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被选中了，我简直其貌不扬，头发稀，肚子大，脸上长着深深的皱纹，从下生起就一副老相，忧郁、苍白的脸色，总是汗涔涔地。
　　第一个和我较亲密的带菌者是一个歌手，名叫野花。总部传来的信息上暗示着她会跟一切会动的东西发生关系。于是，我穿戴整齐，去掉一切暴露身份的东西，花钱买通了五十二街威尼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就遇上了她热情如炬的眼睛。我知道那情况是真实的了。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锁上门，我刚转过身，她已经跪下来脱我的裤子了。
　　这太奇怪了，我却无法阻止她。“不要用牙咬，亲爱的，”我说，“好，慢点，轻点。”她按我说的做了。她的嘴一定是一满下的病毒，她刮我一下我都惊栗不已。我把手轻柔地放在她的脖子上，但她用天才的肉感和情欲总使我分心，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靠近她时把子弹射进了她的脖子。
　　我刚接受传染病组织消除任务时感觉很厌恶，但对自己的厌恶却更深刻和牢固，远比预想的沉重得多。但现在，我只耸耸肩。那以后的几星期，我尽量用性来吸引带菌者，有时也使用一下——当然是绝对安全地——那真有效。没有乐趣，没有快感。我每周工作大约八十小时，是我以前工作量的两倍，还没希望提职。
　　不用说传染病组织消除小队的其他成员是怎样工作的，我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工作与其说是半军事性的秘密组织，还不如说是半判决性的更贴切。但不管这专用词汇是什么吧，总之我在四个月多点的时间里干掉了九十个爱滋病毒携带者。我累坏了。我总是向总部发信息，但我考虑在系统里留太多的数据会给我带来麻烦，像我说的，我努力保持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这个工作负荷太大了，我请求休假了。
　　我冒着冷汗等了一个小时，屏幕才亮起答复。我以为要看到自己被判决了呢，却相反，我被允许休假三周，免费去任何地方。只剩一个任务了，干完就可以去休假。
　　信息机“吱吱”地把头像印出来。当我看到那张太熟悉的形象时，我的心狂跳起来，我的肋骨简直都被纸上那张凯瑟琳的彩色面容击断了。
　　我难以相信，像一只迷宫里的老鼠。或许我对于给我任务的那个人太重要了。我不得不认为这完全是巧合，就像扑克牌的纯粹偶然性。如果不这样，我会不会是一个精神变态的妄想狂。
　　我冲了个冷水浴，又读了一遍这张目标鉴定，然后才坐在电话机边。
　　“你好？——喂，你好。”她的声音传过来，不断地，换了至少六个声调。
　　“你好，凯瑟琳。”
　　“太出人意料了。”
　　“打开传像机好吗，凯瑟琳？看不到你我无法同你讲话。”
　　“稍等一下。”启动的声音，接着屏幕亮起来，映出凯瑟琳正穿上一件长睡袍——她那晒得暗粉色的肌肤只一闪就被一层薄衣料裹上了，显出她完美的曲线。真是她啊。
　　“你知道，”她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会打来电话。”
　　我尽可能温和地说，“真的吗？为什么，你希望吗？”
　　“希望看看你的身体。”
　　我轻松地笑笑。如果我没做那份工作，她会轻意去掉我对她的厌恶的。她会很迷惑的，如果她迷惑了。
　　“凯瑟琳，如果有人有权看，那只是你。你富有、单身、美丽、健康——我只是个走投无路的军医。我给你打电话就是因为你是不只看看的那种人。”
　　她打量着我，认为我并不知道什么可看的东西。她像以前一样责备起来：“我们在一起的十四年里——”
　　“十五年。”
　　“——这是你对我讲的最好的话。”
　　一些话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曾悄声对她耳语过的话：这是去你的新家的钥匙，在巴黎与你相伴大好了，我爱你。
　　“我本可以说些别的，但有些话还是当面说的好。”
　　她笑了笑，说：“让我查一下我的书。”她倾身过来拿摄像机上面的什么东西，她的长袍在屏幕上鼓了出来，像微风里的船帆。整个屏幕都充满了她的左胸脯。形状简直太完美了。当然她这样做只是在挑逗我。她做模特后很惹眼，现在她的收入是以前的两倍，仅次于戈真海姆。
　　我听见身后的机器发出声音“她已被检验出患有绝症，根据总部信息，她不到十二个月就会死去。”
　　她又坐回椅子上，裹了一下薄睡袍，那睡袍包着我熟知的躯体，假作一本正经的样子思考着。
　　“今晚七点半？”她问道。
　　“我几乎等不及了。”
　　她倾身过来，说出了我不敢奢望的几个字：“我也等不及了。”
　　回想起来，我已料到她会让我轻易地重新步入她的生活的。她为什么扰乱了我？除非她知道我根本不像别人看的那样。我具有她藐视的一切东西：贫穷、年老、乏味、习惯性的妄自尊大，以及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苦恼指手划脚的品质。当然，我是最谙熟心碎的理论的：我们分享的爱，至少代表着一段情感的残余物，还留在凯瑟琳的空躯壳内，它冲淡了由背叛引起的相互指责时的怒气。
　　我穿戴好，把枪习惯性地别在右边腰间，这已成了不用思考的习惯动作了，无论要去对付谁。我的思维沉浸在千千万万的回忆中，有喜也有忧。这次见面的起因和不可避免的了结则被忘在脑后了。
　　我用公职卡付的饭费。她装作没注意，但她的眼睛确实盯了一下这张小塑料矩形卡。免费吃饭像一把磁性银匙，使我们用餐时一直轻松地开着玩笑，我还买了一瓶四十年的陈年老酒，准备在回去的车上享用。我建议到她那里去，但她却坚持到我的破旧狭窄的小屋去。我开着车——我自己的那辆，有她在，我原来并没注意到的车的尖叫和卡嗒声显得格外刺耳：一路吵闹着向我的老破屋驶去。
　　“为什么还是这个老破烂？”她问，“听起来我们都开不回去了似的。”
　　“当医生哪来的钱，你也是听说的。我甚至还额外加班呢，也没奖金，我也就没精力做另一份工作了。”
　　“别跟我抱怨了，你不是还有公职卡吗。”
　　“我只能用一个月，还不能太浪费。那小子出差了，现在正驾着吉普车在内华达东北哪个地方呢。”
　　后一部分是真的，他去他的私人诊所了，要待三个月。
　　斑驳的灰泥墙上尽是水渍，这一处那一处的裂缝看起来像是大大小小的补丁。一个老太太在过分拥挤的门厅中的沙发上酣声大作。这就是我的寒舍。
　　我的正门是钢的，开了三道锁，我们走进屋。
　　“噢，真不错！”她说着，踏上四级台阶走过门厅，又上三级穿过厨房，向静悄悄的总控制室瞟了一眼，完成了全部行程。
　　“还有尺寸合适的壁橱呢。”我几乎脱口说，如果她的赞叹是出于真心，她可以住在这儿，不用再回到帕克威尔的阁楼上去了。
　　“不算坏，如果你是个苦行僧。”我说，“我猜想，这是我不安份的结果。”
　　“没有性生活，嗯？”
　　“没人再想接近一个医生，更别提你的戏是出难唱的了。没人，我像得了瘟疫一样过着形单影只的日子。”她略微退缩了一下。我接着说：“我没得瘟疫，我只是在学着喜欢我的新生活。”
　　她把围巾扔在我写字椅的扶手上，那椅子靠背上横七竖八地用胶带粘着裂缝。她用修长的两手勾起我的胳膊，她大大的海蓝色眼睛凝视着我。“这是我，”她说，“你不要装了。”
　　“我不懂……”
　　她叹了口气，吻了一下我的鼻子，转身去找把床从墙里拉出来的按钮，她找到了。
　　“给我倒杯白兰地。”她说，并倒在床上。
　　我把洗脸盆边那个装牙膏的杯子测了涮，倒上酒。
　　听着约翰·斯特劳斯和特龙尼尔斯·蒙克的小夜曲，又喝了两盎司的酒，她开始脱衣服。
　　十五年里，如果可能，我们从来都是赤裸着身子做爱的。我站在那里，我的心矛盾得麻木了。她躺在我的床垫上，热情如火，我灰暗的中年时期的情欲又死灰复燃了。
　　我的脑子里曾闪过一个梦想：和凯瑟琳跑到远远的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爱滋病毒把我们吞掉以前好好享受一年。欢笑、幸福地过到被击垮的最后一刻。但它只是一闪即逝，总部会掌握一切情况，我若逃避我的任务就活不过七十二小时。我不想死。
　　凯瑟琳今晚则必须得死。惟一的问题是在这最后一刻，我是否应该和她再分享一次爱情。毕竟，我们都得死，我也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了：整天治疗那些毫无品味的身体机器，整夜狩猎着病毒携带者，总是单身一人，永远单身一人。我的结局会很简单：如果一年内得了肺炎该怎么办呢？至少我会拥有这一时刻，最后纯情如火的一刻，和我的女神，我的爱，我的甜美人儿，这一刻的火焰会照亮我所有的角落，直到生命尽头。
　　颤抖着，我脱下衣服，藏起枪，躺在我的爱人身旁，一想到她的病毒，我就觉得肉皮发麻，但病毒是看不见的，而凯瑟琳是温暖甜美的。我们相互玩笑着，接着我一言不发，急不可耐地压在她身上，感觉我长久思念的拥抱。我曾经想温文尔雅有节制地爱她，但热情和绝望驱走了对瘟疫的恐惧。我沉浸在致命的狂吻中，把生死置之度外，三四次后，我释放了所有固积的狂热，惊惧和恐慌被彻底清除，我沉醉在甜蜜的麻木中，这时凯瑟琳则像春风一样从我身边飘开了。
　　我恢复了理智，转头看她，她正用清澈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我以为我还记着呢，”她喃喃地说，“可我已忘了那么多。”
　　“我也是，但是我敢打赌我们忘的事是不同的。”
　　她格格地笑了，又满怀心事地说，“或许现在你信任我可以告诉我了吗？”她说。
　　“信任你告诉你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事我能选择吗？”
　　“我的小和尚，”她说，搅着我的头发，“坐在他的小跑车里。”
　　“什么？”我的睡意一瞬间跑掉了。
　　她的手指在我面前摇动着；一副“我抓到你啦”的神态，说：“我看见你追求那个吸毒过量死了的小歌手了，她叫什么名？野花？在威尼俱乐部，大约六周以前。干得轰轰烈烈呀，嗯？”
　　我坐直了，肚子上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但立即我意识到凯瑟琳以为我去夜总会的目的是玩，而不是暗杀。抵赖是不可能的。
　　“你的壁橱里没有那套美妙的衣服，你没开那套美妙的车，你到底住在哪儿？”
　　我有几十个答案，但脑子飞速运转，舌头却笨得结巴起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地方。都是我借的。”
　　“从谁？”
　　我闭嘴了，甚至无法开始对她讲。
　　“你知道，我想，我相信你。如果你有闲钱买意大利跑车和后台浪漫，你会花在我身上的。”她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向她那堆衣服走去。“我以为你最终有点言行一致了，会有胆量开着那同样的脚具来见我呢。”她拿起一小块布套在腰间，接着说：“但你又输了，医生。还是一个被遗弃的锯骨头的外科医生。”她又在胸前围上一小条薄薄的东西，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了什么，“这错误代价太高了，医生。看看这个。”她镇定地把手摊给我，一个政府检验室发的红色纸条在她的手掌里。
　　我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不愿意费力去拿。我的笑使她好奇得脸色发白。
　　一时间，我几乎要发怒了，我花了钱，又一次受了骗，最后这一击几乎使我疯狂了。但传染病组织说过，报仇是我自己的事。我收拾起我的衣服，拿到卫生间，洗了洗脸，穿上衣服，重新查看了一下枪。
　　所有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知道死到临头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说，“有人隐藏起来，有人在宗教里找到安慰，许多人根本不在乎。个别的则喜欢与别人同病相怜，急不可待地把每个人都传染上。你，凯瑟琳，属于最后一类人。”
　　“别振振有词地了，我们走吧。”她的声音单调，疲劳。
　　我没有做出她预期的反应，所以她对我失去了兴趣。站在门边，她的手搭在门锁上。
　　“这是特殊的时刻，凯瑟琳。我从没告诉你我工作的真象，对，工作，没对任何人说过。你知道，你在社会上声名狼藉。我只是今天下午才知道。”
　　“知道你以前的妻子常外出有什么特殊的吗？你瞧，这多没劲。我们走吧。”
　　我抱歉地摊开两手，“你哪也不能去，永远不能了。”
　　她朝我走过来，三步，抡起手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我麻木得感觉不到了。
　　“凯瑟琳，我很在意你的性生活，根本不在乎你的健康状况。但命令毕竟是命令。古人说什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张红纸条来自政府检验所，我是一名军医，有一种瘟疫在流行，你是一个传播者。你知道野花吧？那么再猜猜：我在那里干什么？”
　　我看着她的脸在那里盘算着，努力排除那惟一的解释。没有生路。我想是我毫不在乎的态度让她失了勇气。
　　她脸色惨白，下唇颤抖，开始朝门退去，门已被我锁了。她的眼睛惊恐地说，我知道我要死了，但不要今天。求求你了，上帝啊，不要是今天。
　　她看着我瞄准了她的脖子，却在我开枪那一刻本能地打了一下我的胳膊，子弹正射进她的左眼。
　　毒素作用得很快，但那要靠身体吸收。眼睛那部分的供血不很充分，所以凯瑟琳有几分钟的时间尖叫着抓着自己的脸，浓浓的液体流到脸上，直到她被麻醉了。
　　我扶住她，把她放到床上，用枕头挤住，然后转身坐在椅子里，看着她清澈的海蓝色眼睛盯着我，最后暗淡下去，她的嘴唇变成蓝色，她死了。

　　这年头，医学真让人不愉快。我们这些人买了农场以后，聪明的人就不得不被搅在其中，因为没人主动选择它。当然，我不该抱怨，如果没有传染病组织的清理小队，我永远也找不回自尊了。换一个人就会被这个活地狱般的女人击败了，但尽管我今生最后一次爱的感受结果是场骗局，我毕竟能把自己从情欲的罪恶中拔出来，用自己的手保持了尊严。
　　没有必要等着得肺炎了。等我跟政府检验所打上交道，三周后他们就会把我的工作取走了。清理完这个特殊的任务以后，我就可以永久地休假了。
　　所有的毒素都准备好了，一百毫升。一扣扳机它就会流进我的动脉里，把我像一线光一样带走了。
　　这个带菌者脸上愁苦的表情消失了，静静地坐在我的床上，稍带着一丝空虚的好奇。
　　我最后的希望是，当军方职员来把我们抬到停尸房时，只是认为我把工作带回家来干了。因为人们的目的是看到那些印在信息单上的情报，而我脸上呈现的平静与沉着才是专家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