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

一个大小半尺的原木相框摆放在书桌的上端。十五年了。由于居室靠近阳台，灰尘很大，每隔一段时日都得扯一块棉花擦拭一次；不然，里面的面影和衣衫很快就给弄模糊了。

这是朋友为晚年的父亲拍的一帧侧身照。

父亲身后的院子，那砖墙，小铁桶，孩子种的花草，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如果说院子是一个小小王国，那么父亲就是那里的英明的君王。他以天生的仁爱赢得儿女们的尊敬，以他的勤勉和能力，给王国带来了稳定、丰足与和平。作为一个乡村医生，他对外施行仁义而非“输出革命”，所以，邻居和乡人也会常常前来作客，对父亲的那份敬重，颇有“朝觐”的味道。我最爱看傍晚时分，他忙完一天活计，一个人端坐在大竹椅上那副自满自足的样子。但是，自从院子的土墙换成了砖墙以后，他就迅速衰老了，目光里仿佛也有了一种呆滞、茫然的神色。只是照片里的父亲很好。在拍照的瞬间，父亲因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兴奋呢？我猜想，一定是他喜爱的孙儿一个顽皮的动作逗得他发笑，要不就是拍照的朋友让他做一个笑容的时候，他笑着笑着便真的笑了起来。总之脸部很舒展，很明亮，很灿烂，让人看了会马上想起秋阳照耀下的一株大丽菊。

父亲是乡下少有的那种爱体面的人，而他也确乎能够维持相当长一段体面的日子。自从六十年代末，他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委顿了。遭遇了一场政治迫害和人身攻击，他会发现，他在周围一带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年近古稀，再没有可以重建的机会，何况运动的险恶随时伺机而起呢。

那时，父亲被撤销了大队卫生站医生的职务，还曾一度被剥夺了行医资格。这个打击是沉重的。由于命运的戏弄，过了一段时间，我居然做起了医生，辗转以至终于代替了父亲的位置。这种叫做“子承父业”的情况，应当令父亲感到宽慰的了；但我发觉，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老屋行将倾塌，七十年代初，我通过多方借贷，重新建造了一座青砖大瓦房。 建造期间，父亲是兴奋的，忙碌的；他总喜欢包揽或干预一些事情，譬如给人计算砖瓦账之类，但当见到我走近，有时竟会中途突然停下来。我总觉得那神色有点异样，但是形容不出来，也无法猜度那意思。他总该不至于嫉妒起自己的儿子来了罢？大约在这种场合，他觉得他的存在有点多余，或者自觉已经失去了干预的能力。无论如何，属于他的王国是被摧毁了。在父亲看来，像建屋这样的大事业，是只配他一个人来撑持的。他是惟一的顶梁柱。他应当把巢筑好以后来安顿他的儿女，让儿女在他的羽翼之下获得永远的庇护；而今，事实证明了他不但无力保护，反而成了被安顿的对象了。他不愿意这样。

然而，时光同世事一样无情。这是无法抵御的。

后来我到了省城做事。每次回家，都看到父亲明显地一次比一次衰老。终于有一天，父亲一病不起了。

父亲中风卧病半年，我不能请长假照顾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匆匆回去看望。最苦的是父亲不能言语，只能呆呆地望着床沿上的我；有时，我能看到他眼里的闪烁的泪花。一天，大家都说父亲不行了，要我请理发师傅给他理发。在乡下，老人临终前，理发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我不愿承认父亲的大限已到，更不愿父亲承受这样的折磨。为了这件事，我足足犹豫了几天。周围的人们都来劝说我，说理发是为父亲好，他到了阴间以后会如何如何。我同意了。

我把村中的理发师傅请了来，亲自将父亲强扶起来，又叫了两个人帮忙抱住他坐好。当剪刀刚刚落到他的头上，他的身子猛的一抖，眼睛在刹那间露出极度惊恐的神色。父亲一切都明白了！我的眼泪忍不住刷地流了下来……

我要一万遍诅咒乡间的恶俗！一万遍诅咒自己的愚蠢和残酷！就在父亲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我用自己的手，掐断了他也许一直在苦苦抱持的生之希望，只一掌，就把他推向黑暗的永劫不复的深渊中去了！

每当想起父亲，我都会不时地想起他最后留给我的惊恐的一瞥！所以，相框虽然摆在桌边，也常常有着不愿重睹的时候。我曾经将照片放大了一张送给姐姐，她不要，说是见到父亲的照片要哭的。我知道姐姐，她比我更深地爱着父亲。

父　　　亲

刘亮程

我们家搬进这个院子的第二年，家里的重活开始逐渐落到我们兄弟几个身上，父亲过早地显出了老相， 背稍重点的东西便显得很吃力，嘴里不时嘟囔一句：我都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他觉得自己早该闲坐到墙根晒太阳了。

母亲却认为他是装的。他看上去那么高大壮实，一只胳膊上的劲，比我们浑身的劲都大得多。一次他发脾气，一只手一拨，老三就飞出去三米。我见他发过两次火，都是对着老三、老四。我和大哥不怎么怕他，时常不听他的话。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一到这个家，他便把一切权力交给了母亲。家里买什么不买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他看上去只是个干活的人，和我们一起起早贪黑。每天下地都是他赶车，坐在辕木上，很少挥鞭子。他嫌我们赶不好，只会用鞭子打牛，跑起来平路颠路不分。他试着让我赶过几次车，往前走叫“呔球”，往左拐叫“嗷”，往右拐叫“唷”，往后退叫“缩”，我一慌就叫反。一次右边有个土疙瘩，应该喊“嗷”让牛向左拐绕过去。我却喊成“唷”。牛愣了一下，突然停住，扭头看着我。我一下不好意思，“嗷、嗷”了好几声。

我一个人赶车时就没这么紧张。其实根本用不着多操心，牛会自己往好路上走，遇到坑坎会自觉躲过。它知道车轱辘碰到疙瘩陷进坑里都会让自己多费劲。

我们在太平渠使唤老了三头牛。有一头是黑母牛，我们到这个家时它已不小岁数了，走路肉肉的，没一点脾气。父亲说它八岁了。八岁，跟我同岁，还是个孩子呢。可牛只有十几岁的寿命，活到这个年龄就得考虑卖还是宰。黑母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副木讷神情。鞭子抽在身上也没反应。抽急了猛走几步，鞭子一停便慢下来，缓缓悠悠地挪着步子。父亲已经适应了这个慢劲。我们不行，老想快点走到想去的地方，担心去晚了柴被人砍光草被人割光。一见飞奔的马车牛车擦身而过，便禁不住抡起鞭子，“呔球、呔球”地叫喊一阵。可是没用，鞭子抽在它身上就像抽在地上一样，只腾起一股白土。黑母牛身上纵纵横横地爬满了鞭痕。我们打它时一点都不心疼。我们似乎觉得，它已经不知道疼，再多抽几鞭就像往柴垛上多撂几把柴一样地无所谓了。它干的最重的活就是拉柴禾，来回几十公里。遇到上坡和难走的路，我们也会帮着拉，肩上套根绳子，身体前倾着，那时牛会格外用力，我们和牛，就像一对兄弟。实在拉不动时，牛便伸长脖子，晃着头，哞哞地叫几声，那神情就像父亲背一麻袋重东西，边喘着气边埋怨：我都快50岁的人了，还出这么大力气。

父亲一生气就嘟囔个不停。我们经常惹他生气。他说东，我们说西。有一段时间我们故意和他对着干，他生了气就跟母亲嘟囔，母亲因此也生气。在这个院子里我们有过一段很不愉快的日子。后来我们渐渐地长大懂事了，但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父　　　亲

止庵

我在东北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再加上些别的，编成一本《樗下随笔》出版。这个时候，我父亲沙鸥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半年──我把这样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因为它们是有关系的。当初编辑是向他约稿，他把约稿信转给我，叫我写。我的第一篇随笔就是这么写出来的。以后陆续地写，承蒙报纸和编辑的厚爱，陆续地登出来，我把剪报寄给父亲看，他就一再来信鼓励我多写，将来争取出本书。可那时我劲头儿总不太足；就是现在我也想文章其实是可以不写的，自己花时间写文章而不去读现成的好文章，别人又花时间读你的文章，这是否值得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后来突然得知父亲患了绝症，我好像受了棒喝，我想我真的应该赶紧有点作为，不然他就看不见了，那么他就会对我感到失望，过去的很多年里他真的是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的。在他最后一年的那个夏秋之际我写了很多；说来好久我不曾这样用功，由于我的疏懒与散淡，荒废的时间是太多了。我每写成一篇文章就送给父亲看，我看见他总是很高兴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病情越来越重。随笔集编好后我正好要出差，就把书稿留下请他再看一遍。我回来时他告诉我，他已一行行地数过了，距离出版社要求的字数还差若干，应该再补写一点。父亲病危时我对他说，您怎么也要等到我的书印出来，不然我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去世后我也想过，等拿到样书我会呈一册到八宝山公墓他的灵前，但我也知道这是没有什么用的。父亲曾经说过对我的将来他是放心的，可这句话里就有太多的遗憾：他看不见我的将来了。父亲不在了，我感到特别寂寞，这寂寞令我窒息，很多应该和他说的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了。人生如果可以形容是出戏的话，它至少是要演给一个人看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可我的戏还得演下去。记得将近20年前我与他在汉口见面，那时我还很喜欢李清照，从《全宋词》里抄出《漱玉词》成一小册，其中有断句云：“何况人间父子情”，现在我知道那个意思了。我也常常体会这“人间”到底是个什么词呢，的确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只有放到特定的人与人之间才有它特殊的意义，这大概也就是《圣经》开头说的“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种光罢。

在文学方面，父亲教导过我多年。但是在他生前我从未著文谈过此事，这一是因为我学而无成，二是我怕人言可畏，反倒对他构成伤害。我在1981年以前写的诗差不多逐首都经过他的修改，我只是在我的诗集后记里隐晦地写了一句“我起初写诗可以说得自家学”的话。现在我要想公开说出我的感激之情也已经晚了。父亲病危前我刚刚写完《杨绛散文选集》的序言，他非常衰弱，可还是坚持着把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看了两遍，并给我指出写错了的字，这是他最后读的东西。他去世前一天，我去医院，他还记得叮嘱我抓紧把与出版社订的合同签好寄出，那时他说话都很艰难了。作为父亲的世界的一部分，我想尽量实现一点他的希望，既然他有这个希望，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显得好一点儿，只是时间不够了。现在，我的书终于出版，可惜最想看到它的那个人看不到它了。

注：《父亲》三篇选自2000年10月9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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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个成年人分别写他们的父亲。三个父亲的形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作者在选材的侧重点上有什么不同？写法有什么不同？

不妨把自己的父亲同这三个父亲比较一下，想想怎么写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