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龙舟竞渡话端阳
41 龙舟竞渡话端阳
我爱端午节。 端午亦称端五、端阳,又称蒲节,而我的家乡称为五月节,正如中秋被称为八月节,通俗的称谓也。 我爱端午节,可不是为了免于逃学的自由。因为这天私塾放假也不过一天半天,这个自由有限得很。我爱的是端午的风俗。 这风俗,不仅在于划龙船,此外还多得很呢!这天家家门上要悬挂蒲和艾;堂上要挂判官画像;中午要吃雄黄酒,全家要吃粽子;小孩儿要穿老虎鞋,女孩儿胸前要挂上一连串特制的饰物,按即所谓的“端午索”;男孩子额头上还要用雄黄写上个“王”字,以避五毒;艾叶还要点燃,艾香扑鼻,据说是辟邪的。……可说名目繁多,而且大都集中于端午这天的正午时演出,够热闹的了。而全市商店一到正午时刻,家家上门板,打烊休息。这时候,即使是欠下商店债务的人,也敢于出头露面,债主再也无权逼债了。过了中午,人们吃过雄黄酒,酒醉饭饱之后,这才整其衣冠,到运河两岸看龙船去了。 我没研究过风俗学。据猜想,风俗也是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吧?例如端午节,我虽说不出它始于何时,但它似乎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纪念我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的,据说他在阴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沉,龙舟竞渡便是为了凭吊他;粽子,也是为了投入江中祭奠他的。一是辟邪,可以称为辟邪节,或者可以径说是个卫生运动日。因为剔除了它外面的迷信色彩,它是颇有点科学性的。但是我们没人对这些风俗进行过研究,而一概以封建迷信目之,加以反对,这也算不得真正科学态度。日本人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开明些,它虽然在明治维新时期大大欧化了,而日本固有的风俗比我们保存得多。比如茶道、花道、和服等等,至今未废。甚至在中国已经失传的 《兰陵王入阵曲》的舞蹈和唐乐,在日本还被保存下来,也是由于传统的风俗未遭破坏之故。──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再说我们的端阳节吧。门悬蒲剑,说可以辟邪,我不知有无道理,待考。但悬艾叶 (应称“艾虎”,是药物),那确有道理。现今我国的针灸学已经跨进国际医学界了,其中之灸,至今还是用的艾绒。幼时我家在中午拜祭钟馗这位判官老爷时,要将艾叶焚化,艾香四溢,如果不叫做“辟邪”,而称之为驱除蚊蝇之类烟熏剂,岂不是卫生之道?至今农村中还以艾绒搓绳,燃之以驱蚊蝇,更是明证!至于雄黄也是药物,载之《本草纲目》,它在医学上作为解毒、杀虫之用,外敷治疥癣恶疮和蛇虫咬伤。端午节内服雄黄酒,额上用雄黄写个“王”字,可说是外敷。它们都是为预防五毒咬伤之意,何尝是什么迷信? 至于悬挂判官钟馗像而拜之, 自然是迷信之举了;但他可以捉鬼,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总还给老百姓以精神安慰吧?当然,关于他的传说,我颇不以为然的。据说,他是唐玄宗患疟疾时梦见的一位大鬼,专捉小鬼而食,自称是曾应举不第,遂触阶而死的鬼魂。经这一吓,倒把唐玄宗的疟疾吓好了,因而命吴道子画了钟馗像以赐群臣。这位钟老爷只因考试不取,便触阶而死,未免太认真,或者说是太迷信考试了。你有真才实学,何必要那“学位”?至于唐玄宗因此便命大画家画其像而供奉之,也叫少见多怪!或云,钟馗实无其人,本是一种植物,叫做终葵,可以驱鬼;后人遂谐音而创造出一个钟馗来。如此,终葵大概是专驱疫鬼的,把他放到端午节来祭奉,其目的也似在驱除病疫了。这和雄黄、艾叶可算同一作用。不过神话一经成立,他自有艺术生命力,我们至今还是宁愿有个钟馗这样好判官,而不去信什么终葵了。童年时代,每到端午,我家也挂出一幅钟馗像的,不知是何人手笔,──自然不是吴道子的真迹,后来却颇怀疑是我父亲所作,但也没问过。这幅钟判官也画得可爱,应该说,他并无一般的“神”气,却极富于人味。只可惜早不知它流落何方了。后来,看到各种戏曲中的钟馗,愈觉他可爱得很!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钟馗嫁妹》或《李慧娘》中看到他貌似狰狞、其实妩媚的形象,他是不朽的了,但却和端午节脱离关系,未免可惜。否则,每逢端午,家家客堂里都悬上一幅我们田原同志画的《鬼敢来乎》,岂不也可美化生活?──不过中青年知识分子之家大多除外,因为他们的住房还有待落实,那来的客堂? 拜过判官之后,便可午餐了。但我首先要去抢那被切开而涂上雄黄的咸鸭蛋来吃。这份鸭蛋,似乎是放在天井里被正午太阳晒过的,这不知所为何来。但蛋黄,自然也连带雄黄,还是好吃的。之后,坐上桌子进行家宴了。这天的菜自然较为丰富,在我们这种小康之家,有两样菜似乎必不可少:一是拌凉粉,二是炒鳝鱼。前者可能是表示暑天降临,后者呢,据我揣测,它可能是五毒之一蛇的代用品,表示征服了它吧?这种家常式的炒鳝鱼,是不及菜馆里“炒软兜”了,但加上少许韭菜,撒上胡椒粉,也还是别有风味的。这两样菜都是我喜爱之物,因此,另外还有什么大鱼大肉,都视若无睹,也就记不得了。而且,这顿饭吃得特别快,因为我急于要去看划龙船。 可是大人们并不着急。母亲和嫂子们要梳装打扮,父亲和哥哥们也要着上新衣,而且要我也穿上长衫和马褂!这真够讨厌的了!长衫,基本是杭绸的,但上半截却是夏布,这叫做“两截围”。我的第二位老师顾大先生夏天便穿这种长衫。理由呢,是绸衫遇汗粘身,其实是节俭之道。而且外面套上黑纱马褂,也看不出两截了。我,十岁左右的孩子,也长袍马褂穿起来,确实是一副清代遗少的形象,虽然此时已没有辫子,连“马桶盖”也早革除了。这种穿着,在当时我是无力也无法反对的。因为母亲曾经一再自夸过,在光复以前最穷困的年代,她对孩子总要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即使打个补钉,也补得一眼看不出来,而何况现在? 全家男女终于出发了,出东门径奔轮船码头而去。在大闸塘稍下南岸,有好几家轮船公司,其中有招商、太古、戴生昌等等。我父亲是经常乘轮船到镇江转上海的,是老主顾,因此可以得到在戴生昌或招商的码头上占一席地。当然只有站着看了。要看得清而且舒服,那要雇条木船在河中看,这可是要官家或绅士财主才可以的,我们只好站稳老腿了。 龙船竞赛,其实早就开始了。锣鼓震天,彩声四起。只见那一艘艘装有龙头龙尾的彩船上鼓手们挥舞鼓槌,大有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姿态,锣手们敲个不停,拼命让自己的船追上前者,好不热闹!而我的长衫马褂便在这时候一一脱去了。 但精彩的表演还在后头:那是凫水英雄们个人表演了。据我记忆,这种表演至少有三种:一是咬鸭蛋壳,二是追鸭子,三是水底捞月。这都是由看官们出彩头而由凫水者争夺的。 我不知鸭蛋与端午节有什么相干。中午既吃了咸鸭蛋,凫水者又要争咬鸭蛋壳,总该有个道理吧。这也有待风俗学家解答了。但争蛋壳的表演是精彩的。一只被掏空的鸭蛋壳,既轻且滑,有钱的看官们将之抛入河中,好些凫水能手便都向它凫去。但水动,蛋壳也随之漂去,因此凫水者总难追上它。即使有巧手追上,但张口一咬,它每每又溜走了。这一争夺战要持续好久,两岸上发出欢呼之后,每每又是同声叹息。当然,最后总有能人咬住蛋壳的,于是夹岸欢呼,凫水能手也得到赏赐。 追鸭子,据行家说,那是颇为残酷的。鸭子头顶用刀划破,创口上涂以水银,它疼痛难忍,放入河中便钻到水下;鸭顶见水愈加疼痛,只好再钻出水面。而凫水能手们四方追来,鸭子更拼命逃走,甚至向大闸塘上游凫去。水中健儿要溯流而上并与漩涡相搏斗,当然是精彩的表演,会获得万众喝彩的。最后,捉住逃鸭的英雄,高举他的俘虏钻出水面,自然又获得一笔赏金。 至于水底捞月,并不好看。它是由船上高官贵人们掏出一枚或几枚“袁大头”抛入河中,凫水英雄可以一个猛子栽到水底将它含出水面,这彩头便归他所有了。这种表演太简单,它不过让那些达官贵人显示其阔绰而已。我对此是很反感的。自然,即使是上两种表演,虽然精彩,也都沾上铜臭,如果像现在体育运动那样,由国家发给奖杯或金牌,岂不美哉? 今天,是我过第七十六个端午节了,但寂寞得很!长江大桥上下,如果有百十只龙舟在竞赛,将是如何壮观!体育项目里虽有快艇比赛,但龙舟竞渡这一群众性的水上运动不仅可以加强国民体质,也可以丰富群众文娱活动,何乐而不为呢?全中国好像只有广东以及几个少数民族还保留这一美好的风俗,以偌大一个中国来说,岂不也太寂寞了吗?近年,由于农村富庶,许多民间文娱活动都恢复起来了,比如荡湖船、舞狮子、踩高跷以至舞龙灯都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可是龙为水中物,只让它在陆上飞舞,岂不有蛟龙失水之叹? 今天,正是我国伟大诗人屈原逝世2 262年忌辰,但还没听说有什么全国性的纪念活动。而活着的人倒有人捧场纪念,这是可悲的事!不知中国的诗人们作何感想?记得抗战期间,诗人们曾一度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可是全国解放后,反倒无人提起了。这是因为我们的诗人都已获得解放,再用不着请屈原老先生帮忙了呢?还是觉得他老先生怀沙自沉未免消极不足为法呢?…… 我不是诗人,只有咬着粽子写下这段回忆来。这段回忆在我童年生活中倒不寂寞,可是放下笔来倒感到异常的寂寞了! ****** “我爱端午节”,端午节好风俗!悬蒲和艾,挂判官像;吃粽子,饮雄黄酒;穿老虎鞋,戴端午索;赛龙舟,追鸭子……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千年的习俗,包含朦胧的科学意识,也有热切的理想希望。 作者认为风俗“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结合本文谈谈你的认识,你也可以举你家乡的风俗为例,说说你的体悟。 积累下列词语 打烊凭吊凫水富庶题外话名目繁多 视若无睹岂不美哉蛟龙失水 有关资料 端午节的由来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亦称端五,和春节、中秋并列为最重要的三个节庆。“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相传在战国时代,屈原以忠被谗,投汨罗江而死,后人便在五月五日系粽子投江、划龙舟竞渡纪念他。以后代代相传,这天便成了重要的节日。 龙舟竞渡话端阳①选自《十年散文选》(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