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组织的就离婚
听组织的就离婚
是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久才接她的话，而说的只是一句废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就这意思，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说：“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她说：“不是。”
我说：“那就怪了，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她说：“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我说：“就为这个？那我跟张国庆说说，让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结婚呢？”
她说：“不，我要结婚。”说得很平静，又坚决，显然是经过深思的。
我责怪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她说：“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反正我要跟他结婚，你叫他离婚吧。”
说罢掉头就走，我喊都喊不住。
她走后，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好像是被这突然的事吓傻了似的。事情说来是有点荒唐，她要结婚，不跟张国庆去说，却跑来跟我说，好像这是我下给她的任务似的。但荒唐归荒唐，我还不能不管，虽然这说起来不是什么工作，但归根到底，就是工作。因为，我知道她这人的脾气，你不顺着她来，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来个不吃不喝，压上三天床板，我急得要跳起来。她是天使，我是凡人，没办法的，只有顺着她来。就这样，我找到张国庆，把事情先问了，然后又说了，最后要他表个态。
张国庆倒说得干脆：听组织的。
听组织的就离。
就这样离了。
其实，不听组织的也得离，事情就这样的，没有回旋余地。余地都在天使那边。天使正在用不停地破译一部部密码这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她越发像个天使，我们只有越发地跟着她跑，而且坚信跟着她跑，不会吃亏的。
那边才离，这边就结了，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讲究，不避讳，像是两个世事不谙的小年轻。婚礼很简单，他们处里的人，加上我，聚在一起，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点儿糖果，道了点儿祝愿，算闹了洞房，天地作证了。就在闹洞房之际，黄依依几次啊啊的干呕不止，让所有过来人都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她已有身孕！
至此，黄依依为什么这么急地要同张国庆结婚，不言而喻。但无人想得到，在这个表面的原因之下，其实还藏着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秘密。原来，黄依依虽然结过两次婚，而与她有过云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多，就我所知——那一沓告状信！我想，至少在两位数之上吧。但是，这么多男人，这么长时间，黄依依却从未有过喜——或者有过忧。这是她第一次怀孕！连黄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这么多男人，惟独张国庆才为她“开天辟地”，而且似乎还不是开始就灵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磨合、等待，好像她的生育机制里上着一把神秘的锁，只有张国庆才能慢慢打开。
这确实让人感到神秘，神秘得似乎只有用神秘的缘分来理解，来接受。既然这是缘分，是天地之约，是独一无二，是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好犹疑的？所以，她才这么坚决、霸道地要同张国庆结婚——张国庆仿佛天定是她的！
找到了天定之郎，现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按理应该大庆大贺。可是，我却无心庆贺。我忧心忡忡着呢，因为这哪是她黄依依生儿育女的时间？什么事都是有时间地点之区别的，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性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是，我又怎么开得了这个口？这是天地之约的果实，而且黄依依的年龄——年近40，哪是可以随便折腾的？就这样，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是天地之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把我夹在中间，如何是好？我犯难着呢。
但是，最后我还是站在“国家利益”这边，对黄依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拒绝是想得到的，结果却是想不到的。有一天，张国庆来跟我要车，说黄依依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医院在一号山谷，以前黄依依跟老王好时，经常一个人徒步来回，只是如今不但没了这份心情，似乎也没了这个身子，加上又遇身体不适。车子来回当然快，没有两个小时，黄依依从医院回来，径自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就莫名其妙地甩给我一句：
“这下你高兴了。”
原来，去医院看病，确诊是一般的感冒，医生明知什么药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却颗粒不给，理由是这药对孩子不好。黄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之后，她至少两次并多日服用过此药。医生把药拿来，把说明书上的“孕妇忌服”几个字指给她看，并加以口头说明，说得她心惊肉跳的。
医生总是危言耸听的。
母亲对孩子总是小心谨慎的，不论是对身体外的，还是身体内的。
权衡再三，黄依依作出了“让我高兴”的决定。
我确实感到高兴，却浑然不知，这份意外的高兴中，已可怕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黄依依死亡的阴影。几天后，我在医院看见黄依依硬冷的身体时，突然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她遗体前。当时，我心里直想骂那个危言耸听的医生。因为，是她首先敲响了黄依依死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