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张光年

　　《黄河东流去》是新时期我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是李擎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宝贵贡献。对于李凖同志艺术上的新成就，他的这部作品新近荣获茅盾文学奖，文学界同志们都很高兴。我谨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黄河东流去》写的是一九三八年（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造成黄泛区人民十年浩劫的悲惨遭遇；写的是河南灾民扶老携幼，仓皇西逃，在饥饿线上、死亡线上奋力挣扎的血泪史。多少幅惨不忍睹的流民图，组成了这部难民小说。你以为它是苦涩涩，破烂烂，惨兮兮，引不起美的欣赏的乐趣吧？你猜错了。它是一部好看的书，引人人胜的书，写得漂亮的书。迄今重读时候，随手翻到其中某一部分，还是很感兴趣，吸引人再看下去。而且不少地方，仍有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力量。李凖的文笔是朴素的，浑厚的，虽也有几副笔墨交替使用，却看不出卖弄玄虚之处。他的这部五十多万宇的长篇，也不是没有败笔，没有结构上的可议之处。那么，它那吸引人、感动人的艺术魅力何在呢？
　　这是语言艺术的魅力，用精心挑选的话生生的人民语言描画人物的功力。从这本书里，随处可以读到一些多姿多彩、富于表现力的散文。作家以雄浑的笔力，写黄河景色的变化多端，令人神往；写三门峡行船之险恶，写浊浪排空吞没赤杨岗之猛烈，吓人听闻；写成群结队的流民大迁徙，写洛阳郊区、西安城下难民营的纷乱场面，都使人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作家只要精选若干句最富于个性色彩的对话，通过两三个富于动作性和独特性的细节，就能够把一个个（全书可举出二十几个）独特的人物形神兼备地跃然于纸上。这是真功夫。不是对人民生活、人民语言十分熟悉，不是对文学语言认真钻研过的，无法收到这样良好的效果。
　　李凖的文学语言的吸引力，同他笔下的幽默感是分不开的。他的幽默感，一向表现于对待生活的开朗的、机智的、乐观的态度，包括乐观的自嘲成分。这种语言的幽默感，带有河南农村的乡土气息，而淘洗了那些过于生僻粗野的东西。可是在《黄河东流去》一书里，他的机智的幽默的笑声，却带有沉郁的、悲忿的音调。有如他在本书第四十五章描写李麦的歌声：“她唱歌的声音是忧郁的，但脸上的表情却是快乐的。她的歌子总带点解嘲的味道。”我们从长松买地、王跑赶驴这些十分精彩的章节中，不是随赴可以听到这种苦笑的歌声吗？这是带泪的笔，是深刻的幽默。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显示出作家认识力和表觋力的深化。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这十年浩劫的磨练，每一个中国作家思想上都体会到一种顿悟的境界。顿悟的内容和程度不尽相同，随后的趋向也不尽相同。有的人“顿悟’’之后，离开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同生活的趋向、时代的趋向越走越远，这是令人遗憾的。而李凖同志同我国大多数作家们一起，经过痛苦的思索，越发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发扬了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当前生动括泼的一场真与非真、美与非美、高与非高、新与非新的艺术上的自由竞赛中，经受住了生活实践的检验。作为一个对新文学有深厚感情的人，每读到这样的作品，我总是怀着赞佩的、感激的心情。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这十年浩劫的磨练及随后的顿悟，淋浴者新时期时代精神的光辉，再来处理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八年黄泛区十年浩劫这一不堪回首的繁重题材，作家的立意就不同凡响了。李凖同志在本书卷首写道：《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果然，李凖笔下写到的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王跑、老清、春义这七个农户、二十几个男女老少受难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是他们（她们）按照生活逻辑、性格逻辑的发展历程，表现出各自的坚强生命力和互助互爱的优良品质。就像书中女强者李麦所说：“关天关地一个人来到世上，就得刚强地活下去！”正是这种经得住九蒸九晒的中国人民的刚强性格，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十年浩劫，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拨云雾而见青天！
　　《黄河东流去》写出了我国农民像黄河那样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也写出了像黄河泥沙那样来源悠久的、我国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但是，这位作家远不是“二重人格”论者；更不是一味欣赏并美化我们“国民性”的消极面，硬说这些消极面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永世长存的“文化传统”！不！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李凖以爱护的同情的笔墨，写到农民的落后意识如何在大难中妨碍着他们迅速觉醒；随后也写到他们在受难与互助中如何逐步地、不同程度地摆脱着他们的精神负担。他写得好，写得真实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以其艺术的说服力，印证著作家从生活本身得到的深刻感受：“在他们身上闪发出来的黄金一样的品质和纯朴的感情”，“这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见本书《开头的话》）”。我是理解并赞同李凖同志的上述感受和见解的。不久以前，我曾在一个郑重的场合，提出自己的热望：“丰满地塑造带着沉重历史负担、面对重重困难而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写出无愧于中国人称号的中国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我不过是说说罢了。李辈同志却是说到做到了。
　　说到我们的国民性，有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人物身上，有各自不同的表现。虽然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却不是一半对一半。说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有优根也有劣根。只有那些牢牢扎进大地深处延伸滋长的坚强根干，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说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黄河、长江那样伟大深厚的优良传统，也有那些沟沟洼洼之内长期封闭的、愚昧的、落后的不良传统。我们要发扬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古为今用。我们要发扬的是历史上的大禹精神，屈原精神，陈涉、吴广精神，乃至传说中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以利于我国人民大众刻苦自励，奋起直追，挺立于现代世界的民族之林。我们并不忽视国民性中的消极面，决不轻视或回避那些来源悠久的劣根性，那些剥削阶级精神奴役的烙印，那些不良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根须。那些东西长期地紧紧拖住我国人民的后腿，甚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作起来，为野心家所利用，在十年动乱中演出种种丑剧；经过拨乱反正，至今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敌！我们要深刻地描写它们，小是为了欣赏它们，美化它们，赞叹它们；而是帮助人民大众解除沉重的精神负担。存在决定意识。我们坚信，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时代巨浪，势如黄河长江，不舍昼夜地奔腾前进，大浪淘沙，终究要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淘洗掉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污垢，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我们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我国作家正在动用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加人到这个时代巨浪中，以笔当桨，协同鼓浪前进。
　　我还想对《黄河东流去》的艺术结构提一点不确定的意见。李凖同志在本书开头告诉我们：“我在创作实践上想作一点新的探索。”我想，他首先指的在主题的开掘，在人物描写的真实性（“美于生恬’’、“真于生活”），乃至在语言的幽默感上，将有些新的突破。那么，这些是很好地做到了。如果也指的是抛弃以往常用的众星拱月式的对一两个主要人物的集中描写，而采取所滑板块式的结构，群像式的画廊，那就有所得也有所失了。得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面和众生相，更丰富的性格色彩和精神风貌。失掉的是更光彩更厚重的典型质量。李凖笔下的李麦、徐秋斋、海长松、蓝五、王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活生生的人物，几乎每个着笔较多的都是一个典型形象，即都是具有时代社会意义的个性描写，都有一个探索未完的精神世界。以李凖同志丰富的生活知识、艺术经验和雄健的笔力，以这部作品透露出来的厚积薄发的创作潜力，如果当初笔力更集中一些，精力更集中一些，他的典型人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定更深，打动人心的程度一定更重，这种艺术典型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贡献也就更大了。才情分散者收到分散的艺术花果，笔力集中者发挥集中的艺术功能。这是近几年阅读当代优秀中长篇作品时的深切感受。我只能说这种感受是真诚的，经过反复思考的，却不敢说是完全正确的。其实是老生常谈，也留待实践的继续检验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十日